从边陲历史看中华民族之认同
基于一种宏观的视野，若将边陲历史置于华夏文明推进这样一个大的时空架构中来考察，如此，不仅可深刻勾勒其与“中心”密切互动的脉络，透视国家整体的历史形貌，亦可联系当下的社会情境，展现历史与现实的某种关联。土司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国家始终在场，边陲地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则是王朝存续的保证，可以说边疆政治牵动着王朝安危的敏感神经。在“民族—国家”时代，这种认同更成为“中华民族”这一“国族”建构的先决条件。本著对于桂西土司社会历史与文化的阐述，描绘出一幅可视的边陲各阶层认同取向的“心理构图”，从而揭示了具有涵盖性和统合性的“中华民族”认同无远弗届的文化基础。
自“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民初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它便成为鼓舞中国人最强有力的象征符号，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凝聚作用。[15]尽管对于这样的“国族”概念，人们可能有不同的见解，[1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更视之为“想象的共同体”。[17]然而“想象”的民族认同不是“捏造”，而是形成融合群体认同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Le Fait Social）。[18]更何况中国拥有几千年不曾断裂过的文明史，无论王朝如何更替，文化根基依然存在，为人群的互动、整合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厚环境，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历史与现实依据的理论张力。
在诸多对中华民族的研究中，费孝通提出了极富创见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在更高的理论平台上对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格局进行了统合与诠释。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指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9]
在多元一体形成的过程中，“华夏”，也即后来的“汉族”，不断吸纳其他族群成分而日益壮大，其文化与文明也不断向周边扩散，为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费先生的论断高屋建瓴，通过一个历时的视角，勾画出中国多元民族社会国家整合、人群融合的图景，这一思路也准确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脉络。不过费先生仅提供了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和构想，需要更为具体的案例来充实。譬如，各人群如何从多元认同中走向一体，实现认同的，其方式、步骤和路径如何；是地方族群精英的引领，还是王朝文化、文明的扩散与传播过程中的吸引力，使区域、族裔群体自发对一体达成共同体认识和认同。同时，我们也应洞察到，将多元凝聚成一体的推动力量并不是汉族本身，而是其所代表的“华夏文明”。换言之，在历史上，中央王朝甚少主动以血统或种族形态去吸引和统合别族，而是以发挥“文化”或“文明”影响的方式来起到这个核心和凝聚作用的。[20]这是中国古代一以贯之强调“教化”，甚至“有教无类”的根本原因。
费先生的“多元与一体”论包含着文化的内涵，正如他后来所指出的，中国文化是一个有单数的“大传统”和复数的“小传统”构成的相互依存的体系。小传统代表着多元，由中国丰富多彩的族群、区域和民间文化传统；大传统代表着一体，影响着多元小传统，并为小传统所认同。复数的小传统反映中国文化多元的现实，单数的大传统反映统一的要求。[2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元一体是一种共享的文化格局，它是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所采纳的“因俗而治”的民族交往政策——“求同存异，异不害同，和而不同”的结晶。复数的小传统对大传统的认同体现在历史上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传统的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发展。[22]
我们不否认“国族”存在着某些“建构性”的特质，但无法想象，倘若缺乏一个普遍性的认同中介，那么所谓的中华民族认同只能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更遑论对国家边陲的辐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民族集团的内部，主体族群的文化规范着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并以此为范式模塑了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意识”及其内在认同。在此基础上，加之近代以来国家存亡危机的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才可能如火山般喷薄而出，为扶“大厦于将倾”创造条件。因此，日本学者松本真澄在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边境之民和边境之地就是‘中华’之民、‘中华’之地的认识在当时已经普遍化了。”[23]
无论从族群，还是从文化上看，桂西边陲无疑都是“多元”中的“一元”。观察桂西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变迁，可以管窥宏观的“多元一体”中国的缔造过程。中央王朝在桂西边陲实施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是中华传统“天下观”的具体呈现。到元明清诸朝，随着国家势力的渗透，中原文明通过地方头人为传导体在边陲的影响也不断强化。作为中央政府在边陲代理人的土司，首先经历了深刻的文化洗礼，而且他们是一群善于掌控资源、运用资源的能动者，表达了“向慕”中央王朝的心理趋向，并有效操控与利用了国家的政治、文化与象征。土司的“示范”，引发了土民对“中心”强烈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为桂西边陲融入一体格局，为中华民族建构产生了积极影响。
【注释】
[1]Bernard S.Cohn，“History and Anthropology：the State of Pla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2，No.2，1980.
[2]［美］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程美宝译，《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何新华：《试论中国古代天下观》，《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
[4]何新华：《试论中国古代天下观》，《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
[5]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燕京学报》新十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6]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卷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1-362页。
[7]本著“边陲”的概念大致相当于徐新建所说的“边地”。在他看来，“边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出现于“中心”确立的过程之中。在大一统的王朝时期，边地就是中央、中原以外的“四方”。从族群和文化的交往进程来看，边地的含义大致经历了从“边荒”到“边疆”再到“边界”的演变。“边荒”意指虽知其在却难以拥有的远地；“边疆”开始具有王土的属性，虽处在王朝之边，却已纳入了经营治理的范围；至于“边界”，体现的是与他国相交的领土划分，对内意味着统治的端末，对外标志着主权的终止。参见徐新建：《边地中国：从“野蛮”到“文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https://www.daowen.com)
[8]（汉）贾谊：《贾谊集·新书·解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66页。
[9]还要考虑统治成本的等问题。如赵汀阳认为，天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帝国的幻想，到了秦建置以后它是一个外衣，是一个企图同化其他异族，或没有完全纳入统治权范围的那些人的一个统治技术。这是一种节约成本的统治方法，经济学上很有道理。把征服的地方收为领土的统治成本太高，很容易崩溃，经济上不合算。赵汀阳：《反政治的政治》，《哲学研究》2007年第12期。
[10]王明珂：《瓦寺土司的祖源——一个对历史、神话与乡野传说的边缘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2004年第1期。
[11]［美］萧凤霞：《传统的循环与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期。
[12]这里的国家泛指中国历代王朝，具有“天下观”的中心意味。
[13]王明珂：《族群历史之文本与情境——兼论历史心性、文类与范式化情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4]［美］马歇尔·萨林斯著：《历史之岛》，蓝达居、张宏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5]关于中华民族的出现以及形成的历史可参考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6]以文化等客观特征来判断民族或族群的理论面临着所谓“主观认同”论者的“解构”。以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缅甸的研究为起点，到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一书的出版，在人类学界流行，成为一种族群典范理论。参见李亦园：《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现代意义——考古人类学的再阐释》，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第二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如王明珂指出“‘历史实体论’所主张的‘民族’定义是值得怀疑的。近二十年来的人类学族群研究说明，无论‘族群’或‘民族’皆非客观的体质、语言与文化所能界定的，基于民族定义所建立的‘民族史’，一个民族实体在时间中延续的历史，也因此常受到质疑”。王明珂著：《羌在汉藏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86页。
[1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8]吴睿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页。
[19]费孝通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20]孙秋云：《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1]费孝通：《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中国民族》2001年1期。
[22]杨文炯、张嵘：《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基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双重视角》，《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3]［日］松本真澄著：《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