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社会主义谈
此稿前经各报登载,惜语焉不详,兹系先生所订正者,亟再录之,附以按语,读者幸勿忽焉……克恭。
诸君:今日同盟会会员开饯别会,得一最好机会,大家相见,诚一幸事。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解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办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国亡于满洲,中国图光复之举,不知凡几,各处会党遍布,皆是欲实行民族主义的。五十年前,天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八九年前,少数同志,在日本发起同盟会,定三大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社会革命,为全球所提倡,中国多数人,尚未曾见到,即今日许多人以为改造中国,不过想将中国弄成一个极强大的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罢了。其实不然,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然国中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苦痛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中国民族、民权两层已达,惟民生未做到,即本会中人,亦有说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惟社会革命最难,因为种族革命,只要将异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将机关改良便了,惟有社会革命,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中国虽然将民族、民权两革命成功了,社会革命,只好留以有待。这句话又不然,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难,中国资本家未出,障碍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试设一问,社会革命尚须用武力乎?兄弟敢断然答曰: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所以刚才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难,中国社会革命易,亦是为此。中国原是个穷国,自经此次革命,更成民穷财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但因此时害犹未见,便将社会革命搁置,又不可的,譬如一人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世界各国方可。如以为中国资本家未出,便不理会社会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国,因从前未尝着意此处,近来正在吃这个苦,去冬英国煤矿罢工一事,就是证据。然罢工的事,不得说是革命,不过一种暴动罢了,因英国人欲行社会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于暴动。然社会革命,今日虽然难行,将来总要实行,不过实行之时,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险现象,则难于预言。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按共和政体不过较善于专制与立宪,非谓为郅治之极轨也。今骤登共和,如入无上之域,目光所注,不过求政治之完善,以为多数之幸福,皆可由此造成。然政府为万恶之泉源,虽极图改良,而其措施,每以国家为目的,有时以国家之关系,不惜牺牲人民一部分之幸福以迁就之,此近世文明国之通病,亦即世界学者呕心血绞脑质,谋以善法去之而不可得者也。惟社会主义实行,斯弊可免。国中论者,每谓各国文明进步,贫富阶级悬殊,故可借社会主义为救偏之策,中国贫富相若,无资本家,无大地主,可以不行社会主义。抑知社会主义,缘人类之不平等而生,国家愈文明,事业愈发达,贫与富之阶级,日趋愈远,不平等之事,亦日以多,社会革命,遂应时而产生。尽推翻旧有之组织,而成一社会主义之新世界,大势所趋,各国将悉止于此境。果如论者所云,是中国文明,永不进化,经济实业,永不发达,故社会主义,亦可不行,否则人民程度已高,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已晚,先生之言将不幸而中矣。
本会从前主义,有平均地权一层,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权之法,当将此主义普及全国,方可无碍。但有一事,此时尤当注意者,现在旧政府已去,新政府已成,民政尚未开办之时,必得各地主契约换过,此实历代鼎革命时应有之事,主张社会革命则可于换契时,少加变改已足收效无穷。从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积纳税,分上中下三等,以后应改一法,照价收税,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较上海黄浦滩土地,其价相去,不知几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价征税,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贵地必在繁盛之处,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贫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三等之外,则无此等差别,譬如黄浦滩一亩纳税数元,乡中农民有一亩地,亦纳税数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价完税,则无此病。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势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价,与百年前相较,至少亦贵至万倍,中国五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见一地不过略为繁盛,而其价每亩约值六百万元,中国后来,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为地主所得,比如在乡间,有田十亩,用人耕作,不过足养一人,如发达后,可值六千万,则成一大富翁,此家资从何得来,则大抵为铁道及他业发达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数十年之后,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优先莫大之权,据地以收人民之税,就是地权不平均的说话了。求平均之法,有主张土地国有的,但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如地价一百元时,完一元之税者,至一千万元,则当完十万元,此在富人视之,仍不为重。此种地价税法,英国现已行之,经解散议会数次,始得通过,而英属地如澳州等处,则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无他力为之阻碍故也。然只此一条件,不过使富人多纳数元租税而已,必须有第二条件,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须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舞弊。如人民料国家将买此地,故高其价,然使国家竟不买之,年年须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价以求少税,则又恐国家从而买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两法互相表里,则不必定价而价自定矣。在国家一方面言之,无论收税买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国近来,患贫极了,补救之法,不但收地税,尚富收印契税。从前广东印契税,每百两取九两,今宜令全国一律改换地契,定一平价,每百两约取三两至五两,逾年不换新契者,按年而递加之,则人民无敢故延。加以此后地价日昂,国家收入益多,尚何贫之足患。地为生产之原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即易行,如国家欲修一铁路,人民不能抬价则收买土地自易,于是将论资本问题矣。
按地权不平均,则仍有大地主大资本家从中垄断,虽欲实行社会主义,若辈出而反对,必多阻滞,惟专征地税之法行,则地权可均,于无形中祛除社会主义之障碍。且地税之利,现在各国皆深信之,力求推行,举凡国国家公共机关,皆取资于地税。据李德立博士之调查,上海一隅,如实行地税年可收入七八百万,使全国推行尽致,则其比例又将如何?惟地税之方法,尚待研究,本党已于崇明支部设地税研究会,正为此耳。
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前日闻唐少川先生,言京奉铁路借债,本可早还,以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张,此可见投资实业,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耽毒,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国之发达,南美阿金滩、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吾国借债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如不借债,即无此项进款。美国铁道收入,岁可得七万万美金,其他附属之利,尚可养数百万工人,输送各处土货,不早日开办,迟一年即少数万万收入,西人所谓时间即金钱,吾国人不知顾惜,殊为可叹。昔张之洞议筑卢汉铁道,不特畏借外债,且畏购用外国材料,设立汉阳铁厂,原是想自造铁轨的,孰知汉阳铁厂,屡经失败,又贴了许多钱,终归盛宣怀手里。铁道又造不成功,迟了二十余年,仍由比国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国买的,即使汉阳铁厂成功,已迟二十余年,所失不知几何。中国知金钱而不知时间,顾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国各处生产未发达,民人无工可作,即如广东一省,每年约有三十万猪仔输出,为人作牛马,若能输入外资,大兴工作,则华人不用出外佣工,而国中生产又不知增几倍,余旧岁经加拿大,见中国人在煤矿用机器采挖,每人日可挖十余吨,人得工资七八元,而资本家所入,至少犹可得百数十元。中国内地煤矿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吨,其生产力甚少,若用机器,至少可加十数倍,生产加十数倍,则财富亦加十数倍,岂不成一最富之国。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乘此以出是也。(https://www.daowen.com)
按借债用于生产事业,固为有利无害,然必视用之之途,与用之之人何如。先生居海外久,惟知各国借债兴利,早已收效,以为中国借债,亦必如此,不知中国近年外债累累,其用于直接生利,不及十之二三,用于消费事业,及滥费私饱者,盖十之七八。故外人对于中国之借债,已不十分信用,深恐中国一旦破产,致惹起全世界之恐慌。此每借必须抵押,抵押之不已,尚须言明用途也。
如有一工厂,佣工数百人,人可生二百圆之利,而工资所得,不过五圆,养家糊口,犹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为罢工之事,此生产增加所不可免之阶级。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见,美国现时欲收铁道为国有,但其收入过巨,买收则无此财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势。惟德国后起,故能思患预防,全国铁道,皆为国有,中国当取法于德,能令铁道延长至二十万里,则岁当可收入十万万,只此一款,已足为全国之公用而有余。尚有一层,为中国优于他国之处,英国土地多为贵族所有,美国已垦之地,大抵归人民,惟未垦者,尚未尽属私有,中国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矿产山林,多为国有。英国矿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于地主之手,中国矿山属官,何不可租与人民开采以求利,使中国行国家社会政策。则地税一项,可比现在收加数十倍,至铁道收入,三十年后,归国家收回,准美国约得十四万万矿山租款,约十万万。即此三项,共为国家收入,则岁用必大有余裕,此时政府所患,已不在贫,国家岁用不足,是可忧的,收入有余,而无所用之,亦是可虑的。此时预筹开消之法,则莫妙于用作教育费,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二十岁为止,视为中国国民之一种权利。学校之中,备各种学问,务令学成以后,可独立为一国民,可有参政、自由、平等诸权。二十以后,自食其力,幸者为望人为富翁,则不须他人之照顾,设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则五十以后,由国家给与养老金。此制英国亦已行之,人约年给七八百元,中国则可给数千元,如生子多,而无力养之者,亦可由国家资养,此时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凡此所云,将来有必达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则在思患预防,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所谓国利民福,道不逾此,吾愿与我国民共参之。
按先生所论,纯系马克斯之学说,主张以国家为公共机关,举人民一切公共事业,悉纳之于国家而任其支配,是为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吾党今日所主张,有不尽同之点,读者其细绎之。
煮尘按马克斯,即马儿克,其所主张,虽为国家社会主义,然亦为急则治标,一时权宜之计。缘目下国界尚未破,政府尚存在而为言,故不如借国家之力以推行之,并非谓社会主义之究竟目的,当如是也。孙中山先生之意,盖亦若是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