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八股取士制度

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传统教育进行认真的反思，对传统的科举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

林则徐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1832年在《请定乡试同考官校阅章程并预防士子剿袭诸弊折》奏章中，他列举了清朝科举制度的6种弊端：一是考官年老举人居多，不能振作精神，年老荒庸，滥行充数；二是考官极不负责任，评阅考卷时错漏百出，误分断落者有之，误读破句者有之，甚至未看完考卷就决定取舍；三是士子夹带作弊，弄虚作假；四是抄袭他人，千篇雷同；五是剿袭幸售，肆无忌惮；六是考官写批改卷评选泛而不切，马虎应付。总之，在林则徐看来，晚清科举制度埋没了人才，致使国家积弱，民不聊生。

龚自珍对科举制度以单一的儒家经义和八股文作为选才标准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58]他认为当时的教育严重脱离实际，教育内容空疏无用，士子们“疲精神耗力于无用之学”，致使他们“心术坏而义理锢”。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士”都是些“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59]的无识无学之人，使国家有“养士之资”，而“士无报国之日”。龚自珍还认为人才培养是国家兴衰的根本，而人才的状况是衡量社会、时代兴衰的标准。他指出：封建教育培养不出真正人才，其结果必然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60]。而造成人才奇缺的原因，在于现实环境的恶劣，在于八股取士制度。“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61]这样，传统教育的习惯势力和科举功名的利诱扼杀了大批有才之士，使他们才智遭摧残，心智被折服。

魏源对科举制度进行猛烈批评。他认为“后世之养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62]，是最大的弊病。在魏源看来，当时的教育只是死守书本，培养出的士子是“历山川但壮游览而不考其形势，阅井疆但观市肆而不察其风俗，揽人才但取文采而不审其才德”，“口心性，躬礼仪”的腐儒和“饾饤为圣学”的陋儒。这样的人“利不知孰兴，害不知孰革，荐黜委任不知孰贤不肖”[63]，难以担当“制国用”、“靖疆圉”、“苏民困”的经邦治国大任。

针对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地主阶级改革派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林则徐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制订同考官校阅章程，主张择文理优长，精神振作之员担任考官，严惩作弊考生，以期选拔人才。同时，他强调要对生员的爱国思想加以考察。1839年，他在广东禁烟运动期间，乘当时广东省城越华、粤秀、羊城3所书院600多名生员考试的机会，在考核诗文的同时加进有关禁烟的内容，要求考生举发鸦片有关情况，发表对禁烟的见解和态度。如此不仅发现了一些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把士子从四书五经的故纸堆中引导出来，关心国家兴亡大事，从而走向爱国及抵抗外来侵略之路。这在当时对考生对国家是十分有益的。(https://www.daowen.com)

龚自珍主张改革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他提出采用汉代的“讽书射策”。他说：“汉世讽书射策，皆善矣。讽书射策，是亦敷奏以言也。如汉世九千言足矣，则进而与之射策。射策兼策本朝事，十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摈之。”[64]显然，龚自珍倡导“讽书射策”的目的是使士子能针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现实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提出对策，使经文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即“通经致用”。同时，龚自珍提出改变人才的选拔方式。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65]他热情地呼唤“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不拘一格”4字实际上蕴含着培养各方面、多类型人才的思想。其思想突出地强调了人才的智能因素，强调了人才与社会的联系、人才的多面性与实用性。

魏源在对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进行认真研究后认为，科举考试制度自乾隆、嘉庆以来弊端越来越重，“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66]因此，必须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他说：“故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舍胥吏例案而图訏谟图远猷始。”[67]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通过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以选拔精通西洋军事技术的人才。他认为海军军官的选拔不能“舍船械而空谈韬略”[68]，更不能以八股时文为选择的标准。他建议广东、福建两省的武试增加水师一科，对于那些能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舟，能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的人奖为科甲出身，对能驾驭飓涛、熟悉风云沙线、打枪炮很准的人奖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69]。魏源还认为必须以专门技术作为选才的标准，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舵工、水手、炮手出身”[70]者中选拔。这一建议与想法特别引人注意。魏源的主张迈出了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第一步。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拔、用人制度，特别是美国政体尤为赞扬：“弥利坚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狗同，即在于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71]魏源对美国政体和选拔人才方式极为赞许，表现出改革的愿望。总之，魏源的思想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封建专制的藩篱而跨入近代的门槛。

地主阶级改革派在中国教育内外交困这一严重危机之时，对传统教育的空疏无用进行无情的批判，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培养经世致用人才，这对当时万马齐喑的中国意义巨大，使人们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龚自珍：“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这不仅是对龚自珍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整个改革派改革晚清教育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