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是儒家经邦治国的指导思想。儒学的“内圣外王”之学，“内圣”指修己之道，“外王”即指经世致用。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末士人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不观，空谈心性，因而倡导通经致用。康熙、雍正时期，程朱理学仍很盛行，理学被尊为官方正学。到乾隆年间，考据学兴盛，与理学同为统治者热衷扶植，汉学和宋学则互相攻讦，视同水火，尊宋学者讥笑汉学为饾饤琐屑，而固守汉学者攻击宋学为空疏无用。其实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中，不仅是严重脱离现实的汉学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就是空谈义理的宋学也无力去解决所面临的危机。道光年间，开始出现汉宋调和论。然而这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以饾饤为汉、空腐为宋的学术状态已经不能适应嘉、道间的时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着手寻求一种新的理论来改变困境，关心国计民生与现实生活。于是出现了汉宋会通、重事功之宋学，讲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的崛起，其目的在于经世致用。
嘉道年间，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经学大师，一改古文经学和宋学，倡导今文经学，尔后又有林则徐、包世臣、姚莹、徐继畬等，其代表作有《明良论》、《尊隐》、《皇朝经世文编》、《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说储前篇》、《金台残泪记》等等。其中在近代产生深远影响的，当属龚自珍与魏源。魏源与龚自珍对今文经学在文化教育上的努力，开创了近代经学发展的方向。他们以匡济天下自命，讥讽时政，倡导变革，研讨河工、漕运、盐法，改革科举，整饬吏治、军队，谋求富国强兵。经世致用是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武器。因此，他们积极地倡导经世之学。
经世之学不只限于经学，还有史学、舆地、朝章国故等等。也就是说，经世之学讲求的是“经国济世”的有用之学，其目的就是为了“致用”，为了“救时”，为了起衰救弊。
（一）经学
经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治国的基本理论。所谓以《诗》观察民情舆论，以《书》考验世势变化，以《礼》导化民风世俗，以《春秋》断狱决讼，就是对经学经世致用作用的概括和总结。儒家经学教育是封建社会教育内容的主干。
魏源的经学经世教育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以经术为治术”的“通经致用”上。他认为，长期以来经学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经术之教”和“政事之教”相分离，“《春秋》列国二百四十年，自郑人游乡校以议执政外无闻焉；功利兴而道德教化皆土苴矣。有位与有德，泮然二途；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72]。这种治经与治事分离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士子对政事的轻视，缺乏事功能力。要克服这一弊端，就必须打破历来视“六经”为神圣的观念。他认为“六经”只是古代的历史文献资料。他说：“六经自《易》、《礼》、《春秋》，姬、孔制作外，《诗》则纂辑当时有韵之文也；《书》则纂辑当时制诰章奏载记之文也；《礼记》则纂辑学士大夫考证议论之文也”，所以“后世尊之为经，在当日夫子自视，则亦一代诗文之汇选，本期前之文献而已”[73]。因此，必须按历史本来面目以现实的态度去认识儒家经典。
魏源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远离现实生活的烦琐主义的“汉学”和脱离现实空谈性命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无情批判。他批判脱离实际的汉学“以通经致用为诟厉”，“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74]。针对义理之学的空腐，他认为只能培养出“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75]的庸儒，因此他主张“通经致用”。他说：“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76]按照魏源的看法，像《周易》、《洪范》、《春秋》等，都是三代“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因而经是用来“求道”与“制事”的，而“道存乎实用”，是以礼乐为“器”，以兵刑为“断”，以食货为“资”，因此经术也就是治术。魏源这种以经术为治术的经学经世思想在当时学术风气下，其意义在于批判了空疏无用的理学和琐碎无用的汉学，为经学指明了致用之路。
如何才能做到“通经致用”？魏源认为要做到通经，首先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要“先立其大者”。所谓“大者”，就是关系到天下之治的学问。他认为，要“通经”，就要着重学习《尚书》等对国家大政具有指导意义、有实用价值的经书，把它学透、弄懂，而那些空谈义利、讳言兵食的书，学得再多也无实用。其次，还要改变学习方法。魏源主张学习经书要直观经义，不要借助后世转注，要直接研究东汉的典章制度，由东汉的典章制度再进一步阐发西汉的微言大谊，只有这二者结合才能算作通经。最后，将经学、政事、文章统一起来，救裨当时，服务国计民生，匡扶危世，才真正做到了“通经致用”。
魏源在经学领域对经学经世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当时，齐、鲁、韩《三家诗》为今文，颇遭冷遇，而毛诗兴盛。魏源继承今文经学探究“微言大义”的思想，明确认为：“《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77]。他还进一步认为要从《诗经》中探求三代政风之“深微”，而深微者就是“无声之礼乐志气塞乎天地，此所谓兴、观、群、怨可以起之《诗》，而非徒章句之《诗》也”[78]。可见魏源治诗，很重视寻找思想的内涵，冀以达到治世的目的。在《书古微序》中，魏源也提到写作目的是“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由此可见，魏源虽有考据之精神，但仍不脱于经中求道之意。1829年，魏源编撰了《董子春秋发微》一书，再次强调编此书的目的是“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他非常注重董仲舒著作的思想价值，认为：“若谓董生疏通大诣，不列经文，不足颉颃何氏，则其书三科、九旨灿然大备，且弘通精淼，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远在胡毋生、何邵公章句之上。盖彼犹泥文，此优柔而餍饫矣，彼专析例，此则曲畅而旁通矣；故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79]可见，魏源服膺今文经学不仅仅是对于乾、嘉年间训诂考据学的反动，而且欲在经学的范畴内探求学术治体的本源，一如董仲舒等西汉经师以“自得之学，范阴阳，矩圣学，规皇极，斐然与三代同风”[80]。
龚自珍也十分重视以经学经世，他生活的年代正处于清朝经学从兼采汉宋到汉学称著，又到今古文并盛的时代。他本人有很好的治经条件，但他的为学道路，一开始不在治经，而是在治史。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介绍龚自珍治经的门路：“其治经也，其先主大义通治道，其卒又不免耗于琐而抱其小焉。自浙东之六经皆史，一转而为常州《公羊》之大义微言，又自常州之大义微言，再折而卒契乎金坛高邮之小学训诂，此则定庵之学也。以定庵之才，遇定庵之时，而遂以成其为定庵之学。”不过，从主流看，龚自珍是十分注重研究经学的，他曾认为“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81]。在其教育思想中，主张学用一致、学术与实际政治事务相结合，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特征。他指出：“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82]从中可看出他认为学用一致、学术与政治统一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
龚自珍认为要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必须对经有正确的理解。他认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能作为教育之唯一不变的内容。“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83]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一个不独写经书的儒家学者。“友朋之贤者也，皆语自珍曰：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未暇也。内阁先正姚先生语自珍曰：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又有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未暇也。”显然龚自珍是不拘泥于经学的，不仅如此，他还提倡博采众家，讲求对治世有实用的“东西南北之学”。龚自珍还认为儒家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随时代变化而变通，因时制宜。“经史之言，譬方书也，施诸后世之孰缓、孰亟，譬用药也。”“至夫展布有次第，取舍有异同，则不必泥乎经、史。”[84]这正是龚自珍通经致用思想的表现。
对于经的理解，龚自珍在《明良论四》中指出：“治天下之书，莫尚于六经。六经所言，皆举其理、明其意，而一切琐屑牵制之术，无一字之存，可数端瞭也。”[85]而在《五经大义终始论》这一首次正式以经学为题的文章中，龚自珍运用今文学家发挥经文大义的方法，阐发五经大义“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86]。表明经是起于饮食日用，可以用其理其意治天下。龚自珍对于经的实质的理解，对于当时空谈性理的程朱理学的深刻批判，表达了其经学经世的思想。
龚自珍还对治经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治经不存在门户之见，不分今文和古文，也不分汉学和宋学。“无所尊，无所废。”他在治公羊学时，就特别讲究事实，兼采左氏。他认为治经应该是“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87]。而治经中尊德性与道问学要相统一，治经的目的，皆以经世为主，经世之学皆以有用为主，如此才能使经学达到致用的目的。
龚自珍与魏源所著《五经大义终始论》、《明良论四》、《诗古微》、《董子春秋发微》和《西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成为晚清今文经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他们倡导经学经世，使气息奄奄的经学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二）史学
史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治国的重要工具。历代文人都十分注重研究历史，认为只有研究历史才能通古今之变。司马光曾说：“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88]。黄宗羲也认为：“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89]认为史学具有经世致用意义。章学诚更明确提出了“史学经世”的主张，他认为：“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90]正因为这样，史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以史为鉴，起到了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经世作用。
清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采取专制政策，不仅对经学经义进行曲解，而且对史学也进行无情摧残，大兴文字狱，致使士子们埋首于故纸堆中，不敢治史，尤其不敢言近代事。然而鸦片战争前夕，地主阶级改革派不畏强暴，发出了史学经世的呐喊，向死气沉沉的史学界发起挑战，主张研究历史要为现实问题服务。(https://www.daowen.com)
龚自珍自少时就喜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91]，是个“掌故罗胸”的饱学之士。在典章制度方面，他涉猎之广，探究之深，议论之大胆，便相当惊人。他对典章制度的研究是与改革当代弊政直接相联系的。他晚年曾说：“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年金匮如搜采，来叩空山夜雨门。”[92]这正是他虽离开朝廷却不忘国家这一经世精神的表现。龚自珍对历史、史学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早年他认为：“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93]这是龚自珍早期的“历史”观念。随着对史学的进一步研究，他以为“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提出了“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的看法，显然受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影响颇大。但他与章学诚学说也不完全相同。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章法，而且谈及时政；不仅论过去，而且论当代，借古证今，以史为鉴，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可以看出龚自珍治史是为了论政的需要，是为政治服务的。
龚自珍认为，从历史中可以总结出治国的大道。在《尊史》中，他指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对于如何治史，龚自珍从“善入”和“善出”两方面进行了探讨。所谓善入，就是要求“实录”；所谓善出，就是要有“高情至论”，也就是说要有准确的史实，史论也要有见地，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对“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94]，并且能“眄睐而指点”。这就意味着要治史，必须具有多方面实际知识，包括“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皇室舆地”、“农田水利”等等。
在龚自珍的思想中，其经学经世致用与史学经世思想是贯通的，其经史之学皆以有用为主。同时，龚自珍认为既然经学、史学皆所以经世，要有裨世用，就不必拘泥于经史。这是龚自珍经史经世思想的特点。
魏源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解决现实问题。“今必本夫古”，没有古就没有今，古今之间是一脉相通的，因此他认为：要通今，必知古。“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95]而要救治当世之弊，也必须“质之往古”。这是由于“今昔病药之相沿，常以对治而益著”[96]，由此而形成他的“史学经世”思想。从这一思想出发，他编撰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新编》等满含经世思想的历史著作。
魏源的史学经世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以中国古代史事为现实提供借鉴。魏源认为：“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97]他特别重视对元、明、清3朝历史的研究。在《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中，他说：“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百代之殷戒也哉！”在写到元朝灭金时，魏源感叹道：“嗟乎，自古无不亡之国，而亡国亦从无不可挽之机。”[98]从中可看出他编撰《元史新编》的目的，是希望清王朝以元史为鉴，抓住机会，重振王朝。他对明史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清朝直接承续明朝。他在《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一书中，认为明朝大弊在于“大兵大役之派民加赋，末年遂以是亡国”，而胜于清代在于“清仕途，培士气”，“内而部曹，外而守令，未有需次数年、十数年始补一缺者”[99]，在于讲求有用之学。清代与明代比较，则赋税较轻，而且政本肃清，朝廷无大权旁落、门户党援等患。然而清代也有明代所没有的弊病：黄河工程贪污，鸦片流毒，漕监弊政及士气、士风政策的不当。魏源编撰此书，目的在于为清廷借鉴。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完成了《圣武记》，自述写作此书的宗旨便是希望通过历述清代武功、政绩，使当时统治者能“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100]，从失败中振作起来。魏源是我国第一位明确提出借鉴外国历史经验的史学家，其视野从国内扩展到国外，从而发展了史学经世思想。其次，魏源认为“今必本夫古”，认识和治理现实必须以历史为本，以历史为根据。他认为清朝统治衰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不了解历史，不重视历史，不讨掌故。“沿习不察，积非成是，始于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贻误于家国。”因此他强调：“故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101]而且认为，了解历史上的政策是通晓当代典章制度利弊得失以及治理现实社会的历史根据。从这一认识出发，魏源特别重视近代史和当代史学研究，他探讨清史的《圣武记》，可谓当时的近代史。《圣武记》为纪事本末体裁。在这本书中，魏源歌颂了清初的“盛世”武功，畅谈自己的经世方略。其写作意图是总结清朝开国以来军事、政治的经验教训，为朝廷提供历史借鉴，谋求改弦更张之策。其目的在于证明欲振萎靡之人心，莫如行军法之治。随后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记载鸦片战争的经过。这本书不仅及时准确地记录了鸦片战争的历史，而且是首次撰修当代历史。在这本书中，魏源发挥了“史学经世”的精义，不仅记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还针对这次战争暴露的问题，提出了积极的改革建议。总之，魏源注重近代与当代史研究，其目的也就是以最近的历史为根据来认识和改革清朝制度，维护清朝统治。
为了使史学能够发挥经世功能，魏源强调要“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即根据现实政治社会需要探究历史，这样才能判断出历史的是非得失以及为今所用的内容。立于今日以研究和编撰历史，还应当以今日社会需要为重心，研究与当代社会政治文化有关的史事，因此，凡“与今无涉”者，则“概不旁录”[102]。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便是根据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志在措正施行”，“道存乎实用”[103]；编《明代食兵二政录》的目的，也是“念今昔病药之相沿，常以对治而益著”，为现实社会改革提供借鉴；《海国图志》一书更是针对当时列强侵略，为加强清朝统治力量，而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目的。魏源认为，历史虽重要，但不能拘泥于史。“故泥史事与不泥史事相去霄壤。今日动笑纸上谭兵，不知纸上之功，即有深浅：有一二分之见，有六七分之见，有十分之见。”因此，要熟读钻研并领会史书。只有深入史学者，才能“谏世故，谙形势”，只从历史表面形象去学历史，是不能真正懂得历史且有害现实的。魏源还认为，史学经世发挥的功能如何，必须在实践中检验，要以古验今。他提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古虽然是今之所本，但二者总有不同，“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104]，因此不能盲目地把古代历史照搬运用于现实，必须根据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现实所处的具体条件，对症下药，灵活运用。魏源指出，对历史要既不“诬今”，也不“诬古”。他说：“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105]要求必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既不能学史泥史，拿古代标准要求今天，也不能歪曲历史的真相来迎合现实。总之，只有做到了不诬古，才能真正地不诬今。
魏源、龚自珍在晚清人们沉浸在考据、义理、辞章之时，举起了史学经世的旗帜，使中国传统史学重现生机，走上了经世致用之路。
（三）学术
学术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治国的基本方式。所谓“古学之废兴，关乎世教之隆替”，就是这个道理。在魏源的著作中，《皇朝经世文编》与《海国图志》这两本书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了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尤其是《皇朝经世文编》，是魏源经世实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皇朝经世文编》虽然仿照明代的经世文编以及乾隆年间陆耀的《切问斋文钞》，但在整个编辑原则上以经世的新颖思想为根据。魏源代贺长龄所作的《皇朝经世文编》序文，不啻为晚清经世运动的宣言。文章虽然从一般熟知的观念开始，但其新思想新观念随之而生。“事必本夫心。……然无星之秤不可以称物，故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法必本于人。……然恃目巧，师意匠，般、尔不能闭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今必本夫古。……然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物必本夫我。然两物相摩而精者出焉，两心相质而疑难形焉，两疑相难而易简出焉。……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106]通过对心与事、人与法、古与今、我与物的关系的理论阐述，强调了事、法、今、物的重要性，将其“经世致用”的“用”建立在现实与事功的层面上。不仅如此，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他更明确提出注重功效与应变技术的经世主张：“盖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饭，而耕获舂炊，宜各致其功，不可谓土能成饭也。脉知病，病立方，方需药，而虚实补泻，宜各通其变，不得谓一可类推也。”[107]而《皇朝经世文编》就贯彻了这一精神。全书分学、治、吏、户、礼、兵、刑、工8纲，63目，120卷，是继明末陈子龙等人选辑《明经世文编》之后又一代经世论文总集。晚清文人李慈铭指出“此书大旨欲救儒之不适于用”，[108]道明了该书的经世致用目的。其“学术纲”汇集了顾炎武、方苞、阮元等人的论学文章，从理论和学术思想上为“经世致用”作了广泛论证，同时采取兼容并包的通达态度，辑录了大量有“治国平天下”价值的论文，成为清朝道光以前掌故之渊海，集清朝前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这一著作，是鸦片战争前后知识界提倡经世致用风气的开篇，有力地促进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务实与改革。
魏源不仅认为学术能经世，而且重视践履，行以求知，获取有益的工商农兵各种致用之学。他认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表明了实践是知识的基础。他进一步强调通过自己亲自实践获取的知识比书本知识更为牢固、可靠。他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109]这种注重实践的态度已经突破了儒学只重视读书的套路，其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贴近社会，贴近事实，获取对现实的亲身感受，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他提醒人们不能像那些考据学者“专务记丑，屏斥躬行”，“以诂经为生安之学，而以践履为困勉之学”[110]，完全钻到故纸堆里，而离实际越来越远。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龚自珍把一切有关民生日用的知识列为士人所应当学习研究的范围，“田夫、野老、驺卒之所习熟，今学士大夫谢之，以为不屑知，自珍获知之，而以为创闻”[111]。地主阶级改革派也十分注重“专门之学”，但对学科无明确分类，他们向往的是“君与师之统不分，士与民之薮不分，学与治之术不分，此所闻于经者也”[112]，“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113]的境界，这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总之，在他们看来，经世致用之学，不论是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是现实社会中的兵、农、水、土，都需要做到明体达用，与现实问题相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是学以致用。因此，它和儒学正统有所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是以实用为标准，追求功利价值。儒家正统是言义不言利，所谓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经世致用之学则讲功利，它是以义与利、道德与事功相结合，以实用反对无实无用。经世致用之学，是名副其实的实学。这一实学，是以解决有关国计民生重大事务为治学宗旨的实学，也就是魏源所说的“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114]的实学，即龚自珍所说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115]的实学，也就是腐儒所鄙薄的功利之学。经世之学兴起，引起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学术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不是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学术要与政治结合，学以致用，讲求功利、实用，为现实服务。其二是封闭性，具有明显的复古色彩。鸦片战争之前的经世之学，并没有超出儒学的范围，没有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藩篱。封闭性表现在经世派对世界的无知。他们认为是在复三代以前之学，复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之学，是“复古”。魏源对经世致用的解释如此，龚自珍在倡导变法时也说：“弊何以救？废何以修？穷何以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116]可见经世派的理论武器仍然来源于《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而具体的救弊方案，也是从故纸堆中去寻觅。龚自珍曾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117]这里的“古时丹”，是指儒家传统中的变易思想、民本思想，今文经学中的历史进化论，历代改革家的变法方略等能激励民族气节的成分。道光年间的经世之学，仅以“古时丹”来疗治国家大弊，对传统文化没有本质上的更新，也没有建立起新的教育内容和新的教育观念体系，这是其局限性，但这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试图应付世变的一种积极努力。
经世致用之学的倡导，在当时确实意义重大。首先，它开了一代思想解放之风。长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造成了文化界的自我约束、眼光狭窄以及唯我独尊，使清朝中期教育界自我满足，因此面临着一个必须解放思想的过程。不但要使士子们从八股帖括以及修养心性的状况中解放出来，也要使士子们从习以为学问事业的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的考据学风中解放出来。而经世致用之学的提倡，使人们认识到做学问就应以国计民生为目标，要为现实服务，学术只有与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才会有生命力。因此，经世致用之学的提倡，对于文化学术起了开风气的重大启蒙作用。它开一代文化新风，使古今治乱之得失、天下郡国之利弊成为教育内容，这是巨大的思想解放。
其次，经世致用之学成为在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之间起沟通作用的桥梁。没有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就文化教育发展本身而言，就缺少了近代文化教育的中介。经世思想家之所以开启了近代文化教育，就是因为他们主张务实，讲求功利，有比较开明的思想。经世实学的兴起，确实对中国教育发展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它不仅为中国教育由传统封建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变，做了一定的思想舆论准备，而且做了教育内容改革的准备。它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吸收异质新学的开始，为后来中国教育思想及教育变革的种种进步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教育跨入早期现代化拉开了序幕。同时，正是以经世致用实学的兴起为基础，将致用范围扩大到外国，才使人们通过了解西方，为提倡学习西学开辟了道路，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思潮兴起的前提。对西方的了解，其目的是为了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从而又体现了经世致用精神。
经世致用之学在近代是有着深远影响的。梁启超曾说过：“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在主持湖南时务学堂讲席时，他还规定了中学、西学教育内容。“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与二三子共勉之。”[118]经世致用之学成为学堂的一门课，其内容早已不是鸦片战争之前仅限于经、史、舆地、掌故等等，而是中西学会通。
经世实学在近代的影响，也可以从各种“经世文编”的编辑出版与盛行于世之中反映出来。晚清汉学大师俞樾曾说：“《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榘获，几于家有其书。”[119]此书刊印后，从晚清到民初，仿照其体例续编之书，先后刊出不下20种，比较著名的有张鹏飞的《皇朝经世文编补》，葛士濬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的《皇朝经世文续编》，陈忠倚的《皇朝经世文三编》，何良栋的《皇朝经世文四编》。这说明晚清民初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迫切要求，同时也表明经世派所提倡的经世实学，不仅从其内容到形式上承袭了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还启迪了近代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