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倡导学习西学

鸦片战争成为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契机。地主阶级改革派审时度势，将经世致用的“通时务”扩展到了“通夷务”，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得以延伸。从悉夷到师夷，他们主张学习西学，改革传统教育内容，喊出了我国近代学习西学的先声，迈出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第一步，开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先河。

（一）悉夷——了解西方

中国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异域文化不曾对中国文化构成威胁，总是被纳入中国文化固有模式之中，沿着中国文化的格局与方向发展。这一思维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去认识新的世界，养成了自尊与自大的文化心态，形成了“华夷之分”的观念与中国中心观，坚持“以夏变夷”，而不允许“以夷变夏”，根本没有把外国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根本没有必要去了解西方。“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心”[120]。显然，他们看不起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认为这些不过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

鸦片战争的大炮摧毁了国人自尊自大的心态，一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开始正视现实，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考察，在实践活动中逐步改变观念。面对敌强我弱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制夷被郑重其事地作为紧迫而重大的方略问题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成为处理中外关系的头等大事。这推动着一批明智之士按照知己知彼这一兵法常规而开始了解夷情，为着“制夷”必须先“悉夷”。这样，“天朝上国”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文化状态被打破，“夷夏之分”观念有了裂痕，中国开始了认识西方的历史进程。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研究西方情况和西方文化的第一人。1839年3月，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身份到广州查禁鸦片之时，曾把外国如不肯“杜绝鸦片之来”，中国就将要“严断茶黄之去”当成对英国最有威慑力的措置，可见其对中外状况的无知。但林则徐敢于面对现实，在实践活动中逐步改变观念，开始了解西方。当时“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连在广州的达官贵人也不知道“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而且根本“不去考究”[121]。林则徐指出：清朝文武“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122]。为改变这一状况，他身体力行开始考察外国情形，广泛搜集外国信息。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设立译馆，翻译外国书籍、报纸，派人到沿海及澳门观察敌情，“察看该夷动静，以筹操纵机宜”。同时，还“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报”[123]。林则徐还把翻译馆译出来的1836年伦敦出版的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中有关西洋各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风俗人情等情况的资料汇集而编成《四洲志》一书，这是中国近代介绍各国概况最早的著作之一，是中国比较确切和系统地了解介绍西方的开端。除此之外，林则徐还组织翻译了另4类外国书报：一是为了解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而设的《澳门新闻纸》文册；二是为了解外人对华评论而摘译的《华事夷言》，以及摘译英国人指责鸦片贸易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三是为开展外交斗争摘译滑达尔著《各国律例》；四是为改进军事技术而翻译的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应用书籍。[124]这些书籍对开展禁烟运动、了解国际法例、保护民族自主权、进行正常贸易，都有很大帮助，林则徐所做的这一开创工作虽然是初步的、粗浅的，然而在中国近代实是开天辟地之举。他考察“夷情”的意义已远超出他寻求“制夷之策”的初衷，开启了中国文化发展新趋势。

在冷静客观地认识西方的过程中，魏源起了巨大的作用。魏源是道光年间“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代表，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堪称清朝前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他以注重内政改革而为世人所重。然而，鸦片战争的惨败迫使他认真审视外国，开始注重探求与介绍世界知识。他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海国图志》50卷，成为继林则徐之后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的骄子。魏源认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125]只有对敌情了解得“形同几席”、“情同寝馈”，“驭外夷”才得取得成效。因此，他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126]并且提出了译馆“专译夷书夷史”的主张。这之后，他多次重申这一思想，强调“筹夷势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嘲笑当局对外事的无知，驳斥了以“翻夷书，刺夷事”为“多事”的议论。他说：“古之御外夷者”，只有“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的，而“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魏源的这一议论，不仅是对拒绝了解外情者的讽刺嘲笑，同时也强调了了解外国情形的重要性。

魏源对西方的认识突出地表现在《圣武记》和《海国图志》这两本书中。鸦片战争后，魏源有感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决心探索御敌强国的道路，写成40余万字的《圣武记》，在序言中他特别标明此书“告成于海夷就款于江宁之月”。接着，于扬州“得林尚书所译西洋《四洲志》及各家图说”，即依林则徐之嘱托，编写成近50万字的《海国图志》50卷，序文中标明“时夷艘出江甫三月也”。这一切表明他的目光已从向往祖先光荣史转向探求现实世界的知识以寻求外御强敌、内致富强的新道路。

在这两本书中，魏源首先批判了当时士大夫对西洋历史、地理知识的贫乏和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认识的偏见。他批评当时文人“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至声教所不通之国则道听臆谭，尤易凿空。……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127]，而这一切造成“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128]的后果。面对这种情况，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时，广泛搜集了中外有关文献资料，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目的是希望人们了解世界，认清世界大势，如此才能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海国图志》无疑是帮助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第一部完整著作。

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对战争的主要对手英国研究得颇为深透，对英国的侵略本质有着较深的认识。他说：“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129]他进一步认为英国是“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的国家。虽然魏源对英国侵略本质及手段还不可能完全认清、揭露，但比林则徐对英国的认识已进了一大步，无疑已经达到当时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最高水平。

姚莹也是主张开眼看世界、了解外国的一个突出代表。姚莹是道光年间一位关心国计民生的开明官吏，曾任台湾兵备道。鸦片战争期间，以坚决保卫祖国领土台湾、奋力抵抗侵略的卓著功勋闻名。1843年，被贬川、藏期间，姚莹不怕“触讳”，“就藏人访西事”，写成《康輶纪行》一书。姚莹主张了解西方，他认为：“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瞆瞆从事而不败者也！”[130]成为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开眼看世界的一个突出代表。

姚莹认为要把“海外诸洋有名大国”的情况详加了解，并且还要“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131]。他在台湾领导抗英斗争时，曾认真研读《海国闻见录》、《海岛逸志》以及《四裔考》等书，并积极搜集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书籍，终于写成《康輶纪行》一书。他认为对世界地理的研究不仅可以使“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而且使“经略中外者，庶有所裁”[132]。他把多年搜集的各种世界地图、边疆地图汇编成卷，撰写成书，进行介绍和评论，并以此为主要依据，绘制成《今订中外四海总图》；同时他还写了一篇《中外四海地图说》，详述汉以来中国人研究世界地理的历史概况。不仅如此，姚莹还十分重视爱国军民在作战中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夷图”、“夷书”、“夷信”等，并把这些材料送到北京，建议清廷“饬交四译馆翻译”[133]。他还设法与英俘对话，了解英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世界各国形势及造船炮、制火药的原料等情况，扩大眼界，增长知识。总之，姚莹的可贵就在于他不怕避讳，勇于面对现实。他一再说明，了解和介绍外国，不单是为了“徒广见闻”，更是为了“制夷”，有力地支持了林则徐和魏源。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开明进步的爱国者们都把翻译外国书报，绘制外国地图，掌握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和历史地理知识，作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途径。他们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后学习西学创造了条件。

（二）师夷——学习西方

在了解西方、认识西方过程中，地主阶级改革派逐渐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敌强我弱，敌有所长，我有所短。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他们从为着“制夷”而主张“探悉夷情”，发展到了为着“制夷”而主张“师夷之长”，“师敌之长技以制敌”[134]，从“知己知彼，可款可战”，发展到“长技不师，风涛谁詟”[135]。

林则徐是“师夷长技”最早的提倡者。他在与西方接触中，痛感“船坚炮利”和“器良物巧”使西方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反思传统教育之空洞僵化，认识到“彼夷之长技，正乃吾国之短缺”，从中找出了我国科技教育落后因而被动挨打的差距。为了制敌，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率先倡导学习西学。魏源发挥了林则徐的这一思想，在《圣武记》中明确主张“师外洋之长技”。他认为应仿照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聘用外人传习船炮之技术，购买洋船洋炮，只要这样做，必定会“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136]，“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137]，富国强兵指日可待。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进一步发挥了御敌师夷的思想。“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38]

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面对鸦片战争惨败的困局，认识到西方的科学技术比我们优越，比我们先进，值得我们学习，也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主张“师夷之长技”。魏源认为，鸦片战争失败就在于技不如人，英国之所以战胜中国，是英国“力强技巧”远在中国之上。“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巧淫技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139]。因此他明确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140]肯定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重视科学技术的观点与儒家传统的重道德轻功利观点完全背道而驰，其意义非常巨大。它在知识观上突破了“夷夏之辩”，把过去被人们视为奇技淫巧的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当成可以师、可以学的内容，冲破了中国文化中心观念和封闭传统，引导人们对西方的全面学习和了解。

学习西学是一件关系到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林则徐、魏源认为西学不仅是可以师，可以学的，而且必须师，必须学。“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141]魏源还援引西史论证说：“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返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洲最雄大国。故知国以人兴，功无幸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142]由此不仅表明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表明了只要奋发图强，就能实现富国强兵的强烈爱国心与自信心。

姚莹认为“忠于谋国”最好的方式，是去了解和掌握“事势机宜”，也就是“知其虚实与其要领”。他根据自己对英舰的了解，指出“白夷泛海，习天文算法者甚众”，而中国“天文算数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泚然愧乎”[143]。因此他坚定地认为“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这是西方的长处，我们应“节取其技能”[144]。姚莹坚持认为研究“海外及未来”之学无可非议，坚决反对那种把学习外国视为“有失国体”的倾向。他认为学习外国的长处，“节取其技能”没有什么不好，更谈不上“有失国体”，如果要讲“失体孰甚”的话，那么不研究外国情况，不愿意学习外国长处的井蛙夜郎之见，才对国家民族危害甚大。他指出：“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闇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145]他积极地筹划“制驭方略”，鲜明地提出应当采取两条措施：第一，“尽取外夷诸书，与留心时事者，日讲求之”。第二，“更进外夷之人，素仇英吉利者，日咨访之……”[146]显然，这两条措施反映出姚莹提倡学习外国的学问，延请外国人当顾问的“方略”，表明他学习西学的决心。

对于“夷之长技”，林则徐、魏源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大，他们对于“夷之长技”内涵的认识也不断调整、延伸，内容不断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外国军事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

通过对西方的了解，林则徐认为英军的“船坚炮利”，比中国先进，因此必须学习西方。为了制敌取胜，他组织人摘译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训练军队学会使用欧式大炮。此外，他还对外国推轮炮车和炸弹注意观察研究。他说：“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147]因此，他多次向道光皇帝提出创办新式国防工业，制造新式船炮，并于1840年春“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148]。针对欧洲帆船惧怕火攻的弱点，他提议仿照擅长火攻的安南轮船4只。根据《炮书》介绍的西方技术，林则徐改筑和加固了虎门炮台，在广州还督铸了一批利于远攻的6000～8000斤重的大炮。除此之外，林则徐还十分注意中西学的结合，他积极组织人研究、吸收中西战船的优点，制造新式战船，尽管因局势变化未及时制造出来，但终于在1841年由龚振麟制造出中西技术结合的车轮战船。

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魏源认为应该认真学习的，主要还是军事上的长处。他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149]在这三者中，他尤其强调战舰与火器。在《海国图志》中，他不仅介绍洋炮，而且对火轮船、地雷、攻船水雷、望远镜等等器械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作了详细介绍，并且附有插图，以便了解、仿造和使用。魏源是经学家、思想家和史学家，并不是自然科学家，他之所以用较大的篇幅介绍器械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其目的是希望人们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能够自己制造船炮，自己使用船炮以抵御外侮，富强中国。此外，他还积极主张在广东虎门之沙角和大角两处设置造船厂和火器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150]向西方学习，使外国之长技为我所用，自己制造船炮，这样才能达到制夷目的。

姚莹也认为古今形势不同，因此要“稍习夷事”和“掌握其要领”，也就是了解和学习外国的长处才能达到制夷目的。他对西方军事技术学习也很重视，早在台湾领导抗战时，就重视“夷船坚大而便捷”的长处，并仿求其“灵捷”的要领。他向邓廷桢报告说：“向尝问诸老商云，夷船灵捷，惟在布篷，若师船易篾为布，节节为之，则转驶亦灵，似可与善海洋者商之也，”同时提出寻求“习知洋面攻战者”，“诚实晓事者”督造“巨舰”，仿铸“夷炮”等主张[151]。

林则徐、魏源等倡导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其原因不仅在于侵略者的暴行引起国人极大愤慨和恐惧，而且在于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对西方文明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船坚炮利的厉害与高明。这虽然是东方国家效仿西方近代文明的初级阶段，但毕竟是人们承认西方强大，认真学习西学的开始。同时，先进的武器总要由先进的人来制造、使用，这必然涉及到养兵练兵之法，涉及到人才的培养，最终涉及到教育的改革。

2.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法制、农业技术、商业工贸、鸦片生产及民用技术知识

林则徐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而且对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农业技术、医学等也应认真研究学习。他曾吸收外国银币利于流通的特点，主张自铸银钱；在医学方面，曾向西医保驾请教西医西药以及戒烟的特效药方和技术；对西方的解剖学他表示十分赞赏，认为“夷人之医术所以胜于内地者，其人病死，则斫其尸而观其脏腑，以察其所以不治之故”[152]；他收藏明末传入的《泰西水法》，对外国农田水利加以认真研究学习；他接受西方传教士伯驾捐献给他的书籍《各国地图集》和地球仪，用以查核地名和路程，提供军事行动和指挥的方便；他还提倡书院和官学生徒、教官学习“西技西文西艺”，习“切实有用之学”，组织学生翻译了大量西书。

魏源在具体地谈到向西方学习时，认为中国应该首先设厂制造轮船和枪炮，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造船厂在制造了足够用的兵船之后，就可制造商船；枪炮厂在制造了足够用的枪炮之后，就可以制造各种机器。“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153]这样就把学习西方从军用技术推广到民用技术，因此他认为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船、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类都可以制造。魏源不仅主张利用西洋借用风力、水力、火力等为动力的机器，在中国建立近代新式工业，而且还主张商人设厂制造船械。他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154]显然，魏源的这些思想已远远地超过了当时其他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虽然他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说明兴办造船铸炮业可一举多得，但客观上使人们认识到学习外国长技早已不限于军事，其他工业技术也是必不可少、需要学习的。因而，向西方学习已突破了军事技术这个范围，而扩展到工业。这是魏源思想高明之处，也是超越他人之处。

3.学习西方，创办新式水师学堂

林则徐在抗英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新式水军。这支水军必须拥有精良的装备，有独立的指挥系统，有熟练掌握船炮技术、胆壮心齐的士兵和水手，从装备到组织系统、士兵的技艺，都不同于正规兵制中的水师，而和西方海军的组织形式相类似。因此，他主张创办新式水师学堂，依照西式课程，兼学传统中学，培养水师将弁，建设一支有近代化武器装备的新式海军。林则徐是最早承认海军为西洋“长技”的人。魏源在《筹海篇》中也主张向西方学习，训练新式水师。他认为西洋之长技并不限于船炮，对于西方养兵练兵之法，也必须贯彻“师夷长技”的原则。他还认为，英人“馕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155]，主张对军队切实加以整顿，“精训练而严节制”。他建议武试在闽粤两省增设水师一科。林则徐、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已从物质层面——西方的船坚炮利逐步过渡到精神层面——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

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学习西学，是与封建顽固派的主张相对立的，一开始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攻击和反对。在鸦片战争中以“抚亿兆以仁，御外侮以智”相标榜的琦善，嘲笑林则徐购求“官员向不过问”的“夷书”[156]。道光皇帝也根本不把英国放在眼里，对林则徐铸炮造船等主张竟训斥为“一片胡言”[157]。侵略者打上门来，他竟认为他国何能为，此等小丑，不足为怪。鸦片战争之后两年，道光皇帝竟不知道英国在何方。魏源曾描述封建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他说：“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苟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靡费’。……苟有议翻夷书、刺夷情者，则必曰‘多事’。”[158]不仅封建顽固派对学习西学设置重重障碍，有些当初在“开眼看世界”思潮中主张了解外国，研究、介绍外国情况者，在“学习西学”这一问题上亦止步不前。他们或惧于“触讳”，或由于背着“天朝大国”的包袱，或拘泥于自古名儒“皆以‘侈谈异域’为戒”的旧传统。梁廷相就是其中一个。梁廷相对西方的长技是有所了解的，但在是否向西方学习这点上，他片面强调可以靠自己国内力量，不必求诸外人，甚至认为：“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159]！这种维护“国体尊严”和所谓“古今一理”的议论，实际上就是当时官绅士人害怕“触讳”倾向在理论上的反映，也是旧的传统观念即井底之蛙、夜郎自大观念的一种表现。可以想像，地主阶级改革派在当时倡导学习西学不仅需要才智，更是需要胆魄，他们确实具有超人的胆略与远见卓识，其思想具有石破天惊的启蒙意义。诚如王韬所言，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的勃兴，默深（魏源字）先生“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倡导学习西学，在当时的反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首先，它是对传统观念的第一次勇敢突破。中华帝国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自傲，而以野蛮愚蠢的夷狄看待外邦，这一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林则徐、魏源等虽然仍然沿用“夷”的称呼，但通过多方面对“夷情”的了解，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改变将外国一概视为不开化之蛮夷的错误认识，开始认识到近代中国落伍于世界的残酷现实，开始意识到世界之大远远超过以往中国人心目中“天下”的狭窄范围，因此努力寻找中国在现代世界坐标上的正确位置，发现了欧美各国的长处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对于一个长期闭关自守又狂妄自大的古老帝国来说，要承认这个现实而且在观念上发生相应变化，是一个极艰难又相当痛苦的漫长过程。地主阶级改革派作出了积极反应，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向西方学习，这是难能可贵的。其次，倡导学习西学，也是对“重道德而轻功利”这一传统思想的反动。传统观念历来重视精神文明而忽视物质文明，对于生产技术更是鄙薄，尤其是对于精巧的工艺往往视之为败坏人心风俗的“奇技淫巧”。魏源公开反对这种偏见，倡言“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认为里面大有学问。而且，他们倡导西学的内容，随着认识的深入，已不仅仅限于军事技术，范围扩大到历史、地理、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其他民用技术等方面，其结果必然会推动人们去考察去认识这些知识背后更为深层次的背景与原因，促进中西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的研究。再次，它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思想的最早萌芽。尽管明清之际中国也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但那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教育对异质文化教育的不断接纳与吸收，它被纳入了中国文化固有的发展模式中。而鸦片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所倡导的学习西学，却是在民族国家危急关头，基于对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为着应变与自强而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表现。它使中国文化教育不得不接受先进的西方文化教育并向更高层次发展，使中国文化教育对西方文化教育有了认同感，为中国后来教育思想的演进与教育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成为教育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起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道路由此在思想认识上得以开启。第四，倡导学习西学对洋务派、改良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地主阶级改革派不仅认为应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防工业，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加速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而且要求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发展中国民族民用工业。他们这些具有开拓意义的新思想对洋务派思想有启蒙意义。洋务派在自强运动中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加强自己防卫力量以抵御外侮，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求强，改革教育内容以培养新式人才，无不深受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影响。改良派在倡导学习西学的启发下，进一步提出了开办学堂。学习“西学”。既要培养精通科学技术的人才，也要设立翻译书院，培养翻译人才；不仅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还要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并认为：“泰西之强，强于学……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而已，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160]总之，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学习西学，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传统教育由四书、五经垄断的局面，输入了西学的新鲜血液，是我国近代学习西学的先声。虽然他们提倡学习的主要是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民用工业技术，但迈出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第一步，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划时代的创举，是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反映，是中国教育向现代化过渡的首次思想解放，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最早表现形式，其意义深远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