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八股考试，改试策论
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是维新运动早期的重点，也是后来变法中出台的第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影响深远。
（一）社会各界对八股取士的强烈批评
以八股取士，始自明代，至此已行之500余年。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的清规戒律，一篇文章有几个部分，各部分之间用什么词联接，甚至每一部分写多少字句都有规定。同时，明清还规定，八股文命题、答题必须依据四书五经，尤其必须以朱熹的注疏作为准绳，不允许联系社会实际，发挥自己的思想。鲁迅曾批评说：
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73]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74]
的确，读书人把一生的精力都耗在八股文上，到头来只能变成酸腐迂拙、不学无术的庸才。所以，顾炎武曾经激愤地指出，八股的危害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大得多，秦始皇坑埋了400名儒生，而几百年来八股文坑害的青年士子何止千万！这种僵化死板的文体，仅仅是封建社会后期科举考试的一种工具，它毫无文学及实用的价值。这种摇头顿足，高吟低咏，惟腐烂文数篇的儒腐学者，一遇实际需要，则瞠目结舌。据记载，当明朝将亡之际，有人看到那些科举出身的大小官吏如此无能，愤怒地在朝堂上贴了一张“礼单”，写道：“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拜。”[75]以之讽刺，入木三分。
康熙二年（1663年）曾因八股文空泛，诏令停用，改试策论，并规定，将乡试、会试原考3场改为考二场，首场考策5道，二场考四书、五经论各1首，还考表1道、判语5条。但是这种新办法只实行了两科，由于一些人的反对，6年后又颁诏恢复了考试八股文的旧制。乾隆三年（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再次奏请皇帝改变科举考试之法。舒赫德提出，科举取士本来仅凭文章衡量人就不是好办法，何况八股文更是徒托空言，肤词诡说，蔓延支离，毫无实用价值。他请求政府重新议订考试之法，但遭到保守势力的围攻。乾隆皇帝也无意变更八股之制，而且为了进一步表示对八股文的肯定，他还指定桐城派散文家的始祖方苞选编了明清两朝名家的八股文集《钦定四书文》，作为八股文范本在全国刊行。同治二年（1863年），鉴于专以文艺课士于造就人才之道无裨，要求嗣后于应课时文外，兼课策论，以经史性理诸书命题，用觇实学，但实际上并无多大改观。
洋务派官僚也意识到传统的八股取士于其洋务事业无补，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曾提到改科举的问题，但他们因害怕“犯众忌而触众怒”，都不敢提出废八股的主张。何启、胡礼垣指出，看了张之洞的《劝学篇》后，感觉到“其名虽曰变也，而其实仍不离乎八股经史，仍不离乎一二三场，仍不离乎百人取一，是不除旧习，其弊愈滋耳”[76]。
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则锋芒直指八股。王韬在政论《变法自强·中》劈头第1句便是：“然则取士当若何？曰：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始。”他提出分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等10科考试，“不论何途以进，皆得取之为士，试之以官”。“至武科，亦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择其智略、勇略、制器之优者而官之。“凡此文武两途，兼收并进，务使野无遗贤，朝无幸位，而天下之人才，自然日见其盛矣。”[77]王韬只借用了科举取士的外壳，一切以智愚、优劣判定，考试只起了人才选拔的作用，性质已近乎现代公务官考试制。以后汤震的《考试》（1890年）、陈虬的《经世博议》（1892年）诸文，基调与王韬的主张基本一致。
郑观应亦批评“中国文士，专尚制艺”，“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他说，以此入仕，“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78]。他提出，即使八股为祖宗成法，一时不便改变，也应于八股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学，或富强之事。“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他宣称：“如此变通推广，或亦转移世运之一端乎！”[79]
（二）百日维新时废八股、试策论及其历史影响
1.维新派人士对八股制的进一步揭露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从为发展学校廓清道路的立场出发，与顽固派、洋务派展开了“学校与科举之争”，亦即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教育与维护封建主义的旧教育之间的论争。
梁启超对八股取士制度的腐朽性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他愤慨地指出：“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天下扼腕殷忧，皆以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因此，他向光绪皇帝建议：“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80]
严复对八股取士更是深恶痛绝。他曾在《国闻报》上发表《道学外传》，讽刺那些醉心科举、揣摩八股的人，“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颔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试入其室，笔砚之外，有《四书味根录》、《诗韵合璧》、《四书典林》，无他等书。其尤博雅者，乃有《五经汇解》之经学、《纲鉴易知录》之史学、《古文观止》之古文、《时务大成》之西学。”如果问他“先生何为乐此？”回答说：“国家之功令也是。”如果问他：“功令脱改，先生奈何？”回答说：“功令曷为而改哉”，“且功令若改，国家将亡矣”。这些人愚昧无知，安于所习，以报纸为“天下之乱民”，以民主为“部落简陋之习”，以为中国如被瓜分，“吾辈衣食自若”。那么，中国“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等人材”，让这种人“膺执政之权”，其结果“必有致祸之实”[81]。
在《救亡决论》（1895年）中，他列举了八股取士的3条罪状：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他说，三者有其一，国家就会由弱而亡，何况中国三者兼有之。因此，当务之急“莫急于废八股”，并表示“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82]。
就八股的危害，直接向最高层晓以厉害的当属康有为。他在许多场合，历数了八股取士的桩桩罪状：
其一，束缚思想，扼杀民智。在光绪召对时，他痛陈“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83]。考官出题仅限于四书，而且出“截上截下”的难题怪题，文章内容“不得用秦、汉以后之书，述当世之事”。格式限制尤严，稍有出入，即谓之不如格，虽胸有万卷，学贯三才，亦必俯就格式，不许以自己一字入文。
其二，坑害士子，不学无术。举国士子，为了金榜题名，“谢绝学问，惟事八股”，“遂使天下百千万亿之生童，日消磨精力于此等手法之中……驱天下有用之才而入于无用之地”，“使天下之人相率于不学”，“徒令其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尚十倍之”[84]。
其三，老于名场，真才难擢。国家设科举，本为选拔人才，为国家所用。八股取士却相反，“没字之碑可以中式，宿学之才不必登科”，朝考、殿试则专凭诗赋、楷法录取，“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苟有一二自拔流俗者，则其才华学识，不能发现于场屋文字之中，偶有发现，则以不合格黜之。”加上名额限制过严，致使高才多老名场。这样，即使有人才也无从发现，更何谈使用。
其四，空洞无物，毫无实用。八股文只讲求格式，内容空乏。惟有应付科举，作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一旦考取，即被抛之脑后。
八股取士，实质上是“愚民之术”。封建统治者之所以乐此不疲，不难理解：
愚民之术，莫若令之不学，而惟在上者之操纵……聚百万瞽者、跛者而鞭笞指挥之，如牧者之驱群鹅鸭然，稍投以水草，奔走趋赴惟恐后，乃得以呵斥杀戮，獭祭而奴使之。[85]
其结果使“野皆愚民，庠皆愚士，朝皆愚吏”，从而导致国家的危亡。总之，“八股之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86]。“其立法之谬异，流弊之奇骇，诚古今所未闻。”[87]康有为认为，当务之急，“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要改科举，“则莫先于废弃八股”，强调“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者，莫过于此”[88]。
2.八股取士制的废除(https://www.daowen.com)
维新派竭尽全力争取废除八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公车上书”，第一次向光绪帝提出废八股的要求。1898年4月，又上折请废八股，却遭礼部尚书许应骙驳阻，未能实行。6月1日，代杨深秀拟《请厘正文体折》。6月16日，光绪召见时，又面陈八股之害，打动了光绪，这才取得废八股之许诺。次日，为促使光绪下决心，再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同时，代宋伯鲁拟《请改八股为策论折》。光绪见奏，本想立即发布废八股的诏谕，刚毅加以拦阻，要求“请懿旨”，故拖延了数日。康担心光绪动摇，于6月19日再上《厘正科举文体，进呈孔子改制考折》，“请特下明诏，立变科举八股之制，勿动于浮言，勿误于旧论”[89]。6月22日，代徐致靖拟《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尖刻指出：“言科举不可变、八股不可废者，与为敌国作反间者无以异也。……以皇上之明，岂能曲从一二人硁硁拘执之见，而误天下大计哉。”[90]6月23日，“不欲为亡国之主”的光绪皇帝终于下达谕旨：“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91]
6月30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上奏，主张新政之行，“当如风行草偃，惟速乃成”。本届乡、会两场试事刚竣，改试策论自不能不待诸下届，若生童岁科试，现正随时按考，既定例从下科开始改，则现时无疑仍用旧章。生童若不习八股，则无从应考，若仍习之，则明知为已废之制，两年之后即行弃置，却还要枉费两年心力，确实“令天下无所适从也”。因此，建议皇帝再降谕旨，将生童岁科试立即更改，“庶学者不必复以帖括分心，得以专心讲求实学”[92]。是日，光绪帝准其奏，鉴于乡、会试既改试策论，经济岁举亦不外此，自应归并正科考试，以免纷歧。至生童岁科试，著各省学政，“奉到此次谕旨，即行一律改为策论，毋庸候至下届更改”[93]。这就比原定计划提早一届结束了八股的历史。
关于八股与策论的区别，1898年6月30日《申报》有一篇文章作了对比分析。文章说，八股“绳趋矩行”，策论可“直抒所见”；以虚实论，“八股即实而仍虚，策论虽虚而实实”；“八股略解四子经书，即能葫芦依样；而策论苟非略知经史，稍有见地，不能从事”；“粗言之，八股似难而实易；精言之，策论似易而实难”[94]。应该说，这个分析是比较中肯的，如果能真正以策论试士，选拔实学之才，则或许是中国“盛衰强弱之一大转机”[95]。
7月19日，光绪帝又准张之洞、陈宝箴之会奏，谕令变通科举章程。具体办法是：乡、会试头场考中国历史、政治；第二场考时务策，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文艺；第三场考四书五经义。首场按中额10倍录取，二场3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3场完毕，如额取中。[96]“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并令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以分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
随后又因贵州学政严修、浙江巡抚廖寿丰等所请，决定设立经济特科，分内政、邦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6科，诏令三品以上京官和各省督抚、学政等荐举擅长学术技艺之人，咨送总理衙门，然后会同礼部奏请在保和殿考试策论，依照成绩任命官职。
至此，社会各界请废八股的努力，终于获得了重大成果。这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全社会的一件大事，是维新派教育改革所取得的第一个大的突破。此举赢得了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97]。多少年来，读书人习惯的生活道路，就是治帖括、习八股，然后通过科举，极少数幸运者经过狭窄孔道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绝大多数人则皓首穷经，潦倒一生。而现在广大封建士大夫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从走惯了的老路上踅回头，重新探索一条陌生的人生道路。
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政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购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98]
这一大事的影响，从反对者的笔下也可以得到印证。1898年8月6日《申报》发表评论《八股辨》，内中称：“一时缙绅士庶，田夫市侩，以及识字妇女，学语小儿，莫不交口而訾曰：八股无用，八股无用。”[99]
具体言之，这场改革同原来的八股取士制相比，有以下几大进步：（1）科举的宗旨，由愚民政策改为“开民智”，有利于开展变法维新。（2）文科废除禁锢思想的八股文体，武科亦摒弃毫无实用价值的弓刀步石，革除脱离实际、学用脱节的弊端，倡导经世致用，“励实学而取真才”。（3）提倡西学，各类考试均考时务，包括中外掌故，选拔“通达中外之才”；艺科更以考西方自然科学为主。在古老的封建主义科举制度的肌体中，注入了资产阶级西方的新鲜血液。（4）打破严格的名额限制，以广登进。
当然，这场改革也有不彻底的地方，如康有为等不肯尽废科举与四书文，仍坚持“厘正文体乃以尊四书，变通流弊乃以符旧制”[100]。梁启超对此有一个解释，他说：
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而一切学级，悉由学校出，此乃正理也。然此次不即尔者，盖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急激，且学校生徒之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101]
虽属“不得已”，但毕竟美中不足。当然，改革有一个过程，许多事情非能一蹴而就。我们指出来，但并不苛求。
3.顽固派的反扑与复归旧制
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102]而旧制度的代表总是竭力维护旧事物，以拼死的反抗来抵制改革的进行。
废八股的政策出台过程就屡受干扰，大学士徐桐谓“八股代圣贤立言，朝考覆试为祖宗成法，变更则正士寒心”。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刚毅也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遽废”，直到拟定改科谕旨时，他仍加阻拦，一会儿要求“请懿旨”，一会儿要求“请下部议”。
当废八股、改策论的诏谕公布后，“守旧之徒相顾失色，有窃窃然议阻此举者”[103]。例如御史文悌、黄桂鋆等就四处奔走，“聚议将联名翻国是，复八股”[104]，而大僚中旧习更深，多“乐为助力”。全国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亦汹汹然反对此项改革，“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殴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105]。
当时各部门在贯彻谕旨中阳奉阴违，“上虽谆谕至三令五申，仍复藐为具文”[106]。光绪废八股的上谕中只是讲了一个原则，具体实施办法要求礼部详细拟定。礼部就采用“迁就弥缝，阴怙旧习”的手法，表面上赞成和支持改试策论的原则，而实际上却偷梁换柱，在乡会试的内容和方法上玩弄了许多花招，结果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所以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钞》中说：“（六月初二日）见礼部所议改试策论章程，束缚驰骤，甚于旧制，无怪康门之反唇也。”[107]这就是某些封建政治家的一大本领，他们对于有关改革建议的奏折，“似无一语驳者，似无一条不行者”，但弄来弄去，却使之“皆成为虚文”[108]。
及至政变发生，光绪皇帝被幽禁起来，其他维新人物被杀害或流亡国外，改革科举考试的各项措施也付之东流。10月9日，慈禧下令：“……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109]。11月13日慈禧复下令，取士之法亟宜申明旧章，由礼部知照各省学政暨乡会试正副考官，务必遵照《学政全书》、《科场条例》内载条款，实力奉行。
从6月23日光绪颁诏废八股，到10月9日懿旨复旧制，其间不过百余天，改革举措尚来不及付诸实施，即为顽固派所扼杀。虽然如此，但其对社会所产生的震荡，远远超出这一事情的本身。由此，风气大开，不可遏制，就如欧榘甲所说：
及政变而八股复矣，然不独聪明英锐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脑，以问津于此亡国之物，即于高头讲章，舌耕口穑数十年，号为时艺正宗者，亦谓诵之无味，不如多阅报之为愈矣。[110]
梁启超也说：
虽仅数月，八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111]
1900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清政府勾结外国势力将这一运动镇压下去了，但是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已经是苟延残喘，难以维持。慈禧太后不得不在1901年初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她在懿旨中表示，在科举考试中也要废除八股文，同时提出要恢复经济特科取士，招揽治国人才。虽然此时这一切对其统治都无济于事，但由此说明，废除八股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逆潮流而动终归是要遭历史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