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
（一）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专门技术人才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试图改变“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的局面，以培养造就与近代工业有关的技术人才。张之洞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中国财产富饶，人物灵秀，甲于五洲。而开物成务实较各国为最早。”然而“惟近数百年来，机器之灵巧，制造之精美，中国转逊于外人”[129]。究其原因，在于“洋人工艺各有专门”，格致、理化、测算等科学理论精益求精、日新月异。而中国恰恰相反，对科学知识却不屑追求，工人多目不识丁，工艺陈旧落后，所以不仅不能“自出心裁创物制器”，即使继述前人亦“多失真传精意”，因而造成实业落后，产品质量低劣，“亟应劝导振兴，以挽风气而塞漏卮”。张之洞等希冀通过开办专门学堂，使学生学成之后，“既明其理，复达其用”，中等水平以上的人能够“随时加工讲求或可创制新奇”，中等水平以下的人，具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任事，“亦不致流为无业游民”。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突破封建教育的藩篱，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在教学管理方面也有不少创新，从而为当时“自强”、“求富”的洋务培养了不少的人才，但洋务运动最后的破产，也说明了只学西文、西艺，囿于一才一艺的实业教育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维新派批评洋务教育不改科举，不学西政，不讲爱国，不求精深，只用洋人，培养的人只能担任翻译、买办，而不能培养出“可备国家之任”的真正有用的人才。梁启超指出：
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130]
这种批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甲午之战后，外国投资的刺激，新式企业优厚利润的吸引，中国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这些因素都促进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这时连一些状元及第的人如张謇、孙家鼐等都致力于实业，1896—1898年，民族资本确实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但其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履维艰，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极力加以抑制和阻止，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才的匮乏，更具体地说入仕之学人多，农工商之学人少。如严复就严厉批判旧教育的错误办学方向：“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已耳！”[131]他认为“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学不仅以治人也，自治其身之余，服畴懋迁，至于水火工虞，凡所以承天时、出地宝、进人巧、驱百昌以足民用者，莫不于学焉，修且习之……”[132]他看到，我国传统的教育，只是科举教育。学子举业不成，几乎终身成废，所学的东西，于工商之业无一可用。即使举业有成，亦不懂经世之学。而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大兴实业教育不可。他笃信，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反之，则国不治。
所以兴办各种实业、专门学堂成了一时之议。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謇上奏请兴农学，“请皇上各省专派一人，主持其事，设立学堂”[133]。同年上海农学会会章中亦称“农学事理繁赜，尤必开学肄习……先立一堂，日渐推广，必使农田所在，皆有学堂，负耒之民，咸知新理新法”[134]。其他如矿学等，也屡有所请。
康有为更重视创办各种专科学校，培养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以适应科学、农工商各业及国防的发展。他主张各省府州县都要普遍举办。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都要设立专科学校，还要设立铁路、农业、商业、师范等学校，以及女子学校、使才馆等。比如农业，他认为这是富国之本，而要发展农业，就必须设立农业学校。为此，他特上《请开农学堂地质局折》（1898年），请光绪“饬下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学堂，酌拨官地公费令绅民讲求”[135]。可以说，培养实用、专门人才是其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教育界、实业界的一致呼声。
（二）“百日维新”时各种专门学堂、实业学堂的开办
早在维新变法前，一些地方就有所行动，陆续开办实业学堂和专门学堂。1896年3月，江西绅商蔡金台等于高安县创办蚕桑学堂，讲求种桑、育蚕之法。因江西素不产蚕，桑秧蚕子须由外省输入，厘税甚重，申请官府准予免税3年，以利蚕桑生产和教育的发展。[136]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奏请于杭州西湖金沙港创办蚕学馆，并于次年4月1日正式开学，林启自兼总办。学额定30名，不限省份，所取学生以秀才为多。课程有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土壤论、桑树栽培论、蚕体生理及解剖、蚕儿饲育法、缫丝法、显微镜、操种法、茧审查法、生丝审查法、害虫论等。(https://www.daowen.com)
1898年4月16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于湖北省城设立农务学堂，租民田为种植五谷树木及畜牧之所，招收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学。又请准于洋务局内设立工艺学堂，选聘东洋工学教习2人，分教理化学及机器学，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商学者入学。为了改变湖北丝绸不如浙江的局面，张之洞“命以蚕桑事并入农务学堂，织绸事并入工艺学堂”。
如果说，上述几所学堂的创办还带有自发性质的话，那么当百日维新开始后，变法紧锣密鼓，光绪皇帝接二连三降旨，要求各地重视兴办专门或实业学堂，兴办该类学堂便成了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了。从“上谕”看，1898年8月10日谕：铁路矿务，为当今切要之图，亟应设立学堂预备人才，所有各铁路扼要地区及开矿省份，应行增设学堂，并令王文韶、张荫桓筹议办理。[137]10天之后，8月21日，光绪皇帝又依照康有为条陈请兴农殖民以富国本折，命“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并要求“工学、商学各事宜，亦著一体认真举办”[138]。9月11日，光绪帝准刑部主事肖文昭条陈，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这样，设立铁路、矿务、农务、工学、商学、茶务、蚕桑等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便有了政策依据，于是，这类学堂便在各地迅速开办起来了。
矿务类：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1898年6月20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彦奏请并经总理衙门议准，于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由总理衙门咨饬出使各国使臣，搜求海外矿学书籍，选已通西国语言文字者入堂学习。总理衙门同时还通知各省就现有学堂酌量增加矿学课程。9月14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以江南地方正在办理矿务，请准“于陆师学堂内添设矿路学一斋”，挑选学生分习重力、汽化、地质等学。
翻译类：有8月26日梁启超奏请在上海设立的翻译学堂，编译书籍报纸。
医学类：有9月9日孙家鼐奏请设立的医学堂，归京师大学堂管辖。
农务类：9月4日，督理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奏请于京师专设农务中学堂，“凡中国农政诸书及西人种植之学，分类考求”。9月14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于江宁设立农务学堂，“聘明于种植物学、农艺化学人员为之教习，以讲求物质土性所宜，粪溉壅植之法”[139]。
工艺类：9月14日，刘坤一奏请将上海制造局兼辖的广方言馆和旧有的炮队营裁并改设工艺学堂，“招募生徒，分别学习”。
蚕桑类：9月19日，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于安庆省城东门外五里庙地方设课桑园，并就课桑园设蒙学馆，收附近10岁左右的农家子弟，以50人为额，前3年学习温字、写字、基本会话，第4年留住桑园，察其资质，分习化学、验种、栽桑、养蚕、缫丝及一切树艺畜牧之法，早晚授以加减乘除浅近笔算，学满5年方为卒业。[140]
其他还有铁路学堂，如9月10日路矿总局王文韶等奏陈：“现在津榆既设铁路学堂，山西商务局所订合同内，亦载明设立铁路学堂，经费由公司自备。”[141]可见铁路类学堂也已经或正在陆续开办。
开办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对专业师资、场地等的要求比普通学堂更高，其发展更需外部条件的支持。但随着政变的发生，刚一迈步的实业、专门学堂就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尽管政变后并非每一所学堂都被取消，有些学堂还是以不同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经此一场劫难，其发展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然而，这些学堂设置本身，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为以后各种实业、专门学堂的创办摸索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意义亦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