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学堂章程》的制定与颁布

一、《钦定学堂章程》的制定与颁布

《钦定学堂章程》是1902年由张百熙拟订、清政府公布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规定学制系统的文件，因这一年为旧历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虽未能实行，但毕竟是中国新学制的开端，对中国学制建设影响巨大。

（一）壬寅学制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近代，建立新学制的思想由来已久。从容闳向洪仁玕面呈教育计划，到陈炽、宋育仁对西方学制的介绍；从最早出访西欧的官员斌椿对西方学制的引述，到花之安、李提摩太等对清政府的建议；从郑观应、盛宣怀对学制的倡导和实践，到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等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具体构想；从《教育世界》杂志对日本近代学制连篇累牍的介绍，到清政府官员对日本教育制度的实地考察，使中国对西方和日本教育制度有了更深刻和详细的了解，反映出建立中国近代学制的思想条件已日趋成熟。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提出了制定学制、统一课程的客观要求。中国新教育源于洋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和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渗透，开始竞相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1842—1877年，基督教在中国创办学校350所，学生5975人；1890年增至16836人，是13年前的2.5倍。1876年，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学校294所，1898年达1106所，是22年前的4倍。[75]这些教会学校虽以教化中国人、使其成为社会中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为目的，但其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对中国新教育发展有刺激作用。就中国本身而言，新式学堂是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经过1862—1902年整整40年的办学实践，已初具规模，并积累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办学经验。从1898年起，京师有大学堂，各地大城市有高等专门学堂，各府、州、厅也大都创办了相当于中等教育性质的学堂，县及县以下的乡镇也设置了类似小学、蒙养性质的教育机构。学校类型可谓完备。就某一学堂而言，通常都有具体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有的相当详备。这不仅对该学堂发展，而且对其他学堂也有较大影响，为制定全国学制积累了实际经验。但它们毕竟是某一所学堂的章程，难以规范、也不可能规范全国各级各类学堂，因而新教育在发展中暴露问题颇多，如各学堂自成体系、互不衔接，课程随意性很大，互不统一等等。随着新式学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问题日益突出，矛盾更加尖锐。因此，制定全国统一的学制，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宗旨、课程设置，是新教育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正如湖南巡抚俞廉三在1902年所指出的：“将大中小学堂章程、课表通颁各省，资为程式，俾学有定业时，皆可一律遵守，免致分歧。”[76]

由此可见，自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以后，随着外国教育制度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主张学习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经验，在中国建立近代学制，不仅是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声，也是中国新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于是中国近代学制便应运而生了。

（二）《钦定学堂章程》的制定

1.张百熙在《钦定学堂章程》制定中的作用

《钦定学堂章程》是张百熙主持制定的。当西太后被八国联军打到西安时，张百熙赴西安力请兴学，以挽救时局。清政府因此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并将京师同文馆划归京师大学堂，由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乃至全国的教育改革。

张百熙（1847—1907年）湖南长沙人，字冶秋，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督山东学政。曾支持维新变法，政变发生后，因举荐康有为被革职留任。1900年以礼部侍郎赴西安见西太后，痛陈时弊，主张兴学。任管学大臣期间，命门人沈兆祉（小沂）起草《奏办京师大学堂疏》，作为教育改革的纲领，以京师大学堂为中心提出5条大纲：预定办法，添建讲舍，附设译局，广置书籍仪器，宽筹经费等。其中的预定办法，就是制定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和大学的各级学校章程。

张百熙认为，大学堂专门正科，暂时还没有合格的生源。根据实际情况，京师大学堂可先从高等学校（大学预科）办起。同时设立仕学馆和师范馆的速成科，以解决各种人才、特别是师资的急需。因此高等学（大学预科）、仕学馆、师范馆章程必须先行制定。为了规范全国各地的学堂，“各直省高等、中学、小学章程”也必须同时制定。尽管大学专门正科一时还无条件开办，但也须及早准备。并根据现拟章程先行开办，然后派官员出国考察，借鉴外国的学制章程，予以修订。

京师大学堂在当时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全国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张百熙作为管学大臣，既要办好大学，又要管好全国学校教育。所以，在任内他除解决大学堂经费、房舍等具体问题外，还要统筹考虑全国的教育改革。为此他选聘人才，组建全国教育管理的核心机构。1902年初，他聘请享有盛誉的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当吴汝纶坚辞不就时，“百熙具衣冠诣汝纶，伏拜地下曰：‘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汝纶感其诚，勉起应诏”[77]。吴汝纶要求先制定大学堂章程，然后视章程中总教习一职的职责，再决定是否出任，且要求立即赴日本考察教育，张百熙全部答应。1902年2月13日，吴汝纶正式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后张百熙又聘湖南试用道张鹤龄为副总教习，候补五品京堂于式枚为总办，翰林院编修李家驹、工部主事赵从蕃为副总办，荣勋、绍英等分任提调，严复为译局总办。设编译局，李希圣为编辑总纂。这样，京师大学堂管理层，也是全国新式教育的最高行政决策层基本形成。在学制制订过程中，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研讨起草工作，沈兆祉起了重要作用。罗惇最时任编译局副总纂，曾说：“奏定各学堂章程，多出沈兆祉手。”[78]大概壬寅学制中一些章程的直接起草人是沈兆祉。另外，对清末学制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吴汝纶。

2.吴汝纶对壬寅学制的影响

吴汝纶（1840—1903年）安徽桐城人，字挚甫，同治进士，直隶冀州知州。曾师事曾国藩，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是著名的桐城古文大师，声望很高。后被李鸿章聘为保定莲池书院院长，成为李的幕僚。吴汝纶不仅国学造诣深厚，而且精通西学，他的挚友严复每译一书，均请其过目，征求意见，曾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作序。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深知新式教育是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1899年创办东文学堂，聘门生日本人中岛裁之任教习，尝试发展新教育。

1902年5月，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日本政府对这次考察极为重视，作了周密安排。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参观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足迹遍及大学、中学、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盲哑等特殊学校，考察范围极其广泛。第二，在文部省听教育讲座和介绍。据其日记统计，共听了19次内容不同的讲座或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概况、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各方面的内容。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改革问题。除天皇召见外，还拜会伊藤博文（首相）、大隈重信（前首相）、菊池大麓（文部大臣）、辻新次（文部次官）等官员，并与日本著名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他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大量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考察情况，将收集到的教育情况及日本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和自己的心得设想告知张百熙及大学堂同仁，并尽可能详尽地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从这些信函中可窥知吴汝纶对学制的一些思想，主要有：

（1）发展中国教育事业，速成法与循序渐进法同时并用

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吴汝纶认为，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迅速培养实用人才，以应社会发展的急需。这就必须靠速成教育来完成。但速成教育又是权宜之计，从长远看，要造就专门人才，就必须用循序渐进之法，必须扎扎实实从小学、中学做起。吴汝纶说：“欲令后起之士与外国人才竞美，则必由中、小学循序而进，乃无欲速不达之患。”[79]因此，他提出义务教育和师范教育为发展中国教育的关键。

（2）努力缩短学制年限

吴汝纶认为，当时中国学校教育除西学内容外，还有中学内容，学制自然就延长了，要想缩短学制，必须减少课程。他说：“然则欲教育之得实效，非大减功课不可。减课之法，于西学则以博物、理化、算术为要，而外国语文从缓。中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80]学制年限的长短与课程关系密切，解决学制过长问题必须减少课程。在当时，吴汝纶的减课方案是合理的，也是睿智的。对这一重要问题，壬寅学制以及后来的癸卯学制均未能很好地解决，成为憾事。(https://www.daowen.com)

（3）教育要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又要符合世界教育发展潮流

当时中国经济落后，清政府财政困难，教育经费匮乏。因此，吴汝纶反对铺张浪费，主张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建造校舍以实用节俭为前提。“窃料学校新立，来学者必不能多，无取多备空室，但基地宏拓，后可随时增构足矣”[81]。同意日本教育家“兴学不在屋宇广大”的观点。在符合国情的同时，又须顺应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如普及义务教育发展女子教育，特别是教育与宗教分离，反对在大学堂设孔庙。他说：“崇饰孔庙，无益于学，欧美尊奉耶稣，不闻祀之学堂，似可仿行。”[82]把教育与宗教严格区别开来，对学制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吴汝纶还论述了许多具体问题，如办医学、设立体操课、学校建筑、学校卫生、翻译教科书等等，为学制制订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建设性意见。但吴汝纶未直接参与学制的拟订，尽管张百熙曾命参与起草章程的绍越千等约吴汝纶“赴官书局，同议章程”[83]，旋因吴汝纶赴日考察，实际未参与学制草拟。不过，访日期间他一直关注学制起草工作。他结合考察所得，通过信函为学制制订提供材料，对学制问题发表见解。曾致函张百熙：“至奏定章程，此间尚未全阅，率臆妄言，以备采择！”[84]另外，吴汝纶在日考察期间，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以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等。通过多种渠道，收罗齐全，及时提供给制订学制的诸位同仁。如副总办赵仲宣关心学校外语课程、年限、学生宿舍及高等师范问题。吴汝纶告知，日本高等学校已用外语讲授，主要是德语，其次是英语。学习外语年限为中学5年，高等学校4年。学生寄宿舍，一般每室8人，也有五六人的，自修室一般4人。高等师范学校的情况是：预科1年，专讲科学；本科3年，分4学部，加教育学课程；最后一年除研究教育学之外，有教育制度、学校卫生、教育研习等等，课程较少，专重教育方法的训练。由此可见，吴汝纶虽未亲自参加制订学制，但对学制的产生有直接的影响。

经过张百熙、吴汝纶、沈兆祉等人的努力，中国第一部学制——壬寅学制制定出来了。壬寅学制颁布时，吴汝纶还在日本，他的教育主张虽融入了学制，但体现得并不充分。好在吴汝纶回国不久便将考察所得编成《东游丛录》一书，其弟子又编成《东游日报汇编》，详尽地介绍了日本学制。国内热心教育改革之士也高度重视他的考察活动，他从日本回上海的第二天，罗振玉、张謇便登门拜访讨论教育问题。这次考察及考察的成果，不仅直接影响了壬寅学制的制订，而且成为日后制订癸卯学制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钦定学堂章程》的内容

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主持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由清政府颁布，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公布的法定学制系统。包括《钦定蒙养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及《考选入学章程》等6件，分别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学堂为3段7级。初等教育阶段分蒙养学堂和小学堂两级。蒙养学堂旨在培养儿童使有浅近知识，并调护其身体。开设修身、字课、习字、读经、史学、舆地、算术、体操8门课程。6岁入学，4年毕业，升入小学堂。小学堂又分寻常和高等两级，相互衔接，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寻常小学设修身、读经、作文、习字、史学、舆地、算术、体操8门课程。高等小学设修身、读经、读古文词、作文、习字、算术、本国史学、本国舆地、理科、图画、体操等8门课程。各3年毕业，升入中学堂。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旨在使高小毕业生加深程度，增添科目，“俾肆力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高等专门之始基”[85]。开设修身、读经、算学、词章、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图画、博物、物理、化学、体操12门课程。4年毕业，升入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高等教育设立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大学院3级。高等学堂设于省城，大学预科设在大学堂内，均为中学毕业后欲人大学专门者之预备，分政、艺两科。政科开设伦理、经学、诸子、词章、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物理、名学、法学、理财学、体操等13门课程。学制3年，毕业后升入大学的政治、文学、商务3科。艺科开设伦理、中外史学、外国文、算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及矿产学、图画、体操等10门课程。学制3年，毕业后升入大学农业、格致、工艺、医术4科。

大学堂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分政治、文学、商务、格致、农业、工业、医术7科，学制3年，毕业后经选拔可升入大学院。大学院旨在研究，不设课程，不主讲授，不定年限，是当时教育的最高阶段，培养特异之才。按壬寅学制规定，从蒙学堂到大学堂共20年。

《钦定学堂章程》除从蒙养学堂到大学院的直系普通教育系统外，还有师范、实业两个旁系。实业学堂分简易、中等和高等3级。简易实业学堂3年，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4年，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3年，与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相当。师范学堂附设于中学堂，也是4年，招贡、监、增、廪、附生入堂肄业。旨在造就小学师资。高等学堂附设师范馆，学制4年，以造就各地中学堂教员为宗旨。于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外，分设一速成科，称仕学馆，招收已入仕途的人员，是中级京员、外官肄业之所。学习法政，3年毕业。这就是《钦定学堂章程》的学制体系。

《钦定学堂章程》虽列出师范、实业教育两个旁系，但都附设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且对其具体开设课程未作明确规定，这个缺憾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得到弥补。

（四）《钦定学堂章程》的特点和影响

《钦定学堂章程》的特点表现为：第一，注重提高国民基本素质。强调无论什么人均应受7年教育方可择业。如《小学堂章程》规定：“俟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七年教育，然后听其任为各项事业。”[86]注重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轨的重要标志之一，符合当时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第二，重视实业、师范教育，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办实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清末财政困窘，也想通过发展实业得以缓和。因此，实业教育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师范是教育的母体，随着清末教育的发展，师资匮乏日益明显，要发展新教育先须重视师资培训。因此，各类师范教育也得到当政者的重视。但应注意，对实业、师范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办学附设于高小、中学和高等学堂，而不是独立办理，课程设置也没有具体规定，就是明证。

第三，保留了明显的封建残余。在这个学制中，重男轻女思想支配着教育，女子教育在学制中没有任何体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在学制制定者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科举制对学制有重大影响，壬寅学制规定，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各级实业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毕业生，分别给以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称号。对科举出身的人，也可以分别入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和仕学馆，名义上是使学校与科举沟通，实际是新形势下科举对学校教育制约的体现。再次证明科举一日不废，新式学校教育便无从发展。

尽管《钦定学堂章程》内容显得比较简单，还有许多封建残余，且公布后没有实行等各方面的不足，但它毕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由政府明令颁布的独立的和较为完备的学制系统，有筚路蓝缕、开历史先河之功。况且它凝聚了学制制订者们发展中国新式教育的心血，是他们借鉴外国先进教育经验的结晶，特别是为以后学制制订提供了丰富宝贵的经验。癸卯学制就是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看来，《钦定学堂章程》在中国教育史上确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