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学堂的发展
近代新式学堂产生在洋务运动当中，但真正大规模地发展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当时，在清政府的提倡和鼓励下，一系列的教育制度和措施次第出台，极大地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实践基础。
（一）新式学堂发展的历史背景
1.社会需要是新式学堂发展的根本原因
鸦片战争后，旧教育的空疏无用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龚自珍、魏源、冯桂芬、郑观应等都有尖锐的批评。这只是理论上的认识，对社会的危害还不像理论认识那么深刻。甲午战败，天朝大国败于蕞尔岛国日本，昔日的老师败给了今天的学生，人们开始真正反思中国的问题。追根溯源是社会的巨变，没有相应的人才为其服务。人才缺乏，显然是教育存在问题。19世纪末的中国教育，虽说新学堂有所发展，但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旧的传统教育。在科举制的束缚下，从中央国子监到府州县学乃至书院，大都以讲授经史之学为主，虽说也有传播自然科学的新学堂或书院，但相对于庞大的旧教育体系而言，真是凤毛麟角。据有关资料统计，新政前的新式学堂仅有39所。[133]要改变中国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振兴中华民族，就必须先振兴近代新式教育。正如留日学生提出的：“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134]因此，发展新教育便成为朝野内外、全国上下有识之士的一致呼声。
2.清政府的重视、提倡
在新政中，清政府把“求才”作为首要任务。1901年6月的谕旨指出：“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艰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135]为求人才，清政府在新政中大力改革教育，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新教育的措施，除前述的书院改学堂、鼓励留学、制定新学制外，还有以下措施。
（1）废除科举和建立各级兴学机构
20世纪初，科举已成为新教育发展的严重障碍，科举不除，新学不兴。于是1905年清政府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从此，在中国历史上盛行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寿终，对新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同时，清政府着手建立兴学机构，1905年12月，在中央设立学部，作为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次年在各省设立提学使司，负责一省学务。在府、厅、州、县设劝学所，管理各辖区内地方教育的发展。到1909年全国有劝学所1558个，劝学员12066人。[136]兴学机构的设立，使清政府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成为新教育发展的有力保障。
（2）筹款兴学
清末国家财政危机严重，而新政中练新军、办实业、兴学堂均需巨款。在经济十分困难的局面下，如何发展新式学堂确是一大问题。为解决兴学中的经费问题，清廷及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当时情况，结合本地实际，采取的有效措施有：
第一，整旧从新。即将旧有的传统教育机构改为新式学堂。以前者的资产财物充作后者的校产费用。主要指各地书院和旧式府州县学等旧式教育机构，甚至一些地方贡院、试馆等准教育机关改为新式学堂。不仅解决了地方兴办新学堂的校舍、设施，还可适当利用原有师资，特别是对原有教育财源的截用，使新学堂经济来源有所保障。
第二，破旧立新。指对寺庙庵观等宗教设施，或直接将房产改建新式学堂，或截用其经济来款充作兴学经费。在山东改寺观，提经费，兴学堂，竟成一时风气。如在沂属各县，其僧、道人众往往一人主持二三庙宇，每处产业少则膏壤数十亩，多则四五顷。经地方协商，迫使出家人以一处产业留用，“其余所入作为私立学堂之费”[137]。这就缓解了兴学中物力、财力不足的矛盾。
第三，官方筹措。指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为了完成清廷下达的兴学指标而设法筹集各种兴学款项。既要兴学，而中央财政又无款可拨，只好由各地方政府自筹。张之洞主政湖北时，于1903年将川淮入鄂之盐每斤加抽4文作为兴学费用，加之其他措施，1904年筹集办学经费白银75万两，1905年激增至128万两，1907年跃为206万两，一时“湖楚教育之盛，甲于全国”[138]。
第四，公集公立。这是仅次于官方筹措的大宗，分两种类型：一是地方的头面人物，如退职官僚、富有绅商、族中俊彦等，为兴办学堂出面集资，如张謇、严修、孙诒让、丘逢甲等。二是新兴社会团体，如商会、公所等组织，甚至一些有志兴学的同人临时结成团体，积极筹款兴学。如云南1910年成立的初级商业学堂，即由商务总会同人赞助而成。[139]
第五，私捐自办。指私人捐款兴学，或凭个人私家财力创办或维持各种类型学堂。这是当时办学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如湖南明德学堂是湖南士绅龙璋兄弟各捐1000块洋元创办。周南女校是朱剑凡独自变卖家产11.7万银元利用家族宗祠创办。[140]这当中也有华侨捐资兴学的，如1903年创办的广东路矿学堂，就是华侨张振勋捐献白银20万两建成的。多种多样的筹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创办新式学堂的经费问题，推动着新式教育的不断发展。
（3）严定奖罚
由于传统观念和经费等的困扰，各地兴学阻力重重，新式学堂发展步履维艰。但清廷和各省大吏为发展教育措施强硬，严定奖惩。学务大臣在奏请谕令各督抚广办学堂时称：“严定州县功过，其玩视尤甚及有名无实者，分别情节轻重，随时撤参。”[141]各省严格执行，如1905年江苏巡抚陆元鼎对“教科之不完，章程之未合，生徒之缺额，教员之滥竽，以至经费之支用无法，办事之任用非人，种种弊端”，随时派员“切时调整”，根据优劣，“藉为奖黜之所凭”[142]。同年，川督锡良对学堂“规模整齐”、“尚有条理”、“开办最多”的15个州县官记功。对“办事延宕”、“事多敷衍”、“禀报欠实”的11个州县记过。1911年四川当局又分别给予办学有功的37人五品功照，134人六品功照，7人蓝翎功照。[143]这对于调动地方官员的办学积极性无疑是有巨大作用的。
由此可见，清末新式学堂的迅猛发展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新式学堂发展概况
由于各阶层的参与和各项措施的推行，在20世纪头10年间，中国兴办新式学堂取得巨大成绩，据王笛统计[144]：
由此可见，1902—1911年间，近代新式学堂由769所发展到52500所，最高的1909年达59117所，学生近164万人。新教育逐步取代旧教育而成为教育事业的中坚。
1.普通教育(https://www.daowen.com)
（1）高等教育
近代普通教育的发展是由高等、中等再到初等，逐步推广。高等教育充当了普通教育发展的龙头。1901—1903年，清政府及地方各省先后设立山东大学、浙江求是大学堂、苏州省城大学堂、河南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山西大学、江西大学堂、陕西关中大学堂等。1903年清政府下令，除保留京师、北洋和山西三所大学外，各省大学一律降为高等学堂，每个省城1所，相当于大学预科，分文、理工和医学3类。据统计，1909年计有大学堂3所：京师大学堂200人，北洋大学堂114人，山西大学堂435人，共计749人。[145]各省高等学堂243所，学生4127人。[146]专门学堂83所，学生15720人。其中法科学堂多达47所，学生12282人。[147]另有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公学2所。毕业生据1911年不完全统计，京师大学堂只有预科120名；山西大学堂有法科16名，工科19名，理科9名，预科24名；北洋大学堂有工科35名，法科9名。[148]下面主要介绍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的前身是1895年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1900年校舍被八国联军侵占，学堂被迫停止。1902年北洋大臣袁世凯上奏清廷，在天津西沽武库重建校舍，1903年春落成迁入，改名北洋大学堂，分本科、预科两级。本科设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科。法科4年毕业，其他3年毕业。1917年院校调整，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北大工科并入本校，遂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工科大学。预科课程以外文和数理化等普通学科为主，另设制图等课。本科前2年开高等数学、测量学、力学、热工学、结构学、地质学、金属工艺等课，后2年开设专业课。1906年设法文、俄文译学班，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为培养师资，1907年、1908年开设两个师范班，因教师乏人，特请直隶提学使顾问官日本哲学博士渡边龙圣为名誉教员，讲授生理、心理、教育学、教授法等课程。1913年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停办，学生并入北洋大学堂预科。北洋大学堂在清末是官费学校，学生膳食均由学校供给，每月还发零用钱白银2两。为鼓励学生读书，仿旧书院制度，举行月考，成绩优良者给予奖赏。1905年梁敦产任督办，继任者有唐绍仪、钱明训等。1903年总办为钱鑅，继任者为沈桐、丁堆鲁、伍廷芳等。1904年设监督，由罗埠曧担任，继任者为蔡儒楷。总教习是美国人丁家立，后由王邰廉继任。从开办至1911年本科毕业和肄业生379人，其中出国55人，法文班13人，俄文班14人，师范班69人。民国后改为国立北洋大学，现在称天津大学。
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是清末第一所省立大学堂，是书院改学堂的产物。1902年3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将太原令德书院改为山西大学堂。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筹办的山西省中西学堂并入，为西学专斋，原设学堂为中学专斋。西学专斋由李提摩太经理，聘英人敦宗礼为总教习，限10年归还。管理人员由山西选派，教授人员由李提摩太挑选。初以乡试贡院为临时校址，1904年迁入侯家巷临时校舍。设预科班3年，专科4年。任命姚文栋为学堂总办，聘谷如庸为中学专斋总理，高燮曾为总教习。中学专斋选令德书院和晋阳书院，学生入斋学习，分经、史、政、艺4科，每日课题一道，名列优等者奖励。西学专斋学习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博物、世界史、中外地理、图画、体操等。无中文教材，外籍教员讲授，中国教员翻译，以英文、算学为主课。每月考试一次，80分以上者奖大洋8元，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1904年宝熙任山西学台（后称提学使），整顿山西大学堂，派进士杨熊祥为监督，取消中学专斋总理，改设监督，改中学专斋总教习为教务长。经史政艺4科，除保留经学科外，改学英、法、日、俄等外语和算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博物、图画、体操等。并选送中学专斋学生30名留学日本，西学专斋4人入京师大学堂师范科学习，选派25人赴英国学理工各科。这些人回国后对山西近代教育和工业发展有较大贡献。1911年收回西斋，中西斋之分不复存在。民国后改名为山西大学。
（2）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特别是中学堂是清末兴学中的薄弱环节。1895年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二等学堂是中国近代中等教育的雏形。1898年总理衙门和军机大臣会呈京师大学堂章程，请求清政府通饬各省，在府、州、县设小学，省会设立中学，京师设立大学。“中学”一词正式见诸教育法规。[149]同年，御史张承缨奏请于京城设立中学堂，杭州知府林启设立杭州中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独立中学堂的发轫。1904年癸卯学制规定各府至少设立中学一所，并鼓励州县自设。经过不断努力，至1907年全国有中学堂419所，学生31682人。1909年中学堂增至460所，学生40468人。[150]两年努力，学堂增加51所，学生增加8786人。但与迅猛发展的师范、小学、实业和高等教育相比，相差悬殊。这个时期全国著名的中学有湖南明德中学、天津敬业中学和绍兴中西学堂等。
（3）初等教育
中国近代新式小学教育发端于1878年张焕纶在上海创办的正蒙书院。1896年，钟天纬创办上海三等公学，次年盛宣怀创设南洋公学外院，1898年御史张承缨奏设京师五城小学堂，都是中国近代早期的新式小学堂。癸卯学制实施后，清政府明谕各督抚学政，“切实督饬地方官劝谕绅士，广设小学堂”[151]。小学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全国小学堂数1907年为34033所，学生900364人；至1909年，学校增加到50394所，学生1492147人。[152]数量虽大增，但质量不高。从教师来看，多半未受新式教育。1907年，全国共有高小教员10429人，其中未毕业或未入新式学堂者占49.96％。初等小学堂和蒙养院共有教员24334人，其中未受师范教育者达60.27％。[153]可见，绝大多数教师仍以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从事小学教育。这时学校规模较小，1907年学堂总数为34033所，教员总数34763人，学生总数为900364人。学堂与教员的比例为1∶1.02，学堂与学生之比为1∶26.45，教员与学生之比为1∶25.9。[154]说明初创时期的小学堂与私塾相差无几，基本是一个教员掌管一所学校，一身而多任，每校学生平均不过26～27人。反映了中国近代新式小学教育还处于初创阶段，具有由传统蒙养教育向近代新式小学教育过渡的形态。但可喜的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近代新式学堂。1907年，川督赵尔丰在打箭炉以西设立关外学务局，学务局派员到各属劝办学堂。采用半强迫办法，凡学龄儿童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学生一切费用皆由学堂供给。凡学生皆免除徭役。[155]川边学堂由1907年的2所，学生60人，发展到1911年学堂200余所，学生9000余人。[156]这在世代没有正式教育的偏远少数民族地区，无疑是一大进步。
2.师范教育
中国近代师范教育肇始于1897年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1898年京师大学堂附设师范斋，开中国新式高等师范教育的先河。1902年张之洞创设湖北武昌师范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独立的中等师范学堂。同年张謇在南通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私立中等师范学校。癸卯学制颁行后，师范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1907年全国有师范学堂541所，学生36091人。其中属于速成性质的简易科和传习所有455所，占总数的84％。学生有25671人，占总数的71％。到1909年，全国有师范学堂514所，学生28572人。从形式上看比1907年有所减少，但从办学质量分析，这时简易师范减至284所，学生减至14871人。而正规师范学堂却由86所增加到230所，学生也由10421人增为13701人[157]，这又说明师范学堂的发展和进步。
3.实业教育
中国近代实业教育起始于1896年蔡金台在江西高安县创办的蚕桑学堂。1901年7月刘坤一、张之洞在会奏变法第一折中便提出在各省设农工商矿等专门学堂，以培养实业人才，受到清政府重视。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设工艺局，建工艺学堂，聘中外教习教授化学、染织等其他工艺。1903年张百熙又奏请兴办实业学堂，以利国计民生。1904年癸卯学制施行，更促进了实业教育的发展。这一年，商、学两部首先在京师设立高等实业学堂。到1911年，全国先后创办高等工业、农业、商业等学堂17所。[158]在清政府和各省督抚大力提倡下，实业教育发展较快。1907年湖北有实业学堂9所，学生200人。1911年达693所，学生7000余人。同期实业学堂学生占全国学生总数的比重由1.23％上升为8.8％。[159]川督锡良在尽量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实业的同时，广设实业学堂，其继任者赵尔丰也很重视实业教育。在他们的倡导下，四川历年开办了工务、艺徒、工商、铁路、中等农业、中等工业、财政等实业学堂，以及劝学员养成所、实习教员讲习所和商业讲习所等。1909年共有实业学堂143所，学生1000余人。[160]山东巡抚周馥于1904年创办初等农业学堂后，在工业方面先后成立艺徒、习艺、工艺、工业等学堂18所。农业方面有蚕桑、农林学堂等16所。1910年又计划新设和改办农工商学堂100所，实施结果不详。[161]在浙江，实业教育规模最大者为浙江高等工业学堂，在校学生200余人。1909年全省各类实业学堂计14所，学生近800人。[162]全国各工艺局所属的工艺学堂也培养了大批学生，如直隶各州县“禀报有工艺场、织工厂、艺徒学堂、习艺所等，又共八十余所”。其官办实习工场先后毕业工徒2000余人。[163]据不完全统计，1907年全国共有实业学堂137所，学生3693人；1908年增至189所，学生13616人；1909年达254所，学生16649人；1912年达445所，学生36615人。[164]清末实业学堂的稳步发展，于此可见一斑。
4.女子教育
中国近代女子学堂始于1844年英人爱尔德塞在宁波创办的宁波女塾。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学是经元善于1898年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从此中国女子学堂逐步建立。1901年江兰陵在苏州创办兰陵女学，次年严修在天津创办严氏女塾，吴怀疚在上海创办务本女塾，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等。尽管清政府对女学不予开禁，但女子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已势不可当。遗憾的是癸卯学制对女子教育持极为保守态度，认为“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主张“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165]。女子教育因此被排斥在学制之外。这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也不符合世界教育发展潮流。时势发展使清政府对女子教育有新的认识。1907年1月，清政府颁行《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使女子教育正式纳入法制化轨道，促进了清末女子教育的发展。据统计，1907年，全国有女学堂428所，教职员2123人，学生15496人。另据统计，除去教会学校女生不算，中国自办女子学校学生，1906年为306人，1907年为1853人，1908年2679人，1909年为12164人。与同期全国学生总数相比，女生所占比例各年分别为0.67％、2.1％、2.34％、7.92％。[166]1909年的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之比为1∶171，小学女学生与男学生之比为1∶150。[167]这些数字表明，女子教育在清末虽有迅猛发展，但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还相当薄弱，女学发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与此同时，女子留学也开始得到官方承认，1907年江苏省举行留学考试，录取男生10名，女生3名，这是中国官费女子留学的开始。
（三）新式学堂评价
清末近代学堂的兴起，体现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历史前进的潮流，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重大变革。
1.在实践上完善了中国近代教育体系
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真正确立，经历了新式学堂从萌芽到初步发展，尝试建立学制体系和在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发展完善3个阶段。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萌芽，继之而起的一批洋务学堂和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创办的新式学堂，把中国教育由传统逐步向近代化的道路上推进，也为建立新学制奠定了基础。因此才有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诞生。这两个学制既是对前期新学堂发展的总结，又为以后新教育发展指明方向，奠定框架。在新学制指导下，清末各级各类学堂大规模迅速地发展起来，从普通教育的初等学堂、中等学堂、高等学堂到大学堂、通儒院，再到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女子教育，甚至包括社会教育，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尽管这个体系还带有一些旧教育的痕迹，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新教育在实践上的不断发展壮大，真正代表着中国近代新教育发展的水平和方向，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旧教育，建立着新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普遍设立并迅猛发展了，才能说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真正实现了。
2.在造就人才的同时，推进社会的变革
清末兴学培养了多少人才，目前尚无人统计。但就清末民初社会的巨变来看，不难发现，在近代新学堂的发展中确实造就了一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人才。在政治领域，开办政法学堂培养政治人才，是清末兴学的重点之一。1907年学部在京师创设法政学堂，之后吉林、云南、山西、福建、甘肃仿办。1908年学部奏设北洋法政学堂，并通令各省划一照办。江西、湖北、湖南、广西等随之而起，清末宪政人才大部由此产生。在经济领域，随着实业学堂的发展，实业人才逐渐增多，农、工、商、商船各级实业学堂不断在全国设立，如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以“振兴实业必以研求商学、开濬知识为先”，决定办南洋高等实业学堂。[168]次年又以“南洋系工商业最盛之区”，“尤宜以振兴工业为当务之急”，计划开办工科大学。[169]这些实业学堂的开办，为中国工商业、农业、矿业培养了首批人才，促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军事上，随着编练新军在全国铺开，军事人才奇缺，培养军事人才的军校迅猛崛起。袁世凯在不到10年间创办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和保定军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是仿日本陆军大学办理的，是清末规模最大的高等军事学堂，1912年迁北京，改称陆军大学。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对民国初期政界影响甚大。在教育上，随着师范教育的崛起，培养了大批师资，不断推动着教育向近代化轨道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响在清末只是刚刚开始，到民国时期，这些人才在社会变革中才真正发挥作用。
3.促进青年思想转向革命，加速辛亥革命高潮到来
新学堂受教育者，绝大多数是青少年，他们一旦接触新学后，思想会发生巨大变化。胡汉民回忆在广西梧州任教时，“为学生讲民族革命之要，学风骤变”[170]。在云南学生界，“《云南》杂志传播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结果“学生中有志青年，无不向往革命”[171]。通州的华北协和书院“对学生的排满思想，听其自由发展，不奖励，也不禁止”[172]。安徽青年学生“没有一个人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当时所有的文武学堂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几乎都有革命志士在其中进行宣传工作”[173]。武昌起义前，青年学生为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起义爆发后，又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上海学生组成中华民国学生军团，“不旬日间，自愿参加者千余人”[174]。此外，上海学生还建立中华学生军、学生北伐队等，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在广西成立北伐学生军敢死队，“从军北伐，并号召桂林中等以上学校有志之士参加。不数日间，报名参加者达二百余人”[175]。在黑龙江，同盟会“秘密发展会员，先从各学校入手”。武昌起义后，“各学校推举代表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独立运动”[176]。全国学生广泛起来革命是极其普遍的现象，所以孙中山赞道：“此次革命成功，多赖学界之力。”[177]充分肯定了学生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清政府大力兴办学堂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新学堂传播了新思想，清政府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