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废除科举制
科举制在近代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受到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康有为等有识之士的尖锐批评，并成为中国近代改革教育的关键。1898年维新派废除八股取士，开了废科举的先河。虽有曲折反复，最终于1905年使科举制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一）废科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科举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对新式科技人才的需求。据统计，1901年中国近代工矿企业已达400家左右，分机器制造、纺织、碾米、印刷、火柴、水电、卷烟等数十个种类。同时，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事业也逐渐兴办。这些新式企业需要大量掌握了新式科学技术的人才以保证其正常运转，显然科举无法培养、也无法选拔这类人才。仅船政驾驶和制造技术就需要掌握数学、重学、光学、热学、化学、电磁学、地质学、航海等十几门专业知识，其中无一是科举考试的课目，科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科举选拔的人才，也同样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清末新政中，政治机构发生很大变化，先后设立了外交部、商部、巡警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邮传部等，这些新机构设立伊始，最棘手的问题是人才奇缺。就外交部而言，1904年全国1300多个州县中，与洋人“有交涉者十居七八”，但地方办理交涉的“初任之员，大率未谙洋务”[178]，因而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为此，1902年春，袁世凯专折奏请用各种方法培养外交人员，“以期得人而期补救”，暂缓燃眉之急。就军事而言，清政府计划于新政间编练新军36镇，但原先厕身军职者皆为“卤莽不学之夫”，可充任新军各级官职的新型军事人才供不应求，使练兵处颇有“时艰方殷，将才消乏之感”[179]。就宪政方面来看，自1905年预备立宪议起，了解西方宪政法律的人在清政府中寥寥无几。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汇报奏文还需被视为逆党的杨度、梁启超捉刀代笔。此外，学部开设之际，因无任事之人而使张百熙日夜焦思，一筹莫展。人才之需，莫甚此时。显然，这也是科举制所无法解决的。科举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选拔人才，其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势所难免。
2.科举制成为新式学堂发展的最大障碍
面对各行各业人才的匮乏，清政府想通过广派留学生和对旧进士、举人重新教育来解决，但受教育之人毕竟有限。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创办新学堂。为此，清政府曾采取改书院为学堂、制订新学制等措施促进教育的发展。但科举制却成为新教育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具体表现在：（1）办学经费因科举而难筹。“至今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者，经费难筹之累也。公款有限，全赖民间筹捐。然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然则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肯筹捐？经费断不能筹，学堂断不能多。”[180]（2）寄侥幸于科举而不入新式学堂。清末新政中，新式学堂与科举并存，而“学校之课程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所以“人见其得之易也，群相率为剽窃钞袭之学，而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苦”[181]。即使已入学堂的学生，也“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既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182]。更有甚者，平时在新式学堂学习科技知识，科举考试时，为不失去科举入仕的机会，却要请假去应试。更有许多士人，官迷心窍，为能通过科举入仕做官，坚决不入新式学堂。在此局面下，新式学堂的发展谈何容易。正像《谕旨》中指出的：“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183]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表明陈旧的科举与新式学堂间的矛盾已激化到不能共存的地步。要发展新式学堂，就必须停废科举制度。
3.新政时期废科举的社会条件日益成熟
首先，清政府内部的权力变动为废科举提供了有力的权力保障。《辛丑条约》的第一项是“惩凶”。所谓“惩凶”，指惩处在义和团运动中悖逆洋人旨意的一些顽固派大臣，其代表有徐桐、刚毅、赵舒翘等。他们在反对洋人上表现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值得称道。但他们又是戊戌变法中反对废八股的中坚分子，顽固地维护着科举制。随着他们的被处死，科举在清政府中失去了支柱。相反，荣禄、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等满汉大臣，都因“匡扶大局”而一体受赏。他们是清末反科举的主将，皆手握重权，受朝廷倚重，是清末新政的主要筹划者和执行者。他们地位的巩固和权力上升，为废除科举创造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其次，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新教育的蓬勃发展，使科举陷于孤立境地。20世纪初，随着《教育世界》、《教育杂志》的创刊，各种教育思潮涌现，教育观念发生巨大转变，国民教育成为时尚。1903年罗振玉曾撰文指出：“今日立学，必定义务教育主义，必使全国人民悉受普通之教育，悉具尊爱之教育。”[184]同年，《教育世界》又载文主张“当今首先宜重普及教育，以尽国家之义务，以进国民之知识”[185]。这种普及国民教育的思想，是对传统科举教育的彻底否定。科举教育以单纯培养政治官僚为职能，仅重“道德义理”，仕途之外的任何技艺知识概不涉及。国民教育则要提高全体国民文化素质，两者绝然不同。随着清末新式学堂的大发展和新学制的颁布实行，使人们看到新教育的发展前景，特别是经过新式学堂教育或出国留学的留学生，也同样可踏入仕途，获取官职。使那些担心废科举后仕途无望的士人，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他们开始移科举之情，别新式学堂之恋。这些部表明废科举的条件已趋成熟。
再次，社会价值观念的变更使科举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传统观念中，知识分子唯一的价值取向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通过读书入仕、做官。形成了轻视商人、工匠、农夫等除仕途以外的一切社会职业的风气，这是中国几千年官本位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本世纪初，随着新式企业的增多，西方思潮的影响，这种观念开始发生变化。部分绅商不再强迫子弟入仕以光耀门楣，而常常让他们从事工商业，甚至一些科第得意者也脱离仕途而钟情工商。张謇是其中的代表，他身为状元，却放弃了弹指可取的高位，立志办工厂、农场，兴学校，育人才，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又是全新的道路。类似之人还有陆润庠、陈璧、沈云沛，都曾为状元、进士，却放弃仕途，创设工厂，兴办实业。这种科举出身而异化科举的行为，体现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更。由以前的“重义轻利”、视工商为末业，转为求利润、务实业。这一观念的转变，预示着科举制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科举的最后废止为期不远了。
（二）废除科举制
科举制的废除经历了3个阶段。
1.舆论准备阶段（1840—1898年）
以揭露批判科举制的弊端、提出改革建议为主要特征。鸦片战争后，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对科举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如龚自珍、魏源等。其后，冯桂芬著《改科举议》，揭露科举自明代以来的弊病，认为八股时文是“禁锢生人之心思才力”，“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186]。欲改其流弊，就必须改革科举内容。此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对科举进行了严厉抨击。康有为指出：“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187]。梁启超也指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188]。“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189]。康有为更明确指出，待“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190]。与此同时，清政府内部的一些开明官吏也从自己发展新教育的实践中，看到了科举对新教育的阻碍，提出改废科举的主张。戊戌变法前后，尽管还有一些顽固派反对改革，力图维护旧制，但要求改革、废除科举已成为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科举改废，势在必行。
2.改革变通阶段（1898—1901年）
随着改废科举舆论的呼声日高，清政府对科举再不能无动于衷，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改革措施。
（1）改革考试内容
改废科举的要求虽然非常强烈，但科举制仍以其固有的内核抵御着改革的冲击。就清政府而言，若不为形势所迫，是不会主动触及这个对其统治有益的制度的。这一方面决定了废科举任务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其初期的改革只能在一些皮毛上做文章。科举内容改革始于1887年，御史陈绣莹奏请，于每届乡会试时酌量录取算学人才，并允许监生以算学应试，正场试八股、算学代经学。这是科举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1898年1月，严修奏请开“经济特科”，内容包括政治、外交、算学、法律、机器制造、工程设计等科目。他认为，若能以此取士，自然会“百才绝艺，咸入彀中，得一人即获一人之用”[191]，以此选拔经世致用人才。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为废除科举打开了突破口。
（2）废除八股
八股时文作为科举取士的主要手段，自明朝就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强烈抨击，清末更加厉害。严复指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192]这一主张在百日维新中得以实现，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谕令，自下科开始，乡、会试及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这是八股文第一次被逐出科举制。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刚刚废除的八股又死灰复燃，但已是强弩之末。1901年，新政实施，清廷又颁改科举上谕，“著自明年为始……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193]。自此八股文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八股文的废止，使科举制受到重创，敲响了它衰亡的丧钟。(https://www.daowen.com)
（3）停废武举
武举又称武科，是科举考试中专门为武将开设的科目。始于公元702年武则天时，以后相沿成制。到清朝“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延既久，流弊滋多”[194]。康有为把这种流弊形象地称为：“抱巨石以投人，舞大刀而相斗，鸣长镝以相惊。”[195]因时代相去甚远，这些旧日的武功已无法抵御西方洋枪洋炮。因此，清政府于1901年8月29日下令：“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196]如果说文科考试是科举制的左膀，那么武科就是右臂。停废武科斩断了科举制的右臂，残缺不全的科举寿终也必为期不远了。
3.最终废止阶段（1901—1905年）
科举最后废止，经历了两个步骤。
（1）递减科举中额。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的一些封疆大吏渐萌停废科举的思想，较早的是张之洞、刘坤一。他们在1901年5月奏上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指出：“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197]这是递减科举名额的最早议论。到1903年，清政府虽颁布了壬寅学制，但各地士人对科举仍趋之若鹜，新式学堂却冷冷清清。于是袁世凯、张之洞又奏请递减科举，认为“科举为害，关系尤重，今纵不能骤废，亦当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场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198]这是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更具有可操作性。同年1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合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请求“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乡会试”[199]。得到朝廷首肯，并准照此执行。据此方法，科举3届减尽，10年消亡。
（2）完全停废科举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准备10年寿终的科举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加快了其消亡的步伐。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给科举的最后废除投下了关键的一个砝码。战争的结果，日本战胜沙俄，再次震惊国人。同时日本势力侵入东北，中国主权再次受到严重侵害，形势到了千钧一发之际。舆论惊呼，“今日中国之势极矣，今日中国之辱深矣”[200]。严峻的形势，使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感到中国危迫的局势比以往更甚，兴学图强时不我待，而当时新式学堂发展太慢。他们认识到，科举一日不除，学堂决无大兴之望。于是1905年8月30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他们认为，“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因此，“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201]。清政府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05年9月2日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202]自此，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盛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正式寿终正寝。
（三）废科举的影响
科举的废除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封建教育在形式上的结束，标志着天下士子所依赖人仕的途径不复存在，标志着封建旧教育管理体制的瓦解。从此，中国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科举制的废除受到中外舆论关注
科举以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影响，在其终结时备受中外舆论的关注。在中国，当时知识界认为此举意义深远。严复指出，科举废除的意义，“不佞尝谓此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203]。1905年9月7日《时报》亦载文欢呼：“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薄海臣民之观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起精神财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万国公报》以《中国振兴之新纪元》为题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近于改革之事颇有改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本馆记者不禁为之额手。爰取此次谕折，冠于时局之首，以明其关系之大。固不仅在中国也。”[204]确实，科举废除不仅对中国有重要影响，在世界上也影响巨大。因为科举已被朝鲜、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仿行，西方法、英、德、美等国也借鉴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中国本土科举制的寿终，影响到不久后越南科举制也废止。西方学者非常关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06年上半年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第27卷详细报道了中国废科举的情况，并刊载了袁世凯等的奏折和朝廷谕令的全文。科举废除，无异于一场世界地震，全球瞩目。
2.廓除了新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
科举成为新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时人的共识。因此，废科举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推动了新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废科举之前，癸卯学制已经颁布，但各级各类学堂的建立却因科举的障碍而步履维艰。废科举之后，各省督抚锐意兴学。江苏、安徽、广东、四川、江西、直隶、山东等省，“自奉诏立停科举之后，各州县纷纷奏请兴学”。原为科举而备的宾兴学田公车书院义学等各项款用均先后拨充兴办学堂之用。南京上下考棚、成都府试院等科试场所，也被改作学堂校舍。各地士绅“咸知登进之路舍学堂未由”[205]，或捐资兴学、或送子弟入学，一时间新学发展，渐起高潮。废科举前后新学堂相比较，明显看出新教育的巨大变化。1903年有新学堂769所，1904年4476所，废科举的1905年猛增到8277所，1906年达23862所。[206]废除科举对新教育发展的影响，不言自明。同时，科举的废除，还促使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发生巨变。科举制废除的当年，中央就设立学部，次年各省设提学使司，府州县设劝学所，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为新教育发展提供了保障。
3.科举废除使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巨大变化
科举制下，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是读书，通过科举踏入仕途。科举废后，新学堂大兴，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发生巨变。新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逐渐成为他们学习的主要科目。工业、商业、法政、师范、医学、土木、铁道、测绘、物理、制药、外语、陆军、炮兵、警察等学科都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因此，知识分子面前不再仅仅是一条仕途，而是有多种职业可供选择。他们进入工商、财会、医务、律师、新闻出版、艺术等各个社会职业阶层，组成不同的社会集团与派别。考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就不难发现这种巨大变化。如李大钊、蒋介石、胡适、郭沫若、林语堂、陶行知、王光祈、冯友兰、丁文江、茅以升、李四光、侯得榜、闻一多、洪琛等，他们幼年都程度不同地接受过旧式科举教育，废科举后又在新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他们有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成为旧中国的风云人物，更多的成为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自然科学家、医生、戏剧家等。于是，知识分子与仕途的必然联系减弱了，他们不再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一身兼有文化与政治双重身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因此开始解体。以前由科举营造的那种强大的凝聚力消散了，封建制也就土崩瓦解了。
4.科举废除，去掉思想上的紧箍咒，为新思潮传播奠定基础
在科举的制约下，知识分子以儒家经典为范本，科考时要仿前代圣贤语气作文，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崇拜经典、崇拜古人，一切唯书、一切仿古的习惯。形成保守、因袭的思想意识，完全放弃了自我，一味依附古人。又因为知识分子科考得第才能入仕，官位是他们乞求的唯一目标，因而他们对封建政权有强烈的依赖感和倾向性，一切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造成对权力盲目崇拜的社会心理，文化成了政治的附庸。科举制废除，紧箍咒没了，人们猎取知识的范围扩大。据郭沫若回忆，“从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207]。于是知识分子对圣贤经典政治权力的迷信开始衰退，不再沉浸于抽象空洞的义理之学中，逐渐从务虚转向务实。一批新时代的先行者们更着手用新的价值尺度去重新评价衡量一切传统观念，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观察、思考各种社会现象。梁启超指出，现在的学问和思维方法确已有了一条大进步之路径，“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208]。1905年后，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包括改良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中国广泛流行，与废科举后解除人们思想的桎梏，扩大知识视野，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