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中学的发展

三、教会中学的发展

最早的教会中学多由教会小学升格或合并而成。如1864年创办的登州蒙养学堂，1873年添办相当于中学程度的“正斋”，1876年正式定名为文会馆；1865年丁韪良在北京创办的崇实馆，1891年增设中学；1871年美以美会在北京设美以美会男塾，1885年改为怀理书院，增加了中学课程；其他较著名的，如上海徐汇公学、清心中学，武昌文华中学（文华大学前身），广州格致书院等，都是在教会小学的基础上升格而成的。教会中学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传教士办学指导思想由传播福音向培养控制社会发展的精神领袖的观念转变是分不开的。

中等学校的出现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是学业程度的加深。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教学阶段，首先在课程方面有特定的内涵：

1.西方科技知识的广泛引入

传教士们初创的教会小学是不太重视西方科技知识的。他们认为办学只是为了传教，只要在学校里教几个简单的汉字，能认识《圣经》中的教义就行了，个别的西方科技课目只是用来吸引人们注意，招揽学生的方法而已。但19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性改观，这首先是因为：“传教士掌握了傲慢的中国学者既无法否认又难于抵制的科学知识，因此他能取得人民的尊重和信任。”“一个精通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知识的本地牧师也将取得其他途径无法取得的声誉与影响。”[38]其次，中国国门已被打开，西方科技传入中国成为历史必然，传教士们认识到基督教在科技输入过程中必须主动出击，才能抢占有利地位，从而增强教会的影响力，而不是相反。“科学不是成为宗教的盟友，就是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基督教教会的良机，就在于培养能以基督教真理来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才。”[39]再次，基督教教义中确实存在着教人求真求善的因素，西方科技的崛起也与此精神动力有关。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积极传播福音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虽然出发点是以基督精神征服世界，但面对中国科技落后于世界的现实，他们也竭力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输送到中国，希望以西方科技作为唤醒民众的一种手段。当然，也不否认有许多传教士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也有一些传教士直接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提供军事和商业情报及其他服务，但大多数传教士还是试图把西方科技文明带入中国，以帮助中国人摆脱愚昧和落后，使中国社会也迈上他们认可的西方文明之路。因此，在他们创办的学校中，科技课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山东登州文会馆为例，其由小学升格为中学后，学制为高小3年，称备斋，中学6年，称正斋。在9年教育中，科学知识的教育十分系统，具体课程如下：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当时的登州文会馆开设的科学课程包括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动植物等现代中学开设的所有课程，也包括了量地法、测绘学、航海学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还包括了万国通鉴、富国策这类开阔学生视野的社会科学课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数学，从最初等的心算、笔算到微积分，成为系统严密的知识体系。由于登州文会馆在科学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下令改设新式学堂时，西学教师普遍缺乏，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大部分做了教师，京师大学堂竟一次要走8名毕业生做西学教习，其影响可见一斑。

重视西学的教会中学当然很多，再以中西书院为例。在其1881年开办之初，林乐知就拟定了《中西书院课程规条》。其在科学方面的规定有：

第三年：数学启蒙，各国地图。

第四年：代数学，讲求格致。

第五年：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

第六年：化学，重学，微分，积分。

第七年：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功用。

第八年：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41]

显然，这是林乐知理想中的西学课程，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贯彻。因为林乐知原计划开办中西合璧的中等教育学堂，学生是从他校中招生，但当时风气未开，西式小学并未普遍设立，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教师一时也难以聘到，因此课程设置较预期的相差甚远。在第一届学生中即使在特等生班内也只开设了《地理启蒙》一门自然科学课程，其他班级更不用说了。[42]中西书院重心在外国语言的讲授，因此能有意识地追求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学阶段开设此类课程，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学开设科学知识课程，将西方的先进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为中国近代中学的建立树立了样板，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

2.外语教学得到重视和加强

最早提出在教会学校设置英语课的，是上海英华书院，校长是英国传教士、教育家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1865年上海英华书院校董会曾数次开会，总结以往办学经验，提出免费招收穷苦学生入学的办法收效甚微，考虑到目前外国商业在华发展迅速和中国正在起步的洋务事业，决定改变办学方针，以招收社会上层和商界人员子弟为目标，达到学校自养的目的。吸引这些人员入学的办法，便是讲授英语。学生在校期间，如果英语熟练，条件许可的话，其他课程也可进行英语教学。其在招生通告中称：

目前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往已经很频繁了，要尽可能地促进和发展这种交往是极其重要的。考虑到英语教育将是高度有利的，有许多人表示为此目的希望能学习英语，但迄今还缺乏机会。因此之故，在沪外侨决定在英租界内开设一所高标准的、有才能和有效管理的学校……学费，包括书簿费每年收银五十两，先付后学。招收十至十三岁的男生，安排在校学习七年。[43]

开埠通商较早的上海、福州等地的学校对外语教学也较为重视。上海中西书院要求学生自始至终“习学西语”[44]，徐汇公学规定高小学法文，中学加英文或拉丁文[45]。实际上在中学阶段程度较高者，已用法语或英语教授算学、物理、历史等课目了[46]。

教会中学是否必修外语，起初在传教士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反对教授外语，理由是：（1）学生学习外语要占去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将影响其对宗教、科学和中文的学习；（2）本国语是一个人在群众中取得声望所需要的，外国语的学习影响了青年人学习本国文学和写作的兴趣，也影响了学生与其他人的交流；（3）学生学习英语后能更容易找到高薪的工作，从而脱离教会，更容易去追求自己生活欲望的满足，而不是竭力为教会工作。这种观点在19世纪90年代后逐渐为人们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外语教学为传教带来的种种便利。如李承恩（N.J.Plumb）说：“我曾经认为汉语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我现在赞成英、汉两语并用。用英语教学有多方面的好处……首先，我认为目前缺乏汉语的科学术语，现有的术语也不统一，而用英语教学对师生都大有益处，英语课本中提及的其他著作的同类课程对于精通其他学科是大有裨益的。其次，懂英语带来的主要好处，是扩大学生知识范围，学生从中可以汲取任何学科的丰富信息，随心所欲地搞科研。只懂中文的学生虽然能够完成全部学业，实际上只是死读书。在他面前就没有如此巨大的知识宝藏吸引他去探索，以满足他深入学习文学、科学、历史、神学等等知识的渴望，因为这些都是用英文写的……此外，懂英语、用英语可以活跃思想，促进独立研究。”[47]此后，英语课目在教会学校中得以确立。一些传教士还强调：凡是有条件的应在学校内造成一种英语化氛围，使学生仿佛置身于英、美国家。上海圣约翰书院校长卜舫济（F.L.Hawks Pott）则要求除国文外，全部用英语上课。齐鲁大学前身之一的潍县广文大学（由登州文会馆、青州广德书院于1904年合并而成）在1906年还发生过学生因不开英语课而罢课的事件。在此之前，由于狄考文的坚持，该校一直未开设英语课，这在教会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事件不仅反映了教会学校自身的发展变化，也折射出时代发展的印痕，实质上是时代和社会变迁的反映。

3.中国传统课目的保留与扬弃

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以文明使者、救世主的身份自许的，但传教之初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抵抗。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基本格调，已经形成了完备而缜密的文化体系，其价值准则、行为规范、道德尺度、人生导向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是分立的两套文化系统，两者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兼容性在两种文化初次接触和碰撞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教会学校发展缓慢，教案事件频频发生就是明证。在以基督教义强行取代儒家学说行不通之际，西方传教士开始寻求孔子与耶稣的融通之处，体现在教会学校中便是“耶稣加孔子”的教育方针和既有圣经又有儒家经典的课程体系。传教士们认识到圣经中的部分教义与儒家的伦理纲常的相通之处，并大加发挥。如林乐知在《消变明教论》中说：“吾教中人教曰：耶稣心合孔孟者也，请略言之，俾使众知以消后变。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吾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复引《圣经》以证之……余前二论言五伦五常，吾教与儒教同重矣。”[48]李提摩太也说：“中国最重五常，唯仁为首，与西教之爱人如己，同出一源。”[49]在教会设立的学校里，儒家经典都作为必修课程。如登州文会馆课程中就有《诗经》、《书经》、《论语》、《孟子》、《礼记》、《大学》、《易经》、《中庸》、《左传》、《廿一史约编》、诗文、策论等。上海中西书院的中学课程也有“讲文”、“五经”、“赋诗”、“尺牍”、“对联”及“书法”等。值得注意的是，它把中国传统的书法看得很重，“用格写字”是初创时期一、二、三等班级的学生必修课程，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把书法作为人们学问乃至品格的表现，科举制度中尤为重视书法有关。

教会中学的中国传统课程，还是吸引中国绅士阶层及民众支持的手段之一。中国绅士家庭不让子女进入教会学校，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反对基督教，而主要是因为教会学校不能培养合于中国实际的教育目标的人才。如教会学校不但不培养学生具有中国传统的正统观念和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反而宣扬与中国传统有很大分歧的宗教教义，对中国传统历史文明表示鄙薄和轻视；教会学校提供的中国经典教学达不到应付科举考试的水平，它的毕业生不能写出使人满意的文言文，这都成为教会学校发展的障碍和阻力。为了改变这种观念，提高教会学校的声誉，更是为培养能影响、领导他人的统治人才，这些人才既要有传统士大夫不具备的西学知识，又要有士大夫原有的学问素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中国社会居于领袖地位。例如登州文会馆的首届毕业生邹立文未毕业时就参加了乡试，名列前茅，引起该县轰动，自然提高了该校的声誉，使教会学校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传教士们虽然承认中国儒家学说有可以保留的内容，但决不会由此就认为中西文化是对等的、并驾齐驱的，恰恰相反，他们要时时刻刻强调西教的优越性，突出自己的盟主地位。如通州潞河书院校长谢卫楼（D.Z.Sheffield）在《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系》一文中也承认：“儒家圣人认识到家庭、国家、社会的有机联系。他们提出‘五伦’。渗透中国新教育的基督教将仔细地保留这些教训中一切正确的东西，使之豁然开朗，脱离狭隘与歪曲了的应用，赋予它们更深刻、更普遍的意义。”[50]但他又说：“被称为一种教育制度的儒家学说，未能达到真正教育的最高目标……即使儒家最深的哲学也没有能够真正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进化和持续。在漫长的年代里，它像一个瞎子、聋子，在大自然的奇迹之间摸索。”“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的著作里充满着大话蠢话，表明他们自认为对宇宙的秘密是一览无余的。”[51]他的思想深处仍是对中国儒家学说严厉批判和对西方基督文明的颂扬。据薛正记载：“在立案前所用的课本，除语文外，一律都是英文的，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的，而且还由美国老师教的。翻开这些史地课本，触目的就是抽鸦片烟、缠小足、拖辫子、留长指甲、茅草棚、乞丐等侮辱性的材料，而其他英文课本，都是些美丽花鸟、‘英雄肖像’、‘辉煌的战绩’以及高楼大厦等等。”[52]这段文字反映了教会学校中蔑视中国传统文化、竭力炫耀西方文明的真实状况。它给中国青少年带来了极其不良的负面影响，使产生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心理。在教会学校中，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文教师也比西文教师工资待遇普遍偏低。

4.宗教教育的强化与发展

教会学校创设的目的，便是传播教义、发展教徒和培养传教士；后来意识到培养统治阶层人员的重要性，便把这些人员的基督化作为努力的方向。宗教教育始终是教会学校教育的核心，在其后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宗教教育仍然是教会办理教育的根本意图。虽然在这些学校里普遍加强了科学技术知识和外国语教育，但宗教教育并未由此而淡化或削弱，只是采用了更灵活的形式和更方便实用的策略而已。仍以登州文会馆课程为例，宗教课程贯彻始终：备斋第一年“读马太六章”，第二年“读以弗所哥罗西（全）”、“圣经指略（上）”，第三年“读诗篇（选）”、“圣经指略（下）”；正斋六年依次为：“天道溯源（上）”、“天路历程”、“救世之妙”、“天道溯源（下）”、“罗马”、“心灵学”。[53]其他学校也无一例外地把圣经或其他类似的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据1940年马鸿钢对上海基督教中学宗教课本的调查，从初一到高三，宗教课本多而且不统一。具体情况如下：

初中一年级：

《耶稣小传》——广学会出版。

《勇敢的人们》——广学会出版。

《旧约伟人三十课》—浸会书局出版。

《基督本纪》——广学会出版。

《旧约人物》——广学会出版。

《旧约妇女》——广学会出版。

《世界人物》——广学会出版。

《宗教名人演说》——汉口圣教书局出版。

除上述课本外，尚有直接用圣经，圣经中耶稣的生平，四福音与马可福音等。还有一校用自编英文讲义。

初中二年级：

《耶稣言行三十课》——浸会书局出版。

《新约人物》——广学会出版。

《青年模范》——广学会出版。

《圣经三十题要》——圣教书会出版。

除以上课本外，直接所用之圣经为：马可福音、摩西五经、罗马书等，皆以英文原版作教材。

初中三年级：

《宗教观》——圣公会书籍委员会出版。

Some of Life's Vilal Problems——广学会出版。

《处世之道》——竞新印书局出版。

《新约妇女》——广学会出版。

除上述课本外，直接所用之圣经为：使徒行传、约翰福音等，皆用美国出版的英文本。

高中一年级：

The Story of our Bible——美国Chanles Seribners Sons出版。

A Short Life of Jesus——广学会出版。

《新约撮要》——中国基督圣教堂局出版。(https://www.daowen.com)

《旧约史》——监理公会出版。

《基督与社会改造》——青年协会书局出版。

The Life of the King——圣约翰附中自编。

《耶稣的生活与教训》——广学会出版。

《耶稣略传》——广学会出版。

History of the Hebrew prople——美国Chanles Seribners Sons出版。

除上述课本外，所用圣经为新约使徒行传。

高中二年级：

Young People's philosophy of life——广学会出版。

Old Thestament Story——圣约翰附中自编。

The Acts of the Apastles——圣约翰附中自编。

《诸教的研究》——广学会出版。

Conversation of Jesus——青年协会书局出版。

除上述课本外，圣经教材为约翰福音、四福音、使徒行传等。

高中三年级：

《伦理的研究》——广学会出版。

《新约历史》——广学会出版。

除上述课本外，圣经有罗马书、保罗书信、使徒行传等。[54]

从这次调查结果看，中学阶段的宗教教育涵盖面十分广泛，这当然是后期发展的结果。前期的宗教教育多以圣经为主，因校而异，而且更注重宗教活动，如早、晚的祈祷，星期日的礼拜等。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中学迫于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压力，不得在正式课程中设置宗教课程，学校的宗教活动才有所收敛，转而强调用基督精神感化学生，在教材中渗透宗教内容及宗教活动转入教师家庭中进行。宗教教育始终是教会学校关注的重心，各学校宗教氛围的浓薄一度是差会分配津贴金额多少的重要依据。因而造成在学生对宗教不感兴趣，甚至是怀着抗拒心理的情况下，学校只得加强管理，宣布宗教课不及格不予毕业，重视课外宗教活动，并以基督徒具有优先出国留学机会等等为诱饵，使宗教课保留相当重要的地位。[55]

教会中学不仅在课程方面有独特的发展，而且在学校管理制度方面也有改进之处。中国传统教育在校规校纪方面多不甚注意，即使有像朱熹制订《白鹿洞书院条规》者，终因人在言兴，人去言废，流行于一时而不能持久。教会学校初设时也存在类似状况，但在其发展壮大以后，对学校的管理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学校制度的制订、实施、保障、监督，都仿照西方学校管理模式渐渐明细化、规范化。有些学校建立了联系广泛的董事会，制订了相当完备而规范的学校管理章程，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为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借鉴。以登州文会馆为例，在学校内部管理方面，狄考文着手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以便“实事求是，言出法随，无朝令夕改之弊，俾生徒有所遵守，宽严适中”。具体条规如下：

一、礼拜条规

逐日清早8点钟会集礼拜，虔事上帝，监督（按：校长时称监督）倡领读经，同众歌诗祈祷。……逐日晚8点钟会集礼拜，值日生读经祈祷，礼拜三日晚7点半钟斋处会堂礼拜听讲。

礼拜日午前9点钟，先于学堂内会集礼拜，分班读经，11点半共赴会堂礼拜、听道……

礼拜日下午3点钟再赴会堂礼拜，并考拜时学课，晚7点半钟又分班众集祈祷，教习考问午前所听要道。入赞扬福音会免考……

二、斋舍条规

每礼拜轮派一学生值日，掌管击铃，报止灯，听候监督及教习呼唤。其上班考课，一视平时。每日清晨6点钟起，8时过一刻早餐，12点半午餐，午后6点晚餐，晚10点一律熄灯。

寝室务须整洁，器具服饰均宜布置妥帖，监督派西人检查，或亲自监察。晚7点至9点半为自修时间，学生均在自修室内习课，燃电灯时，则均在课堂内习课。

三、讲堂条规

每日早6点半钟上堂背书或备课，至8点下堂。午前9点半上堂考课，每课以40分为限，至12点半下堂。午后2点钟上堂考课，每课以40分为限，至5点下堂。学生不考课时，均在公堂内自修，惟六班学生准在寝室内自修。至夏冬之间，上堂下堂时刻略有更易，以求适宜。

四、放假条规

每年正月将尽，即行开学。暑假月余，年假准此。后改为半（年）假数日，暑假两月余，此外清明、端阳、中秋三节，及基督圣诞，各放假1日，无大故不准离堂。

每日早餐后9点钟前，及下午5点半后7点钟前，为学生游息时间，准其随意出入散步。

礼拜六下午辩论会散后，亦为学生游息时间，准其任意出入，众谈游览。

五、禁令条规

禁令条规随时悬示，琐屑细事不及备书。至经文所载人伦道德大端，亦勿庸赘论，惟有事关重大，常人不及细察者，略举一二：吸烟伤脑，本学堂永为万禁，监督时常严察。鸦片为害尤巨，本学堂绝不稍有宽假，一经查出，立即开除。

酒害次于鸦片，而较鸦片为普遍，本学堂严行禁止，一经查出，定必重责。忠信为立身之本，倘有说谎欺诈等情，一经查出，决不轻恕。

六、赏罚条规

每礼拜轮流派一人为值日生，司册簿一，礼拜内学生有何争执、肆骂、吵闹等事，均记册内。礼拜一清晨礼拜毕，值日生呈于监督，监督阅过，即逐一剖断，辨其曲直，判其是非，以训试而惩责之。此条至赫士先生去后（按：1901年）始行废除。

学生遇有紧要事件，监督随时邀集教习会议，斟酌详细赏罚等差，一例持平，期令诸生心悦诚服。[56]

以上仅是文会馆日常管理的6条规章制度，其在入学、考核、毕业方面也有具体的规定。学校初设，入学人数较少，狄考文夫妇为动员学生入学，甚至提供衣食等一切费用，对学生的选择方面自然不严格。及至风气渐开，学生人数增多，狄考文又决定向高等教育发展，努力培养领袖群伦的人才，学校也逐渐改为收费制，因而学生人数仍不为多，学生程度也有参差。为此狄考文决定办理正斋和备斋两级学校，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备斋学生入学不受限制，正斋学生初录时亦无严选，但经过一月多试读后，才决定是否准其随正斋学习。无论正斋和备斋学生，确定其入学资格时都要与家长签订契约，以便约束学生及家长，杜绝那些灾年而来、丰年而去的“吃教者”。契约形式如下：

大美国长老会设学于登州府城内，招收生徒。今有某府某县某社某村某人子某名几岁，愿送入馆内读书。应许自备儒书笔墨衣衾，遵馆内详章；依次学完，方准回家营业；倘无故早日领回，须将入学以来所耗经费一概偿还。学生逃亡，须寻觅送回。未毕业之先，学生定亲娶亲，须经监督允准方可；惟学生愚顽不堪造就，任监督遣归。此系两相情愿，并无追悔。[57]

学生在读期间的考核分为日考、季考和常年考3项。日考、季考除算术及理化实验外，皆用口答，年考则用试卷，以后季考也改用试卷了。评定则以三考的综合为准，学完考过正斋6年功课者，则给予毕业文凭。

通过上述种种规条可知，该校的规定是相当细致严密的，时间作息、行为规范、赏罚奖惩、入学毕业，都制度化、规范化。有些还不仅仅只是做出某种规定，而且简洁扼要地说明制定这一规定的缘由。从其规定的作息制度、禁令条规分析，也是符合人们的生理需要和教育的客观规律的。文会馆的条规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宗教的重视。它不仅在教学内容中把宗教内容放到突出位置，而且详细制定出礼拜的时间、方式。除早晚祈祷歌诗外，星期日礼拜还加考宗教教义，这是其他人做礼拜所没有的，其良苦用心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时的教会中学或简或繁都拟定了类似的规章制度。如林乐知拟定的《中西书院规条》有20条之多，《上海中西女塾章程》规定了23条，但这些规定过于繁琐，又没分类，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如《上海中西女塾章程》中“学生铺陈”条，不仅规定学生应带被褥的件数，而且规定了尺寸、颜色。这类内容列于学校规章制度中，显得有些轻重不分。《中西书院规条》更把“本书院设立多年，来学者有千余人之多，造就者亦复不少”这类广告用语列入规章制度中，有些不伦不类。

中国古代学制中没有毕业之说。孔子弟子3000，贤者72人，其中有些追随其一生，有些则稍学即去，所以孔子定的规矩为“来者不拒，往者不追”。以后官学遍设，在校学习也有了年限规定，但这种规定又常流于形式。清末学子为取得官学中的一点补贴——膏火，便有了“七十老童生”之说。在教会学校里，初创时期也没有严格的修学年限和毕业制度，以粗通圣经为目标，能独立传道便是毕业。以后学校发展，规模扩大，传教士们仿效西方教育制度，修业年限、毕业制度也就法制化、规范化起来。例如登州文会馆首届毕业生是该校创办12年后1876年毕业的邹立文等3人，皆念完了10年课程。狄考文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宣布这是这座“大学”的首届毕业班，其未在中国立案自不必说，该校的“上级主管”——美国长老会差会也是在1882年才“追认”文会馆为“大学”的，因此文会馆的毕业生只能算中学毕业。而其后学校规程则明确规定了修业年限，并给予毕业文凭的办法。1896年基督教教育协会（时称中华教育会）在上海召开年会时，才有人提议各学塾应规定学生修业年限并得以通过，改变了以往只以年龄是否适宜读书为标准的做法。在此之前已有少数学校举行过毕业典礼。

教会学校制度的改善，还体现于教学方法的改善。中国古代学堂对科学的教学方法重视不够，即使有“三、百、千”这类启蒙教材，教法方面却大都以背诵为工、拘束为法，要求学生能把一些毫无意义联系的字节的排列背诵得琅琅上口，有些则读书学习三四年还未听过教师“开讲”。这种读书积岁累年，如风过耳，无怪乎学生视读书为畏途，把逃学作平常了。而那些期望参加科考的学生还要熟记整本的“四书”、“五经”，并能从记忆中引用“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段，否则要取得科考竞争的胜利是绝无可能的，由此而养成了中国学子死记硬背的痼疾，教师也把它作为从教治教的法宝。教会中学则不然，它们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中国教育中教法方面的弊病有深刻的了解和独具的批判目光，还由于教会中学多移植了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而且基督教教义本身就强调人际平等，所以教会中学在教法方面有了根本性变革。如它把物理、化学等学科引入中国时，也同时把与之相联的实验、观察等科学方法引入教学领域。狄考文在文会馆建立了实验室、电机房、印刷厂、天文台4套设备，使生活在古老的登州城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点灯不用油的西洋奇事，并能仰观天上星宿。狄考文在从西方国家募集实验设备的同时，还独自或找匠人或与学生一起制造了一些实验仪器，不仅满足了本学堂使用，亦供应其他学堂使用，狄考文本人也被誉为“近世之大制造家”。在制造仪器的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可谓一举多得。其他较发达的教会中学，也都有实验仪器和设备。如泮慎文（Alxin P.Parker）[58]在《博习书院报单》中说：“书院房屋……内有读书间、藏书间、礼拜堂、机器房；而机器房内所有器具，价值甚巨……又有天文台。”[59]林乐知在《中西书院报单》中也称：“本书院内格致馆格物化学等器具、药水均已预备。”[60]西医教育更是一改前辙，重实践、重见习、重实物模型的教学是西医教学的主要特征，教会创办的医校、护校多附设医院或者是医院附设学校，这与中国传统的师带徒和儒医合一的形式有质的区别。

教会学校的师生关系也与中国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师道尊严”有所不同，传教士们更强调人际关系的平等、和谐与融洽。早期的家塾式小学，师生同吃同住、同行同止自不必说，即使后来建立了严格而具体的管理规章和条例，仍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如狄考文曾在《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一文中说：“要尽量多同学生个人接触……外国教员（按：指传教士）必须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教室内外，通过教导、谈心、讲故事，关心生活，帮助每个学生排除他们面临的各种烦恼，这种工作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61]他虽然是从传播基督教义、对学生施加宗教人格影响方面讲这番话的，但从中可认识到在教会学校里师生关系是融洽而平等的，这也与教义中倡导的平等与爱心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不能期望每座学校里的每位传教士都像狄考文这类宗教教育家那样，怀着强烈的宗教信仰，把整个爱心、整个身心都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而且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更由于传教士入华本身多以征服者、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想让带有此种思想的人完全以平等的身份与中国学生交流沟通，既不现实也无可能。体罚现象仍在众多教会学校存在，这恰恰是20世纪初期学潮产生的根源之一。但从总体上说，教会学校里的师生关系已使中国学校里的师生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平等、融洽、亲密成为追求的目标，“师道尊严”在此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光”。

最后，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各种事务性委员会和学生团体。为了便于管理，学校不仅需要纵向的科层管理体制，而且还需要横向的事务性管理制度。于是他们设立了各式各样的委员会、自治会等组织，如课程委员会、设备委员会，共同治理学校。最早设立的此种机构可追溯至1866年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仅有11名学生的境况下成立的辩论会，取名摛藻。后来各种名目的协会纷纷建立，如传道会、勉励会、戒烟酒会、赞扬福音会等。尤其是学生自治会的成立，对学生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简又文在其岭南大学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自治会对学生的影响，其中用相互敦促的办法学习外语至今仍值得借鉴。[62]正是依靠这些基层组织和各种活动，才把教会学校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使学校管理能在平稳有序的状态下有效运营。

当然，教会学校的制度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就开始遭到批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学校太西方化，从课程到学校建筑，无不以西方为模本；重视外文而轻视中文，中学课程即以外文讲授，此时学生尚无中文根基；课程缺乏系统，因人设课现象普遍存在，而所设课目多不实用；教师缺乏系统训练，传教士代教师是教会学校的特色，而传教士与教师并不是同种职业、同样要求；教会学校是独立于中国正式学校体制外的独立的学校系统，它与中国正式学校不兼容，以治外法权享受特殊保护，但它自身的封闭性又限制了这些学校毕业生的适应性，除个别学生继续深造或在教会系统工作或在洋行做买办外，大部分中学毕业生缺乏适当的出路。这些批评并未阻止教会学校的发展，但已促使这些教会学校努力采取更妥当方式、更中国化的态度、更有效率的管理，当然也为收回教育权运动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