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小学的发展

二、教会小学的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虽然也有少数教会学校建立，但很不规范，一人一校（甚至多校）、人走政息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状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相当长时间内也广泛存在，尤其在新开辟的内地教区是一种极普通极常见的现象。但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及社会对教会学校的认可，教会学校中数量最多、层次最低的小学教育开始走上了正轨，许多办学时间长、社会反响好的小学还改制为中学。那些未改制和新创办的小学也经过合并、调整、补充、提高，在学校教育制度化、规范化方面取得进展。这主要表现在学校规章制度的建设方面。如《天津圣道堂学馆条规》规定：

一、生徒每月发给月费，所有衣履、饮食、笔、墨、纸、砚等，全行该生自备。

一、学生在馆下榻，每日务要早起，房室内外，皆要整洁。进馆先行聚祷诵经……

一、馆中不准人来闲坐闲谈……

一、学生功课，须塾师限定课程，总以新旧约圣经为主。中国经书诗文次之……

一、学生皆受洗奉教者，平日居心所为，固宜恪遵圣经真训，无犯教规，而外貌礼节，亦宜庄肃……

一、学生读书，当专心讲求，一书精熟，然后再读一书……

一、教读先生系多年信教者……施教训导，总以信心德行为先，文艺次之……

一、学生在教会常住学道……作先生更宜种种尽心，至牧师所派监察学生之人，亦必公正明达之老成教友……

一、生徒学道，原为造诣传教人材，以望圣会兴隆……难任传道之职……难获传道之才（者）……劝之不听，即令早为出馆……

一、学生难免无过，有可恕之过，有不可原谅之过……

一、本会召生徒学道，以备他日传教之选，须择其年少殷实信主者，要读书识字之人，又须无家务系累者，不致半途而废。进馆一年，细审其品行如何，再为与家人立约据，定准年限，限满之后，听凭会中分派……

一、……为学生者，则以听命为本，无论事之巨细，不当任意苟简……[27]

再如《温群内地会仁爱义塾条规》，在说明办学起因及目的后列条规如下：

一、本塾诸生，每日六点钟上馆，六点钟放学。

二、诸生上馆，各宜修正衣服，正纳冠履，勿致欹歪，以讥大雅。

三、本塾每日早晨，先当扫除揩拭案桌，整顿书籍。诸生均听秉公轮派，毋得推诿。

四、本塾诸生，课程向有定例，上午专读圣经，下午兼读诗书。

五、诸生上馆，各宜正容端坐，专心敬读，书声明朗，毋得交头接耳，虚度光阴。

六、诸生背书、正书、说书，务须句句明朗。勿许赘累句读，淆乱口音。亦不许高声齐读，像群鸦晚噪一般。

七、凡尔等诸生务须谨守：书本摊案时，不许手拈碎破；执页时，不许任情卷捏。各宜敬惜字纸，尊重圣贤。(https://www.daowen.com)

八、尔等诸生，勿许私自出外，或有公事，必须前来禀告，出告返面，一切顺礼而行。

九、尔等诸生，毋许扬声喧叫。行走时亦须徐徐安步，毋得疾趋，以致足容不重。

十、尔等诸生，各宜契爱，永敦友谊，勿许玩耍，以致争闹。[28]

这是当时普遍设立的教会小学中具有典型性的两则条规，其他类似的条规还有很多。1880年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为充分理解小学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将各学堂对学生的要求总结为10条，即：（1）听顺，（2）敬爱，（3）爱国，（4）谨慎，（5）勤愐，（6）次序，（7）善礼，（8）诚实，（9）和平为福，（10）清洁。[29]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教会小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办学目的只是为了宣传基督教精神和培养传教人员，目的比较狭隘。

第二，在课程方面无严格规定，只以圣经教学为主，从事宗教活动的时间比较长，而中国传统的教学内容也略略涉及。

第三，学校是慈善性机关，办学的目的在于破除人们对教会的疑虑和偏见，努力赢得学生家长及其亲友的信任，因此不仅不收学费，而且给予一定的补助。

第四，学生入学资格一般限定为信教子女，其他并无严格限定。这与当时风气未开，教会学校学生较少有关。

第五，对学生在校学习要求比较严格，学生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及人际交往都有较严格的规定。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学教育有所不同。当时中国小学阶段的教育，无论是义塾、私塾、坐馆等，其学堂规定都没有这么明确，学生学习内容及达到何种程度也没有严格的界定。教会小学在这方面显然是前进了一步。

当然，这两则条规只是反映了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况，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教会学校愈办愈多，而且有些名声较佳的教会小学升格为中学，形成中小学一体化的办学模式。此时的教会小学改变了只面向寒素人家的状况，而且有意识地增加西学课程，竭力招收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弟入学，以提高教会小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为达到这一目的，教会小学普遍采用了收取学费的办法，而且书籍、笔墨、服装、住宿均要收取费用。如登州蒙养学堂初创时供给学生衣食住及学习用品等费用，1871年开始不再供给学生衣服，以后逐渐取消各项供给，至1904年除去一切供给，还要学生交费上学。《上海中西女塾章程》中规定：“小学生归家住宿，仅带午饭一餐者，每月脩洋膳洋六元正，不带饭者脩洋五元正，亦均无外费。”[30]由免费甚至上学给予补贴到上学交费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反映了教会学校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教会学校在20世纪初叶得到迅猛发展，具体统计如下表。其中绝大部分是基础教育，因为此时教会大学仅有16所，人数仅数千人。

以上仅是在华基督教（新教）教会学校学生数。天主教虽不似基督教会那么热衷于办理学校，但其在中初等教育方面也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据统计1866年天主教教会学校学生仅几百人，到1912年，小学性质的学校有6877所，其中男生77771名，女生48535名，到1919～1920年，学生数达136960人。[32]

造成教会学校迅速发展的原因很多，其中以下几点是最根本的：（1）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变革最迅速的年代。封建统治的彻底垮台，资产阶级新生力量的崛起，既是变革的结果，又为社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机遇。在社会巨变面前，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西方科技的重要性，更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作为西方文明的窗口——教会学校此时也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而非抵制。（2）《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换言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已经完毕，教会可以随时到中国各地传教办学。事实上，此时的教会势力已遍布包括新疆、内蒙、西藏等边远地区在内的中国各省市，教会学校也同样遍设于中国。如仅蒙古一地（包括外蒙），1888年天主教小学学生有1112名（未包括孤儿院），到1906年已达6049人（未包括孤儿院）。[33]（3）清末，政府进行了种种改良，并于1905年彻底废除了沿袭1300余年的科举考试，明令全国兴办新式教育，学子们看到学八股制艺已不再是进入仕途的捷径，改学西学则可成为走向仕途或争取高薪的另一坦途，而中国本身受过西式教育的人较少，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此时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这当然刺激了教会学校的发展。（4）清政府于1906年下令：“外人在内地设学毋庸立案，学生概不给奖。”[34]这种“眼不见、心不烦”的鸵鸟政策实际上鼓励了教会学校的发展，因为既然给了传教士在各地办学的自由，为扩大教会势力和影响，各教会纷纷开办各式教堂、学校。教会学校在此之后得到更充分自由的发展。

就教会小学而言，教会学校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扩，设施的改善，更表现于制度的完备。具体言之：

首先，确定了更明细的办学目标。教会学校设立的最根本宗旨是为了传播教义，用宗教精神统治民众，为达此根本目的，教会小学又各自厘定了自己明确的具体目标，概言之：“（甲）使学生得有健全与发育完善之身体，俾其身常健适，并有清洁、合理、活泼、敏慧与端正之生活。（乙）注意养成儿童耶教美德之根本习惯及行动。（丙）予学生以教育上三大要具，即读、写、算三者健全之训练。（丁）发展学生已有之爱国心，使洞悉彼为中国社会分子之根本义务与权利。（戊）予学生以礼貌上及其他仪式之训练。”[35]由这些规定可知，教会小学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有所注意，尤其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及宗教习惯的养成是其关注的首要问题。

其次，制定出更规整的学制。学制，包括学校组织、修业年限、课程设置等，是学校教育制度化、规范化的突出体现，也是我国传统教育中比较缺乏的环节。诚如传教士李承恩批评的那样：“中国人对正规的学校规章制度的概念是很模糊的，教员可以经常缺席去做他自己的私事……同样，学生……在收割农忙季节常常被迫留在家里。准时上课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又没有时钟，上课下课也没有固定的时间。”[36]但到20世纪初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清末新学制的颁布使学校管理规范化不再是教会学校的专利，同样，讲求西学也不再为教会学校和少数几所官学所垄断。面对生存的压力和种种挑战，教会学校只能以更高更优的质量来赢得生存空间，所以它们在制定学校规章制度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水平和技巧。如福建晋江毓英小学在教学中实行“完明制”，每日所上的功课都要考查，及格的登在“完明表”上，不及格的须补习至及格为止。全部功课都及格的，由班主任发给“完明证”，星期日可回家，未达“完明”的则留校补习。这时的教会小学还普遍开设了自然和地理等课程，在高小开设英语（或其他外语），也成为吸引富室子弟的手段。当然，由于教会学校本身的特殊地位和相对封闭性，也由于教会学校分属不同的宗教团体，这些团体间又有各自的社会背景和一定的排他性，所以当时的教会学校并未达成一致，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尚可，而外部联系则较差，有的中小学一贯制定为8年，也有的小学4年、中学3年就算毕业。但统而观之，各校在学制方面都做出了比较严明的规定，而且规定越来越详细，措施越来越得力。因此，教会学校在20世纪初一般都达到了办学目的，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

复次，建立了校董会、校务会等管理组织。教会学校建立之初多由一人独立办理，学校简陋，关系简单，管理起来也没那么复杂。时至20世纪初叶，教会学校发展壮大，校务剧增，组织亦渐趋复杂而完备，传教士一人从差会领取一部分款项就可以办学的情况不复存在。为规范学校的发展，有了建设学校董事会与校务会的必要。董事会主要由教会的差会派员和社会名流组成，主要对学校预决算、校长任免等大政方针负责。起初董事会全由出资办学的教会人员组成，后来学校自身发展，社会交际增多，为从社会上劝募更多资金，逐渐增加了华人名额。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教会对初等教育的拨款减少，学校通常只有依靠对外筹募和学生学费来维持，而认捐者多为中国教徒，华人进入董事会便可更有利于筹集资金。1912年，教会差会总部制定了不对教育经费承担责任的政策：“所有先进宣教地内之自助发展者，已多将国民学校归该地教会自行管理，其学校虽非完全自立，大概已不受差会之资助；至后进宣教地内之国民学校，亦有一部分可以自助。”[37]立案之后，教会津贴小学经费的比例自然就更少了。校务会为学校内部民主管理的有效机构。学校内事务繁杂，听命于校长一人则繁不胜烦，且易形成独断专行，与西方民主平等精神不合。因此，在建校之后必然面临管理制度的问题，如何更有效地实施管理，才能充分调动教员和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成为学校规模壮大后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教会学校普遍仿效西方，实施了校务会管理制度，在校务会上商讨学校内部管理事务，如规则的制订与实施，教员的评聘与辞退，学校突发事件的处理等。校务会以教师为主体，个别学校也有由学生参与的，以示对学生自治的鼓励。但学生在校务会中的权限，至今仍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以上仅是教会小学的总体状况，其实各地教会小学发展并不均衡。沿海开放城市的学校早已缴费上学了，内地省份新开辟的教区还在以供给学生食宿的办法吸引学生；沿海城市的教会小学不仅建设了美观坚固的校舍，增置了必备的教学设施和仪器，招收了数以百计的学生，而且还实施了分段教学，甚至发展起中学，而内陆省份，尤其是新辟教区内，一个年级段即是一个学校的状况仍十分普遍，缺乏教材，缺乏固定的校舍，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制度的状况更是屡见不鲜。但是，教会小学在20世纪初叶得到迅猛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