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发展的缘由
教会学校取得较大发展，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这是因为：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外国传教士广泛进入中国内地打开了方便之门
西方列强为攫取在华的更大利益，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英、法、美、俄等列强的威逼利诱下，屈膝求和，1858年6月，在天津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明确写入了准允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条款。如《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19]这样就把外国传教士入内地宣扬基督“福音”的做法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传教士乃至中国信徒都在外国政府的武装和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之下。1860年，英法联军以《天津条约》未得实施为借口，再度向北京进犯，被动挨打的清政府在联军的枪炮下又分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不仅再次把传教士可以到内地活动的条款列入，而且勒索到更多权利。如《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规定：“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20]从这一条款中可以看出，传教的范围不仅扩大至中国内陆地区，而且扩大到军队；传教士除传教之外，还可以租田买地、自行建造；以前禁教期间查禁的天主教建筑现在都要归还。由于清朝禁教达100余年，“归还旧址”的规定为以后诸多教案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给了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置产的特权，也就为教会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据统计，1844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为31人，1860年增至100余人，到19世纪末激增至为1500人。[21]传教士的增多，意味着教会事业的发展，也意味着教会学校的发展壮大。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归还教堂旧址”所掠夺的学田及由此而引发的教案的赔款，成为教会学校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客观上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
（二）洋务运动及维新运动为教会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客观需求和外在动力。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终于使一部分清政府官员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御侮而求自强，为自强而师事洋人，从而使学习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成为一股时代潮流，史称洋务运动。虽然洋务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顽强抵抗，也遇到过种种失误和挫折，但它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才的匮乏。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为中国创办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兴办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建设了第一支近代海军。但是，由于他们认识西方文化是从武力接触开始的，最直观最深刻的印象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是语言不通、文字难辨而受人欺蒙。反映在教育上，便是建设军事学堂，学习西方军器制造技术；设立语言学校，培养翻译人才。但是，由于洋务派在本质上是为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服务，是在强敌深入、国土日蹙的危难局势下为“保国存种”而采取的应急之举。他们不敢发动全民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也不敢对旧有体制进行实质性变革，只是企图借用西方的某些办法来修补封建体制上的疵漏，只是对僵化的封建制度进行些许枝节性变动，并竭力把这种变革纳入旧体制之内，如用奖励出身的办法来兴办新式学堂。在他们创办的屈指可数的20余所学堂里，只培养了为数不多的洋务人才。创办最早、影响较大的京师同文馆，一直被视作中国新式教育的鼻祖，但创办之初仅有学生10名；学生最多的1887年，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天文算学馆等等，全部加起来也只有120名。因此官办学堂毕业生，连政府机构的需求都满足不了，而洋务运动的发展并不仅是政府需求洋务人才，外国在华开办的企业、商行等机构，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及其企业的设立，传教事业的发展等等，都需要众多人才。西方列强在中国开设的企事业愈来愈多，如邮政、商行、矿产等等，其需要的洋务人才也愈来愈多。这些企事业部门的高薪成为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对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但对于已从做买办取得较高利益的人和思想比较开通的官宦绅士之家而言，进洋学堂倒不失为赚钱谋生的捷径。而在进不了官办学堂的情况下，进教会学校，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也不失为一种折中办法。因此，洋务运动不仅冲破了夏夷之大防，改变了中国封建士大夫夜郎自大的陈腐观念，而且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为洋务人才拓展了生存空间。洋务人才的需求，刺激了洋务学校的发展。在政府办理的学校不能满足需求时，教会学校虽然不以传授西方科技为办学目的和根本宗旨，但仅仅因为其在办学过程中有西方科技知识的传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在此阶段有较迅速的发展，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甲午战争摧毁了洋务派几十年的惨淡经营，有思想觉悟的人们在清政府败给东方后起的蕞尔小国——日本之后，开始从更深层次上思考中国的前途问题，维新派也就粉墨登场了。维新派与传教士之间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他们都对僵化陈腐的封建旧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也都希望变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尤其在变法的具体措施方面，如废科举、兴新学、办学会、译西书、办报纸等等，更是不谋而合。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与一些传教士建立了相当密切的私人交往，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佳白（Gilbert Reid）等都加入了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李提摩太更是频频出入康、梁、翁诸维新派人物府邸，商讨变法事宜。当然，由于传教士与西方殖民者的天然联系，他们对殖民侵略的政策要比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更全面更深刻，因此不可能真正站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即不可能完全支持维新派提出的变法自强、“保国、保种、保教”的民族振兴计划。李提摩太起初建议把中国变成英国的附属国，由英国像统治印度那样来管辖治理中国，但仔细分析了中国国情和列强已入中国内陆的现实，认识到由一国保护很可能引起列强间的矛盾与纷争，还不如由外国派遣皇帝顾问和直接加入内阁更现实，于是在他1895年写的《新政策》中列出中国当前应做的9件大事中，有6件是由洋人来主持领导。显而易见，传教士们所设想的改良方策，只是如何使中国的门户更加开放，更便于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控制和奴役，更有利于摧毁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以便于基督教精神在中国的传播。从本质上说，维新派与传教士们的改良计划是背道而驰的，但单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这段时间内传教士对维新派的影响又是意义深远的。这是因为传教士们认识到科举取士的流弊，也认识到西学比中学的优胜处，还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必须从开民智入手，而所有这些都必须重视学校建设，重视人才培养。教育是传教士对维新派建议最周密、影响也最深刻的一个方面，京师大学堂得以迅速成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们的呼吁。传教士们一方面积极参与中国政治活动，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教会学校的建设，因为他们觉察到了清政府改革的希望，也认识到教会学校在将来的社会中肯定会有大的作为。因此，19世纪最后几年正是教会学校发展最快的时期。(https://www.daowen.com)
在西方人写的东吴大学校史中记载有这样一段故事：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孙乐文（D·L·Anderson）在苏州宫巷办学的起因，是他在1895年冬天在宫巷教堂布道时，有6个身穿绸缎长袍的青年知识分子突然来听讲道，而且听完之后还不肯走。孙乐文感到很奇怪，询问来意方知是主动找传教士学习西文的，并且说：“日本向西方学习，成了强国。我们要振兴中华，也要学习西方。首先要懂得你们的语言文字，才能读你们的书。”孙乐文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提出一条——至少要满25人才能开班。青年们说：“这很容易。”过了几天，这6位青年如数带着他们的同伴一起来了，这25人都是“秀才”，后来成为1896年3月正式成立的宫巷书院的第一批学生，也是这个学校的骨干。[22]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教会学校发展的社会背景和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教会学校的心态：甲午战败，朝野皆惊，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面对清王朝的腐败、软弱与无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争言维新，纷纷要求学习西方。传教士办的学校不失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因此在维新阶段，教会学校乘机有了较大的发展。
（三）教会学校自身的变化是教会学校发展的内在因素
在西方国家，宗教与政权原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关注的重心由“神性”转移到“人性”，才使得政治与宗教分离。“政教分离”后，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仍是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清除的。而且，宗教为恢复自己以往的“荣光”，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了宗教“奋兴”运动，即号召人们恢复以往对宗教的虔诚和扩大宗教在非基督教国家的影响力。与此运动相联系，19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了所谓的“学生志愿外国传教运动”。当时美国有不少在校的大学生正在为毕业即失业而发愁，在回国传教士的煽动下，亚洲、拉丁美洲去冒险也是一条出路。据统计，1886年到1918年间，美国从这个“志愿运动”派往海外的传教士共达8000多名，其中有2500多名是派到中国来的，占总数的1/3。[23]这些大学生传教士都是热血青年，他们对神学的理论研究并不深，兴趣也不全然在布道，他们相信“人应该为上帝而生活，为上帝做些事情”。“为基督征服世界”，是这个志愿运动在1894年举行第二次国际会议时提出的口号。他们用通俗的语言向人们宣传自己的信仰，以实际行动努力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此时，教育和医疗成为他们行动的首选内容。
随着来华传教士的增多，教会学校越办越多，教会学校的办学目的也越来越背离其培养传教士或教徒及为教徒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初衷，逐渐走向了世俗化。早在1877年第一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就对传教士办学是否应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主张办学校的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山东登州文会馆的创办者狄考文提出的。他在会议上提交了一篇文章：《基督教会与教育》。在文章中，他批评了反对教会办学和主张教会办学只为培养传教士与基督徒的看法，而从教会传教是为了消灭异端、使整个国家基督化这一根本性目的出发，主张要充分利用教育这一间接而有效地传播基督精神的手段。他在文中列举了办理学校教育的5大优点：（1）教育是培养一批有效而可靠的当地牧师的重要手段。（2）教育对于为教会学校提供教员，并由他们把西方的优良教育引进中国，是十分重要的。（3）教育在培养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才方面，十分重要。中国正面临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潮流，基督教“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4）教育在中国是晋升到上等阶层的最佳途径。（5）教育在使本地教会自力更生，促使教会反对内部迷信思想的侵蚀以及抵抗外来训练有素的人所发起的怀疑主义的进攻方面，是十分重要的。[24]他的这些观点当时并未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甚至指责他是“不务正业”。但他无疑道出了教会学校存在的根由和发展的趋势，而且也引发了传教士对此问题作更深的思考。其后的社会历史发展使更多的传教士走到通过学校教育传播基督文明这条道路上来。例如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在1881年放弃了原来优裕舒适的工作，全力创办上海中西书院。上海中西书院的办学宗旨并不囿于制造“教民”和栽培华人传教士，而是“意在中西并重，特为造就人才”[25]。姑且不论他是否造就了中西合璧、出类拔萃、领袖群伦的高级人才，单从这一不重教义、只重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就足以说明传教士办学的目的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在1890年召开的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用传教士谢卫楼（D.Z.Sheffied）的话说：“一切布道工作本质上就是教育工作，而教会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传播福音。……在逐渐展示真理和树立基督教个性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教育这个神圣的手段来完成这项工作。”[26]培养能进入社会上层，能影响、号召、领导广大民众的统治阶层，从而使整个中国全面实现基督化，成为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根本目标。
教会学校就其教育的性质而言，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格格不入的异质教育体系。这不仅表现于教育目的这一导向性、本质性的规定方面，而且也反映在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师生关系、教育环境等具体操作过程中。随着教会学校的增多，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必然要求受到更高程度的学校教育，同时，也随着教会学校培养目标由宗教向市俗化转变，教会学校必然招收社会上层人员的子弟，努力提高办学水平，所以，教会学校向高层次高水平发展成为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