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教会学校发展的结果之一。教会学校创设时并未意识到要对学生进行职业训练，随着教会学校的增多、办学质量的提高，学校教育专门化成为必然。同时，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自身的教育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讲西学不再是教会学校的专利，而在学生总数方面政府办学又占有绝对优势。为使教会学校办出特色，提高学校毕业生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教会学校普遍加强了职业教育。

传教士在中国最早开办的职业训练科目是医学。它随传教士来华就在中国扎下了根，甚至至今还能感受到教会医院的影响。护士作为职业，是中国古代社会所未有的。服侍人本身就是一种低贱的职业，侍候病人的职业在古代中国更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在最初的西式医院里的护士工作多由医学学徒和直接从社会上雇佣的工人来完成，但这些雇佣人员在需要文化和医学知识的场合基本不起作用，在紧急情况下，医生不得不求助于少数传教士护士，甚至是受过护士训练的传教士夫人。西医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西医发展非常迅速，对护士的需要也大量增加，因此在20世纪许多教会医学院增设了护士专业。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于1913年设“男女护病讲习科”，并竭力使护士成为一种值得专门训练而受人尊敬的职业。但这种努力异常艰难，这些护士学校常常不得不接受初中毕业生，甚至小学毕业生。正是教会呼吁的奉献爱心、服务社会等理念，才使护士学校有了学生，第一批护士学生几乎全部来自教会学校。为了促进护士职业的发展，传教士还协助组织了“中国护士协会”，它一度成为中国护士的注册机构。

教会学校参与的第二种职业是师范教育。中国原本没有师范教育，“能者为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社会职业的分化与发展使教师这一职业走向了专门化、科学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广设学校、宣传西学成为时代强音。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也多从事教学工作，例如登州文会馆1910年前毕业生任教会学堂教习和国家学堂教习的占总数的58.8％。[75]面对社会对西学教师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传教士为把这场兴学运动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一方面呼吁西方教会多派胜任教师工作的人员来华，另一方面敦促中国政府实施师范教育，同时教会学校自身也着手办理师范学校或专修科。如1906年华西基督教教育联合会成立，即商讨建立师范学校事宜，至1919年已建立起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其中包括：成都大学教育科、初等师范学校，成都大学中等师范科、暑期学校及初等小学教员应习之课程（班）、师范讲习会等。[76]这一系统既涵盖高等教育，又包括中等教育，还容纳业余进修，是为师范教育的代表性体系。(https://www.daowen.com)

农业教育是教会学校办理的另一种职业教育。中国虽以农业立国，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并未使农业生产与技术知识纳入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孔子斥责樊迟的言辞成为读书人2000余年的教条。在中国，是教会学校首次在高等学校里进行农业知识的授受和传递。到1921年，“教会之以农业教育施行于中学校者，今共三所；其协助五谷及畜牧改良之事业者，则有十三所；与学生以农业上之演讲，附设农业速成科，并与彼等以农事上之实习者，亦有三十六所；此外附设农圃者则有五十二所；并有十一所培植花树种子、种植院之材料及其他植物发售”[77]。在大学里，金陵大学首先进行这方面的工作，1914年既设农科，次年春又设林科，1916年合为农林科，开中国农林高等教育之先河。

其他职业，教会学校也多有涉足。如工商、建筑、化工等实用性很强的科别门类，教会学校或成立专修科或开设系统课程，培养了不少实用性技术人才。东吴大学1915年创立法科，至20年代，华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担任“捕房律师”的，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