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和中华教育会
随着19世纪后期在华传教势力的发展，在华传教士人数、信徒人数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教会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愈来愈大，中国传统文化的抵抗也越来越激烈，体现在现实中便是教案的发生越来越多。各国基督教会为了增强文化侵略的力量，交流传教办教的经验，商讨在华布道的进一步行动，于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这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基督教在华传教工作已走向系统化、组织化、联合化。在此次大会上虽然有许多人对教会办学校不以为然，甚至有人认为接受过西方科技洗礼的人更难基督化，但还是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xt Books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为“益智书会”，推举狄考文、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林乐知、丁韪良、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黎力基（Rudolph Lechler）等为委员，主要任务是为各教会学校编写教科书。委员会通过数次开会磋商，决定编写初级、高级两套教材，初级教材由傅兰雅负责，高级教材由林乐知负责。委员会还议定了教会学校教科书编辑方针，大意是：（1）是编写而不是直译，可以外国某教材为蓝本，但应结合中国的风俗习惯、文字格言等方面的特点，以便中国人更容易接受；（2）不仅学生可用，而且教师也可以用；（3）最重要的是在教科书具有科学性的同时，利用每一个机会把教材与教义联系起来；（4）尽量采用统一的术语，包括人名、地名和科学公式符号等；（5）版权归作者所有。[81]通过教科书委员会的不断努力，教科书出版事业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截至1890年，该会累计出版书籍50种74册，图表40幅，另外审定合乎教会学校使用的书籍48种115册。[82]共印3万余册，除满足了教会学校使用外，还有一部分赠给教区内的私塾。就整体说，这部分书籍还是比较粗糙的，其中有些只是大纲或纲要，而且竭力在教科书中反映宗教教义也使书的质量降低。但无论如何，其中恰恰有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这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教科书，“教科书”之名称肇始于此。它的意义不能仅仅以其内容、水平、表述方式来衡量，还应该以其对当时的作用及后人的影响来评判。担任主编职务的傅兰雅说出的一句颇感自慰的话，“在目前情况之下，能做到的，我们都已做到”[83]，恐怕确实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第一次传教士大会后，教会学校的传教作用逐渐得到传教士的认同，教会学校和学生也得以迅速增加与发展，教育教学问题变得日益复杂起来。虽然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在教材编辑出版方面有所贡献，但对教育的其他问题，如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学校之间的合作等，则缺乏交流与沟通。教会学校原本是各自为政，并无统一的规章制度可循，欲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迫切需要有一组织进行规划协调。1890年，在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决定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成中华教育会，从单纯编辑出版教科书扩展为对整个在华基督教教育进行指导。该会选举狄考文为会长，下设执行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等4个专门委员会。该会的任务，除编辑出版教科书之外，还要对中国进行教育调查，举办各种讲习会、交流会、演讲会，交流和推广在华基督教教育的经验，策划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和具体措施。如为了实施由该会秘书巴博提出的教会学校公共考试计划，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收集各教会学校开设的教学课目，然后拟订全面计划并推荐教科书，根据不同类别制定出不同的课程标准，举行统一的考试，并对达到要求的学生颁发证书。
1893年，中华教育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届年会，大会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问题，并深入讨论了教会学校中英语教学问题。大会通过了《中国教育会章程》及附《细则》，章程规定：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中国教育会（亦称中华教育会）。
第二条 本会以提高对中国教育之兴趣，促进教学人员友好合作为宗旨。
第三条 本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总编辑一人，秘书一人，会计一人。设执行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编辑为当然委员。设出版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上述人员每三年改选一次。
第四条 凡正在和曾经从事教育工作，或办学校，或编教科书的基督教各差会成员，都得为本会会员。
第五条 本会章程和细则，经本会三分之二会员投票通过，得随时修正之。[84]
在《细则》中则详细规定了该会的职责分工、入会要求、改选办法等，其中明定总编辑为执行委员会当然主席，及每3年举行一次年会。由协会章程及细则可以看出，传教士们欲把中国教育纳入基督教控制之下的决心。
1896年中华教育会举行第二届年会。此时正值中国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教育、科举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传教士们采用各种方法掌握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使它们符合基督教的利益。在本届年会上，决定专门设置一个所谓“教育改革委员会”，拟订和实施能左右中国教育改革运动的计划，并通过报纸杂志、论坛讲学等形式，对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提出建议或批评，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维新运动。
中华教育会的成立和发展，不仅对基督教学校，而且对整个中国教育事业，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编译出版了各种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不单纯为教会学校所用，也为许多新式学堂所采用。（2）审定科学和史地名词。许多科学名词至今仍在使用。（3）首次在1900年编辑出版了《教育指南》。该书建立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对教会学校的教育教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有些建议得到迅速的贯彻执行。但质言之，中华教育会虽冠以“中华”2字，由于其发起者、组织者及协会成员均为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由于文化、宗教、哲学视界的局限，他们不可能从富国强民的视角全面审视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也不可能准确把握和全面控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甚至也未能统一领导基督教在华教会学校及其教育。
1905年，中华教育会进行改组，总编辑改为执委会当然委员，不再是当然主席；准许从事教育、出版、学校等事业的非基督徒以“准会员”（Associate Members）的资格加入该组织，但无投票选举权，亦不能担任任何职务，实际上从来也没有非基督教人士加入。由于该协会成员都是由社会上较成名的各教派人士兼职，协会本身也只是私人自由集合的团体，并不能正式代表教会和教育机关执行他们的决议，即只有研究建议的权力，并无立法实施的能力，因此从这一年起，该协会工作基本无甚成效。1912年，人们对该组织的名称——中华教育会——提出异议，1915年，该会更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其主旨也由研究中国整体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问题转移到只研究如何使教会学校和宗教教育办理得更完善的方面来。
总之，教会学校教育是中国历史上特殊阶段的一种特殊教育形式和教育体系。它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渊源，它的发展也有异乎寻常的历史作用。从本质而言，教会学校最初的产生是传教士传播教义的“副产品”，但它的发展证明了它不仅是外国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的一部分，还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一部分；它不仅培养了教徒和洋奴买办，还培养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富饱西学的知识分子；它不仅为中国新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动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还为近代新学堂的建立提供了借鉴和模本。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与教会学校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研究教会学校的教学体制、管理体制，至今对教育改革，尤其是私立学校建设，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1]也译成郭实腊、古特拉富等。
[2]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页。
[4]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5]参见何晓夏、史静寰著：《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90页。
[6]（美）博尔敦：《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宗旨》；载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7]Fletcher Brockman，I Discover the Orient，New York 1935，第12页，译文自何晓夏、史静寰著《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8]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第173页。
[9]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第32页。
[10]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第31页。
[11]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第31页。
[12]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第449～450页。
[13]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14]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1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8页。
[15]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第475页。
[16]参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17]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译文自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18]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2页。
[19]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7页。
[20]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7页。
[21]参见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22]参见《张梦白记东吴大学的源流与沿革》，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页。
[23]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
[24]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第171～178页。
[25]林乐知：《中西书院条规》，《万国公报》1891年2月，第25期。
[26]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第475页。
[27]《中国教会新报》第4卷第199期，1872年8月17日。
[28]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7～78页。
[29]《万国公报》第12卷第581号，1880年3月19日。
[30]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31]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32]参见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页。
[33]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页。
[34]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
[35]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36]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7～20，1890，第450页。
[37]司德敷（M.T.Stauffer）主编：《中华归主》第5编，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4页。
[38]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第176页。
[39]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第177页。
[40]参见王元德（宣忱）编：《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印刷，1913年。
[41]参见《万国公报》第14年第666卷，1881年11月26日。
[42]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43]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44]《万国公报》第14年，第666卷，1881年11月26日。
[45]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第225页。
[46]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第225页。
[47]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第454～455页。
[48]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189页。
[49]《万国公报》第8卷，第87期（总卷第87），1896年4月。(https://www.daowen.com)
[50]Records of the Genet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第468～469，470页。
[51]Records of the Genet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第468～469，470页。
[52]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00页。
[53]参见《山东文史资料》，1983年第2辑，第134页。
[54]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12页。
[55]参见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1辑，第102～103页。
[56]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460页。
[57]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58]现译潘慎文。
[59]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
[60]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7页。
[61]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7～20，1890，第466页。
[62]简又文：《岭南我岭南》，《岭南通讯》第17期，1958年9月9日。
[63]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第458页。
[64]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234页。
[65]参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3～524页。
[6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109页。
[67]参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4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版，第441页。
[68]参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8页，第427页。
[69]参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8页，第427页。
[70]参见《金陵大学校董会章程》，《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104页。
[71]例如，陈鹤琴回忆他在1910年（清宣统二年）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得到卜舫济校长亲自批准。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页。
[72]参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447页，第584～587页。
[73]参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447页，第584～587页。
[74]郑朝强：《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史资料选辑》，第9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80～105页。
[75]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76]《教育杂志》第11卷第8号，1919年8月。
[77]参见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85页。
[78]参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3页，第657页。
[79]参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3页，第657页。
[80]L.E.Wallace著，游捷译：《华南学院——南中国的一所女子高等学校》，《教育评论》，1990年第1期。
[81]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7～20，1890，第713页。
[82]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7～20，1890，第716～717页。
[83]参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84]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2～4，1893，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