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子教育

妇女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但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她们却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社会上没有为女子开设的专门学校，普通学校更不允许女子步入。直到1904年由荣庆、张百熙、张之洞拟订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通称“癸卯学制”）中还说：“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其无益文词概不必教，其干预外事、妄发关系重大之议论，更不可教。”[78]1907年清政府迫于国内压力，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仍规定“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分别设立，不得混合”[79]。教会学校开启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端萌。

1844年，传教士阿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设立在中国的最早的女子学校，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轫。以后陆续在通商口岸设立了一些教会女子学校。首批教会女子学校创设时，封建传统势力相当强大，常发生招生困难。1859年在福州创立的毓英女塾，是最早招收住宿学生的女塾，刚有7位学生来校，隔了二三天，逃得只剩1个了。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传教士们用供衣、供食、给学习用品，甚至给予补贴的办法，以其诚意和毅力感动周围的中国人，逐渐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到1869年，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女学生有576人，1877年增至2064人，天主教会的女生还不包括在内。

随着女学生人数的增加，部分学校开始向教会女子中学发展，增开中学课程，严格学校管理，规范修业年限，使女子教育也走上了正规化道路。如上海中西女塾规定了10年学程，镇江女塾增至12年学程。但真正学到毕业的女学生并不多，1896年上海长老会办的一个女塾举行毕业典礼，3名学生毕业，1901年镇江女塾两个学生毕业，这是中国女子学校较早的两次毕业典礼。这些学生都是穷人家的子女，不可能成为别人仿效的榜样，文化的隔膜也使她们在社会上难有大的作为。但部分学生毕业后从事与教育有关的职业，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妇女，而且对国人自办女学产生了一定影响。教会女子中学较大发展是在20世纪。辛亥革命后，风气渐开，男女平等成为时尚，女学设立与发展较为普遍而迅速。以管理严格、质量优良著称的教会女子学校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其发展壮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教会女子大学的设立，是进入20世纪之后。起因是教会女子中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其毕业生苦于无升学机会，且各女校也深感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教员，为此由各中学校长提议开办女子大学。最早的女子大学仍是由女子中学升格而成，186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夫人在北京开办贝满女塾，1895年发展为贝满女学堂，开设中学课程，1904年改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该校规模很小，1912年仅有学生20名，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1914年华南女子学院成立，后改名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创办，后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该校在教会女子大学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此外还有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女子医学院等女子专门学校和一些实施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教会女子大学不再以培养家庭妇女为职责，职业教育是其主要目的，学生受到了较严格的学术训练。严规程、严管理、高标准、高要求，是这些女子大学的共同特点。(https://www.daowen.com)

剔除宗教教义中的唯心成分，其教义还包含了奉献爱心、服务社会、教化民众的积极思想。在这一思想引导下，教会学生大都能将某些教义与爱国、爱民、助民结合起来，形成自觉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动力。如华南女子学院的学生们在学校周围办起主日学校，利用星期天时间教农民及其子女唱歌、讲故事，进行卫生指导，教他们手工和游戏等。她们说：“学生会主办的最有建设性的一项工作是免费学校。我们总喜欢替国家做点事。”[80]

教会女子学校直接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的进步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教会女子学校把中国社会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