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与科学
1933年1月，希特勒被指定为德国总理，不少德国科学家对他抱以希望，认为这是复兴德国经济与科学的契机，许多人公开表态支持，其中也有人认为这样做能强化他们作为教授的尊严。还有一些青年学生支持反犹太主义，有些高校或研究所，竟然把反犹太、反社会主义甚至反天主教等纳入选拔新教授的标准或考量新教职的条件之中。当哥丁根指定了几位杰出的犹太数学物理教授，如考兰特（Courant）、玻恩、弗兰克（Franck）等人时，在德国立刻引起大哗，把哥丁根称为“犹太大学”。其实，学术界的反犹太主义思想由来已久，而且并非只局域在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反犹太主义公开盛行时，也并非在德国独有，就在美国大学，如哈佛大学也竭力限制犹太教授的晋升，或者限制接纳犹太学生。
尽管政治风云变幻和经济恶化，薛定谔如处世外，仍在继续他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和思考，构成了他十年后在都柏林的演讲内容，并为他的多部哲学科学书籍，如《什么是生命？》等做了准备。2月16日，他向科学院呈交了一篇特殊的论文《热力学第三定律研究》，由于他当时已经离开柏林，科学院的成员身份也被取消，这篇论文没有给予全文刊登，而只刊印出了一份缩编稿［75］。
很多德国人抱有幻想，认为一旦政权得以稳固，希特勒会把他的政策缓和下来。但是这一希望很快破灭了。2月27日，有人给国会大厦放了一把火，纳粹党借此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希特勒进一步掌握了大权。当法国和英国还在观望时，希特勒把普鲁士的老战争机器复活，公然开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3月31日，全德掀起了“抵制犹太日”（National Boycott of Jews），戴着纳粹万字标和袖箍的暴徒占领街市，不许任何人进入犹太人商店，对所遇到的犹太人公开鞭挞，警察只是站在一旁，一边谈笑一边看热闹。这一天，薛定谔恰巧走在一家最大的犹太市场附近，看到这个场景，立刻被激怒了，他跑到一群暴徒前，斥责他们的野蛮行径，于是遭到了暴徒的袭击。正巧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从此经过，认出了他，把他解救下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解救他的这个人叫莫里克（Moglich），是劳厄的研究助手，他当时恰好戴着纳粹标志和袖标，否则也难以解救。
希特勒上台时，爱因斯坦恰在美国。他宣布，除非纳粹下台，他永不再踏上德国这片土地。纳粹查封了爱因斯坦的家，并悬赏缉拿他。爱因斯坦给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递交了辞呈，这个辞呈立刻被接受了。但是当时负责科学院的纳粹部长拉斯特（Rust）却坚持要求科学院正式开除爱因斯坦。
4月1日，在没有与任何科学院成员协商的情况下，科学院公布了关于撤销爱因斯坦科学院成员资格的公告。科学院的有些成员表示很高兴，认为他们终于摆脱了爱因斯坦。但是作为科学院当时的执行主席劳厄认为此项公告不公，他四处奔走，召开了一个科学院特别会议，试图取消这个公告，结果只有14个成员到会，其中只有2人支持劳厄。薛定谔没有到会，对爱因斯坦的辞呈也没有表态。事实上由于失望，他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中断了与科学院的往来，他以缄默表示了抗拒。
4月7日，国会通过了《恢复职业公务员法案》，目的在于限制犹太人在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大中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工作。仅一年时间，约有1700名犹太或亲犹太雇员被开除或解职。此时，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恳求普朗克公开出面，抵制纳粹反犹太行径，以保护德国的教育科研实力。前国会成员、普朗克的世交好友鲁德斯（Luders）两次专程拜访普朗克，请求他出面保护犹太研究者和教师。鉴于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普朗克完全可以为此做一些事，但他选择了缄默。很多年以后，鲁德斯回忆起这件事，他写道：“我总是希望，这些公众知识分子会对当时成百万的半盲公众的认识有一种恐惧感，因为在蒙住公众的面纱背后，潜藏着一种危险，纳粹将要把德国引向极度危险的深渊。我感觉到，当时的普朗克有一种非常无奈的想法，他认为无法阻止德国科学的垮台，无法抗拒众多的出卖教学和科研的无耻行径，他自己感觉，对已经到来的谁也阻止不了。面对我的劝说，普朗克沉默不语，很长时间以后，他走到那台大钢琴前，弹起了巴赫的一首赞美诗，然后我俩握了手，我离开了。”［76］这件事很无奈，也令一些人感到失望，很多年以后，当爱因斯坦的好友从美返德时，“请代我向劳厄问好”，爱因斯坦告诉他。“那普朗克呢？”爱因斯坦难过地摆了摆头［77］。
在当时无法得知，究竟有哪些没有犹太背景或犹太亲属的物理学家，包括那些最杰出的精英们，曾站起来公开反对纳粹行径，但在其他领域中，仍有少数学者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获得了普遍的尊敬［78］。
这一时期，不少物理学界的人对纳粹政权还抱有幻想。1933年6月2日，海森堡写信给他的老师玻恩，劝他不要离开德国，相反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他说：“受这个法案（指《恢复职业公务员法案》）影响的人非常有限，更不可能影响到你，不仅影响不到弗兰克，连考兰特[1]也不会受到影响，这个政治变革更不会使哥丁根物理遭受到损失……尽管有些人因为新政策的关系被驱除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事业的发展，这些仇恨会逐渐消失殆尽的。”［79］海森堡信中所说的那些受到法案影响的有限的人，是指当时德国一些信奉社会主义的物理学家，这些人首先遭受到清洗，他们即使离开了德国也是走投无路，其他国家不仅不愿接受他们，也不提供工作机会，甚至连难民身份也拿不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逃到边境后，最终选择了自杀。作为一个犹太物理学家，玻恩有亲身体会，他有礼貌地谢绝了海森堡的挽留。
此时，世界科学家们眼睁睁地观看着德国的事态发展，只有部分人想起来该做点什么。其中一个人来自牛津大学，这就是平时被视为行为怪诞的林德曼（Lindemann）教授。他的母亲是个美国人，父亲是阿尔萨斯人。他是个单身汉，禁酒主义兼素食主义者，能打一手好网球，由于行为举止怪诞，经常遭牛津学界的非议。林德曼曾在柏林师从普朗克和能斯特攻读物理学，对德国学术界较为熟悉。但他被公认为不能在物理专业上有发展前途的人。1919年，他被指定为牛津大学克拉尔顿（Clarendon）实验物理学教授，成为克里夫顿（Clifton）的继位人。林德曼的研究成果不多，但善于筹集资金和带领学生，还总能找到优秀的助手。这位出身豪门的纨绔子弟，是牛津著名的有钱人。他我行我素，出手阔绰，他的劳斯莱斯（Roles Royce）豪车在牛津校园狭路上穿行，而他的弟弟却拥有两辆劳斯莱斯豪车，一辆是白色的，由一个黑人开车，另一辆则是黑色的，特意雇了一个白化病人当司机，称得上是“黑白双雄”，在牛津街市中风驰电掣［80］。
林德曼曾把自己所写的量子力学书籍的手稿拿给玻恩看，玻恩回复他很不客气，“这本书唯一的用途就是放在厕所里当手纸。”就是这个物理学家眼中的异类，现在单枪匹马自动承担起从纳粹手里救援犹太物理学家的事。林德曼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自己承认，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借此机会为牛津找来一两个杰出的物理学家。(https://www.daowen.com)
林德曼把他的计划提交卢瑟福领导的科学院理事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讨论，结果被告知无能为力。理由是该解救的决不能只是一两个犹太教授，而理事会的备用资金有限，英国的经济也不景气，许多本土年轻物理学家都找不到本职工作，甚至连其他工作都找不到。于是林德曼开始奔走于英国劳工部，结果发现这个提案也根本不可能被接受。这时，林德曼在高层的朋友帮上了忙，终于从帝国化学工业协会主席麦克高文（Mc-Gowan）那里得到了一部分财政资助。
4月16日林德曼亲自来到柏林，会见了一些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之后，草拟出了一份有可能被强迫离开德国的人的名单。此间他也会见了海森堡和薛定谔。薛定谔当即向他表示对纳粹政治的鄙视。当林德曼提出接受弗里茨·伦敦（Fritz London），而伦敦拿不定主意时，薛定谔当即提出自己要离开德国，这个提请使林德曼大为惊愕。薛定谔并不是犹太人，林德曼以为纳粹不可能反对他，没有想到薛定谔竟然因为厌恶纳粹而放弃在柏林所获得的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位，而去一个前途渺茫的陌生国家。显然，薛定谔不属于需要救援的对象，他的这个要求需要另案处理，林德曼答应为他筹措。
来到德国之前，林德曼本以为纳粹只是疯狂一时，几年之后，被解救的德国教授还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但当他踏上德国国土的几天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事态的严重。希特勒极为疯狂，不仅势力庞大而且已经完全掌控了整个德国。5月4日，他写信对爱因斯坦说：“在柏林复活节期间，我停留了四五天，遇到了你的许多同事，他们普遍反对科学院的所作所为……这些人都向你表示问候，特别是薛定谔。……看起来，纳粹已经掌控了整个国家机器，这种情况可能将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为牛津物色优秀教授的大好时机。索末菲建议我找伦敦和贝特（Bethe）……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经索末菲手中训练出来的人，都善于处理问题和找到结果，这样的人正是牛津所需要的，这比那些只想把精力花在争论哲学抽象性的人好多了。”爱因斯坦立刻回复了他，提出自愿把当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拿出来，用于帮助那些逃出德国的青年科学家安置新生活。
5月6日，纳粹的“种族法案”出炉，并宣布此项法案适用于高校和研究机构，伦敦立刻被解雇，于是决定与薛定谔一起去牛津。玻恩及全家决定立即离开哥丁根，后来暂居意大利的塞尔瓦（Salva）。
5月10日，全德国大学所在的城镇举行“焚书日”活动。这一天，柏林有4万多人聚集在柏林大学和大剧院之间的广场上，5000多个学生举行了火炬大游行，他们戴着纳粹万字标和臂章，每个学生带着一捆书，戈贝尔高喊：“让犹太知识主义死去吧，德国国家精神从此站起来了！”学生们高呼着，歌唱着，把一捆捆书扔到了火堆，大火焚烧直到后半夜也没熄灭。
5月27日，德国单方面提出新规定，限制去奥地利访问的自由，凡被批准者，还需缴纳1000马克签证费。薛定谔作为德国雇员，也在此限制内。这意味着，他与妻子不能自由探访奥地利亲友。恰好岳母70岁生日聚会将临，他们的访问申请遭到了拒绝，这件事激怒了薛定谔。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离开这个已经失去了人性的国家。
他并没有正式从柏林大学辞职，因为这样会引起很大的动静。他给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表示因为学术需要离开一段时间，但他没有得到回音。他只好给柏林大学物理系写了一封信，说明秋季学期他暂时不能上课。很快就有了反应，从9月1日起，校方停止了他的薪金。此时他知道，尽管他没有表示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开，也没有说明离开多长时间，但是纳粹已经把他视作敌人。当时也有一些像他这样的非犹太人科学家离开德国去往美国，其中有知名数学物理学家加斯伯（Jaspers）、龚拜耳（Gumbel）、爱宾豪斯（Ebbinhaus），著名天文学家布鲁克（Bruck）和其他一些不知名学者。其中，莱森（Lessing）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但在捷克被占领后，他被纳粹害死。在这一年中，有960个教授发表效忠希特勒的誓言，领头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外科医生索尔布鲁克（Sauerbruch）和艺术史学家品德尔（Pinder）。
7月21日，外尔辞去了哥丁根教授，泡利已经在苏黎世，他写信给海森堡，约他一起到意大利相聚，同时劝他离开德国。夏季即将结束时，薛定谔准备离开德国。此时年已46岁的他，心情极度沮丧，怀着忧郁的心情想到：“是不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地认识这个世界呢？……现在我是否还准备认识这个世界呢？”他真的有些疑惑了。他想到了爱因斯坦，给他写了封信说：“自从在美丽的卡普斯（Caputh）见到你以后，很长时间了，那时你正准备去美国。我至少应该给你捎个信，告诉你，我还活着。我希望，也相信有你的友谊和支持，我不必害怕什么。……希望能在10月布鲁塞尔会议上见面。……很遗憾，最近几个月来，我没写出任何像样的东西。”［81］
8月中旬，在林德曼的斡旋下，薛定谔接受为牛津大学麦格达林学院的教授成员，聘期两年。1933年10月24日，在薛定谔离开柏林去往英国之时，德国只有一家报纸发出一则极短的消息，称：“德国痛失薛定谔教授，柏林大学普朗克教授席位继承人已经接受牛津大学邀请，薛定谔原定在柏林大学的冬季课程由于英国大学的邀请而终止。”
1934年之后，形势越发险峻，随着恐怖的集中营建立，戈林又提出所谓“复兴老德国优良传统计划”（the good old German custom of the oxe）。在这种体制下，在1934—1935年间，普朗克和能斯特企图重新组建自然科学组织，1936年，普朗克给希特勒发去电报，感谢他“仁慈地保护了德国的科学事业”［82］。在德国物理学家中，只有劳厄的头脑保持清醒，尽管他的作为并没有明显地反对现行政体，仅限于对某些决定提出质疑。还有一些科学家借此机会，发展了自己的专业前途，例如普朗克和奥托·哈恩，以及对纳粹保持有限度的亲近的海森堡。然而对于德国，随着形势的发展，科学界精英如鸟兽散，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上，德国完全失去了领先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