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茨事件

1936年，薛定谔接受奥地利格拉茨（Graz）大学的邀请，在国外旅居15年之后，再度回到了家乡。阔别15年，奥地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时的奥地利已经成为两大派系的争夺之地，一派是称为“黑派”的基督教派，另一派是称为“红派”的社会民主派。原来天主教文化盛行的奥地利，反犹太势力并不占主要地位，但是现在反犹太势力非常猖獗，格拉茨大学已经成为纳粹党的基地，领导人是物理学教授达丢（Dadieu），校园里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参加纳粹行动，他们控制着整个校园。

薛定谔的课依旧很繁重。在1937年的夏季学期，他每周有2学时的场论，2学时的量子力学，1学时的物理学进展专题讨论；在1937—1938年的冬季学期，他每周有4学时的粒子物理，1学时的物理专题讨论，1学时的专题课和附加研讨会。除了这些艰难的重头课，他每周还要去一次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参加物理近代发展的专题讨论。令他高兴的是，又和原来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会面了，其中就有他最要好的朋友西瑞恩。

1938年，奥地利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这年的2月12日，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叫到山区的一个隐蔽军队驻扎地，逼迫他签署一项交出警察控制权及外交权的转让协议书，其交换条件是德国不再进军奥地利。第二天，这个消息传出，墨索里尼的女婿听到这个消息，对报章记者说：“奥地利这只鸡就要掉在德国的汤锅里了。”薛定谔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奥地利的一个政治耻辱，他决意要公开发表声明，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他需要找到一个机会，就在此时机会来了。他收到维也纳大学的邀请，请他做一次公开演讲，讲演的内容与政治毫无关系，题目是“大范围与小范围的世界结构”，讲演地点是维也纳大学博物馆礼堂，时间是1938年2月19日，恰好是奥地利总理签署屈辱条约的一周之后。

这一天，维也纳大学博物馆礼堂座无虚席，不少人并非物理学者，只是慕名而来，想亲眼见见这位奥地利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风采，再听听他要说些什么。他的朋友西瑞恩在大会上做了介绍，他说：“他是一位近代物理学的领航人，他成功地使自然科学实现了从纯机械学通向自由观念之路……尽管已经成名，但他仍然是维也纳的孩子，仍然是个纯粹的奥地利人。”这番介绍立刻使在场的观众振奋起来，在被激起的热烈气氛中，薛定谔走上了讲台。

薛定谔避开了专业语言，极为通俗地介绍了原子层次上的物质结构，然后展示了宏观以及更大尺度下世界的结构，再介绍大尺度世界与小尺度世界之间的关联。在讲话中，他向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信心，认为古代和中世纪自然哲学者所怀着的神秘梦想——宏观与微观世界的联合即将实现。就在讲演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话锋突然一转，以类比的形式说出了另一件事，他说：“当一个人从某个星球突然返回到我们这个世界时，他会突然发现，这里的人迷上了这样一个想法，这就是总想着把一个国家压在另一个国家之上，或者把一个国家放在另一个国家之下。”这个讲话犹如掷地惊雷，观众先是一愣，接着爆发出一阵哄笑，随后出现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叫薛定谔一时无法继续把话讲下去。

演讲之后，薛定谔像是突然七窍通了气，感到自己的闷气一扫而光，似乎再度复活了一样。这个公然的挑战激怒了纳粹，维也纳的一些纳粹分子开始全市大游行。在格拉茨，当时大约有2万人聚集在广场上，通过电台转播听取薛定谔的演讲，不少人跟着欢呼起来，迫使纳粹分子不得不捣毁了广场扩音器，撕下了奥地利国旗，换上万字旗，整个城市像是炸了窝。当薛定谔乘火车回到格拉茨时，他的头顶上有战斗机来回飞过。(https://www.daowen.com)

奥地利纳粹分子的疯狂远烈于德国，一时犹太商店被查封，凡是反对的人立刻用棍子打翻在地。就在几天之内，犹太老教授被集中起来，强迫他们去扫街，接受路人的唾骂，强迫他们用烧碱刷洗厕所，不少人烧伤了手脚，如旋风般的搜索行动，使7.6万人遭到逮捕，6000名政府雇员和教师被解雇，薛定谔的好友西瑞恩在被解雇的第一批里，他的另一个朋友马克（Mark）也被逮捕。许多人往边境逃跑，由于边境被查封，有些人迫于无奈而选择了自杀。在纳粹控制下，酷刑、暗杀和灭口横行，这些不仅不是秘密行动，反而大肆张榜于闹市。

薛定谔的讲话和随后的格拉茨事件仅仅是一根导火索，果然，奥地利这只“鸡”掉进了希特勒的“汤锅里”，德国军队很快占领了奥地利，英国和法国没有任何官方表示，连美国政府也极其冷静地只作为一则新闻简单公布出来。

在格拉茨，纳粹很快控制了整个城市，一些犹太人遭受折磨，大学被强迫关闭，原政府解散，闪族语教授赫兹格（Herzog）和拉比（Rabbi）教授被捕，被扔进了穆尔（Mur）河，薛定谔曾经的同事，与加州理工学院安德森（Anderson）共同分享诺贝尔物理奖的赫斯教授也被解雇。这一时期，医学院大约50名教授被解雇或被囚禁，家被查封，其中1936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65岁的罗伟（Loewi）在格拉茨大学工作了29年，为了这所大学他辞去了世界各地名校的高薪聘请，此次也没幸免，他不但被解雇，家也被查封，他和妻子、两个儿子都被投入监狱，两个月后，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奥地利，诺贝尔奖奖金被纳粹银行没收。

此时，薛定谔已经处于监控之下，失去了行动自由。他的家被搜查，他本以为自己的处境与海森堡差不多，但是海森堡因与希姆莱（Himmler）的家族关系而受到保护。此时格拉茨大学纳粹新校长雷切尔特（Reichelt）提出一份教职员的清洗名单，他对薛定谔威胁说，只要写出一份改变态度的保证书，就会免遭处罚。薛定谔不想离开奥地利，他写了，虽然没有像要求的那样表示悔过，也没有照要求向希特勒施以纳粹式的呼语，但是这封信还是违反了事先的约定，于3月30日被公开登到了全德和全奥地利的大小报纸上。

在以后的岁月里，薛定谔常因这封信感到懊悔，他的良心受到了自责。在他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从我刚一回到奥地利，就本能地警觉到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堡垒被摧毁将不费一兵一卒，但是，我绝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就在几天以前，我与总理的一个部门总管在一起时，我对他说：‘如果你给我一把来复枪，我会用它自卫，决不想做纳粹的人质。’但是，就在几个星期前，当我听到，同样的一位绅士，像我一样在新总理的命令下签字时，你可以设想一下我的感受，我像是完全被摧垮了。我真心地希望，你千万不要那么严苛地看待我的这个懦弱的表现，我只是想保持我的自由，如果我不说这个违心话，这个自由是得不到的。”［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