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奥地利

薛定谔想要的自由能那么容易地得到吗？4月23日，他接到来自维也纳大学的通知，他在那里的职务已经被撤销，在大学中的名字及以往的活动记录全部被删除，对他公开宣布的理由是“政治上不可靠”（political unreliability）。他立刻找到校当局询问，被告知，“离开大学，你可以到工业部门或工厂工作”。此时有人劝他立刻离开奥地利尽快去英国或爱尔兰。薛定谔在朋友帮忙下，找到有关政府部门询问，结果又被告知，他不可能拿到护照。

此时的格拉茨不仅是纳粹的活动中心，而且正式被确定为纳粹重要的教育中心，大学将被更名为阿道尔夫·希特勒大学。学校增添了一些纳粹教育的特殊课程，如战争化学、人种灭绝措施与技术、相关的医疗队培训、毒气知识与使用等。此时薛定谔在格拉茨已经处于危险境地，按照原计划，1938年他应该去牛津访问，但是他不能离开。3月初，他只得写信对高登（Gordon）说：“正打算离开的这几天，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有可能暂不能离开。”薛定谔所说的这件事就是由于他的那次演讲后发生的事。这时布拉格（Bragg）告诉林德曼，薛定谔有被关进集中营的危险。林德曼亲自发电报通知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敦促他们出面干预这件事［86］。

薛定谔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境遇这么快的急转直下。他意识到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设法迅速逃出奥地利。他只带了三个箱子，一切家居物品包括他的诺贝尔奖证书、金质奖章和科学院赠予的金质项链等全留下了。为了不走漏风声，他不敢到银行取钱，只买了两张去罗马的火车票。他出门不敢打出租，妻子安妮先用自家车把行李秘密运往火车站，返回自家车库后，两人再悄悄地离开格拉茨。9月14日，离开家时，他的口袋中仅有10马克。

到了罗马，薛定谔一连发了三封信，一封给林德曼，告诉他已经离开格拉茨；另一封给苏黎世早年的老朋友巴尔（Bar），巴尔利用家中的财产资助了当时受到迫害的犹太科学家，薛定谔希望他能帮助筹些钱；第三封信写给时任日内瓦国际联盟主席的德瓦莱拉（De Valera）。德瓦莱拉曾力劝他尽快去往英国或爱尔兰。接到信后，德瓦莱拉设法转告他，战争已经到了极危险的边缘，德国马上就要撕毁协议进攻捷克，最好扔掉意大利币，并托人给薛定谔和夫人安妮每人1英镑零用钱和一张火车票。此时薛定谔在火车站连雇脚夫的钱也没有，幸好遇到了费米，费米帮他筹了钱。离开罗马时，他告诉费米，不要从罗马给他写信，因为太危险，有可能发出的信件会被查获，而知道他们的行踪。(https://www.daowen.com)

对他们的旅途，薛定谔的妻子安妮叙述了这样一段经历：

“经过几道盘查，我们终于在多莫多索拉（Domodossola）登上了火车，我悬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感到高兴极了。可是我的丈夫却仍然觉得有危险而紧张不安。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辛普朗（Simplon）隧道口时，一个挎着卡宾枪的人进了我们的包厢，他手里拿着一张单子，上面写着我们俩的名字。他命令我们下车。我紧张极了，恐怕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恐怖的时候。我们带着全部东西下了车，他命令我与丈夫分开，把我带到另一个地方，把我们的行李打开，每件东西，包括我的手提袋、牙具等都放在X射线下检查，大约过了半小时，或45分钟，火车一直停在那里等我们。检查完毕才允许我们进车厢，然后检查护照，因为事先德瓦莱拉警告我们不能经过法国，我们决定去往西班牙或葡萄牙，所以办好了几乎是全欧的签证。他问我们带了多少现金，我们告诉他只剩了1英镑，接着他开始怀疑我们是走私犯，因为不可能拿着1英镑走遍欧洲。”［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