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死亡之神
1348年6月23日，圣约翰日的前夜，多塞特和中世纪英格兰各地一样，也是生育节。此夜，麦子正熟篝火正旺，乡村少女头上戴着花，可以尽兴调情。但在韦茂斯（Weymouth）海湾的梅尔库姆（Melcombe），死亡悄悄逼近，第一批英格兰人开始死于瘟疫。当时金雀花王朝的加斯科尼鼠疫泛滥，来自那里的水手在梅尔库姆港口上岸，耶尔森氏（Yersinia）鼠疫杆菌也随之而来，跳蚤的肚子里携带着杆菌，它们可能是人或兔子身上的跳蚤，在船上及其运载货物带来的啮齿动物身上生活，搭了顺风船过来，传递杆菌，或通过它们的排泄物，散布细菌到空气中，被人吸入；或者通过咬人，在喝足人的血之前，它们反刍时把微生物送进血流。在很短的时间里，英格兰西南部鼠疫爆发。一旦病人的腹股沟或腋窝开始肿胀，就标志着淋巴结已感染，梅尔库姆的受害者离死亡就只有四天时间了。如果是肺部染病，那么断气前两天病人会猛咳血痰。近在跟前的人，八成会沾染上咳出的痰血或黏液，都会感染黑死病，也必定死亡。18个月里，不列颠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
英格兰国王向来被认为能手到病除。比起他所有的前任来，爱德华三世都更愿意“为了免去国王的罪而触碰”，用他的魔力一次就治愈成千上万淋巴结核患者。但这是瘟疫，不是普通疾病。爱德华三世在位时间长，国力鼎盛时关注其他事务：例如嘉德勋位（Order of the Garter）的颁发典礼。爱德华创建这个勋位，授予勇敢的武装骑士和贵族，想象着借它让圣杯骑士（Holy Grail）复活，虔诚地陪伴国王。因此要在温莎新建个小礼堂用于授勋。它将是一个忠诚和美的所在，献给圣乔治这个3世纪晚期的屠龙者、拜占庭军队的守护圣人。英格兰十字军接受了这种文化。单是为了建造圣坛背面的壁炉屏，就采用大量诺丁汉郡的纯白色雪花石膏，它们装了10辆大车，用80匹马运到温莎。1348年8月10日，圣劳伦斯节宴会，作为创立骑士，爱德华的贝德维尔（Bedivere）和帕尔西瓦（Percival）们——约翰·格雷爵士（Sir John Grey）、迈尔斯·斯特普尔顿爵士（Sir Miles Stapleton）、巴塞洛缪·伯格什（Sir Bartholomew Burghersh）爵士、詹姆斯·德·奥德利（Sir James d'Audeley）爵士，还有其他22位——全都是蓝袍贵族，戴着徽章，两人一排进入小礼堂，然后分开坐到国王或者黑太子身后，在礼堂中央相对而坐，仿佛是两队要比赛的武士，专心听着赞美诗、虔敬和保佑之词。他们看着圣乔治（St George）的石头雕像，内心一定窃喜，比起法兰西和苏格兰的守护圣人圣丹尼斯（St Denis）和圣安德鲁，圣乔治要强得太多了。
国王也不能免俗，也一定会沾沾自喜，陶醉在这种不可战胜的感觉里。之前的10年里，英格兰的军事胜利足以让人飘飘然，他们自以为得到上帝明确的眷顾。1329年，应新任法兰西瓦卢瓦（Valois）王朝国王菲利普六世（Philip Ⅵ）宣召，作为加斯科尼省领主，爱德华跪在菲利普脚下宣誓效忠，否则他会失去领地。11年后，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当作顺从姿态，索性自封为法兰西王，在武器上加鸢尾花以示之。这一主张并不像现在看起来的那么荒唐。1328年，卡佩王朝的国王们渐渐都死掉了，1285年到1314年在位的菲利普四世，从母亲伊莎贝拉这一支算来，是爱德华的外公，只是法兰西传统上王位继承限定父系，因此继位的是菲利普四世弟弟们儿子中的一位。这夺位之战后来打了100多年，刚开始，照例彼此还有书信往返，后来很快发展到动用矛和箭，带给两边无尽痛苦，使箭的一方占了上风。1340年，在弗兰德斯，就是斯鲁伊斯［雷克鲁斯（Sluys L'Écluse）——法语发音］不远的兹维恩（Zwijn）河口，英格兰和法兰西的船只锁在一起当成浮动战场，双方弓箭手和武装人员彼此厮杀。英格兰夺得200艘法兰西船只，几千人或被杀，或受伤，或溺毙，死的人太多，后来有句玩笑话说，假如鱼儿能出声，它们都能学会法语。6年后，在诺曼底的克雷西（Crécy），一支庞大的法兰西部队遭遇的歼灭规模就更大。那是英格兰人抗击法兰西、弗莱芒、日耳曼骑士，还有热那亚（Genoese）弓弩手，但他们都像针垫一样，被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长弓弩箭洞穿。
仿佛锦上添花，就在同年，罗伯特·布鲁斯的儿子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被俘，苏格兰人为了支持法兰西，在诺森伯兰入侵。大卫二世在内维尔的克劳斯（Neville's Cross）被箭射伤头部，入侵戛然而止。大卫被俘后被扣做人质，苏格兰人交付赎金很不痛快很不情愿，看起来或早或晚，爱德华三世不仅在名义上，而且事实上也将是三个王国的主人。1347年圣诞节，在吉尔福德，英格兰整个宫廷上下沉浸在一派欢天喜地中，男男女女从头到脚化着妆，装扮成龙或天鹅，背后插一对翅膀，这就毫不奇怪了。
可还有一个君王，爱德华不得不向他俯身屈就，那就是死神。圣乔治小教堂的嘉德授勋典礼后几个星期，国王得知他的女儿琼9月2日在波尔多死于瘟疫：她正在去西班牙的路上，要嫁给卡斯蒂利亚的佩德罗（Infante Pedro of Castile）亲王，一张巨大的红色丝绸床随她而行。爱德华这时说了一句：“事已至此，顺其自然。”如果检视一场战役的严峻伤亡，这话最好不过；面对这桩心痛事，却不太合适。他写信给阿方索十一世（Alfonso Ⅺ），安慰自己，琼“是提早进了天堂，去当处女唱诗班的头，这样将来就能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的鲁莽调解”。还有，她是他“最亲爱的女儿（因为她的美德，我们最钟爱她）”，国王勇敢的虔诚和哀伤糅杂在一起。“我们都是血肉之躯，这样痛苦悲伤咬啮内心，凡人类都不奇怪。”
死亡冲淡了对法兰西和苏格兰战争取胜的喜悦，爱德华要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肯特组织补赎祈祷，因为南部港口地区遭瘟疫袭击最早。可是，8月23日，大主教自己也感染瘟疫去世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下级要向皇家主子传递这个信息，开头就是“可怖”一词，他写信给伦敦主教：“上帝对人之子太严厉了，万物皆臣服于他的意志。”这到底有多可怕？在瘟疫开始的几周里，压根儿就没有谁能将惨状形诸笔墨。
瘟疫并非不可预知，1347年夏秋，在伦敦的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社团，通过与家乡鸿雁往返，已得知恶性传染病肆虐时城市里的可怕故事。据说单在威尼斯就死了10万人，尸体扔到潟湖外围岛礁上。锡耶纳（Siena）、佛罗伦萨（Florence）、帕多瓦（Padua）和皮亚琴察（Piacenza）都成了百牲献祭之地。伦敦的热那亚人必定特别心惊肉跳，因为正是他们的商船从近东将疾病带到地中海。据皮亚琴察一位律师加布里艾尔·德·莫塞斯（Gabriele de Mussis）记载，最初是钦察可汗札尼别（Kipchak Khan Janibeg）的蒙古军队，从中亚干草原的野生啮齿动物那里感染后，随身携带杆菌而来。1346年在围攻克里米亚（Crimea）的黑海港口卡法（Caffa）时，蒙古军将他们瘟疫的牺牲品像发送炮弹一样，弹射进城里，守城的是热那亚人——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人为国际生物战例子。“尽管他们已尽可能把尸体扔到海里去，看起来黑压压的山一样的尸体还是堆在城里，基督徒们躲不开、逃不掉、避不过。不久，腐烂的尸体污染了空气，玷污了水源。”到1348年春，瘟疫蔓延过了阿尔卑斯山，进入北部欧洲，一路无可阻挡地横扫法兰西和低地国家直到英吉利海峡边。
仿佛上帝做出裁决，人类是个错误。“这样毁灭自己的创造品，您在想什么，仁慈的上帝……然后指使它突然灭绝？”德·莫塞斯在惶恐不安中发问。瘟疫如死神镰刀般扫过欧洲，城市和偏远乡村一律没有幸免，看起来无路可逃，你明知道瘟疫朝你的方向来了。骑马者会前来报告，接着自己突然也倒下了，一个料理着生意的客人，在拥挤的啤酒屋中，爆发出一阵咳嗽，足以让满屋的人在几秒钟里四散而去。威尔士诗人热乌安·格丁（Jeuan Gethin）等待感染（无疑，会传染上的）中发狂似的用各种比喻描述皮肤上爆出的点点：
腋窝里的先令是我的悲伤；不管它从哪里冒出来，都使我强压怒火，头会痛。我会高喊，手臂下负担沉重，痛苦愤怒地鼓起一个白色肿块，是苹果的形状，和洋葱头也差不多；这个小疔子谁也不放过，它像烧红的煤渣在生闷气；灰尘色的悲伤……丑陋的腐败，它们类似黑豆种子，也像海运煤的碎屑……悲哀的饰品……鸟蛤壳的剥落，黑瘟疫像半便士，像草莓。
黑死病对这个本来就已经痛苦的世界是当头一棒，荒谬的是，英格兰（还有不列颠的其他部分）在14世纪早先的成功，使它成了自己的牺牲品。12世纪和13世纪经济繁荣带来了人口大爆炸，那时英格兰的人口几乎是诺曼底征服后的三倍，到1300年，大约是400万。可耕地都已用来耕种了——森林、荒野和沼泽都被开垦出来——到此时，人就是太多了，耕地不足以喂饱大家。至少90%的人口要从地里刨食。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生活的世界局限在本村：一室或二室的房子，从附近树林里砍来木材做框架，用泥巴糊的细枝帘子放进框里，最后全部刷上石灰。地面是尘土或黏土，上面盖着草，好去掉从院子带进来的泥土，以及小鸡、鹅和猪的粪便，它们满屋里乱窜。如果有窗户的话，也不会装玻璃。在敞开的灶上烧烤食物。门外，菜畦、院子围绕教堂挤成一堆的房子以外，是两三大片没有篱笆的露天田野，分成无数狭窄条块——田亩（selion）——每块由村里农民耕作，他们有的是自由民，有的是无自由的农民。他们中境遇好的可以种很多块（极少连片）；最差的拿到的地产出少，几乎难以果腹。无自由的农民要在地主的自留地上干一两天，或者付一笔钱之类，用来抵销地租、在村公用地里的放牧权、和分享吃公用地草长大的牲畜；还有其他负担和勒索。地主家里有人亡故，最好的牲畜要献给他；有人结婚，又得出资，这些都是无自由的农民要尽的义务。因此，妇女们会自酿麦芽酒或梳理羊毛；只要可能，男人会去伐木或拉车。这样的社会，充其量也就是在灾难边缘挣扎。
瘟疫前几十年里，情况还要糟糕。一连串灾难性的歉收使得1315年到1316年发生了大饥荒，接着又发生牛瘟和羊病。（也难怪，瘟疫来临时，大家当作是上帝对不公道的另一个惩罚。）金雀花王朝战争连绵，税收官到村里来得勤，比上个世纪更频繁，要靠采邑总管和庄园主出钱，凑齐给国王的份额。后二者转过头来，要靠下面那些最出不起钱也最反抗不了的人。随着人口增加，资源紧张起来，土地和谷物价格飞涨，诱使地主们在自家越发珍贵的土地上修栅栏，以便在庄园经济里拿到更多土地。人们只得以超低价出卖劳力，好像有地的人自己耕种一下子成了好买卖。当人工和田亩耕种相比入不敷出时，境况最差的农民别无选择，只得典当家产，以期待情况好转后再赎回来，但物价越来越高，要想回到从前的生活状态希望渺茫。乡村肥猫（富人）——陪审员，为采邑总管工作的人，拥有很多而不是少数几个田亩的，还喝得起啤酒，和碰上什么是什么的人相比——贫穷的乡间老鼠，二者间差距越来越明显。大贵族减少发放救济金，使情况更糟，很多人更穷了；即使民风恭顺之地如英格兰，穷人越来越没有意愿遵守集中管理资源和劳力（犁田、分配田亩、收获）的规则，社会关系变得愈加紧张；常见到林林总总的反社会出格行为、邻里口角——在高度紧张的世界里累积成严重犯罪。原先留给最贫困者的田间落穗，夜间却被村人偷去了，因为他们同样急需口粮。休耕地里有人非法放牧。犁耕者被抓住“偶然地”走到相邻的田地里。大家虽然还都记得本来在社区里是应该通过共同接受的公认规则各司其职，但这时候社区已经变成私利碎片的集合体。
如果以上种种规则都失效，就会出现乞讨或犯罪。正是在爱德华三世在位时，绿林好汉出现在英格兰的民族文化里；不只在传说中，他们就在现实世界中。另外，城市，尤其是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对绝望者或冒险者也是个诱惑，伦敦人口在黑死病前夕可能已达到10万。另一些没有那么胆大的人，就去了稍偏点儿的诺里奇、约克，或布里斯托，三个地方都是不到1万人的城镇，但比起50或100人的村子，这已是不可想象的大都会。布里斯托是英格兰第一个在瘟疫袭击中倒下的主要城市。它是个港口，从欧洲已经感染瘟疫的地方来的货物、人员、老鼠长驱直入，毫无阻挡；布里斯托狭窄、密集的街巷又很有利于杆菌繁殖，人们简直和村里的动物住得差不多——乡下后院里满地跑的猪、鸡和到处都是的猪食——巷子里阴沟敞开，制革和印染等行业的有毒污水也直接排放。
1348年夏天，置身于这样忙碌污秽的环境中，很少有人能及早注意到跳蚤叮咬，等到淋巴结发炎，一切为时晚矣。每天都有几百人死去，尸体堆积如山；最没有抵抗力的人——小孩、老人和穷人——成了首批牺牲品。在感染高峰期，几乎是两个中一个——45%的人口——在一年之内病故。布里斯托的52个议员，在6个月内死了15人，故去后，他们的名字在名册上打了叉。编年史家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描述布里斯托：“真实情况是，全城毁灭。看起来死亡猛然吞噬了他们，因为只有极少数人挨得过两三天时间。”在奈顿自己的家乡莱斯特，短短几天，一个教区里有700人身亡。“恶性传染病来势汹汹，”托马斯·波顿（Thomas Burton），约克郡的教士写道，“男男女女直接在街头倒毙。”这些省会城市迅速一分为二，一半人活着，另一半已死或奄奄一息。家庭——关于中世纪英格兰的很多神话说得正好相反，当时实际上都是基本的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痛苦地分裂，健康的人离开染病的家人。不管多么不情愿，父母亲为了保住健康的还没有被传染的孩子，无计可施，被迫放弃一些孩子。“那些日子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一个教士写道，“葬礼没有悲哀，婚礼不带喜悦，只有需求而没有贫穷，奔走也逃避不了。”
一切以前理所当然的事，忽然间都不确定了。面包师不见了，绝大部分房屋里露天的灶台都不做面包了，哪里能找到面包？没人在工作，哪里去找帮手？谁来搬走死尸，以免尸体腐烂传染更多人？在肯特郡的罗切斯特（Rochester），威廉·丁（William Dene）写道：
呜呼，死神吞噬了这么多男女，已经找不到人来抬尸体送去下葬了，男人女人只好自己肩扛着他们的小孩子去教堂，扔进集体墓地，那里臭气熏天，几乎没有人能通过教堂墓地。
城镇越大，灾难越深重。瘟疫第一次袭击伦敦时，每平方英里内每天死亡300人。人死得非常快，就挖了很多集体埋葬的新墓坑。在东史密斯菲尔德（East Smithfield），匆忙之间，尸体堆叠了上下五层。1999年，在发掘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的古代医院墓地时，考古学家发现一些非同寻常的细节：数千具尸体的集体墓葬，大部分死者都很年轻，说明当时极其突然地爆发了流行病。本来应该小心地把他们的脚对着东方，意思是死者在审判日站起来时，就面对着耶路撒冷，这本来是常规墓地的做法。这里却像丢弃垃圾那样横七竖八。其中一个临时安葬地位于伦敦主教捐献的土地上，围着围墙，不久它的名字就成了“无人之地”。1598年，约翰·斯托（John Stow）写作伦敦考察报告时，声称读到过一份爱德华三世时的文件，上面记录了5万具尸体扔进了这类墓坑；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数字有夸张，但也足够警示那场灾难的规模。
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死者回到造物主那边时，没有得到教士临终忏悔服务，因为教区祭司也日益减少。1349年1月，巴斯和韦尔斯（Wells）主教给神职人员写信：“无论以爱的名义，还是给钱，都找不到祭司……去拜访穷人，行使教会临终圣事——也许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得病。”主教接着说，如果找不到人，需要告知世俗众人，向普通人忏悔罪行也是可以的，甚至（一个真正激进的步骤）“如果没有男人，向女人忏悔也行”。主教们往往也是贵族，和其他富人一样，他们大方地选择逃跑，当然借口是必须保存教会精英，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诺里奇（Norwich）的贝特曼（Bateman）主教，1349年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背上。他企图逃脱瘟疫，因为东盎格利亚潮湿多沼泽，最后他在自己的豪克逊（Hoxne）领地上蛰伏下来，害怕得要死。到这时，传染病已深入到不列颠群岛的角角落落。狂妄的苏格兰人认为可以乘虚而入，是时候拿回他们败给爱德华后丢失的土地了，他们组织了一次入侵。几千人的队伍在传统的汇聚点塞尔扣克森林集结，但还没等到开拔，瘟疫就袭击了军营。军队遂作鸟兽散，5000人身亡，剩下的带着黑死病，逃回家去。
无处可逃者只得听天由命，修道院作为封闭的圈子，瘟疫发作起来就特别厉害。约克郡缪约（Meaux）的西都会修道院，共有42人，只有10人在第一波瘟疫袭击中幸存。单是8月，少数幸存者之一，后来的院长托马斯·伯顿记录了教士中22人、俗人6名死亡，一天之内安葬了6人。爱尔兰基尔根尼（Kilkenny）的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克林（John Clynn）写下见闻，接着，仿佛在世界末日丈量裹尸布，他这样写道：“看到了这些病人，看到整个世界被罪恶笼罩，在死人堆里等候死神光临，我起誓写下我的真实见闻……这样，这些文字不会随作者消失，或者这件工作因工作的人（死亡）而停顿，我留下羊皮纸，以防万一，将来有人活着可以继续写下去。”在这里，另一个人续写道：“写到此，作者好像死了。”
当幸存者在第一波黑死病突袭后痊愈，他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挑这个时候？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答案很简单：是犹太人在井里及河里投了毒。因此像通常那样，屠杀犹太人，使非犹太人感觉好多了，但淋巴结发炎的症状没有停止蔓延。尽管双方都相信答案在天上，英格兰因为没有犹太人，有知识有信仰的人们给出了不同答案。很多知识分子相信，这时有一场致命的行星三向交汇，仁慈潮湿的木星碰到了火热干燥的火星和神秘恶毒的土星。其他人则认为瘟疫应该归咎于污秽，人畜的粪便、垃圾，污水从湖泊、沼泽、水沟里升起污秽，汽化成了阴冷烟雾的帘幕——致命的瘴气——在地面盘旋，产生感染，然后有毒种子滴落在地上。给想活命的人的忠告是远离对那些容易形成污染空气的集中点——制革点、屠夫的肉店，甚至妓院（因为据说刺激肉欲的香气烟雾是瘴气的一个主要来源）——如果危险气味不可避免（14世纪大部分人都难免），那就在脖子上或身上携带气息甜美的小香草包，能做有效预防。香草是薄荷、薰衣草和百里香，草药郎中甚至给那些已经感染的人讲香草奇效的趣闻逸事，有一个忠告是这样说的：
如果是男人，就喝五杯芸香水。女人应该去掉芸香，代之以耧斗菜五片和大量金盏菊花；刚生下的鸡蛋，一头戳个洞，把里面东西全吹出来，之后放到火上烤，直到碾末，注意不要烧焦；取大量糖浆，用上好麦芽啤酒浸泡所有这些草药，不要盖紧——给病人喝三晚三早。如果他们能在胃里留住（最好情形下的苛刻要求），他们就能得救。
如果上帝决定这人不能得救，那么世界上没有药能救活被他判决的人。很多人都已得出结论，瘟疫是人们行为不端，惹怒了神；而不是什么空气紊乱。1344年，雷丁的约翰警告，无耻的穿着是虚荣和道德败坏的象征，终将咎由自取：“女人们穿的衣服太紧身，就在裙子后背里塞进狐狸尾巴，来掩盖屁股。”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和缪约的托马斯·伯顿这些教士相信是14世纪40年代无耻的骑士比武招致了报应，伯顿回忆：女人们没有丈夫陪伴，成群地和情夫一起来，他们“拿她们满足自己的情欲”。奈顿认为更糟糕的，在这些花里胡哨的展会上，女人们习惯打扮成男人那样，“穿着杂色宽松无袖上衣，短头巾，长披肩像绳子缠绕在头上，又像金银饰纽的带子从头上垂下，肚脐下挂着刀鞘，悬着短剑”。伟大的本笃会传道者托马斯·布林顿（Thomas Brinton）仔细审视了爱德华时期的英格兰，认定当时社会沉迷情欲、踌躇满志，令人作呕：
我们没有坚定信仰；在世人眼里，我们不值得尊重；相反，我们在人类中犯错最多，结果是上帝不再爱我们。毫无疑问，正因此，英格兰王国里存在这么触目惊心的无果的缩减；这样惨烈的传染病，如此不公正，这么多私生子——各地都是淫行和通奸，几乎没有男人满足于自己老婆，每个男人都和邻居妻子调情，或者养个名声烂臭的二房。
如果要长治久安的方法不是靠药物，或者像爱德华三世命令的，清扫伦敦大街。相反，需要发起卫道运动，开始游行、戒斋、苦修，向圣母祈祷，请她调解，瘟疫发生后英格兰各地到处竖立起圣母像。诗人约翰·莱德盖特（John Lydgate）在《恶性传染病饮食和修养》（Dietary and Doctrine for the Pestilence）里推荐大家谨慎从事，逃到乡村去，那里的空气和风俗都更好，传染也不那么致命。有办法的人都试图逃离道德败坏、病患众多的城市和集镇，遵循诗人的忠告。
如果真怀着这样的期待，他们就会大吃一惊。迎接他们的是废墟和漠然，1/3的房屋空无一人，大小镰刀都生锈了，铁砧和织布机上落满灰尘，田里没人收割，只有牛羊在其中游荡。亨利·奈顿写道：“因为缺少照料，牲畜成群死去，不计其数，田里、路边、树篱下到处都是倒毙的动物。”
历史学家本来应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不囿于某个时刻。很多史学家通过当时的重创得出结论：瘟疫在乡村的危害不如在城里那么大，它像一架扬谷机，从头到脚扫荡了乡村生活，把可活的人从不可活的人堆里挑了出来。14世纪初，很多小村子本来就被削弱加上底子薄，这时候就遭到彻底毁灭。某些特别惨重的地方——如萨福克郡的伯里圣埃德蒙兹，一年之内死掉60%人口——这个信息的意思是，瘟疫是从庄园经济到现金经济结构性转变的一环，这么谈论它当然并不愉快。乡下人看到的都是婴儿尸体，蓬头垢面的孤儿四处游荡，庄稼直挺挺地长成了杂草，教区祭司不见了，奶牛乳房肿胀下垂，可是无人挤奶。
庄园名册生动准确地记录了瘟疫发生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事。温切斯特主教的法纳姆（Farnham）庄园，52个家仆——他的1/3村民——在第一年去世。一开始，主教的采邑总管毫无困难地找到人手，搬进了空屋，高兴地收取了他们的进门费。但到1350年，瘟疫再次来袭，情况变得严重了，到黑死病最后在法纳姆结束时，死了整整1300人。名册上数字后面列出的那些名字，使我们具体了解这个灾难：玛蒂尔达·斯迪克（Matilda Stikker），全家都死了；女仆玛蒂尔达·塔尔文（Matilda Talvin）在主人全家死后失业。在法纳姆，瘟疫有代价也有馈赠，约翰·克鲁德查特（John Crudchate）当时未成年，父母双亡后成为孤儿，但他继承了父亲还有一个亲戚也许是叔叔的遗产，所有田亩合并到一起，在村里，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富，使小克鲁德查特从最穷的底层跃升为村里最富的人行列，这时他养得起鹅了。
就这样，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村庄里变化迅速。经济平衡波动剧烈，只是这一次，它有利于普通人，而不是贵族老爷。法纳姆的采邑总管抱怨收割一亩地的人工费要花12便士——这是瘟疫发生前的两倍，后来采邑总管也死于瘟疫。人手不足，工钱上涨，全英格兰都是法纳姆这样的情况。不管黑死病是不是乡村大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抑或它只是结束了几代以来都在进行的过程，不列颠乡村在中世纪末无疑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比如，有一点，再也没有农奴了。有一段时间里，贵族不太能强迫无自由的农民——例如，单纯作为合法使用房屋和院子的认可，为地主运干草或犁田——这时候，供求法则有利于幸存者，事实上农民已不可能无偿地替地主工作，当贵族或采邑总管要求他们做点儿什么时，农民可以索要报酬，或者比从前要得多。如果有空房子，现在是租户而不是贵族来开租住条件。如果贵族觉得这种新的经济方式很武断，张狂无礼，农民也许就直接转身走人，去另找一座庄园，只要那边主人更能把握这种新经济现实。长久以来，有一条法律上的公理“城市空气使人自由”——在城里待一年即能改变法律身份——但是瘟疫后，所有消失都稀松平常，简直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发现一个犯错误的农民跑哪里去了；也无法知道他在做什么。几十万人随着劳工市场，移民到了经济繁荣、社会前景最好的地方，无人能阻挡这种趋势。
马修·奥克斯（Matthew Oxe）就这样告别了奴隶身份，告别了萨福克郡斯塔沃顿村（Staverton），在这里他家是无自由农民。1430年前后，马修去了无人知道的地方，可能是进入了诺福克公爵福瑞林姆（Framlingham）的城堡做家丁。25年后，他衣锦还乡，回到斯塔沃顿，向庄园法庭出示他的自由身份证明。马修付了6便士，把这张“解放章程”副本存进法庭名册，宣布从此他和他的子孙们都是自由民。他还加上，从此，他和子孙们不再叫奥克斯[1]，好像是一种累赘的野兽，而应该叫格鲁姆（Groom），更适合有强烈愿望加入骑马阶层的人[2]。
如此说来，死神是个任性胡闹的解放者，动摇了旧的乡村社会等级，重新给有实力者和手无寸权者排了座次。手里那把灾难的大镰刀直接砍在几个世纪以来封建主义的正中心：臣服和保护之间的契约，即“做我告诉你要做的，待在原地，那你就能得到保护，免受伤害”。但在14世纪中叶，那些说他们要好好践行契约的人——贵族的采邑总管、庄园法庭的法官、郡里骑士及其陪审员，甚至贵族本人、他的家庭成员、扈从、仆人——一个接一个地都进了坟墓，这个契约保障就落空了。
这时还没有免除封建社会的彼此关联义务，尚未形成个人主义者社会，可是，忽然间，自助变得必要又迫切了；在社会权力结构和信念结构里都是这样。人们大做祈祷、游行、忏悔这些圣事典礼，这一切眼泪汪汪的姿态，貌似没有平息上帝的怒火。1361年，瘟疫死灰复燃（之后20年到25年为一轮），又夺走已缩减后人口的1/4，虽然还没有到1/2。从一开始，牺牲者中很大比例是祭司，他们的职责是帮助病人和濒临死亡者，这样一来，他们处在流行病的风口浪尖上。1349年教会发布判决说如果近旁没有祭司能尽职，可以由世俗人士听取临终忏悔。严格说来，这只是临时措施，但也必定已经给神职人员绝对垄断圣事撕开了缺口，对那些害怕被传染病击倒的人，这几乎就是鼓励他们，可以自行准备面对最终审判。事情发展到后面，越发如此，救赎就成了自助服务。对一些胆大妄为者来说，教会组织放任自流，给人以弃之不顾的感觉，导致他们危险地（或者激动地）靠近异端。牛津学者约翰·威克里夫（Wyclif）教导大家：灵魂救赎不是非要神职不可，而且，在经文意义里，每个基督徒都能找到真正的道路。他的福音嘀咕者或者叫“罗拉德派”（Lollard）起初没有受到官方攻击说他是异端，只是因为他受到强有力的保护，特别是爱德华三世之子冈特（Gaunt）的约翰，他对罗拉德派的热情传给了一小批有影响的骑士。
对于不那么狂妄的人，却有了可能追求个性化的灵魂救赎之道，教会认可而不是禁止这种个人路径。于卑微者而言，去贝克特那样的圣人圣陵前朝圣，请求圣人为朝圣者的罪恶说情，这就是一种灵魂救赎的个人办法。那些有门路的人，如果没有足够时间，准备得好好地把自己托付给仁慈的上帝，可以出具一张保险单，来应对被黑死病感染；这就是赎罪券。黑死病后，第一次广为所知的观念是，最终审判到来时，灵魂要在炼狱的石头狱里服刑赎罪。赎罪券是一笔钱，在人死前预先捐出，可以用来建造小礼拜堂，或者直接指定神职人员为捐赠者的灵魂做弥撒。教士颂唱多少小时就给多少钱，那么灵魂在炼狱里待的时间就相应缩短。如有疑问，那就多给——例如，亨利五世就格外虔诚，据说他出手阔绰，他留的钱够一年里为自己灵魂做2万次弥撒，另外为圣母玛丽亚再做5000次弥撒！
即使已经事先在天堂里预订了位置，权贵和富裕者也非常清醒，死神不讲等级情面。黑死病流行那些年，大家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叫《三生者和三死者》（Three Living and the Three Dead），三个年轻英俊的国王出门打猎，突然遭遇三具尸体，每个腐烂程度不同。三个人一个个轮着大声说，“我害怕，”“瞧啊，看我看见什么了，”以及“我想这些是魔鬼啦”。结果三个死人回嘴了，“你们将会这样的，”“我很公正的，”“看在上帝的分上，醒醒吧”。最使人毛骨悚然的“三人故事”传播最广，还带着以下说教：
知道吗，我是本行的头儿
王子、国王和贵族
皇室和富翁，在财富中寻欢作乐
但是这会儿我难看又光秃
连虫子们都鄙视我
爱德华三世的英格兰可没有防备黑死病入侵：就是死人侵占了活人的地盘。这感觉令人不寒而栗，尤其在黑死病来袭的世界里，后院和墓地的边界坍塌了；而且，也许正如尸骸警示的，根本就没有买通救赎这种路子。（像基督那样）墓前雕像战胜死亡的说法八成太过轻率。因此，14世纪末，人们认为死亡是伟大的平衡调整机；另一种墓地积极响应这种观念，叫“通过”墓（真实也恰如其分，意为“离去”），用来表明墓主的救赎意识，知道自己变成了一堆灰尘和蛆。最精心设计的“通过”墓分两层装饰，通过对比鲜明的寓意，极尽夸张：一种是我们想象自己被人们记住的样子，另一种是我们死后的真实情形。上层展示死者穿着主教华贵袍子，庄严的样子；下层是真相，雕刻出一个可怜的形销骨立的死者。“通过”意思要教育看到的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也是代为逝者的灵魂祈祷。大主教亨利齐挈利（Henry Chichele）第一个在英格兰为自己设计“通过”墓，在1425年（他自己死前20年），确保完工并宣圣。因此他向到坎特伯雷来的人炫耀。“我生来贫穷，”墓志铭是这样的，“然后成了首席主教（Primate），现在我倒下了，归虫子们享用……好好看看我的墓，不管你是谁，你都会过世的，都会和我一样。你死后，一切都很可怕，尘土，虫子，粗鄙的肉。”为了万一这“通过”墓的把戏不奏效，齐挈利创立了“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作为一个学术赎罪券，这里的“院士们”必须为创立者的灵魂祈祷，不断粉刷他们的墓，保持清洁，至今依然如此。
自然，过分强调死亡平等并没有能使得一些坟墓比另一些更平等。1376年，黑太子死去，年仅46岁，万民同悲，墓上铭文警示比较平淡实在：“正如你们现在这样，从前我也是的；现在我这样子了，你们必定也会一样的。”黑太子委托亨利·伊夫利（Henry Yevele）设计自己的墓，还命令要把铭文刻在最好的波倍克大理石上，“头下面放我们的豹子头盔”，上面罩上木质绘画天蓬或华盖，图上是三圣者（Holy Trinity），仿佛在天堂迎接黑太子到来，全套仿铠甲，包括金属手套和盾牌，这样方便太子最后一次出征：跃出炼狱。
虽然黑死病引起社会和宗教腐败堕落，但英格兰政治图景仍然明显保持稳固。别名为“英格兰之福”的黑太子战功显赫，表示金雀花武士王朝在延续，他的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给英格兰政坛投下阴影。爱德华三世汲取前任们（以及自己初登基时）错误的教训，尤其在金雀花有限公司这个活跃的多民族帝国扩张方面，保证和代表“国内社区”的伙伴也就是议会合作，以创造财富和金钱，而不是通过提高出生率这一决定性因素，让英格兰乡村适应土地和劳工市场的变化。因此英格兰的军事事业成了一桩生意，而不是荣誉。国王和大贵族们不再真的指望自己的大租户下属提供士兵，在以前这是纯封建义务。取而代之的是，骑士、步兵、弓箭手和围城机械都变成了合同制，每一种军事人员、牲畜和五金器具，具体时间段都各自设定收费标准（步兵每天2便士）。理论上，这些金额可以预付，这就意味着国王可以在议会提出要求“资助”（解读为税金），或者开征羊毛税，或者去向意大利人支取。但是，更多情况下，这些军事动员可以自给自足，因为它们包含内在激励机制，就是打赢了分账。贵族大佬们都知道，胜利后，不仅可以插手劫掠，俘虏的高昂赎金也能分一杯羹。即使皇室拿走丰厚的33%（约1/3），剩余的也够众人分派了，因为爱德华的主要将领们留下的巨额财产就是证明。阿伦德尔伯爵（Earl of Arundel）曾在斯鲁伊斯和克雷西两地作战，身后遗产6万英镑，绝大部分是打仗挣来的；嘉德勋章创始人之一巴塞洛缪·伯格什爵士，单凭上交俘虏冯达杜尔伯爵（Count of Ventadour）就从国王那里拿到6000英镑；爱德华时期的众多伟大城堡——它们既是令人敬畏的壕沟城堡，又是建筑艺术作品，如苏塞克斯的博迪亚姆（Bodiam），是爱德华·达林格里格爵士（Sir Edward Dalyngrygge）建造的——费用完全从军事所获里开支。
活力四射、聪明、有魅力的黑太子是这项快乐活动的象征。在藏尸骨罐里存进去或者说拿出来几百万具死尸，甚至在他还没有加入进去时，金雀花集团的“股东”们中间就弥漫着一种情绪，大家预感随着“总经理”大限来临，无限扩张也将终结。法兰西君主重新振兴后，逆转了爱德华一世征服法兰西的势头。为了新开辟的战场向羊毛和酒的贸易征税——1374年到1375年又暴发瘟疫，重创二者——在英格兰反响不佳。国王又老又病，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妇爱丽丝·佩勒斯（Alice Perrers）控制了他，他只得去议会请求而不是命令筹措的资金。爱德华心里痛恨这么做，而且，他有充分理由怨恨，因为议会很难缠，特别是国王不能连续不断地提供丰厚的财富时，议会就更好斗。1376年，“善意议会”（Good Parliament）相比之前老是针对国王挑刺的议会又有了变化，就是这时候平民院会大方地站到前面来宣示主张。以前议会还可以说是大家脱帽点头致意聚会，就是做做样子走过场为主，但这是第一次由骑士和市民阶层推选出一个议长；彼得·德·拉·马尔（Peter de la Mare）主持了一场真正的、后来我们说的“辩论”，甚至座次排列上也暗示不单是被动服从。本来一律面朝前的排列，这时改成四面围着小讲台——实际上，这是最初的公文箱——议会成员们一个接一个走到讲台前，不遗余力地攻击国王选出的国务大臣们，爱丽丝·佩勒斯的丈夫威廉·温莎和伦敦商人理查德·莱昂斯（Richard Lyons）把持宫廷，议会成员们说他们“对英格兰王国既不忠又不利”，平民院同时用毫不含糊的说辞昭告，希望国王“自立”——就是说，国王要收敛野心，量人为出。冈特的约翰被这种傲慢无礼激怒，却又不得不接受对政府行为的质询。受批评最多的国务大臣们被弹劾，作为保住收入的代价，约翰也只得吞下苦果。又做了相应的议会贵族院清洗，但是到后来，7月10日，议会平民院鲁莽地拒绝了政府的资金要求！
到1377年年初，新一届议会召集，原本大家知道是黑太子在为改革背书保驾护航，但此时他已经死了，国王自己看上去也已时日无多。冈特的约翰事实上已成为候任摄政王。他利用全国的危机感，说服或者说迫使议会合作，不得不废除前任的很多改革项目，一时间，英格兰繁文缛节的典礼发挥了强大作用，使政治动作迟缓下来。6月，爱德华三世死于中风，他的墓前雕塑忠实地描述了他的麻痹病态。24个黑衣骑士抬着他的灵柩缓慢行进，这是金雀花王朝最后一次亚瑟式盛大演出。“亲见亲闻人民的悲痛，那一天他们低啜哀伤，使人为之心碎。”编年史家弗鲁瓦萨尔写道。
爱德华的继承者是个10岁的孩子，波尔多的理查。诗人威廉·兰格伦（Langland）警告“少主当国是国家的灾难”，但举国上下喜气洋洋地欢呼理查二世登基，而不是忧虑不安。英格兰需要救世主，哪怕他才10岁。1375年又来了一波瘟疫，明摆着黑死病还没走远，加上失去了法兰西领地，大家感觉坚不可摧的英格兰帝国突然被抛进了逆行车道，大开倒车。
此时，与其说是要打到英吉利海峡那边去，不如说更需要在多佛尔这边防范法兰西人登陆。黑太子亡故让英格兰人失去了众望所归的领头人，因此理查的加冕礼是展示英格兰对未来信心的机会，毕竟，英格兰有50年没有举行过加冕礼了，全英格兰各郡骑士都赶来出席这个典礼。奇普塞德的水道里倒进加斯科尼葡萄酒，伦敦城的西边造了个假城堡，穿白色袍子的少女们站在上面，向游行经过下面的黄头发男孩扔金黄色纸卷。
一旦大家清楚黑太子已死亡，民众的感情投资就转移到他儿子身上，是他，而不是他父亲将引导黄金任期，他的叔叔冈特的约翰作为守护者，还有其他叔叔——格洛斯特和约克，都一直辅佐这孩子，使他不负大家厚望。1377年1月25日，他们在伦敦城西头，在冈特宏伟的萨伏伊（Savoy）宫殿附近，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娱乐节目，130名戴假面哑剧的演员扮作皇帝和教皇，在街上游行，由着公众发出嘘声嘲笑他们。暮色降临后，人们点上火把，真正的淘气鬼们来了：冈特的约翰和他的兄弟们，还有小理查，穿着应景的盛装；对理查来说，这将是他真实的人生，领头的哑剧演员走上前，嘴巴咧着，给孩子一套骰子摊开来，孩子掷出骰子，他赢了，他的怀里堆满金色奖品。
理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加冕礼是开启黄金时期的序曲，一道金色屏风后，理查脱下衬衫，他脸上手上胸前都被涂了圣油。在典礼进行过程中，也许大家听着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回答说，是的，他一定会保护教会、公平对待人民、遵循法律和先辈习俗。齐聚在那里的贵族和神职人员想象着，理查长大后会担当得起他的高祖爱德华一世的王位。此刻，他的双脚在宝座下的苏格兰命运之石上晃悠，大家希望不久他的脚够得到地上，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当钟声敲响时，他被抱出了教堂，在路上，他的一只拖鞋松开掉落，那也只有最紧张的人才会把这当成一个凶兆，毕竟，他只有10岁。
那么这一切给这孩子又留下了什么印记？祖父和父亲的丧事大办对他又有什么影响？后来他曾经回想过涂抹圣油这一幕吗？回顾自己的成人礼，他被神化的这一刻？如果说，某种程度上，理查早早地习惯了所有这些典礼仪式，以至于误以为自己是个小弥赛亚。也许这样更好，因为只有这样自信的内在气场，才能在14岁那个青葱年纪，面对中世纪英格兰最剧烈的突变。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真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源于英格兰的一个角落，那是谁也料不到会爆发乡村起义的地方——不是某个遥远的贫困的烂泥洞，而是英格兰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肯特郡跨过梅德韦河和泰晤士河到埃塞克斯和东盎格利亚，这一带在英格兰最富庶，一眼就能看出。1381年的“农民起义”（Peasants'Revolt）实际上并没有农民参与，从逮捕记录里可以看出，东南各郡大部分领袖是自耕农，是身为城镇长官、巡视官、啤酒品酒师、陪审员的乡村精英，这些人负责庄园法庭的运营和徭役。他们是黑死病危机的受益者而不是牺牲品，搬进了死于瘟疫者空出来的房子，和地主讨价还价降低了合同租金的人。此后日子过得挺红火。其中一些如诺福克的罗杰·培根爵士（Sir Roger Bacon）是骑士，他们心里琢磨，1376年的“善意议会”也是他们的事业，平民院勒紧英格兰国库荷包的带子时，他们曾为之欢呼；朝廷宠臣被打发走的时候，他们也为之雀跃。既然冈特的约翰这时好像掌管朝纲，要他们从那点儿小财富均出来给他的食客充实钱包，包括黑太子的遗孀肯特的琼，或者财政大臣罗伯特·黑尔斯爵士（Sir Robert Hales）；如果他们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就是犯浑。他们的天然选民铁匠、做麦芽啤酒的村妇、漂洗工、锯木匠和马车夫们，聚精会神听这些愤怒的乡村显要人士说话。听众都是各行业的行家里手，积攒了几个小钱，有的粗通文墨，各人因为自己职业的缘故，见过些世面；他们懂得怎么把这些社会阶梯下层的人聚拢来拉起队伍。他们是仅够温饱的人，必须出卖劳力才能果腹的，黑死病后劳力短缺，有些人想趁机捞一笔，1351年《劳工法》（Statute of Labourers）却从中作梗，规定工钱须向瘟疫前看齐，尽管这个法令在劳动力卖方市场的情况下所起作用有限，但一想起它就令人难以释怀。
他们就这样各自打着小算盘，乡村社会里所有阶层的人都自认时来运转了。因此，14世纪下半叶，罗宾汉传奇才第一次真正地流传开。其信息是在一个“真的”皇室传人领导下，结成平等团体，匡扶正义，这就不足为怪了。
很自然，引起造反的直接导火线是1380年开征人头税这项新税收，借口是防卫法兰西入侵的新威胁。但冈特的约翰政府犯了个严重错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基于财产考虑，直接规定一律每户3个格罗特（groat，当时的4便士，即每人1先令）。可以预见反响强烈，众人躲避唯恐不及。全家，有时候全村集体开溜上路，或进了林子，在里面一边露营一边等着征税官离开。当然通常的解决办法是补充征税人手，招募本地武装捕快，他们知道在啤酒作坊里能找出那些欺骗者和逃逸者。但正是逃往林子里的那些人才想着要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
1381年春天，在布伦特伍德（Brentwood），南埃塞克斯的征税官们命令附近村民在某日前支付税金，征税官是4个治安法官和郡长，一干强悍人等。但是，5月30日，一群满怀敌意的人包围了他们，领头的是弗宾（Fobbing）村一个叫托马斯·贝克（Thomas Baker）的人，随贝克而来的既有同村的也有埃塞克斯广大乡村的人——从雷纳姆（Rainham）、比勒里基（Billericay）、戈尔德汉厄（Goldhanger）和玛京（Mucking）等地前来。他们人多势众，彼此壮胆，如果哪个征税官要敢再顽固，就会受到人身威胁。相反，征税官翻身上马，消息随即散播出去。政府加大筹码，民事诉讼法庭大法官带着大队人马开进动乱地区，但是更多的一群人把他捉住，逼他起誓，再也不征税。当造反者发现有人告发了参与者的名字，很快就把告密者砍了头。6月2日，在博金（Bocking）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件，另一群起义者的头头叫嚣着要大家起誓，不仅针对恶税，还要反对封建宗主本人。他们这样发誓：“不要英格兰的任何法律，除非他们自己觉得需要。”
农民暴动活动地区图
但是即使当他们开始杀死那些自称为国王官员者，发布惊人的激进主义宣言的时候，起义者们仍然宣布非常忠于国王个人，就是那个14岁的少年。大家把理查看作救世主，而不是压迫者；他们要把他从佞臣手里解救出来，那些人就是冈特的约翰、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萨德伯瑞（Simon Sudbury）和财政大臣黑尔斯等。和14世纪末发生在欧洲的很多平民起义一样，他们感觉黑死病时期是算总账的时间到了，英格兰起义也是由这股情绪点燃的。既然上帝之手打倒了权贵，伸过他们城堡的城墙，剥去他们的虚荣，把他们拉进坟墓，他们为什么还想象自己能逃脱长期受苦的大众之手？人民现在就来替天行道，自己称王；他们自己要成为处罚的标杆，开启一个公正公平的基督黄金时代。
他们聚会时就这样说，这些话被飞马探子传遍全英格兰。到6月的第一个星期，起义从埃塞克斯蔓延到肯特郡，那里一支数千人大军来到罗切斯特城堡，找到他们事业的最佳象征：一个因交不出“解放金”的农奴不能转成自由民，被囚禁在里面。在梅德斯通（Maidstone），来自埃塞克斯柯切斯特的瓦特·泰勒（Wat Tyler）被推举为将军和首领。在坎特伯雷，来自柯切斯特被开除教籍的约翰·波尔（John Ball）祭司，因为公然违抗禁令被关了起来，他告诉那帮人，要摆脱一切主教和贵族，除了约翰·波尔这个人民主教，用钱买来的神职在上帝的鼻尖下散发着臭味，令人憎恨。一旦英格兰得到净化，就能建成一个上帝的王国，回归到远古的纯朴年代：“英格兰不会走上正道，永远都不会；除非一切东西都归普通人，不再有佃农和绅士阶层，所有人都是一个人，大家都一样。”弗鲁瓦萨尔说波尔这样告诉他的同伙：
难道我们不是都来自相同的父母亲亚当和夏娃吗？他们能拿出什么证据或理由，来证明他们为什么更有资格做我们的主人？他们身穿天鹅绒，装饰着白鼬皮毛和其他皮草，而我们只能穿粗布服饰。他们喝酒、享受美食、面包，而我们只有黑麦和垃圾一样的稻草，喝的只能是水。他们拥有漂亮庄园……而我们必须在田野里顶着风雨劳作，是我们劳作才使他们……才能支撑他们的浮华生活。叫我们奴隶，如果我们不干活，就会挨打。没有什么君主来听我们投诉……让我们去国王那里，向他抗议；他岁数还小，也许从他那里我们能得到有利的答案；如果不行，我们必须寻求自己改善条件。
因此他们就向前进，瓦特·泰勒、约翰·波尔和来自达特福德（Dartford）的面包师罗伯特·凯弗（Cave），正好组成三死士，在他们的最终判决那天，去面对富人权贵。
1381年6月12日，星期三，天气暖和。起义者扎营在俯瞰着泰晤士河的布莱克希斯（Blackheath）田里，在伦敦人眼里，这阵势看起来挺唬人；即使人数没有弗鲁瓦萨尔说的5万，也肯定在5000到1万人之多。
要强调的是，他们并非乌合之众，很多人骑马到伦敦外围，其他人乘着二轮和四轮马车。一路上，他们精心挑选目标：征税官的产业、皇家枢密院的永久成员的产业，以及任何冈特的约翰的产业。埃塞克斯郡长约翰·斯维尔爵士（Sir John Sewale）还来不及从衣服上撕去自己官职的徽章，就亲眼看见自家房子被洗劫。所有带“财政部”绿色蜡封的文件，都做上销毁标示。在海伯里，罗伯特·黑尔斯［约翰·波尔叫他“滚刀强盗”（Hob Robber）］财政大臣的庄园房屋被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摧毁。这支队伍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自认为爱国，规定离南部海岸12公里之内的人，一个都不许参加进来，生怕法兰西人企图偷偷登陆。不列颠的群众运动，显示出忠诚、责任心和政治成熟，这样相悖的双重性，在以后的历史上还会时不时地反复出现，目的是杜绝任何潜在革命的最有力武器：拒绝顺从。英格兰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起来的群体，向君主请愿而要进行革命的，至今都没有。
1381年6月，当局可看不出这些，对伦敦外围出现的造反派，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慌。冈特的约翰逃往自己在诺森伯兰的城堡，结果被拒绝入内，被迫转向苏格兰寻求藏身之所。他的儿子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和萨德伯里大主教、罗伯特·黑尔斯爵士，还有国王的母亲肯特的琼一起奔向伦敦塔，琼带上了理查。他们爆发了一场争执，到底要不要给造反派一点颜色看［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斯伯爵（Lord Mayor of London William Walworth）不停地建议这么干］，或者是做点起码的技巧性谈判表示。在混乱中，理查自己看起来倒是保持着和一个14岁孩子不相称的镇定，也许他相信造反派声称的忠诚，也许他自己偷偷地有些同情他们对自己保护人（即冈特的约翰）的敌意；不管怎样，当枢密院问他是不是见见造反派时，他一点都没有迟疑。
6月13日早上，为避免被俘，他乘驳船从伦敦塔顺流而下，在萨德伯里大主教和沃里克及阿伦德尔两位伯爵陪同下去布莱克希斯（Blackheat），到罗瑟希德（Rotherhithe）和格林尼治（Greenwich）之间的某处。驳船靠得够近，能听见造反派说话，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他们要冈特的约翰的人头，还有其他15个“叛国者”的首级。忽然间，国王发现靠近登岸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主意，驳船就返回伦敦塔了。造反派以为他们被拒绝了，就放任手下到城里打劫，在玛雪尔希（Marshalsea）和弗里特（Fleet）开始打开监狱，在坦普尔（Temple）和兰柏（Lambeth）宫，造反派以为法律财政记录是他们财税的关键，因此都给销毁了，伦敦桥上的一家属于沃尔沃斯的妓院被烧毁了，里面的妓女都是弗莱芒人。最后，一群人来到选定的目标：萨伏伊。冈特的约翰家的巨大地窖首当其冲，里面满满的波尔多葡萄酒，喝不掉的就打开任其随地流淌；接着抢了他的金银器，但没有盗走，而是从萨伏伊阳台上扔进了泰晤士河。把里面的精美物品清空后，造反者放火烧了宫殿。
6月的天空转暗后，理查爬上亨利三世建的一座塔，向城里眺望，伦敦天空被火苗映红，萨伏伊、克勒肯威尔（Clerkenwell）医院，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富人和实力商贾的房子都在烟火中倒下。很多处在他这个位置的——年纪远大于14岁的人，也会在恐惧中崩溃了。但是，理查好像懂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度这个绝境的唯一办法是直面。沃尔沃斯建议为了让造反派离开市中心，提议到麦尔安德（Mile End）会面，当时这里还是个东大门外的乡村。因此，第二天，6月14日，星期五，理查骑着他的小马，和母亲还有大部分廷臣，穿过拥挤推搡的人群，去与瓦特·泰勒及其余头领见面。大路上，人们像自家人一样直截了当地和他说话，不管哪边军官造成的损失，都要赔偿。人群越围越多，圈子越贴近跟前，作为贴身侍卫，有些理查的随身骑士认为最好回城里去。在麦尔安德（Mile End），泰勒请求理查允许，照他们该受的罪行处罚叛国者，理查镇定自若，机智地回答，那些已经被法律判刑的，肯定会得到处罚。这可不是造反派们脑子里要的私刑许可证，他们逼他结束奴隶制，税率按平均每亩4便士征收，他同意了。可是，如果理查和他的大臣们以为这些技术性让步就能除去起义这颗眼中钉，那就错了。明显理查在给起义背书，这使得报复如野马脱缰了一般，任何人只要被标上“外国人”，都受到追缉。也许有150人被杀，35个弗莱芒人，成了犹太人的替罪羊——金钱的人格化象征——从文特里（Vintry）圣马丁堂（St Martin）的避难所被拖出来，一个一个地就地斩首。在伦敦塔前，人数众多，叫嚣暴乱，逼得守卫打开大门，武器被抢；乱民闯到皇室的床上，理查的母亲肯特的琼，不得不亲吻了一个造反派。在圣约翰小教堂，乱众发现萨德伯里和黑尔斯正准备去死，萨德伯里在塔山上被砍头之前对众人说了一番话警告他们。如果杀了他，全英格兰都会停止一切圣事。这个威胁只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接着严刑伺候，结果竟然需要猛砍他八刀。二人的头颅被钉在原本给国王的叛徒用的长钉上，但是，此时谁是忠臣谁是奸臣，都由瓦特·泰勒之流说了算。
理查可能都已经意识到，自己也许活不下来了，不过，不管怎样，他还是答应在星期六早上，到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第二次会面。出发前，他来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亨利三世建造的伟大圣陵前，向金雀花王朝供奉的神圣保护人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祈祷。到达史密斯菲尔德后，他看见地里西边是造反派头头，皇室成员在东边，瓦特·泰勒策马过来，下了马简短地犹疑地屈膝一下，随即站起身，握着国王的手，称呼他“兄弟”。“你干吗不回家去？”理查问道。据说泰勒回了句咒骂，要求弄个新的适用普通人的《大宪章》，正式结束农奴制、宽恕所有违法者、清算教会财产、宣布除了国王以外人人平等。这一切条件听起来革命性很强（毫无疑问，的确是的），除了宽恕违法者，所有这些要求，事实上，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每每就拿它们作为要英格兰王室改革的政策要素提出来。当然这是后话。理查做了肯定的答复（留了个关键后手“除了他的王冠”），这时候，已经不知道谁更让人吃惊了——造反派还是皇室成员。
也许这样的让步太出乎意料，一时间，没人动弹。整片地里一下子沉寂下来，瓦特·泰勒带头打破平静，嚷嚷着要了一壶麦芽啤酒，一口干掉，然后爬上马，他的身形魁伟，显得马很小。说时迟那时快，这一瞬间，历史风云突变。
显然，王室这边，有人简直一刻都不能再忍下这口气了。一个王室扈从，和国王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大声呵道，泰勒是逆贼。泰勒掉转马头，拔出短剑，向那孩子刺去。这一下解除了魔咒，混战爆发，沃尔沃斯一定是被气得忘了神，这时试图逮捕泰勒，一群人扭打起来。泰勒用短剑砍向伦敦市长，沃尔沃斯割破了泰勒的肩颈，泰勒骑马往回跑了一小段，鲜血直淌下来，接着摔倒在地，国王的手下拥上去，结果了他的命。
此时千钧一发，假如造反派发现了泰勒的命运，也许他们会当场发作，但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理查以惊人的勇气和足智多谋先发制人，直接策马来到乱民面前，大声喊道“除了我，谁都不是你们的头领。”这一喊青史留名。这句话经过仔细推敲又刻意含混。对造反者们来说，仿佛从此刻起理查就是他们的首领了，正如他们一直希望的那样，但这话也能轻易解读为，重申王室权威的首要性、决断性。不管如何，这给沃尔沃斯争取了时间，他紧急赶回伦敦，组织了一支军队，就是那些前一天吓得不敢露面的家伙。在史密斯菲尔德，谨慎而温和地解散那帮群龙无首的队伍，向他们保证宽恕和仁慈。一旦回到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国王和枢密院立刻行动起来，毫不心软。6月18日，史密斯菲尔德会面之后三天，即向那些发生暴动的郡的郡长发出命令，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复和平。
选定一些案例和地方，迅速、即时地兑现公正：绞刑架和来回晃荡的尸体不久便开始出现。在伦敦，据说砍了萨德伯里大主教头的那人也被砍了头，然而，也有很多地方当局息事宁人，采用相对仁慈的监禁手段，而不是绞杀冒犯者，只是到了仍有反抗的时候，政府才表现狰狞。6月22日，在沃尔瑟姆，国王面对又一批造反者，要求他重申在麦尔安德的让步，但是他们发现理查完全变了个人，充满敌意，带着满腔不可一世的金雀花君王的愤怒：
你们这些陆上/海上的恶棍、讨厌鬼，想和贵族平起平坐，你们不配。告诉你的同伙，你们以前是，现在还是乡下粗人：你们会继续做奴隶，不是像从前那样，而是被管得更严。因为只要我们活着，就要想办法压迫你们，这样你们的悲惨状况可以给后人做个样子。当然只要你们老老实实，我们就饶了你们。要走哪条路，现在你们自己来选。
震慑于这个新调门，很多造反者的确决定迅速止损，接受了国王的仁慈，另一些人则决心战斗。6月28日，在比勒里基，一支队伍和王家军队开战，被彻底击溃。在埃塞克斯，一个特别委员会吊死了19个头领，另外12个被吊起来又在地上拖着处决。当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考特尼（William Courtenay）号召爱国王的人，带着武器前来勤王护驾时，有一份资料记录有4万人响应，一切重归太平。
一个少年，早慧、感觉自己无所不能，这从来不是好事；只是，事到如今，理查己无法自持。他的父亲几乎还没过完青春期，就在法兰西赢得喝彩；而理查整个年少时，满耳朵里灌进去的都是“勇敢的骑士”“骑士之花”等词汇。既然他已经应对了平生第一场战斗——更何况这第一场就需要调动大量的精神力量和身体的勇气——经受烈火风暴，成为英雄，那么，他陶醉在理查二世国王这个美妙角色里，有点飘飘然，也情有可原。同样，国王不能排遣对英格兰的“官方”守护者——他的叔叔冈特和英格兰大贵族们，那些他妈妈硬塞给他的政治导师和大臣们——的反感，这些人把他推到令人作呕的反叛大众面前，让他做出头鸟。其实，叛乱平息后，平民院说出他们的亲身感受，声言叛乱者的愤怒不是全无根据。因此，很明显，他们也觉得，是因为冈特独揽大权才惹出这场大祸。更糟糕的是，就在大贵族们普遍垮掉、匆匆忙忙奔回领地时，理查倒保持着镇静，而他们乱作一团。那么，在选择伙伴和大臣时，他为什么不能相信自己的判断？
我们都受莎士比亚熏陶，先入为主地接受了他刻画的一副不负责任、任性、暴躁王子自取其辱的形象。从头考察，理查的宫廷及其大臣们像一池清水，反映出他的虚荣，池里游鱼是浮夸、贪婪和争做寄生虫的标本，实际上，他们也不是一群绣花枕头，而是一伙能干的人，是一种有趣的组合，代表了英格兰14世纪末很多重要的团体。大受非议的西蒙·伯利（Simon Burley）是黑太子为儿子挑选的导师；罗伯特·德·维尔（Robert de Vere），大家怀疑他如同性恋一般喜爱国王，这真是太荒谬了，他的确是个著名的浪荡子，但他的出身那可是英格兰最古老的贵族门第之一；米盖尔·德·拉·波尔（Michael de la Pole）当理查的大法官，代表着新兴的社会阶层，他来自一个羊毛商人家族，新近封爵；理查的少年玩伴托马斯·莫伯雷（Thomas Mowbray），则以马上比武斗勇著称。
理查宫廷的真正罪过是他们没有足够重视历史悠久的实权贵族家族——格洛斯特、阿伦德尔家族和沃里克家族。理查有个亲密圈子，无论职位还是嗜好，老派贵族们都格格不入，被晾在一边，他们开始为此感到刺痛，就散布国王“有点不对头”的流言；还有，某种角度上来说，他本性里没有金雀花王朝国王们“让他们下地狱去吧”的狠劲，而是一个由着性子胡来的毛头小子，即使不离经叛道，也是不合英格兰人口味。且慢说，理查长得和他的所有祖先一样——身高6英尺，金色长发，一如已故的无人惋惜的卡那封爱德华，同样带着鲜明的金雀花国王个体特征。危急关头，对手提及爱德华二世的命运，理查应该会心生寒意。不知怎的，他不能算如假包换的金雀花王朝君主。他们建造城堡，而理查更喜欢美化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宏伟典礼空间，他给那里加了一个悬臂托梁顶盖，气势恢宏，更好地体现皇权的神秘。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嗜好驰骋沙场，理查明显享受沐浴，更糟的是喜欢在装饰着彩色瓷砖和墙壁的浴室里频繁地洗澡。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手撕大块肉，喝汤咋呼有声，理查不仅坚持用调羹，还逼着贵族们学他。一个金雀花王朝的国王断断不会授权出版一本186页的皇家菜谱，满篇是令人心生疑虑的外国香料，如小豆蔻和甘松香。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向世代仇敌苏格兰和法兰西下手，取得鲜血淋漓的胜利，而理查二世则送上手帕。
这一切其实都只说明了理查二世有着典型的欧洲文艺复兴早期君主的风范：文明的嘉奖者、艺术赞助人，厚待二者犹如战功和打猎。他自恋、谦和而威严，或者说神秘；他是出了名的脾气坏，一会儿傲慢欣喜，一会儿狂躁沮丧；本来这些都无关紧要——至少不会造成致命后果——只要他能明智地把握政策，使它能保证合力支撑自己。但是，哪怕最高等级的贵族，要觐见国王，也得通过看门人，那些大贵族深恶痛绝的暴发户。更糟糕的是，理查要与法兰西讲和不开战的决心，看起来是庞大金雀花“合资企业”征服的单边清算，原先金雀花国王在法兰西的征服可是养肥了那些大贵胄。1385年，假如理查在苏格兰大战获捷，成功地给自己增添功勋，也补偿贵族们，那将万事如意。但苦于无法诱使苏格兰人就范，不能使用经典的爱德华风格作战，又在理智上不愿跨过福斯湾以北追击苏格兰人（还是运输问题拖了后腿），理查被迫降格以求，无明确目的地东征西讨，烧毁村镇，就是不足以取得对苏格兰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这些战事代价高昂，却一败涂地，到了议会这个层面，就得归咎于某人，这个刺痛感本来使政治团体对彼此心怀不满，比起他们每个人对国王的不满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伙人以国王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为核心。他们自称“贵族上诉人”（Lords Appellant），但他们的“申诉”只是个隐喻，他们认为有些人使得理查听不到自己大臣的声音——特别是应该重新和法兰西开战的事。他们提出要起诉这些人，还有些年轻贵族比如冈特的儿子亨利·博林布鲁克也与他们同仇敌忾。对理查来说，愤怒的人结成这么广泛的联盟，真是盛况空前。1387年秋，疏忽大意的理查自食苦果。面对议会两院要求撤销他那帮不得人心的大臣——包括德·维尔、德·拉·波尔和大法官罗伯特·特雷西里安——理查回答，他不会应允他们的要求撤他们的职，哪怕一个仆人。很好啊，他们答应着，用一种精心策划的声调提醒国王他还未成年，“政府枢密院”现在要接手统治，议会指定三个英格兰最高官员直到国王清醒。这又开始上演13世纪中叶亨利三世和“国内社区”那一幕，但此时不会有大内战了。他的大臣们鼓动他，议会要管着他选择大臣的事儿是侵犯了他的国王特权，理查试图逮捕他的主要对手阿伦德尔伯爵，但偷鸡不着蚀把米，这没有吓倒对方，反而使他们更团结。贵族们组建的军队要强大得多，德·维尔带领的小股皇家队伍一接触到他们，即刻作鸟兽散，失去保护后，理查又回到1381年危机时他待的地方——缩在伦敦塔里，画地为牢。随后“无情议会”（Merciless Parliament）在他伤口上撒盐，进一步伤害他的尊严，将他的朋友和大臣残杀。德·维尔和德·拉·波尔被指控“利用国王年轻幼稚”，唆使他和本应该是他手下良臣的人作对，二人在被捕前成功逃脱，但是伯利受审后被执行死刑，尽管王后安双膝跪倒在“贵族上诉人”面前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这是理查在位期间的第二次大折磨，在很多方面，这比农民起义给国王带来的伤害更甚。1381年，他在危机中脱颖而出，权威得到加强。相反，1387年的政变，对他是个巨大的羞辱。因此，1389年，饱经世事的理查，迅速宣布亲政，他必须问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国王？他的答案，到头来毁了自己。
1389年到1397年之间，明摆着，理查决定过双重生活。对议会里的权力中介人，尤其是叔叔冈特的约翰，他做个乖孩子，行为规范，听从长辈兼赌徒们塞给他的那些圣人大臣，在需要他赞助钱财的地方谨慎行事。1390年，在史密斯菲尔德，为了他成年［连同演出皇室官员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作品］举行了三天骑士比武，设计成和谐的寓言。参与比赛骑士的长矛和棒都磨钝了，强调这纯粹是娱乐。但对于研究徽章和标志的学生来说，此时已经有另一个理查出现的迹象，这个理查专注于自己的神圣任命，力求自立。国王自己的骑士队伍第一次穿着标志身份的制服，所有人都佩戴徽章，和他最近选中的个人坐骑白雄鹿一起登场。他们对面排列着外国骑士，穿各种制服，这些队伍的徽章是新鲜玩意儿，在全世界人看来，理查的“哥们儿”都像一支小型私人军队。
白雄鹿再次出现，是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壁画里，它戴上了王冠和项链，意味深长，仿佛国王仍然对受约束感到焦躁不安。对于自己的国王身份，上帝代言人、英格兰仲裁者和保护神、这个饱受瘟疫打击而崩坍的世界救世主等这些身份，理查内心想入非非。毕竟，英格兰国王可以是圣人，在威尔顿（Wilton）的双联画（Diptych）里，和理查在一起的是两位圣人——圣埃德蒙，东盎格利亚的国王殉道者，和忏悔者爱德华——还有施洗者约翰。理查作为捐赠者，直接对天使合唱团和圣母马利亚说话，他给圣母献上不列颠岛，这不亚于她的嫁妆——在旗帜上刚刚好看得见的“银海上的岛”，理查这样和圣母扯上特别关系，国王和英格兰王国都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可是，英格兰不是理查想送就能送的礼物。莎士比亚借濒临死亡的冈特的约翰之口，发出著名的岛国赞美诗，是要强调不列颠岛国的天赋自治权；这片土地，而不是君王个人被授予权杖、受上帝祝福。但是，在理查的思想里，任何民族主权身份的观念脱离了他本人，都是不可理喻，要不就是异端邪说。他要的是尊重，在英格兰国王历史上他是第一个说得这么明明白白的人。他要大家称呼他“圣上”和“陛下”。理查是第一个自觉的皇室身份设计师，因为他之前没有国王这么做过，懂得这样做就不只是包装皇权，让皇权带着权力奥秘位于神秘中心，才能使人们服从。很长时间里，在晚祷和正餐之间，他头戴王冠独自坐着沉默不语，任何人接触到国王凝视的目光，都要垂眉以示敬意并且屈膝。1394年，他的王后安——绰号“小碎肉”死后，理查更加虔敬地礼拜。英格兰历史上至今独一无二的这一块巨大肖像嵌板，准确地表达出他的专制孤独：坚不可摧、不苟言笑的国王上帝形象，蓝紫色宽松外衣绣着字母“R”，向下瞪着低微的子民。难怪理查还有时间搞炼金术、哲学、科学成分兼具的“泥土占卜”，授权写书出版；毫无疑问，他想做英格兰的占星家。
1397年，暴风骤雨式的复仇打破了幻想和现实间的屏障，序曲是个贵族“阴谋”，理查声称要防患于未然。他30岁了，并无子嗣，在这种情况下，有野心的人难免开始在暗地里嘀嘀咕咕，但是被理查杀掉的人，都是又老又不中用的家伙——阿伦德尔、沃里克二伯爵和格洛斯特公爵——只是些政治上过气的人。英格兰真正的实权一直掌握在冈特的约翰兰开斯特公爵和他的儿子亨利·博林布鲁克即德比伯爵手里。有时候，理查突发震怒，比如阿伦德尔没有出席王后安的葬礼，他挥起手背，打了阿伦德尔一个大耳光，使他鼻血直流。但1397年的“鸡蛋里挑骨头”可不是一般的震怒，阿伦德尔、沃里克二伯爵被捕，理查亲自带一小股队伍，莅临格洛斯特公爵城堡，捉拿几个老人。这几次审判前，埃克赛特主教就这句经文“他们之上，将只会有一个国王”进行布道宣讲。在诉讼中，兰开斯特公爵、理查和平民院议长理查德·布歇爵士审问阿伦德尔伯爵，后者勇敢地拒绝承认任何罪行，但又借口国王早前曾宽恕他，要求从轻发落，但理查此时决定撤销宽恕，干掉了阿伦德尔伯爵。沃里克伯爵被流放到曼恩岛（Isle of Man）上，当信使到达加莱格洛斯特公爵的牢房时，发现他已被人扼杀在羽绒褥子垫着的床上，显然是理查下的命令。
宿仇已报，读者也许认为理查可以克制自己的胜利感，哪怕是为了政治生存的利害，可是，既然理查觉得人们好像害怕他，他就发现他挺喜欢令人害怕。冈特的约翰生病卧床时，最后一点能抑制理查关于自己是万能的幻想也消失了，他梦寐以求大权独揽，至此终于梦想成真。和罗马皇帝一样，身边围绕着自己的随从，他耽于吃喝玩乐，旅行逍遥，柴郡副郡长成了他的类似古波斯行省私人省长。他还下令加固边上的威尔士城堡。理查自觉军事上羽翼丰满，他开始插手干预郡长事务，把他们的人手从郡社区里抽调走，这违背了13世纪内战后建立的原则。只要他怀疑，任何一个人对他不是绝对忠心的，他就把这个人清洗掉，用可靠的空降兵取而代之。国王在宫廷里培植了一批溜须拍马之辈，他自感帝国坚不可摧，他们就竭力迎合他。不管如何，这个时期，正是1313年但丁《论君主制》（De Monarchia‘On Monarchy’）这样的宏文帮助奠定了君主权威，认为君主是绝对独一无二直接向上帝负责之人。无疑，有一堆学者心甘情愿地给理查赞颂功德；同样不用怀疑，理查对他们的阿谀奉承照单全收。
然而，英格兰历史上速度最快的直线坠落马上降临了，哲学保护不了理查：两年之内他从独裁者变成了逊位者。贵族上诉人的这个大胆提议，可想而知，对所有理查贴身扈从组成的宠臣圈以外的人，造成一定紧张气氛。他在搞倒阿伦德尔伯爵前，没有任何预兆，谁知道他下一回什么时候跳出来？又要针对谁呢？冈特的约翰和他儿子博林布鲁克倒是十分清楚，只要理查没有子嗣，按理，他们就是王位继承人，然而这既是机会也包含极大风险。他们最担心的事果然出现了，托马斯·莫伯雷、马歇尔伯爵、诺福克公爵（理查的童年好友）与亨利·博林布鲁克之间，闹出了一场怪异的互相控诉，都指控对方谋反；他们约定在考文垂（Coventry）附近高斯福（Gosford）的赛马场决斗解决这个问题。双方穿上专为本次决斗预备的铠甲，周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空前高涨的亚瑟式预期，就在骑士们准备策马飞驰出去时，理查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呼“等一下！”这时，骑在马上的人们坠落下来。作为皇家裁判和调停人，他有权终止诉讼。也许他忽然意识到，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是输家：莫伯雷赢的话，他帮助国王解决格洛斯特公爵的私下指责就成了公开谴责；假如博林布鲁克占上风，他作为王位继承者的状态就更使人不可忍受。然而，国王做出的处罚没有让任何人满意的，他招致众怒。莫伯雷终生流放，博林布鲁克被判无罪，但也给了十年流放。处罚时，理查脑子里好像还没有剥夺博林布鲁克家产的一点意向。数年来，冈特是帮手，而不是敌人，尽管年迈，理查还是想他会再在背后支撑国王一段时日。1398—1399年，冈特却病得不轻，最后死于2月初。他过世后，兰开斯特家族的巨大财富不再属于朋友，而属于一个上诉人、竞争对手、一个对立面，坐视不管很危险，做点什么更要命。理查把博林布鲁克改判为终生流放，将他该继承的家产打包转送给自己的死党。他给博林布鲁克和他的儿子亨利留了一线希望，也许将来有一天，他们能拿回自己的领地，但在盛怒中，谁也没留意到这小小的让步。
插手遗产继承——特别是对国内最大领主——在很多大贵族看来，是直接违背了国王的加冕誓言。如果理查能对博林布鲁克这么做，他们一定会想到，他可以对任何人都这样，那需要有人制止他。1399年5月，理查罔顾这些不祥流言，自以为在权力顶峰，他抓住机会，亲征爱尔兰。爱尔兰为首的主君是睿智的伦斯特国王，他的名字挺拗口，叫阿特·麦克马罗（Art MacMurrough，全名为阿特·康哈纳克·麦克·默查达，Art Caomhánach Mac Murchadha）。理查计划要他臣服，做自己的诸侯，但他没选对时机，行动更糟。国王带的人马仅仅够他在英格兰自保，并不足以威慑爱尔兰人。所以，到理查又一次悲切地无功而返时，博林布鲁克即此时的兰开斯特公爵带着为他考虑周全的法兰西国王提供的队伍，已经在约克郡的拉文斯博（Ravenspur）登陆，来主张自己的继承权，短短几周时间里，亨利就掌控了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盘。
即使到这时，理查如果下决心祭出自己的实力，依靠柴郡弓箭手和步兵这些兵力，守住那些几乎攻不破的威尔士城堡，他也许有机会抵抗翻盘，但是正如莎士比亚描绘的幽灵肖像，其内心崩溃的情形和事实差不多，看起来理查悲观得过早。当理查得到坏消息，说很多最信任的盟友都反水投靠了博林布鲁克，他的反应不是稳固阵地，站住脚跟，而是连夜逃之夭夭，化装成祭司，悲叹自己命运多舛，和往常一样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一开始，他认为被迫逊位还是没影儿的事，亨利三世和其子爱德华安度危机，都是通过一边做技术性让步，一边加紧建设自己的皇家军队。在康威，诺森伯兰伯爵作为博林布鲁克的特使，只是要求归还他合法继承的兰开斯特领地，理查重申了1387年的让步，清理了一些不受欢迎的人。但博林布鲁克一路上毫无阻挡地在英格兰行进时，他的野心变了，因为有上诉者的前车之鉴，他几乎可以肯定，哪怕理查答应让步了，也不大会做到，指不定将来某一天疯狂报复突然降临了。还有，最近国王与伊莎贝拉结婚，新娘还很年轻，也许能给理查生个继承人，加上一众伯爵和主教进一步推动，不要一个反复无常、神秘自恋的国王，而宁愿要一个讲实际的国王，一个懂得自己不是上帝而是被大家给他抬轿坐上王位的国王；因此，这个时候，亨利就顺水推舟，开始觊觎王冠。
在这个节骨眼上，莎士比亚给出的答案是理查被宿命论打倒了，看着博林布鲁克的军队靠近弗林特城堡，自己宣布：“哦，我看到结局了。”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兰开斯特-都铎王朝的事后宣传，一个得了便宜就卖乖的说法，恰好露出马脚：这是一点心虚，说什么理查自己让出了王位，而不是博林布鲁克乘人之危夺取的，兰开斯特王朝的御用历史学家们坚持说，只是在王位空缺后，博林布鲁克才很绅士地同意登基。但实际上是进行了整整一个月的艰苦谈判，其间理查已沦落为伦敦塔里的囚徒。三次问到他能不能逊位，他三次都拒绝了，最后他才向命运低头，变成了平平淡淡的“波尔多的理查爵士”（Sir Richard of Bordeaux）。
说起政权易主的原因时，亨利非常害怕那份渎职者清单，因为可能会有人要以未来的王权做交易，用来和他自己以及继承人作对。所以他做了让步，转向家族血统的含混辩解，声称王位属于他也同样合法，因为自己是亨利三世的儿子“驼背”埃德蒙（Edmund Crouchback）的后代；亨利还强词夺理，说埃德蒙是长子，只因身体缺陷被非法地踢到一旁，王位这才落到爱德华一世头上！即便如此，亨利和死党们也心知肚明，这太不着边际，难以服众。所以，1399年9月30日，在议会宣读理查的“退位诏书”（Renunciation）时，把它说成是因为“给予大贵族报复性刑罚”。当提请议会同意亨利·博林布鲁克，即赫里福德伯爵兼兰开斯特公爵为王时，“是、是、是”的喊声响成一片，在房间里回荡，但显然声音不够响，因为博林布鲁克自己又一遍地提出要大家衷心地欢呼。
这一惊人的不安全感折磨着亨利四世，正如莎士比亚描述的：一个饱受良心谴责的失眠症患者。因为不满理查狂妄自大，才被人送上宝座的人，自己却立刻染上了同样的恶习，理查一直对王冠感兴趣（还授权出版了一本专门讲英格兰王族标志的书），但是亨利四世才是第一个头上戴上合拢圆箍样式的王冠（现在仍在使用）的国王，仿佛是要宣传自己无瑕的金雀花血统，亨利选在他们钟爱的保护神忏悔者爱德华的圣徒纪念日加冕。他自认好事多多益善，亨利涂的圣油据说是圣母给贝克特的，她是理查自己的保护神，但这显然已不可靠。
这一切还没有让亨利四世感到万无一失；仍然有人为支持废王而起义；只有理查活着，他恐怕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闹下去。很有可能，“波尔多爵士理查”是被活活饿死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Pontefract Castle）里的，真是恐怖的死法，但却是保证他身上没有痕迹的折中方法。亨利消灭前任的全部意义在于公开展示他的遗体，先发制人地打击理查的忠实走狗。因此，亨利指挥从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向南运回理查的遗体，过程时间之长、行动之缓慢，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假惺惺关心。到伦敦后，遗体被安置在黑色灵柩上，边上是圣爱德华和圣乔治的武器。当然，不可能把理查安陵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圣保罗大教堂给他做安魂弥撒，随后，遗体被送往白金汉郡的国王兰勒（King's Langley）多明我会（Dominican）修道院，一直留在那里，而亨利四世任期剩下来的日子一直不太平。
更奇特的是，正是他儿子亨利五世（他随理查出征爱尔兰，在那里国王表彰了他）让人把理查遗体起出，重新安葬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就是理查退位前自己计划好的宏伟镀金雕像处。也许亨利五世继承了他父亲的负罪感，也许他想方设法，是为了安抚各方，希望大家的伤口最终愈合平复，当然这个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但在他短暂的任期里，有那么一段时间，看起来他的希望实现了。因为莎士比亚的鸿篇巨制一直在我们耳边回响，我们想到亨利五世的最初最突出的形象就是战神，不过，他已经从前任们犯的错误里学到了教训：就是首先生存然后壮大，英格兰国王必须兼任救世主和管理者两个角色。在管理部门，亨利无疑是首席执行官，深谙何时终止大贵族不可避免的争吵，给它盖上封印章，哪个时候又敲打他们，让他们同意。对教会，他是亨利三世以来最勤勉最一贯的资助人。而且他拥有丰富的、很关键的心理技能，使接近自己的圈子里的每一个人，从他的兄弟们开始，感到受信任被敬重。不像理查似乎老把英格兰当作自己人格外延。亨利明白无误地使政治团体确信，国王的事业就是英格兰的事业。因此他毫不费力地从议会那里拿到他想要的税收，事实上，比引起农民暴动的税负要重很多！自然，在阿金库尔（Agincourt）以少胜多大败法兰西军队，歼灭众多法兰西军事贵族，羞辱了法兰西国王的战役中，这可是帮上了大忙，亨利的军事行动确实像莎士比亚描述的如英格兰拳击手般闪电出击。第一次，用英语写成新闻通稿从法兰西发回并公开发布，伦敦啤酒商会通告：“我们最尊贵的国王亨利成功地推荐文人用英语写作，而上下议院大部分开始采用我们的母语记录他们的事务。”亨利从阿金库尔回来时，伦敦街头上演了盛大“凯旋庆典”，一大群天使、预言家和门徒冲着国王欢呼喝彩。黑头发苍白脸的国王却是冷静得令人害怕，他是天堂圣骑士（miles celestis）的化身：能训导修道院院长们，告诫他们何谓正当的基督徒责任；他是圣乔治和加拉哈德（Galahad，最纯洁完美骑士）不可战胜的复合体。
不可战胜，当然，除了死神。1422年，亨利以35岁的盛年死于痢疾；不管怎么看，都是令人扼腕的灾难，所有英格兰历史书里都常常这样叹息。自然，假使亨利五世活了下来，极有可能到最后他也会经历他儿子亨利六世那灾难性任期的那些棘手事。法兰西人被迫签下协议后，必定被刺痛了到时候起来排斥亨利五世和凯瑟琳王后的儿子，接着开战。不管有没有圣女贞德（Joan of Arc），他们都要收回失地。国王——无论是谁——都必须得到议会要求更多资助和税款。如果没有接连不断地打胜仗，就会遭遇议员们抵抗。这样的内外交困情况下，英格兰王位上又来了个孩子，明摆着前景黯淡，亨利六世长大后，稚气却迟迟没有褪去，因此重复了一遍所有的旧痛苦：瘟疫来袭、巨额债务——有一部分是因为国王不负责任产生的。1450年又一次爆发农民起义，大贵族密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国王抓了起来。
这一时期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叫作“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莎士比亚很多历史剧的角色都出于此），这是博林布鲁克政变的恶果。他已经给皇室旁支示范了如何推翻合法国王，这个先例一开，英格兰贵族们也就随心所欲地有样学样了。
关于玫瑰战争，我们只有两种感觉：编年史里没完没了的战役，国王走马灯般上下台，一个急匆匆地上船驶离，下一个接着更紧急地加冕，看着好像英格兰历史是波澜壮阔的史诗；或者同样的故事让读者轻微地麻木了。如果是后者，我有个冲动将整个这团令人遗憾的乱麻一笔带过，就是说长得过快的大男孩们，每人领着自己的小型队伍或者叫“族人”斗嘴流血，在陶顿（Towton）、巴尼特（Barnet）和圣奥本斯（St Albans）这些战场上，没心没肺地搏击；他们踏着“国王制造商”（Kingmaker）沃里克伯爵吹奏出的调子，跳着死亡之舞。但是，在这些恶棍和花花公子的蹭伤之外，所有这些骚乱背后，有一些东西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就是有必要恢复英格兰君主制的信用，重新焊接曾经维系从威斯敏斯特发出直到郡法庭、村陪审员之间的忠诚之链；理查二世的命运中断了这一链条。各主要参战方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希望自己胜出的基础，不是光依靠开具给沃里克伯爵的支票和短时间里强大的兵力。但是，他们都分成两类：公司经理和救世主，而不是将此两个角色团捏出一个如亨利五世那样的统一人格。
特别是爱德华四世，就是个公司经理。他相信通过赞助能巧妙地施加影响力，他资助他妻子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 Woodville）的娘家兰开斯特家族。还有一些小救世主：爱德华的父亲约克公爵理查好像认为自己受万能的上帝召唤要他恢复英格兰的尊严；而他的小儿子格洛斯特的理查，我们已习惯于把他看作不信神的混蛋化身，要不就是（受激情澎湃的粉丝影响）被都铎王朝的宣传恶意中伤的北方英雄。
实际上，比起上述各种固定类型，理查三世本人更有意思也更邪乎；他不是个无神论者，而是狂热地信奉上帝，一心要扫除那帮不够格的家伙，从爱德华四世的岳丈家开始，以及他自己那些棘手的侄子，这样他才能在英格兰建立虔敬和公正统治：疯狂城堡镜子里的亨利五世。正是理查认为哥哥爱德华大逆不道——坚持认为爱德华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生活在罪恶中——强迫爱德华的情妇简·肖（Jane Shore）像普通妓女一样在伦敦街上游行。他攻击这些他自认的道德堕落，力度之大令人不可思议。当理查在博思沃斯·菲尔德（Bosworth Field）战死后，英格兰失去了清教徒卫道士，而不是逃脱了腐败堕落巨怪的魔爪。
忙于摇动鹅毛笔为亨利·都铎及其王朝开脱愧疚的历史学家们，必须写成只有都铎人才能建立一个宜人的国家，往往莫名痛苦，因为玫瑰战争是一个漫长的噩梦，那时英格兰从上到下四分五裂，是毫无怜悯的杀戮之地，就像莎士比亚时期的历史学家写的，一个父亲可以杀死自己的孩子们，反之亦然。但是，这当中，一位睿智的法兰西观察家，菲利普·德·贡米内（Phillipe de Commynes）在15世纪70年代（那十年里王冠三易其手）却声称：在他知道的所有国家里，英格兰是“公共事务执行得最好、管理上最少打扰人民的地方”。贡米内抓住了15世纪的基本事实：玫瑰战争只影响了英格兰一小部分人。比起中世纪战争，它几乎没有长时间的围困，极少有可怕的劳师远袭，那样的话无助的乡村往往涂炭，英格兰的贵族大佬们彼此厮杀时，其他阶层的人生活平静如常。
不过也许，正如不列颠历史上很多例子一样，我们这么说又是矫枉过正了。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黑死病仍然比沃里克伯爵更加面目狰狞，王权蒙受羞辱，在这个超强和超级武器（黑死病）面前无能为力，本地的确已经降格到了无政府状态。一份给理查三世的议会请愿书抱怨爱德华四世的政府堕落，自然算不上一个公正的文件，但是，其中哀叹“这片土地由一己意愿、兴之所至或害怕与恐惧统治着”，这话还是反映了一些现实状况。瘟疫和无政府状态一起将权威之布撕扯出了一个大洞，这个漏洞可以看作使人兴奋的机会，也可以说是可怕的空虚。
诺福克东北的帕斯顿（Paston）家族书信——现存最早的英语书信——奇迹般地完好保存下来。它们是中世纪晚期那种高风险、高收益、刀刃上舔血的世界最好最生动的反映。它们记录了不同寻常的变化中，这一家族如何适应本地无政府状态、远方的战斗、15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反复的两场瘟疫。帕斯顿家产的奠基人是克莱蒙特（Clement），在村记录中简单记载为“husbandman”——换句话说，农民。但是在他1419年死去前，因为劳力短缺，可以和庄园主讨价还价，积累了一笔小小的财富，成为村里一个小有实权的人物后，也许做了品酒官或巡警。但他的成功之处在于积攒了足够的钱，资助儿子威廉完成法律教育，还精明地认识到这个教育和土地一起才能使家族财富增长。
威廉·帕斯顿当然成了律师，娶了富家小姐，搬进郡里豪宅之一奥克斯尼德堂（Oxnead Hall）。短时间里，他成了教区里国王的人，是那些在外面的地主管理本地产业不可或缺的人。其子约翰步父亲后尘也干了这一行，并且更上一层楼，做了约翰·法斯托福爵士（Sir John Fastolf）的朋友。只可惜，这爵士平淡无奇，不过是亨利五世战争中一个富有的退伍兵，身后留下积存的金器和珠宝，包括一枚琢成白玫瑰式样的“巨钻”，死的时候已经是凯斯特（Caister）城堡老爷。不久，约翰·帕斯顿受委托管理法斯托福在东盎格利亚的小帝国。它由萨福克和诺福克二郡的庄园组成，等到他自己变成约翰·帕斯顿爵士，继承了凯斯特城堡，这就已经在三代之内从农民变为郡里骑士，华丽转身。
这是极罕见的例子，当帕斯顿们籍籍无名的时候，玫瑰战争中的血腥屠杀可以高高挂起，与他们无关；但一朝富贵，他们立即成为流氓们的目标，其中出手最重的人当数诺福克公爵。公爵的“姻亲”中有无数恶棍。其中一个莫雷恩伯爵（Lord Moleyn）拥有一小支私人武装，1449年趁约翰不在时，将他的厉害老婆玛格丽特·莫特比（Margaret Mautby）赶出格雷沙姆庄园（Gresham Manor）。“她当时就在屋里，明恩德（myned）把她房间的墙扒了，将她孤身赶出大门”，约翰写信给亨利六世，“请求陛下，如果这类暴动骚乱日日不断，存心作恶，冒犯您的尊严和平……如果不对他们适当惩罚，必将使其更加胆大妄为，并带引其他歹徒聚众闹事，最终毁灭臣民和法律。”1469年，一直觊觎凯斯特的诺福克本人，亲自来抢。玛格丽特愤愤地写信给大儿子：“谨此致意，告知你，你的小弟弟和他的人在凯斯特，万分危急。”显然，她已陷入绝望，满腔怒火，几行字后，要儿子约翰听听她的辛辣指责：“本郡任何人都很惊奇，你居然这么宽容……在这样危急关头你不帮一把，也没有其他作为，这真是任何一个年轻绅士能得到的最大非难。”而看起来，小约翰被别的事缠住了，他忙于追求另一个更高贵的女继承人，一个“具有王后血统的女人”。与此同时，玛格丽特没有退路，只能将城堡拱手让给贪婪的诺福克公爵，后来他们花了七年时间打官司，包括直接向爱德华四世上诉，最终才拿回凯斯特，这一平反几乎没给约翰带来实惠。1471年，在可怕的瘟疫盛行中，他写信回家打探消息，心里惴惴不安：“这是我见过的英格兰最大范围的死亡，说实话，听那些走过英格兰大部分地方的朝圣者说，没有人骑马或走过英格兰任何地方或城镇，能幸免于难。”他自己也没有，这一年晚些时候，他也死了。
帕斯顿家族在诺福克的偏远角落里，躲过了所有这些劫难，幸存下来，还保有实权，其他很多英格兰男男女女也是这样。首先，他们是幸存者，躲过了瘟疫、废黜王位、内战以及本地暴行。他们习惯了种种令人伤脑筋的事务，高度紧张、混乱不断的状态，但也知道坐镇威斯敏斯特（不管在谁名下）的朝廷，依然由下议院请愿、国王法庭、大法官法庭、财政大臣主持公道。一年两次，当立法会议召开时，有必要时，他们仍然可以鸣冤，可以期待重新审理，充当陪审员，送儿子去当扈从，最好是到那些不太打仗的贵族家族里；甚至形势不太紧张时，他们也被召去宫廷，沐浴在爱德华四世和蔼的笑容里。
瘟疫袭来的第一个世纪里，英格兰整个儿翻了个个儿，爱德华三世晚期，伟大的金雀花王朝领土表面上没什么受损，但乡村贫穷封闭的世界已经受创伤感染。100年后，借助死神之手，一切都被推翻。有些历史学家认为15世纪是“衰落”的时代，其特征是贸易萎缩、农业收入缩减。而乡村的好房子比如肯特郡的威尔登里的只是为本地绅士和自由民而建，却不是给大贵族的，所以也不足以证明“衰败”。国王们一个个来了又走了，但村子里这批人，1381年到伦敦去烧了萨伏伊的同一拨人，现在要成为乡绅了。他们懂得最坏的情况是什么——瘟疫爆发，婴儿会夭折；或者骑士们从山后面横冲直撞而来。不过，他们也已深知，只要够谨慎，外加祈祷，就能渡过劫难。
因此，1480年前后，如果一个外来者拜访英格兰村庄，就会看到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样的景象：重修的教堂，坚固、简约、漂亮，高耸入云；啤酒作坊第一次有了如“天鹅”或“青蛙”这样的名字；一堆房子中间，是本地区最大的农民租户的高大美观住处，这不再是那种篱笆上涂抹泥巴后加以美化的单间茅屋，而是个微型庄园，有自己的厅堂，有仆佣服侍主人夫妇，后面是食物存储间，底下是地窖，还有私人休息室。
瘟疫和屠杀洗礼后，最不可思议的幸存者榜样脱颖而出：英格兰乡村绅士阶层。
【注释】
[1]Oxe，意为斧头，拼法和发音都类似公牛（ox）。——译者注
[2]Groom，意为马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