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不知道英国广播公司是否会认为它还承担了遣返国人归国的业务，但事实上《英国史》^[1]让我有机会在去国20年，并且离开这门课的讲台10年之后重返英国。回归者常常因为多愁善感或吹毛求庇而迷惑了双眼，讲到本民族历史时，也许不够冷静客观。当贾尼丝·哈德洛（Janice Hadlow，当时在英国广播公司二台任职）第一次向我提出，要我考虑做一档有关英国历史的节目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已远离专业领域多年，明显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但贾尼丝鼓励我，让我把这种远离当成潜在的力量来源，而不是障碍，借此再次审视而重新理解历史的机缘，在我和观众、读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其实观众、读者本来就是专家［我平常和出租车司机接触，得知他们对黑斯廷斯（Hastings）之役和黑死病的一切了如指掌，已经使我想到他们就是专家这个说法］。贾尼丝打赌说，重新发现的欣喜必将胜过因生疏而产生的恐惧；贾尼丝、艾伦·延陀博（Alan Yentob）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三人一起构思了这档节目，这赌注下大了；就我们几个来说，大家搭上了自己的一辈子。

后来，由于受艾伦和贾尼丝的热情与信念的感染，我不得不回应说，英国史的确适合做成电视节目：在家喻户晓的故事里加入鲜活的能量和戏剧性事件，把其他鲜为人知的故事呈现给英国广播公司的广大观众，还原并重现历史。作为大众共享的娱乐节目，让它完全融入而不是抽离当代生活，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民族凝聚力和身份认同感再次成为严重问题而非简单身份认同的时刻。

虽然《英国史》的封面上只有一位作者的名字，其实本书从头至尾都是集体工作的结晶。不能想象，如果没有朋友们以及英国广播公司天才同人们的鼓励和我们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英国史》不会取得成功。在这项工作中，马丁·戴维森（Martin Davidson）一直是位卓越的伙伴：专注，极富想象力，（在运作不顺时）保持冷静、思路清晰；我这个主持人可不具备这些品质。我非常幸运能和这样一个制作团队合作，大家乐于分享我的很多幼稚又异想天开的主意，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太多东西，这么简短的致谢无论如何都难以尽述：克莱尔·比温（Clare Beavan）、伊恩·布雷默（Ian Bremner）、玛蒂娜·霍尔（Martina Hall）、丽兹·哈特福德（Liz Hartford）、提姆·柯比（Tim Kirby）、珍妮特·李（Janet Lee）、保罗·提尔泽（Paul Tilzey）。尤其是迈克·易比吉（Mike Ibeji）和伊恩·布雷默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填补了我本人在中世纪历史方面的巨大知识空白，给我指出了专业研究的方向和问题，我深怀感激。对下列研究助手们孜孜不倦地对文字和图像资料坚韧的钻研精神，我也深怀感激；没有他们，这个节目很可能会半途而废。他们是：梅丽莎·阿克朵根（Melisa Akdogan）、亚历克斯·布里斯科（Alex Briscoe）、艾米·爱斯纳（Amy Eisner）、凯伦·格林（Karen Green）、帕特里克·基夫（Patrick Keefe）、琼安娜·金（Joanne King）、本·雷顿（Ben Ledden）、克洛伊·莎玛（Chloë Schama）。作为节目首席摄像师，卢克·卡迪夫（Luke Cardiff）是位预言家，这么说毫不夸张。在英国广播公司二台，保罗·哈曼（Paul Hamann）和珍妮·露特（Jane Root）给予了我全程的支持。保证一个电视节目编剧和主持人不跑题是全世界的最大难题，我只能对英国广播公司二台历史组的萨拉·弗莱彻（Sara Fletcher）、克莱尔·莎普（Claire Sharp），还有特丽莎·莱顿（Theresa Lydon）表示感激。三位忠于职守，无论在片场还是场外，工作高效又细致。

哥伦比亚大学的普罗沃斯特·乔纳森·科尔（Provost Jonathan Cole）批给了我超长假期，我得以从事这项明显不知何时才结束的工作，为此我深表感激。同时谢谢我的同事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给予了我各种各样专业的帮助和指点。但是，约翰·布鲁厄（John Brewer）、斯黛拉·提尔雅德（Stella Tillyard）、阿曼达·福曼（Amanda Foreman）、埃利奥特·弗里德曼（Eliot Friedman）、明迪·恩格尔·弗里德曼（Mindy Engel Friedman）、约翰森·吉力（Jonathan Gili）、坦雅·鲁赫曼（Tanya Luhrmann）、吉尔·斯洛托沃（Jill Slotover）和特里·贾斯托（Terry Justo）都伸出了友爱的援手，对我非常友善。

这本书不仅是电视节目的“配音台词”，探讨英国历史各个话题和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电视脚本。和以往一样，斯图亚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通读了手稿，他凭借着鹰一样的敏锐，指出书稿中需要改善的大大小小各个方面。玛格丽特·威尔斯（Margaret Willes）对几次初稿都提了很多宝贵意见。令人感激的是，安德鲁·佩特格利（Andrew Pettegree）教授和约翰·哈德森（John Hudson）博士对文本进行了润饰。所有余下的错误都由我本人单独负责。在英国广播公司世界频道，我很幸运，由玛萨·考特（Martha Caute）担任本书的编辑，她是那样慷慨、细心和明辨秋毫。我还要感谢希拉·阿博曼（Sheila Ableman）、萨利·波特（Sally Potter）、克里斯·威勒（Chris Weller），他们毫不怀疑，坚定地相信这档节目非常重要，值得郑重地进行探索。在陶克·米拉麦克斯（Talk Miramax），提娜·布朗（Tina Brown）和乔纳森·博恩汉（Jonathan Burnham）承诺要把《英国史》带给广大的美国公众。一得知有关本书的信息，提娜就对这件事情非常热情，付出的心血远远超过我们的友谊。

在本书写作和出版的这几年里，工作量大大超出我这个“罪魁祸首”平常带给家人的烦扰，我再一次地谢谢吉尼（Ginny）、克洛伊（Chloë）、加布里埃尔（Gabriel）和戛斯（Gus），每天你们给予我的爱和快乐使我免于身心俱疲。在我和家人要延期停留在英国时，彼特斯·弗雷泽和邓洛普代理处（Peters，Fraser & Dunlop）^[2]的瓦妮莎·凯恩斯（Vanessa Kearns）总能使事情圆满解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头到尾，《英国史》就是这一群人坚定信念的惊人产物，他们是：艾伦·延陀博、珍妮丝·哈德洛、马丁·戴维森、我的电视经纪人罗斯玛丽·斯科拉（Rosemary Scoular）。这些人对这个节目及其作者毫不动摇的信念是我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最动人（也最令我紧张不安的）之处。但是，我最需要感谢我的同行者之一迈克尔·西森斯（Michael Sissons），他不仅给予我勇气来做这档节目，一路陪伴着我直到最后完成，他还帮助我，与我一起去冒险，从而使我30多年的作家生活更完整。他一直是我在暴风雨中的领路人。

【注释】

[1]A Historyof Britain，指电视系列节目。——译者注

[2]Peters，Fraser & Dunlop，旅行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