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信念
我们不会注意到幽灵，不会马上就注意到。第一眼看上去，宾汉小隐修院（Binham Priory）和其他东盎格利亚乡村教堂都差不多：石灰粉刷的石灰石建筑，外观简洁朴素。然而多看一眼的话，你会觉得平常的外立面下，潜藏着些什么。对于一个教区教堂来说，多层拱廊和西墙上高高的圆窗似乎过于气派了些，然后你瞧出已然隐匿的事物来了：褪色的镶嵌玻璃窗，墙上壁画，巨大的十字架苦相，这些填补了空缺。这个陡峭向上的空间里信念林立，我们恍如置身于一个热烈多彩的喧闹世界，从前教士们曾在此做过多次弥撒，唱响赞美诗：这是一幅天主教英格兰图景。
几百年来，“天主教英格兰”这个词听起来没什么不对头。就是基督教英格兰的另一种说法。但是，在两代人时间里，它从自明之理变成了叛国，圣母形象、圣人、门徒，这些从前大家崇拜和珍惜的，忽然遭到蔑视和大肆破坏。宾汉教堂里，支撑着高挂十字架受难圣像的屏风上曾经装饰着漂亮的门徒图像，宗教改革来临，这些形象都被抹去，刻上英语《圣经》词句将它们掩盖。但随着时光流逝，出现了奇迹。被终结者打发去游荡的灵魂们又悄然回归，在《福音书》（Gospel）字母间窥视，仿佛它们是对面窗户栅栏之间的囚徒，虽然身子动弹不得，却并没有被彻底消除。
假如你伸手去捉住幽灵，那是枉然。你这么轻率，试图触摸他们，宾汉门徒们会从墙上剥落，化为乌有，正像他们自在安居的世界拒绝修复一样。但是，因为那个世界消亡得这么出乎意料、令人震惊又不可理喻，宗教改革及其引发的宗教战争在我们历史上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们需要把留存的碎片再拼凑成一幅完整大图；只有这样，才能回答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绕不过去的问题之一：天主教英格兰到底发生了什么？
20世纪50年代，当我开始接触学习神秘残酷的异教徒战争（Wars of the Gentiles）时，关于宗教改革的不可避免或正当性，都是毫无疑问的定论。宗教改革是形成英格兰民族的基石之一，正如议会法律条例发展一样必然，脉络清晰，二者又相辅相成，假如说宗教改革残酷的进程令人遗憾，那也只是蜕变的痛苦。但是，走访过诸如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圣玛丽（St Mary's in Fairford）教堂后，思索马上不能再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一般认为宗教改革前夕，教会正处于暮气沉沉停滞不前的状态中，但事实上，圣玛丽教堂的事业正如日中天。长期以来，它特别受传统青睐，由“国王制造商”沃里克和几代约克伯爵支助，直到亨利·都铎这位博思沃斯胜利者出手摧毁了它。亨利七世向来乐于见到别人的钱花出去，就将教堂出租给英格兰最富有的布匹制造商之一约翰·泰姆（John Tame），后者的响应是给十字架上加建一座漂亮的新塔，接着引入理查德·福克斯主教（Bishop Richard Foxe）作为光大圣玛丽教堂的计划，让金钱、君主制和神职三者通力合作，结果是这个不列颠最美丽的彩绘玻璃窗作品之一。这一壮丽工程无可否认，也许甚至从亨利自己的财库里撬动了若干资金，为了回报他，他本人和其余皇室成员在透明玻璃中乔装出现：希巴（Sheba）女王的形象是伊丽莎白王后；魔术师之一是威尔士亲王亚瑟；他的姐姐玛格丽特是手捧鸽子者、妹妹玛丽是圣母形象之一。亨利七世自己也在内，头戴王冠，光晕环绕，这是永久偶像忏悔者爱德华的又一化身表现。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只缺一个家庭成员，即亚瑟的弟弟亨利，正是他日后作为国王，无意中开始了一个过程，就是用福音派的锤子敲碎了这些窗户。但是，就在这些窗户玻璃彩绘并嵌入铅条框架的时候，国王和教会之间即将上演的这场冲突还是毫无预兆。
从头起，亨利七世的注意力都在死后报应上，就和他关心生前享受一样，很清楚自己（作为非法篡位者兰开斯特家族后人）登上王位非常牵强，亨利需要寻求教会支持以便神化自己的王位，也将理查三世的死后声名妖魔化。新国王深知，一批主教特别是伊利主教莫顿（Morton）个人因为拒绝支助理查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亨利不失时机，扮演起教会保护人角色。
他的榜样是那些真正虔诚的兰开斯特家人：亨利五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建造了一个附带小教堂的豪华圣陵，1421年，他攻击本笃会的世俗气息；还有他的儿子圣愚人亨利六世，亨利·都铎保证自己保留了亨利六世在伊顿和剑桥的伟大基础，同时更是出手大方地建造最宏伟的工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增添一座宏伟皇家圣陵、一座小教堂，小教堂的样式在英格兰教堂里从未有过，是文艺复兴雕塑和镀金装饰的典范。圣陵原来预备安置亨利六世的遗骨，但后来，很明显不能将他从温莎移过来，国王于是决定将它当作都铎王朝三个奠基者的陵墓——墓由意大利雕塑家彼埃特罗·托利贾尼（Pietro Torrigiano）设计——他自己、王后伊丽莎白和他的母亲，不可一世的玛格丽特·波弗夫人（Lady Margaret Beaufort）。
里士满公爵夫人（Duchess of Richmond）玛格丽特是都铎王室中给予天主教教会福利最多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沾沾自喜。玛格丽特夫人运用声望和权力，通过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歇尔（John Fisher）和圣保罗教堂执事长约翰·科莱特（John Colet，Dean of St Paul's）这样的人影响宫廷；他俩认为自己是改革者，要加强教会势力而不是相反。已经有几代人提出这些改革目的，特别是亨利五世：少一些修道院和皈依者，修道院要朴素些，学校和经院更多些——就像我就读的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由费歇尔和玛格丽特夫人在“上帝的房子”基础上创建，用意是造就学者。科莱特尤其觉得有必要发起指控，反对全套罪恶连祷（whole litany of evils），包括祭司过分依赖世俗的资助人。只是实际上，改革者们根本不必悲观；一次次拜访主教管区没有揭示出什么贪赃、潜逃、不负责任的神职人员，情况正好相反。例如，在坎特伯雷教区，500个在世者中，只有26个教区祭司曾有缺席记录，而且绝大部分是因管理事务外出。当然教会记录不可能无可挑剔，但也不会是批评者想的那样懈怠和疏忽不堪。
改革者们认为假如任由迷信泛滥，信念和圣事就会贬值，因此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以正视听。例如，诺福克郡的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圣母圣陵，是两个最著名的屡屡显示奇迹的圣陵之一（另一个是坎特伯雷的贝克特圣陵）；朝圣者去这些地方当然相信圣母神奶的说法，也相信传说中此地是由圣城直接飞来东盎格利亚，因此才创建的小教堂。而改革者的英雄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Erasmus of Rotterdam）拜谒了前者后，公开嘲笑那些轻信者，结果使朝圣者大为恼火。在沃尔辛厄姆叫卖和神圣混搭，更像那不勒斯而非诺福克。但伊拉斯姆斯的学究气观点是用拉丁语说的，一般人读不懂也就不会引起外界纠纷，更不需要他的那些贵族和皇室资助人背书，因为几位亨利国王都定期去沃尔辛厄姆朝圣，诚心可鉴，亨利七世任期内至少去了三次。1511年，亨利八世赤脚走去忏悔，对儿子出生表示感恩，奉上一条红宝石项链。亨利王子几周内就夭折了，但国王的蜡烛（他捐了48先令8便士）一直点了好几年。
天主教英格兰无疑是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沃尔辛厄姆与心存疑虑的伊拉斯姆斯以及他那些头脑清醒的朋友费歇尔、柯莱特和莫尔并存；深切地依恋德高望重者、圣人，间或骗子，与敦促更新改革并列。但是，所有这些分明各自不连贯的想法都可以收纳在天主教会圣母的宽大裙裾下。
比如，萨福克龙梅尔福德（Long Melford）的圣三一教堂可谓宏大与精致的典范。它是萨福克郡羊毛商会不惜工本所建，用于歌颂上帝荣光，体量巨大，从它身上可以看到大量金钱投资在虔敬信仰上的效果。龙梅尔福德的乡绅和商人这么出手阔绰，心里盘算着准能在去天堂的旅程中得到保障，预订到座位。龙梅尔福德教堂的鼎盛时期是16世纪初：那时候它是最接近天堂的模拟版本，同时就在本郡。现在它只剩下残垣断壁。但玛丽女王时，龙梅尔福德的律师兼教堂监管罗杰·马丁记述了它，我们可以从其描述中得知，就在宗教改革来袭前它的光辉岁月里，圣三一教堂的真实模样到底如何。马丁此文作于伊丽莎白时期，其时情形已大为不同，他对当时英格兰教堂的单调乏味深感失望，很明显，骄傲与悔恨交加中，他着手告诉后人，大家失去了什么。“梅尔福德教堂和东头的沃尔辛厄姆小教堂，当我……我真的知道：高高的圣坛背后，全部镀金的浮雕栩栩如生地雕刻着基督受难的故事，耗费了很多人工，展示详尽优美。”马丁还写到屋顶的绘画宛如天穹上金星闪烁；镀金的骑马群像目睹金像基督从圣坛后升起，基督像平时遮掩着，逢宗教节日时才露出来供瞻仰；壁龛里的耶稣和圣母像也非常精彩；十字架阁楼是高高地悬在空中的微型教堂，上面绘着十二门徒的形象；整个建筑中到处是塑像、雕像和圣物，在金银烛台的烛光辉映下闪闪发亮。
马丁笔下的教堂远不只是座建筑。他还描述了节日游行、仪式庆典，圣三一教堂是精神启迪中心，也提供（尽管这么说有点儿犯了渎圣罪）娱乐和观光。
棕枝全日，圣餐在教堂院子里进行，由四个自耕农扛着一顶华盖……这时，角楼上站着一个男孩，唱起《看你的王来了》（Ecce Rex Tuus Venit）……接着全体跪下，然后站起来，迎接圣餐，加入齐唱，走进教堂，来到走廊前，上面一个男孩向其他男孩洒下花儿和圣饼。
随着时间流逝，游行线路从教堂走廊漫延到大街上，向着各个小厅堂进发——它们是村里议事厅的前身——这个包罗万象的世界中心就是龙梅尔福德教堂。厅堂是宗教协会和帮会的聚集地。他们的财力是天主教英格兰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成分。带着半俱乐部半微型福利社会的性质，他们捐款兴建本地学校和救济所，照料贫病者，为更穷的人支付丧葬费用。他们雇佣更多祭司为死者颂弥撒，储存蜡烛，订购法衣和圣坛用的布，保持出生、婚礼、葬礼的荣耀，购买银鞋给十字架上的基督穿上。那个十字架高高地悬在正厅和高堂之间，是到教堂来的人们为之瞩目的中心。
在这里，世俗和精神的分界不明显也不生硬；必要时请圣徒为人做点儿好事也没什么难为情的。可以向犁廊圣徒乞灵，保佑好收成，或者请亚历山德里亚的圣凯瑟琳（S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从龙肚子里爆出来的圣徒）保佑孩子顺利降生。如果不知道需要哪位圣徒做某事，可以查阅都铎王朝早期英格兰的畅销书《牧羊人日历》（Kalender of Shepherdes），该手册集历书、星象和祈祷书于一身。当时的教会作用更广泛，兼具学校、剧院、道德指导、地方政府多个职能，不只是魔术占卜和医疗。
但是如果没有管理层，以上这一切都会失去意义；而他们就是神职人员，传统天主教的神秘中心教义的守卫者——救世主的补赎牺牲，每当做弥撒时，祭司高举圣饼（圣餐礼薄饼），这种神秘变得这么真实，信众觉得十字架上的基督现身了，血肉丰满地来到众人之间。在工作日时，像龙梅尔福德这样的大教堂，往往在各个侧旁祭坛前同时举行几台弥撒，这些祭坛现在都已经了无踪迹。神职人员精心安排这些弥撒时机，以便圣餐礼时（举起圣饼的高潮时刻）保持一致，快到这时，信众往往激动地从一个祭坛跑到另一个祭坛，冲着祭司嚷嚷“举起，举起”，不用说，看见圣饼就是得见自身救赎。
因此，祭司是不可或缺的人，不经他的手，谁也进不了天堂。只有祭司之手能触摸面包和葡萄酒，圣化二者，通过圣餐礼把它们变为基督的血肉，只有祭司的手能画十字，使人洗脱罪过。这些意味着善举，无论是买蜡或者兴建一座学院，都是只有祭司才分得清救赎还是沉沦。
正是这句来自圣彼得的话，使得救赎必须通过祭司，新基督教——指基督教教义，不是为应景——的领导者发现这话非常令人不快，甚至亵渎上帝。他们追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攻击只有祭司才能宣布圣饼神圣这一公认观点，说这是不合法的篡改，而且其攻击之强烈令人侧目。祭司怎么可以拥有否决上帝判决的权力？可怜的有罪人命运只能由上帝单独判决；经过推理、弥撒、赎罪券、朝圣和苦修这些就能积德的观念被提到亵渎神圣的高度。假如万能的上帝决定运用他无边的慈悲拯救最悲惨的违背者，那一切俗界的功德和善事都不能影响他。正如圣保罗坚持的那样，能扪心自问的是，有罪者要向上帝神秘而无比仁慈的恩泽屈服。相信这仁慈，相信《圣经》，相信耶稣的牺牲已经够充分；这三个信念就足矣。马丁·路德语：唯独信念（Solus fides.Faith alone）。
这一新信念的倡导者们自称“福音派”，它源于希腊语“evangelion”一词，意为塑造。其目的是用自己懂的语言翻译《新约》“四福音书”，以便取代罗马教会声称的唯一智慧。一旦掌握了这个毋庸置疑的真理，就不需要由神职人员充当指导者、守护者和爱管闲事的人；信众们完全可以自我教育，凡是信仰者皆可自任祭司。这就把整个神职人员阶层从救赎看门人降为精神顾问，一下子使他们特殊的合法地位失去理论依据了。那么，如果他们也只是凡胎，为什么要有他们自己的法庭、税收以及政府？赎罪券看着有点像巧妙的勒索。或许炼狱也是骗局的一部分？一个怀疑论者说，不管进去时高峰期多么拥挤，假如购买赎罪券的钱都管用的话，炼狱里岂不是要空空如也。16世纪20年代，英格兰的论调都是这些。拉夫堡（Loughborough）的威廉·班克斯（William Bankes，因与自己侄女生了两个孩子，1527年受审），当教会法庭指令其苦修时，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我不会为了你们苦修，你们也甭想判决我，因为我自会去面对最高判决，面对上帝。”还有更过分的，1514年，伦敦兼售衣料的裁缝理查德·哈恩（Richard Hunne）在其夭折幼子的葬礼上，拒绝付给教会应得的“停尸费”。哈恩居然有脸以《蔑视王权罪》（the statute of Praemunire）法令的名义，不是向教会法庭起诉，而在国王法庭提起反诉，因为该法令涵盖了教会侵犯皇室特权的法条。伦敦主教的手下以查找异端的名义，彻底搜查了他家，逮捕了哈恩，囚禁两天后，哈恩被发现在牢房里被吊死了。令人震惊的是，验尸官叫嚷着，轻率地做出了自杀的裁决，但人们发现哈恩其实是被勒死的。教会方面却不思悔改，依然假称死者是异教徒，焚烧了他的尸体。这个案例在议会（特别是平民院，里面有几个律师坐镇）引起轩然大波，自从亨利二世在位以来，人们第一次开始思考教会法庭违背了习惯法的公平原则。
当然，反教权主义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随着时间流逝，教会一般都会直接洗刷掉像哈恩案件这样的偶然丑闻。但是，在他家里紧急搜寻所谓犯罪的证据，说明教会知道，自己已经面临某些危害性更大的东西，这远胜于某个人不服管教，那就是印刷品。
用本地语言印刷《圣经》，即具备这样潜在的可能，把“所有信众都是神职人员”这个异想天开的虚构变成宗教现实。从14世纪末威克利夫（Wyclif）和罗拉德派那个时候起就有英语版《圣经》；但那只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手抄本数量稀少，相对来说也更贵。另外，印刷版《圣经》能广泛流传，并且只要几先令。威廉·廷戴尔（William Tyndale）花了毕生精力使它得以印刷出版。他是历史上一眼就能认出的那种人——严于律己、不屈不挠、狂热，但在追求自己的使命时不知疲倦。简单地说，他的使命就是：“没有在世人面前用其母语平实地给出经文，就不可能让任何真理在俗界扎根。”和所有革命者一样，廷戴尔是个精明的策略家。当伦敦主教拒绝给他资金印刷英语版《圣经》时，他从一个同情他的富有商人那里得到资助，到外国去做成此事。1526年，在德国沃尔姆斯（Worms）市，3000本廷戴尔英译版《新约》（The New Testament）印刷出来，书从四开本变成八开本，价格降到每本四先令。这样它们就成为便携本，通过路德派到罗拉德派的地下路径——各港口和清教徒的北欧都是常规联络，这条路径在这些城市尤其成熟——走私进了英格兰。赫尔（Hull）的水手到不莱梅（Bremen）时，看见祭司结婚，惊诧不已，然后将《圣经》藏在大桶的蜡或谷物里带回英格兰。
卫道士们对秘密进口廷戴尔英译《圣经》的情况非常清楚也非常紧张，下定决心不管手段怎么下作也要追根究底，找出“最邪恶最具威胁的毒药”。最热衷的迫害者并不是天主教会最激进的一批，反而是我们一直以来误以为是革新者和自由良知殉道者的这班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约翰·费歇尔（John Fisher）。对于辩论经文字句这个世所罕见的乐趣，这二人都只想保留给自家人，但在“每人都是一座自己保有的教堂”这一愿景——这个时代，每个男人女人，无论多么无知，都可以自行读取教义——里，他们认为一切教义权威都崩坍了，很多人吓坏了，包括亨利八世。1521年，他允许以他的名义出版一篇论文，攻击路德派教义是可怕的异端。他最信任的仆人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也热切地要压制廷戴尔所说的“新的《圣经》声音”，以免它成为刺耳的叫嚣。沃尔西周详部署，采取行动，渗入《圣经》读者圈子，在圣保罗大教堂组织审判：迫使那些怪物放弃主张，搬来柴火跪下，在卑微的恳求声里把他们的作品扔进火堆；严词警告他们，如果被蛊惑而偏离正轨（有些人不可避免如此），下一次和书一起烧掉的就是他们自己。
亨利八世乐于见到这一切，因为写文章反对路德，教皇感激地赐予他忠实的“信仰卫士”（Fidei Defensor）称号。这时候亨利八世30多岁，没有一丝理由可以想象，他以后会完全改变态度。毕竟，他曾去沃尔辛厄姆朝圣，他的王后是天主教阿拉贡（Aragon）王朝纯洁无瑕的凯瑟琳，西班牙国王费迪南（Ferdinand）之女，她原本（如果说曾经，也是非常短暂的）嫁给亨利的大哥威尔士亲王亚瑟。亨利年少时，没有人想到他以后会成为国王，与伟大的西班牙王朝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家族联姻，亚瑟和凯瑟琳的婚事是亨利七世增加都铎王朝威望的尝试。因此在1502年，亚瑟——正如其名字意为骑士之花——少年夭亡不仅是家族灾难，也是外交挫折。亨利七世当时将近50岁，是个鳏夫，有一段时间曾认真考虑要不要和凯瑟琳结婚。但最后他决定她应该和新的威尔士亲王亨利订婚，尽管他才11岁。当时定的是他们4年后结婚，那时新郎15岁，新娘19岁。可是凯瑟琳的嫁妆没有兑现，这对爱钱如命的亨利七世来说非同小可，因此直到1509年亨利七世死去，亲王和他的西班牙公主都被分开。此后，亨利八世终于掌握朝政，也可以和订婚了很长时间的妻子结婚了。
这时，亨利快满18岁了，急不可待地向大家表明，他将主宰自己的命运。他把父亲那些不得人心的大臣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和理查德·恩普森（Richard Empson，他们管理税收很有一套，因此惹起众怒）做了简短的指控，旋即处死。这样保证自己不必再和他俩打交道，接着他开始花费他们搜刮来的钱财，特别是用在自己和凯瑟琳的豪华婚礼上。我们一般认为阿拉贡的凯瑟琳是怨妇加弃妇——后来无疑是这样，但肖像可以肯定当时的报告是对的。刚结婚时，她还不是魅力全无，只是黝黑丰满。夫妇俩恩爱的迹象表示王朝未来必定兴旺，毕竟，亨利七世曾生育了7个孩子，虽然只有3个长大成人。
至于亨利本人，实际上可以闻得到他的雄性激素，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可以让他挥洒精力的，他必定现身：马鞍上、舞场、网球场。一个痴迷的廷臣激动地写道，网球场上国王的皮肤在精工织就的衬衫下闪光。高6英尺（自从约翰以来哪个英格兰国王个子矮小？）的亨利不仅发光，事实上他令人炫目，手指上戴满戒指；另一个爱慕者写道，他脖子上的长项链厚重，优美如同女子的项链，上面有一颗核桃大的钻石。亨利的轻松快乐脾气和英格兰的天气一样远近闻名，间或晴朗，大多时候多云，猛然间雷电交加。愉快的时候，他会轻挠肋下、拍拍后背、手臂勾肩、肚子上捅一拳；然后，看这一星期里哪种情绪占上风，接着要么给伙伴快速提拔，要么当场逮捕。他的廷臣和外国使节当面谄媚，亨利沉溺其中：英勇、聪明、机敏，是个超级明星。他是唯一拥有自己乐队的国王，乐队随他出行，18岁的国王是首席歌唱家兼作曲。
刚登基不久，他让人把一本亨利五世的拉丁文传记译成英语，这不算一个巧妙的暗喻，意指他相信自己已转世，不太像阿金库尔战役武士的后人。那样一来，第一要务就是和法兰西好好打一小仗。这个主意特别对亨利岳父家的胃口，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正要帮自己的边境省份纳瓦（Navarre）一把。1512年，英格兰和西班牙准备联合出击，但是，当英格兰舰队苦苦等待而西班牙部队根本没有出现时，计划化为泡影，这真是可耻。下一年，进攻诺曼底获得巨大成功：农庄一个个被劫掠后付之一炬，刀光剑影在城镇里闪烁。亨利很享受整个过程，尤其是像“马刺之战”（Battle of the Spurs）这样的小规模战役，胜利大大增长了英格兰的志气。这一役中，法兰西骑士们发觉中了埋伏后，掉头逃窜，扔下贵族做了大有赚头的俘虏。接下来的事儿就更妙了。亨利的姐夫、苏格兰詹姆士四世（娶了他姐姐玛格丽特）勇敢地决定践行“老同盟”（auld alliance）的盟约，入侵不列颠北部，结果在1513年，在弗洛登（Flodden）被萨里伯爵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Earl of Surrey，不久他成了亨利的王室典礼大臣诺福克）带领的一小股英格兰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苏格兰人被全歼，1万人死亡，包括大部分苏格兰大伯爵和詹姆士四世本人。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出现财政困顿，原因是有个高超的财政管理：屠夫之子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他所有的敌人都这么提醒他），他是英格兰的全权守卫者。沃尔西的管理艺术在于他既精通事务又善于和人打交道。他从约克家族国王们和亨利七世那里继承了日臻完善的管理技巧，又加上精明地理解权力的运行机制。必要时，他会轻轻敲打议会，也能敲掉人头（甚至贵族们的头颅）。他或资助，或尊敬，或贿赂，或威胁，熟练地玩弄这些手法，令人敬畏。换句话说，他是个戴着红衣主教帽子的政坛心理学家。
沃尔西洞察人们做事的动机——人们爱慕虚荣或害怕——他也知悉表现和权威之间的重要关系。在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他利用这一点的效果惊人（也是最终导致他自己毁灭的原因），沃尔西在这里给自己造了座宫殿，用瓷砖和砂浆自封“教会之君”（prince of the Church）。他也利用这一手，为亨利八世在为君之人及其日常事务之间精心地设计创造距离，这些事务由沃尔西和枢密院照料；另外，亨利本人则被关进私人密院（Privy Chamber），与外界隔绝，一支经过挑选的16人绅士廷臣组成内侍在这个私人空间里巡逻。领头的是宫廷侍从官，有野心的绅士都为这个美差打破了头：这是荣耀，只要国王醒着，每个小时都服侍在他边上，包括他在马桶上哼哼的时候。
1520年，沃尔西组织了皇家礼仪的经典之作，以“金缕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闻名，这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嘉年华会。其政治意义在于向新任神圣罗马皇帝（Holy Roman Emperor）查理五世展示，如果有必要，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老冤家可以并肩作战对付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恐吓；查理五世统治着欧洲大片领土。因此，这并非常规战争，而是在亨利和年轻的瓦卢瓦（Valois）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Ⅰ）之间，展示不同寻常的和睦关系。虽然没有动用剑和矛，不管怎样，它也是挑战，其上演形式更加致命：排场。
一连几个星期，弗朗西斯和亨利争着摆阔。自爱德华三世时代之后，这次盛会的运输规模可谓空前，沃尔西把全英格兰的统治阶层，大约5000名伯爵、主教和郡骑士都送了去，包括他自己。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谦卑，穿着深红天鹅绒骑在一头驴上（唯恐人家觉得他不爱出风头，身后跟着200人，同样装束）。可惜，弗朗西斯赢得了装饰和设计大奖，他那边用蓝色天鹅绒布条和黄金织布，弄了个60英尺高的亭子，上面缀缝着鸢尾花，然后3000匹马和5000个人，源源不断地从亭子里涌出来。英格兰人这头，一座木头和帆布做的多重雉堞假城堡，用来表现打了半个世纪的内战[1]，装饰以无所不在的都铎玫瑰。音乐——特别是亨利作曲的音乐——演奏起来；葡萄酒从红的白的喷泉里流淌出来；席间吃掉了很多鹭；两位国王花费几小时的时间，穿出成套行头要压倒对方。他们为棘手的国家问题角力，也彼此角斗，上演狐狸和熊[2]的游戏，半裸着身子，扭打在一起，弗朗西斯身体更灵活，把亨利摔了个大跟头。
亨利大笑起来。毫无疑问他心里痛恨这一切。无怪乎，在这个好伙伴的狂欢后，虽然郑重起过誓，就在当地盖起了一个和平女神小教堂二年后，弗朗西斯和亨利又开战了。
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个过度包装的混战中的某一节点上，有个女人拉倒了沃尔西的整幢纸牌屋，而且顺势拖垮了英格兰的天主教罗马教会。关于安妮·博林的生活，已经有那么多肥皂剧、悲剧、歌剧反映，“严肃的历史学家”貌似都应该绕开她；直觉中英格兰和罗马教廷决裂，这么深刻的变化，应该有比她的生活及个人私事分量更重的东西值得钩沉。的确，传统教会日薄西山，新教教义在英格兰已初露端倪；但是，在亨利八世迷上她之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对宗教改革有什么兴趣；那么，只能回到安妮·博林身上，来考察这个不同寻常的方向性变化的契机，这是合理而且必要的。
最初她被引荐给国王时，可能还是在“金缕地”，她当时是弗朗西斯妻子克劳德（Claude）王后的侍女，因此她在法兰西营帐里，并不在英格兰这边。但是，这女孩本身姿色平平——长长的黑发，鼻子突出——不足以吸引国王眼球。亨利的注意力在别的地方，不过，也不在阿拉贡的凯瑟琳床上。不管国王和王后曾经如何恩爱，1511年，他们的儿子两个月大时夭折，辜负了国王向沃尔辛厄姆圣母教堂奉献的全部寄托，之后他们的关系渐趋冷淡。凯瑟琳后来又怀孕了，1516年生下的却是女孩，取名玛丽，尽管在公开场合，亨利对王后礼仪周全，但西班牙公主没能诞下一个男性继承人，国王对此非常失望，而且几乎不加掩饰。后来他的情妇伊丽莎白·布朗特（Elizabeth Blount）生下一个儿子，国王给孩子取名亨利·菲茨罗伊（FitzRoy），随后封他为里士满伯爵（Earl of Richmond），这头衔曾是亨利父亲的，他父亲上博思沃斯（Bosworth）战场时就是顶着这个头衔！这几乎已经是明说要有儿子的重要性了。像亨利八世（还有全欧洲的君主）的情妇，那就是一次性用品，这一点对理解当时的情形很重要。1525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和安妮的妹妹玛丽睡在一起［她和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的婚姻好像也不太碍事］。1526年，玛丽·博林的儿子也叫亨利，关于谁是孩子的父亲，自然是众说纷纭。
尽管博林家作为名不见经传的乡村绅士有些神秘，但实际上，他们是肯特郡的望族，野心勃勃、广结善缘，朝廷正是倚重这类家族才平稳有效地达成自己的意愿。作为回报，像托马斯·博林之辈在宫廷讨主子的欢心，得到地位。如果站对立场正在国王一边，会进入王室私人枢密院（Privy Council）。托马斯的妻子伊丽莎白·霍华德来自英格兰最伟大的贵族家族之一，是萨里伯爵弗洛登赢家的女儿。这么一来，从头起托马斯·博林就是和年轻国王个人亲近的侍臣之一，是他打闹的玩伴，这亲密程度足以惹得托马斯·沃尔西心生厌恶。但是博林说一口流利法语，游历广阔、四海为家，亨利那时正试图以主力军身份在欧洲崛起，正用得着这样的角色。
博林的两个女儿还在孩提时，就随着他的外交生涯，进入了欧洲主要王朝的宫廷生活。安妮出道时应该是在弗兰德斯的梅赫伦宫廷（Mechelen in Flanders）里，统治荷兰的哈布斯堡摄政即奥地利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ustria）一团和气。当英格兰的外国联盟从哈布斯堡王朝转向法兰西时，安妮也跟着转到瓦卢瓦当时还是法国皇太子弗朗西斯的妻子克劳德宫廷里。在卢瓦河畔的宫里，除了打猎，主要消遣就是宫廷恋爱。这种贵族调情的表演形式已经发展为一整套文化：无限推迟欲望；两性激情拔高为纯粹无私的爱；行吟诗人，舞会假面；丝质手绢，长吁短叹。当然也有时候，人们把精心伪装抛到一边，基本本能占了上风。安妮·博林和她妹妹玛丽都近距离亲眼见识了这样一个时刻——那个时代最不寻常的两性剧情。
和哈布斯堡王朝紧密联系中摩擦日益厌烦，沃尔西制定战略要与之抗衡；作为战略的一部分，亨利决定把妹妹玛丽嫁给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他52岁，她还不到20岁，但是聪明，非常漂亮，已经能将哥哥耍得团团转。她为外交作牺牲的价码是下次匹配姻缘，她可以自主，也许有些事是玛丽知道而她哥哥不知道的，因为路易11个星期后就死了。他的联姻策略告挫，亨利将整个计划做了180度大调转，要把妹妹转嫁给查尔斯大公（Archduke Charles），后者马上就是皇帝了。亨利希望加强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系，不管他答应过玛丽什么，比起英格兰的国家利益，那都微不足道，他料定她也会这么想，可是她没有。玛丽听闻了大公著名的灯罩下巴和金鱼眼，对国王说，宁愿死也不嫁给查尔斯。亨利吃不准对妹妹未来做什么打算好，派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之一查尔斯·布兰登（Charles Brandon），也是圈子里的拳击伙伴，去法兰西带回新寡的玛丽，至于嫁妆，能弄回多少是多少。布兰登是个出了名胆大妄为的花花公子，但是见到玛丽·都铎梨花带雨的美丽面庞后，他成了她手中的面团，任她摆布。法兰西新王弗朗索瓦一世正乐于拆散盎格鲁-哈布斯堡婚姻，做了不诚实的媒婆，但这二人根本不需要潘达罗斯（Pandarus），玛丽投入布兰登怀中，要他娶自己。亨利八世得知布兰登和玛丽秘密结婚，受好友和妹妹双重欺骗，勃然大怒。实际上来说，他们俩私奔哪怕不从技术上说，就是叛国行为，因为这危害了朝廷血脉。但是，几个星期后，国王的震怒在布兰登和玛丽二人的悔过泪水里消融。他发了慈悲，布兰登和玛丽双双成了萨福克公爵和公爵夫人。
他们躲过了灾难，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历史学家总是被告知罗曼蒂克的爱情是18世纪才有的发明，要在这里重新构建使玛丽和布兰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情力量是徒劳的。婚姻是讲究实际的商业安排，是社会、政治或经济算计的产物；激情不会产生婚姻；除了某些时候——比如这个发生在都铎王朝宫廷中心的经典案例——就不是这样。如果爱不是主题，如果彼得拉克（Petrarch）、怀亚特（Wyatt）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都不算爱；不管我们叫它什么名字，到16世纪早期，它已经苏醒。带着强烈的紧迫感在现实中登台，而这种情愫改变了英格兰历史。
玛丽·都铎和查尔斯·布兰登这一幕上演时，安妮·博林和妹妹玛丽是法兰西克劳德王后的侍女（玛丽·都铎后来对安妮冷淡，也许是因为安妮太知根知底）。这事给安妮提前上了一课，后来，在激情这个人类行为领域，安妮成了一个策略天才。她从法兰西回来的时候大约19岁，进入都铎朝廷华丽炫目的危险地带，给凯瑟琳王后做一个荣誉侍女，日后安妮取代了她。
从外表上看，安妮相貌普通，虽然长发乌黑，眼睛又大又黑。威尼斯大使显然注意到了这点，根据他的记载，她的胸脯“不太丰满”。但是，她不做作，只要觉得值，就利用活泼个性，玩弄爱情游戏。或许是天性，或许是多年耳濡目染，她拿捏得恰到好处，擒纵自如，时而恭维男人让他们自以为是，时而点破他们，使他们像被严厉斥责的小狗那样痛苦打滚。安妮浑身散发自信、卖弄风骚的聪明劲儿，性感十足。令她高兴的是，男人们拜倒在她脚下。
第一个是诺森伯兰伯爵大笔财产和权力的继承人亨利·珀西（Henry Percy），很明显当时贵族社会还不能自己选择婚姻伴侣，因为珀西和安妮没有请求伯爵应允就缔结了订婚约定，诺森伯兰伯爵怒不可遏，让沃尔西对两个年轻人严厉逼迫，珀西顶不住，只得屈服。后来他和富有得多的玛格丽特·塔尔博特（Margaret Talbot）结婚，在闷闷不乐中早死，而且没有孩子。这桩丑闻使安妮回到法兰西宫廷待了几年，但也许那里并不是个能鼓励她谦恭服从的好地方。
1525年前后，安妮返回英格兰，吸引了另一个爱慕者，可这个追求者也不合适（但这次理由不同）：宫廷诗人托马斯·怀亚特。他们两家在肯特原来是邻居，很可能二人从小认识。托马斯的父亲亨利（和托马斯·博林一样）很快在约克郡飞黄腾达，已经买下了阿林顿城堡（Allington Castle），将它修复成玫瑰战争后的宏伟气派狰狞外貌，而内部豪华舒适。他的儿子托马斯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十足的文艺复兴时期廷臣，英俊非凡［假如霍尔拜因（Holbein）的话可信］，在廷侍里才华横溢（因此得到国王青睐），非常聪明，游历广阔，把意大利爱情诗带回英格兰，用母语改写它们。怀亚特的诗歌，照例沉重哀叹得不到的爱情——其中起码有一首献给安妮·博林。他和安妮重逢时，已和妻子分开，据说是因为她与人私通。但分居并不是离婚，他最多只能让安妮做他的情妇：安妮野心勃勃，一心追逐名利，她不干。怀亚特的诗歌，徒然追求他的“雌鹿”，带着强烈的失败信息：
不管是谁欲狩猎的，我知道那里有只雌鹿，
但至于我，哎呀，可不会再去猎了。
无谓的努力已经让我极度疲惫，
我是他们当中走得最远的。
然而也许我并没有厌倦的想法，
猎到这只鹿，但是她却在昏厥前逃离了。
我的追踪，于是我停止了追捕……
在诗的末尾，绝望又疲惫的猎手警告任何人，不要鲁莽地以为自己能做得更好：
我来驱走疑问，
也许是徒劳，浪费时间，
刻着清晰字母的钻石，
一行字环绕着她那美丽的颈部：
别碰我，因为我是恺撒，
我看似温顺，却是野性难驯。
“不要染指”——因为亨利八世也加入了追逐，众所周知，国王是不知疲倦的猎手，怀亚特那时候知道他输了。但在他退出这场竞争前［据他的孙子乔治说，乔治是从安的侍女之一安妮·盖恩斯福德（Anne Gainsford）那里听来的］，怀亚特至少取得过一个小小的胜利。据说有一次，亨利和诗人一起玩保龄球。亨利冲着他传闻中的对手笑笑，指着抛出的球，手指上戴着安妮常戴的戒指，傲慢地说：“我相信是我的啦。”作为回应，怀亚特从衬衫里掏出安妮曾挂在她项链上的珠宝，回答道：“如果陛下肯容许我，谦让一下，我希望是我得到。”亨利一点儿没觉得幽默。“也许是这样，那就是我被骗了。”他俩不欢而散。
到1526年夏天，亨利开始一本正经地追求安妮。当他和她一起在王后面前跳舞时，两个女人的对比太鲜明了，阿拉贡的凯瑟琳没有的，安妮都有。安妮比凯瑟琳年轻10岁，欢快而不伪善，生机勃勃，甚至调情都是法兰西式的，而不是西班牙式的沉闷刻板。她能给他性的欣喜、家居的快乐，最重要的是还有生下儿子和继承人的可能。亨利这时非常相信他和死去哥哥的妻子结婚，受到了神的诅咒，17年来，他是在过着乱伦的生活。关于这点，《旧约·利未记》第20章第21节说得很明白：“如果一个男人娶了兄弟的妻子，是不道德行为：他揭开了兄弟的裸体；他们将不会有孩子。”如果认为亨利这是纯粹找借口，要打发了凯瑟琳而满足他对安妮的渴望，恐怕也不尽然，当然他色迷心窍，但他也是认真严肃研读过《圣经》的人，《旧约·利未记》的文字解释了为什么他婚姻不育的痛苦（甚至女儿玛丽也不太对应无子的诅咒）。1525年，他不再和凯瑟琳同居，他相信自己必须回避这个不神圣的结合，这个念头迅速变成执念。
安妮断然回绝了做他情妇的主意，更使亨利觉得事情紧急。1526年和1527年，他们从宫廷调情（送雄狍和珠宝做礼物）发展到非常严肃的关系。亨利本来觉得写信是件折磨人的事，可居然写了17封给安妮，分析她的每个回答，苦恼痴迷，表明亨利是个没有安全感的情人：现在已经一整年了，还没有确认，在你心里我到底是失败了还是找到了一席之地，爱是否已生根发芽？这最后一点，使我短时间里不能叫你“我的爱人”，因为如果你对我只是泛泛喜欢，没有其他感情，爱的名义就不能属于你，因为它很明确，意思就是指这种非凡的爱，远胜于平常感情。
我自己和自己探讨你来信的内容，陷入极大悲伤中，不知道如何解读它们，我理解，有些地方对我很不利，另一些又好像有利于我；我全心全意地祈祷，你能明确地向我证明，你对我们之间的爱全神贯注。我必须给自己保证，这个回答非常必要。从被爱击中到现在已经一整年了， 还没有确认， 在你心里我到底是失败了还是找到了一席之地，爱是否已生根发芽？这最后一点，使我短时间里不能叫你“我的爱人”，因为如果你对我只是泛泛喜欢，没有其他感情，爱的名义就不能属于你因为它很明确，意思就是指这种非凡的爱，远胜于平常感情。
安妮的妹妹玛丽是出了名的容易让人得手，安妮可不一样，这在亨利的一生中是破天荒的难题，他甚至打出王牌，起誓让安妮做他唯一的情人，正式的王家外室，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个建议一出，她的回应是背转身去，直接从宫廷走人。这可害苦了亨利，他后悔得肠子也青了，祈求原谅，安妮最终让他跳出苦海，送给他一艘小船，上面有个孤单的少女，这一下使亨利如梦方醒。他大喜过望，回复提出和纳妾完全不同的主张：
我恳请，如果以前曾经冒犯你，如果你愿意宽恕我，和你要求我宽恕你一样（无疑是为了表现冷淡），向你保证从此我的心只属于你；很希望我的身体也这样，因为如果能取悦上帝，上帝就能觉悟，能应允我；我每天恳求上帝，请他成全，坚信心诚则灵，但愿别让我长久等待，我知道我们不久就能再见。
信的末尾亨利署名：
由书记之手写，其心、身及意愿，
皆是你忠诚的最诚挚的仆人，
亨利。
剩下的事就是保证离婚，亨利一定相信，不管这条路上的任何障碍，沃尔西都可以用他的魔术技巧搞定。
但是1527年，在远离英格兰的地方发生了一些事，使这些小障碍变成了泰山压顶。阿拉贡凯瑟琳的侄子查尔斯五世皇帝洗劫了罗马，囚禁了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Ⅶ），不管他本人对这事如何考量，教皇已经无法开罪查尔斯皇帝而给亨利的“头等大事”开恩，甚至害人精弗朗西斯一世建议亨利单方面宣布自己未结婚，但即使他采纳了弗朗西斯的建议，也不能阻止凯瑟琳向罗马投诉，很可能招来教皇开除亨利的教籍，这就正好排除了亨利最想要的：他希望自己和安的孩子们能被承认为合法继承人。
也许这是沃尔西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发觉红衣主教的帽子不好戴，不管怎么着，他都会两边不讨好。如果不能给国王办成离婚，自己就毁了；要是得罪了教皇和皇帝，他就丧失了外交威信和教会君主的权力。1528年秋，他把一切都押宝在精心策划的特别行动上，由教皇使节坎佩乔（Campeggio）红衣主教审理这个案件，宣布亨利与凯瑟琳婚姻无效。原定红衣主教要援引《旧约·利未记》里的禁令，来衡量国王的申辩，在亚瑟死时，教皇就没有权利允许将凯瑟琳嫁给亨利，如此一来，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乱伦。但是，法庭迟迟不开庭（1529年6月才开），这么长时间耽搁后，英格兰上上下下的舆论都倒向了凯瑟琳一边。关于乱伦的指控，王后坚持她和亚瑟的婚事从来没有完婚，因此乱伦根本无从谈起。渐渐地大家把凯瑟琳当作牺牲品，她越来越得人心，后来如影随形地跟了安妮·博林半辈子的绰号“眼睛突出的婊子”，这时已经在小酒馆里和街上流传开来。亨利不得不把她送到她父母亲的海韦尔（Hever）城堡去，她在那里得了严重的汗热病（很明显是一种病毒性感冒）。王后坚定不移，亨利被逼得口不择言，说了一通口是心非的话，关于他和凯瑟琳的婚姻，被证明成合法那再好不过：“她是个最谦恭、最令人愉快的女人，是的，她具有一切贵族的好品德。”这糊弄不了人，所有偏袒王后的人忽然一起发难，包括约翰·费歇尔、罗切斯特主教，甚至还有马丁·路德。
在布莱克弗里亚斯（Blackfriars），法庭变成了凯瑟琳绝望心碎的舞台，亨利面无表情地坐着，王后在他脚边双膝下跪泪如雨下，啜泣着一边把证实他们诉讼本质的婚姻秘密一件件摆出来，只有绝望才能把一个女性逼得如此谦卑地说出这番话：
大人，我乞求你，为了我们俩曾经拥有的所有的爱，为了上帝的爱，请公正公平地对待我。我是个可怜的女人，一个生于你统治范围外的外国人，请你可怜我，对我慈悲些吧。我在这里没有可靠的朋友……当你最初接受我的时候，我请上帝给我判断，我是个真正的处女，没有男人碰过我。这一点是否真实，我请你的良心说话。
这太过分了。教皇特使红衣主教当庭发作，借口进入夏季休庭。国王面色铁青，沃尔西完蛋了。他被开除了教籍，表面上名义是欺诈和腐败，一拨反沃尔西的人联合起来指控他，包括安妮自己家的人：她的父亲、兄弟乔治罗奇福德子爵（Viscount Rochford），她的叔叔诺福克公爵霍华德，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也许他觉得欠国王一个姻缘的情）。一年之内，沃尔西被控叛国，然后他就死了。
踢开了沃尔西，可问题还没解决，接替他的是大法官托马斯·莫尔。他情愿不去碰触离婚这只有毒的高脚杯。费歇尔，恼怒得不停地引用《旧约·申命记》的段落，实际上敦促人采取怜悯行动，续弦死去哥哥的妻子！亨利自己也没信心能圆满解决问题，向安妮重提建议，要她重新考虑做情妇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在她看来如此冒犯，一定是“闹着玩儿”用来考验她的。1530年某个时候，安妮决定只有自己插手，往别的激进方向扭转整个事情。她给了亨利一册威廉·廷戴尔的书《关于一个基督徒的顺从以及基督教统治者们应该如何治理国家》（On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and how Christian Rulers Ought to Govern）。这本书出版于1528年年末，在教会眼里，它大逆不道。尽管廷戴尔和路德一样反对离婚，他的小书却极具破坏力，因为它直白地反对教会和国家之间分权的论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国王，一种法律是上帝在每一个地域的规定”。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君主，就是宗教世俗两界的统领，本来就用不着遵从“罗马主教”权力，那是它不合理侵占的。这样，峰回路转，亨利离婚突然出现了不必教皇批准的解决方式。事实上，亨利可以做自己的教皇、英格兰教会的统领，自己判决自己离婚——当然，还要拜英格兰主教们和议会所赐。这事儿本来是私事，只涉及国王个人和朝廷；这么一来，成了事关英格兰民族的国体政局的大事。
1530年春，教会和英格兰国家事务陡然蒙上了一层诡异而不现实的气氛。托马斯·莫尔忙于焚烧异教徒和他们伤风败俗的文学作品，但后来轮到英格兰的罗马天主教会要化为青烟了。带着鲜明的个性特点，混合了信念和个人利益，安妮·博林和她的家族招募了一个智囊团，包括十分友好的神学家如剑桥学者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提出皇权至高无上的历史证据。他们埋首故纸堆里，之后推出一个《足够丰富的结集》（Collectanea satis copiosa），声称在教会初期，每个行省（比如英格兰）都有自己的审判权，它和罗马教会分开，也独立于罗马教会；而且上帝的意愿一直以来就是国王们统治这些教会，国王只对全能的上帝负责。在这个欺世盗名的复古主义背后，这个“结集”的内涵和廷戴尔的书一样激进。
直到此时，亨利也还是没有下定决心要和罗马决裂。他的律师和神学家团队旋风般扫过欧洲各大学，发布足以动摇教皇的言论。只是，皇室明确的保留态度和耐心终归有穷尽之时，亨利开始采取行动，说话行事都像君主和首席祭司。对着一群惶恐的教会人士集合——本来亨利召集他们，要指控他们为异端的——他进一步说也许他个人应该动手来翻译《圣经》，这样可以送到每个俗人手里，他就能判断是否合适和正当了。面对着皇帝的大使，亨利让他明白，路德说的一些话有利于他。事实上，关于皇权无上的东西亨利读得越多，就越喜欢；这个计策可以恐吓教皇和英格兰主教们，使他们站在他的立场看待离婚；随后亨利内心里开始把这个主意作为一个自证的真理。你简直可以听到他禁不住高兴地用手拍着自己的额头，叫道：“我怎么这么笨，以前就没看到这个？”
国王自大，为人从不低调，此刻更是等比例放大，那就需要很多宫殿来承放——到亨利八世在位后期，一共盖了50座宫殿，其中一些最伟大壮观的本来属于沃尔西，这时候转到国王手里。这就是伦敦的约克广场（York Place）重新命名为白厅（Whitehall）。安妮亲自去视察，看是否适合居住；亨利的宫廷生活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剧院，汉普顿宫就是他表演的舞台。没有什么比填充它的广阔空间更能表达皇家气魄了，每天弄来1000人吃吃喝喝，全部费用由国王买单，雇了230个仆人为他们服务。仅仅储存肉类的柜子就有3个，专门设计1个水箱放养活鱼，水从外面的喷泉抽进来；香料、水果；6个巨大的壁炉；3个巨大的地窖，能存储300桶葡萄酒和每年喝掉的60万加仑麦芽酒。这一切的中心，由皇家私人枢密院悉心保护以免不恰当地曝光。他是英格兰的新恺撒，40岁的国王，魁伟专制，高高在上，他的姿态特意说明了他要恢复罗马皇帝的权力。
那么从1530年夏天，亨利说话开始带“皇帝的”一词，就不奇怪了，他刻意算计好使用这个词的频率。自然皇帝不承认人间还有更高权威。安妮的兄弟乔治·博林，与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对教皇特使说：“英格兰不在乎那些教皇，哪怕圣彼得再生也不行，因为国王在自己的王国里，就是绝对皇帝兼教皇。”后来在1533年，他设计了法令压制英格兰教会向罗马申诉，在法令的序言里又提出来这套说辞，声明是这样写的：“英格兰疆域是一个帝国。”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罗马没有裁决，亨利变得越发咄咄逼人。他不会接受教皇命令，他告诉他的使节们，教皇自己就是个有名的私生子。到1530年11月，他公开宣布自己就是“神职人士”的“首席”。
也许教会人士都想着，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毕竟，前任们曾经和亨利二世，还有约翰都曾有这样的过节——但是，等待他们的事格外惊悚。1530年年末，发布了惩治蔑视国王罪的法令，叫作冒犯国王的“轻微叛国罪”（lesser treason，但处罚是囚禁和没收财产），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William Warham）第一个被判这个罪名，更多主教紧随其后；最后，因为大家坚持教会法庭，全体教会人士都以这个“轻微叛国罪”名义被判为共谋犯。一开始，他们想用10万英镑买通亨利，但亨利闻到了他们害怕的气息，加重打击，要求承认自己“最高元首”（Supreme Head）的头衔。他鼓励议会对类似不满持续进行恶战——教会法庭、什一税、神职人员可疑的世俗性，亨利摆明了他要无所不用其极。1532年春，他开始动用死刑。揭发出教士对教皇的誓言和他们每年付给他的钱款后，亨利问，他们真正的忠诚到底在哪里？“亲爱的臣民们，”他在一个特别召集的代表团面前咆哮，“我们都以为英格兰的神职人员是完全属于我们的子民，可是现在我们很清楚，他们只是我们一半的子民，是的，几乎快要不是了。”
面对这样的大问题，教会严重分裂。也还有些硬骨头，如约翰·费歇尔，坚持为王后凯瑟琳慷慨激昂地辩护，他还相信损害教皇的权威等于瓦解基督教世界的团结。但其他神职人员开始一厢情愿：国王可以做“最高元首”而不一定是教皇，他们自己也许可以是某个叫作“英格兰教会”的一部分。1532年5月，高温化解了对抗，托马斯·莫尔辞去大法官，费歇尔主教继续游说国王；但他的大部分同僚提交了奴颜婢膝的《教士投降书》（Submission of the Clergy），按亨利的要求全面屈服：未来教会集会要由皇家法令召集；没有国王同意不能通过新的教士法规；而现存法律将由国王指定委员会审议，这是一败涂地。无疑此时在英格兰，教会只有一个主人，他当然不是住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位。
这是一种改革，但还不是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还没有触动教义的核心，做弥撒时依旧保留着基督的真实代表，还要求祭司保持单身，各处还矗立着修道院，用拉丁文祈祷和诵读《圣经》。既然亨利找到办法离成了婚，安妮挺着大肚子，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由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加冕了，对传统教会的干预也许应该可以告一段落。
可干预没有停下，这是因为这一对整个英格兰历史上无出其右的工作搭档：托马斯·克兰默和托马斯·克伦威尔。拿掉其中一个，英格兰宗教改革都不会发生，或者起码不会以这种方式进行。他俩的议事日程总比国王的还要大胆，二人都有很强的个人和宗教动机来推进改革事业。在克伦威尔这里，是权力和威望，这个普特尼（Putney）织布工的儿子，死的时候头衔是埃塞克斯伯爵（尽管没有死在伯爵府里）；尽管信念甚深，克兰默玩的游戏更危险。就在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前，他和一个日耳曼女人玛格丽特秘密结婚，这样他亲身实践了路德最令人震惊的革新。克兰默还坚持老罗拉德派的观念，为普通人提供英语《圣经》；当然他不相信这就算给每个人颁发许可证了，不是每人可以自行生发出自己的版本做公用。那会产生宗教混乱。克兰默和克伦威尔一样，秉持文艺复兴观念，即在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度里，要有一个强大的君主。要从上面给予人民他们官方审定的《圣经》，不允许存在其他版本。
1539年由克伦威尔授权出版的《大圣经》（Great Bible）的卷首就是一幅秩序井然公平的独裁主义英格兰教会插图，上方是国王——皇帝兼君主祭司直接从天父那里接受“上帝之词”（Verbum Dei，Word of God），俨然所罗门王，然后传递给两个可信助手，左边的克兰默是精神疆界首领；右边是克伦威尔，世俗领域的头儿。他俩又继续往下传递给大群感激不尽的神职人员和俗界众人。
托马斯·克伦威尔大约是英格兰统治者里最不动声色的人，但并不是由他发明的都铎王朝高压政治。他曾是沃尔西的勤勉学生，学会了老师那套高压方法；但毕竟是国王本人在继位后的第一年里，想出了那个绝妙主意，摆开架势，审理并处死其父亲的大臣们。审讯托马斯·莫尔时，克伦威尔肯定提醒过莫尔，他自己并没有反对，也曾运用权力保障对罗马忠诚。但克伦威尔知道，为了亨利自己必须做恶人，这是后手：需要动用下三烂手段时，他会密谋撒谎，以便卫护国王使其免受恶名。最重要的是，克伦威尔非常清楚亨利永远搞不定；要宣布与罗马决裂，然后指望每个人都放下身段，公开宣称对国王忠诚，要做成这事儿怎么弄都不够；他预计会有一场战斗，就准备着恶战。
克伦威尔很明白，在这场战斗中，教皇迟早会动用他最有力的武器，即开除教籍。如果国王要取胜（约翰就在这里栽的跟头），最好是准备用政治语言就是爱国主义来回击，这或多或少有点新意。必须在英格兰掀起新的自主权意识，发挥它的潜力。要把罗马妖魔化为“外国人”和“敌人”，那么只有议会这个英格兰民族的声音，制定法律规定皇权无上，这样用爱国的欣快感当头重击、爆破般炸响的欢呼和高喊“英格兰、英格兰”大队行进的啦啦队，才会消除大家的不安。雇佣托马斯·斯达基（Thomas Starkey）和理查德·莫里森（Richard Morison）这样的宣传家，把这个紧张的变化，表现为一种全民觉醒。教皇这时被称作“罗马主教”，他顽固的拥护者则是“老爹主义者”——这个词当时还闻所未闻。“老爹”一词从教会服务里剔除出去，布道以最高元首名义进行。
在这部仇外的宣传机器上，克伦威尔加上了沉重的国家恐怖机制。必须宣誓承认皇权无上、承认亨利和安妮的继承人合法，以及玛丽小姐（这时不再是公主）非法。侮辱新王后是叛国；说国王分裂教会或异端也是叛国；将这些写下来或腹诽还是叛国，这在英格兰历史上是第一次，大家会因言获罪。
克伦威尔将英格兰变成一个可怕的、啜泣的、心惊肉跳的地方，告发是假装圣洁的责任，无数卑微的小人物被处决，处决他们的人抗议说自己只是在做正确的事。许多人一不留神就成了牺牲品。阿玛达斯（Amadas）太太自命为预言家，大声说国王被“上帝之口诅咒”，预言他会被流放，苏格兰人将要征服英格兰王国。威尔士祭司威廉·艾普·利（William ap Lli），想让国王到斯诺登来站着，“他会把国王浸入水里，没到耳朵，直到他的头颅变软”。牛津郡接生婆说她很高兴侍候凯瑟琳王后，至于安妮嘛，就不适合自己这样的人啦，她是个“婊子，妓女，人尽可夫”。
这些人都是大嘴巴，但托马斯·莫尔的嘴巴可是铁将军把门。他让大家知道，议会有权决定继承权；至于最高权威本身，以及废除英格兰的教皇司法权，莫尔对此一言不发，也不起誓。克伦威尔把他和费歇尔一起送进伦敦塔，还有听取国王忏悔的人。克伦威尔指望他们三人能让步。后者是真的收敛了，就被释放了，但是费歇尔不肯住嘴，而莫尔金口不开。教皇封费歇尔为红衣主教，亨利怒不可遏，莫尔和费歇尔被当成忘恩负义者和叛国者的典型，原定处罚是绞死、溺毙并分尸，后来国王开恩，只发落他们砍头。可是，尽管二人都英勇就义，却并非为了任何其他人的自由。被判刑后，莫尔让大家知道，他一直反对皇权无上，因为这是上帝嫌恶的；如果他继续担任大法官，必定会和克伦威尔起诉他一样卖力地推行他自己的真理版本。
1535年到1536年初，克伦威尔的忠实追随者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像他的强权体制那样，任由他们闪电般奔袭“探望”各修道院。1.5万名僧侣和修女被赶出来，这一古老的生活方式完全被毁，这种情况几乎和热心宗教改革扯不上边，首先是受金钱驱使，看起来和欧洲天主教会的冲突不可避免，洗劫修道院教堂是用以充当备战资金。克伦威尔冠冕堂皇地开展这项工作，打的旗号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修道院，清算不能自给自足的衰落修道院，将其财产和土地转给皇家后再出售，一部分僧侣修女合并到规模更大运行更好的修道院里。但克伦威尔的飞行小组——利（Leigh）和莱顿（Layton），艾普·里斯（Ap Rees）和特瑞贡威尔（Tregonwell）降临女修道院，要求住宿，修道院院长们吓得浑身发抖——可不是他们自以为的革新者那样。一开始，他们干这事儿就有点取乐过头了，“我将隐匿叛国罪名加在他头上”。克伦威尔的一个打手写报告给他的上司，说道一个落到他手里的小隐修院院长：“用我能想到最坏的名字叫他无耻的叛国者，他一直跪在地下，不断向我求饶，叫我不要将他做的坏事告诉你。”这就是他们改革的乐趣。
克伦威尔的“探望者”们很快走遍英格兰的大部分地方——一次戏剧性扫荡就毁了121处房舍，深入北方1000英里。每到一处，他们就知道到底要什么：一份自我定罪的目录，包括性、欺骗、阴谋和迷信。性在清单上是第一位有助于忏悔的罪行，越下作越有效。“鸡奸”这个词（sodomy，有时候指同性恋，有时候只是手淫）在报告中反复出现。“无节制”——另一个他们爱用的词——意指两性间通奸，修女生子、男女修道院院长睡在一起，外加口头诽谤国王王后、顽固服从罗马，或者只凭沉默就可以怀疑成“阴谋”。“探望者”们的最大成果是“迷信”，他们拿走车载斗量的据说是神圣的遗物——成罐成罐可疑的黏东西，说是圣母的奶水；锈迹斑斑的铁器被推崇为“圣彼得的铁链”，怀孕妇女分娩时将之绑在身上，这些都是克伦威尔娱乐清单上的物品。在布里的圣埃德蒙（St Edmunds），“探望者”们“在审查中花了很大力气”，修女们还是保持沉默；在修道院，他们中了头彩，修道院院长喜欢赌博，“很喜欢玩牌和掷骰子”；修道院大门是为妓女出入的旋转栅门，橱柜里倒出五花八门的神圣垃圾：“圣劳伦斯烤过的煤，圣埃德蒙剪下的指甲，圣托马斯·坎特伯雷的卷笔刀、靴子和治头痛的头骨。”
对成千上万被赶出来抛进世俗社会的男男女女来说，1536年和接下来的几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没有其他英格兰革命进行了这么大规模的财产再分配。对威尔特郡拉考克（Lacock）这样的小修道院讨价还价，忠于新秩序使他们保住了修道院的建筑没有变成一堆瓦砾砂浆的废墟。它从前的居民被遗忘了，或者变成了家人传说中的无头修女和幽灵僧侣。这些收入充实了国王的金库，解散修道院让亨利有足够资本，面对天主教势力可能打击他的最糟局面。这是现实政治的成就，沃尔西再疯狂也想不出这个点子。
但是克伦威尔曾经和沃尔西非常亲近，足以从红衣主教的命运中吸取谨慎的教训。清醒点吧，除非真以为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小心提防那些被中伤的贵族，不管他们脸上的笑容多么屈尊俯就，他们骨子里鄙视你这个暴发户，追逐权力的、手上沾满墨水的乡巴佬。国王才是你的救命福音，去做国王自己都还没有想到的他需要的事，他们就不能动你一根毫毛。克伦威尔很痛苦地意识到，亨利想要的是一个儿子，他为之绝望、痛苦、悲伤。而安妮，直到那时都没有给他这个承诺了的奖赏。1533年9月，一个女婴伊丽莎白诞生了，亨利把手放在孩子头上，承认她是自己的合法女儿，希望下次运气更好。18个月后，安妮又怀孕了。1536年1月，好消息更多，阿拉贡的凯瑟琳死了。“赞美上帝，”亨利说，“我们不会打仗了。”也许就是此时，克伦威尔的预测机制嘤嘤嗡嗡地启动了。既然查尔斯皇帝的姑姑凯瑟琳已死，何不让他与亨利和解呢？但是，和平的代价是玛丽小姐重新合法化，而这可不是安妮会同意的，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她必须被除掉。
安妮怀孕的结果改变了一切。1月19日，她流产了，是个男婴，这个灾难重新唤起亨利的悲观愤怒。“我明白了上帝永远不会给我男性继承人。”他敷衍着安妮，告诉她说等她能下床了就来见她。他四处乱打，要找些人来顶罪时，黑色精神抑郁症开始演变成某些更加荒诞不经的念头，不是上帝而是魔鬼把他带进了这桩婚姻，他被巫术引诱进去。众所周知，巫婆会使人无能为力，阳刚的国王出了点儿小岔子，这件婚事不明不白，注定没有好果子，这就需要马上驱邪。
克伦威尔知道几乎不会有人惋惜博林一家，凯瑟琳的死又激起大家对玛丽小姐的无比同情，诺福克和萨福克公爵嫌恶安妮的家族贪婪，认定他们是傲慢的暴发户，克伦威尔自己也没有把这一家子放在心上；博林一家现在妨碍国家大事，这就够了。但他敬畏安妮，不敢有半点儿马虎，假如要除掉她，她和她身边的人都得清除、摆平，必须做得滴水不漏。
因此他精心炮制编造出一个半色情半瞎猜的纯粹恶行：调情。文艺复兴时代宫廷里司空见惯的时刻——五朔节柱（May Day tilt）下安妮扔下的手帕不是国王的；安妮和一个年轻人跳舞，也不是国王；安妮的一次飞吻，安妮窃窃低笑——都被克伦威尔歪曲、编造成反神圣的、背叛的性狂欢。对安妮的审判中，一个起誓证人说：“王后每日只顾意志薄弱的肉体情欲，引诱了国王的日常仆人，与各种各样的人私通。”看起来，安妮和每个人都有一腿，宫廷乐师、内侍（Groom of the Stole）、国王的网球搭档弗朗西斯·威斯顿（Francis Weston）、侍臣威廉·布瑞里顿（William Brereton），甚至她自己的兄弟。安妮像疯狂的麦瑟琳娜（Messalina）引导恶魔般地不忠狂欢，也许是要拿所有这种杂乱性交来冒充不能生育皇室继承人的毒果。
木匠的儿子宫廷乐师马克·斯米顿（Mark Smeaton）屈打成招，为克伦威尔利用司法实施谋杀提供了一片合法性的遮羞布。4月27日，斯米顿的招供呈现给亨利，他对里面的每一句话供认不讳。三天后，伦敦塔里大炮低吼，她的第一批朋友被关了进来；安妮怀抱着还是婴孩的伊丽莎白，绝望地恳求国王，试图让他明智起来，然而这是徒劳的。克伦威尔放出的恶魔吓坏了众人，大人物和善良的人都纷纷各自捞救命稻草。安妮的叔叔、迷人的诺福克公爵主持私设法庭。如果没有安妮，克兰默还能继续在剑桥学院里烤着他自己的马芬蛋糕，这时大惊小怪又愁眉不展。他原本相信王后是世上最高贵最贞洁的女人，但是现在认识到自己受到了最恶毒的蒙骗。最令人作呕的是她的父亲，为了自保，托马斯·博林决定假认那些通奸都是真的，他保住了自己的命，任他的孩子们去送死。其他安妮的故知旧友都岌岌可危，她的旧情人托马斯·怀亚特也因通奸嫌疑（还能是别的什么罪行吗？）被捕，送到伦敦塔里，通过钟塔牢房的一个格栅，他看到了安妮的兄弟和朋友们被处决的情景：
钟塔指给我看这幅世相
在我脑海里日夜挥之不去
这里我的格栅外看得真切
一切恩宠，荣耀，或权势
王座周围雷霆咆哮
两天后，5月19日，流产后整整四个月，轮到安妮了。作为一个特别恩惠，从法兰西引入一个专业剑客，据说安妮告诉伦敦塔看守：“我听说刽子手很好，我的脖子很纤细。”接着她双手环绕自己颌下，大笑起来。断头台上，她穿着镶白貂皮的黑色缎子衣服，说道：“我到这里，不想指控什么人，也不想对给我的指控和死罪说什么，我只祈祷上帝保佑国王，给他长久任期，但愿他对你们比从前任何君王都要温柔和仁慈。”观看英格兰第一场王后死刑的人中，包括她的叔叔诺福克公爵、托马斯·克伦威尔、萨福克伯爵和伦敦市长大人。怀亚特的妹妹玛格丽特是服侍王后直到最后的几个贵妇之一，诗人自己通过小格栅目睹了最后一幕：
这些血腥日子已使我心碎
欲望，我的青春都已离去
虽然这样，怀亚特还是在安妮被杀之后活了下来，还和克伦威尔走得近了，后来被赏赐做了肯特郡长。
斩首安妮安慰了亨利八世。安妮被处决前一天，他让克兰默以她通奸的名义解除了两人的婚姻，这就让伊丽莎白像玛丽一样变成了私生子，这个事实使那个姐姐玛丽很高兴。行刑后第二天，国王宣布和简·西摩尔（Jane Seymour）订婚，18个月后，他又一次当上父亲，这次是个盼望已久的男孩；而这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他再次做了鳏夫。嗯，这没关系，一个王后总算已经不辱使命。
据说安妮·博林的死讯传到多佛尔的时候，教堂再次一齐点亮蜡烛。绝大部分英格兰人，尽管和罗马决裂，依旧自认是天主教徒，她的死对于他们称为异教徒和二便士文人的那些人，仿佛是迟到的审判。既然国王现在不再被蒙蔽，他们以为他会让事情回到旧轨道上去。当没有立即恢复原样时，他们便自己赶过来，要将他从那些邪恶的大臣手里解救出来，显然是他们妨碍了国王的真实意愿。大家打着基督五伤旗（Five Wounds of Christ），大约1万人从东部和北部来，要求恢复旧规矩，或者说是请愿，因为他们为首的罗伯特·阿斯克（Robert Aske，与他之前之后的很多起义者一样）采取一种忠心恳求的姿态。他相信，他们这一群人唱着赞歌是前来朝圣而不是造反，是恩典朝圣。他们相信只要国王摆脱奸佞之徒克伦威尔和克兰默，他真心想做的事应该就是：恢复修道院、还玛丽合法地位、像沃尔西与莫尔那样热切地起诉异教徒、保留旧礼仪。
这支十字军正如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燃起了燎原之火。到1536年12月，基督五伤旗下，汇集了大约4万人之多。这时候，不仅仅是阿斯克这些乡村绅士，就连北方主要贵族如珀西家族都卷了进去。实际上，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以地域划分的宗教战争行动——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也是这样——北部西部的天主教反对东南部，东南的改革思想强一点，或者说，最起码，统治势力更强大些。然而，短时间里，因为还无法组织起足以抗衡并打败叛乱者的力量，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假装至少愿意倾听他们要大赦和恢复天主教的要求。以反对福音派闻名的诺福克公爵，刚刚将自己的侄女安妮送上断头台，被派去唐克斯特（Doncaster）干这件肮脏勾当。他沉着应付，代表国王同意了大部分请求，除了恢复修道院。罗伯特·阿斯克扯下基督五伤标记，宣布：“我们不要别的，只要我们国王老爷的徽章。”朝圣者们欢天喜地地回家去，相信国王，相信他的善意，能让大家如愿以偿。
当然，这是1381年计策的翻版，当时国王就是这样安抚农民起义作为缓兵之计的。一旦迫在眉睫的威胁消除，亨利远比理查二世做得更绝，对起义者极尽残暴、疯狂报复。“我们的欣喜，”国王给诺福克公爵写信，“是你应该给每个城镇、村庄、小村子里那些冒犯我们的很多人，带去恐怖的处决，要给所有其他人一个可怕印象，使他们以后再不敢这样。”自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他同意也这么做了。
不同派系从这次恩典朝圣得到各种教训，像诺福克公爵这样思想比较传统的人，相信这事表明有必要采取更深入的改革措施，以绝后患。但克兰默和克伦威尔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无意中把天主教和叛国罪连在一起，给了他俩一个机会，更快地把他们的理论进攻推进到一个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步。1538年，克伦威尔给神职人员发送了一批新的“禁止令”（Injunctions），预计好大肆利用“迷信”威逼屈从。他的目标是那些使大量人群坐到一起来的传统宗教圣事。因为他非常懂得群众，尤其在他们相信基督和圣徒都站在他们那边时，就会有勇气做那些单个人不敢做的事。因此，禁止朝圣、圣徒纪念日、圣物展示，公开捣毁焚烧最异乎寻常的敬奉物品，这样做才能更好地震慑轻信者。在一次恐怖行动中，为了省事儿，烧化圣德斐（St Derfel）一具屡现奇迹的塑像的同时还烧死了一个拒绝接受新命令的圣方济各会修士。
英格兰两个最有名的朝圣圣陵是眼中钉。在坎特伯雷，雇来福音派游方剧作家“‘坏脾气的’约翰·贝尔”（John“Bilious”Bale），重写贝克特故事，剧本《贝克特叛国》（Treason of Becket），讲背信弃义的大主教死于扭打意外。这个剧在坎特伯雷上演的同时，克伦威尔的破旧习暴徒们心领神会地毁坏圣陵。不再有老太太跌跌撞撞地走到墓前祈祷痊愈；肯特郡大路上也不会再有赤脚前进的队伍。在沃尔辛厄姆，27年前，亨利前来献上生子感恩的地方，烧毁了圣母像；1538年的功德簿，史无前例地记述着：“国王大蜡烛款；修道院院长薪水：无。”
克兰默和克伦威尔在赌博，只要他们用破坏偶像行动打击国王的家天下之敌，他们就是和他在一条船上；但他们的信心放错了地方，亨利年纪渐长，王权无上（好）与新教改革（坏）之间在他头脑里的分别变得更大更绝对，而不是相反。毕竟，从他父亲和祖母的年代起，赎罪券和对无名氏圣徒的极端崇拜，作为天主教改革的一部分，就已经是批判对象。在所有最冒犯新教主义的教条问题中——做弥撒时基督形象真实出现，教士独身主义，做好事即能灵魂得救——亨利不只保守，他就是个纯粹的正统天主教徒。所以当克兰默及其门徒抛出《主教手册》（Bishop's Book），公开宣扬浓厚新教色彩的新教会版本时，亨利不仅拒绝认可，还在书上一页页地加上自己的校勘。在第二版《大圣经》序言里，克兰默明确说道，这是给“各色人等，即男人，女人，年轻的，年长的，富的教士，穷的教士，俗人，老爷，夫人，官员，佃农，普通的人，处女，妻子，寡妇，律师，商人，不管什么状态和条件的一切人”。但是亨利可不愿这么包罗万千信众，1543年，他明确禁止女人和低等人（就是说，他的大多数子民）读英语《圣经》，以免误入歧途。对很多人来说，权利被这样剥夺很伤感，在一种宗教小册子的书皮底纸上，有一个牛津郡牧羊人题词：“我买这本书的时候，刚刚废除了牧羊人不许读它的教规，我祈祷上帝会纠正这个轻率的法令。罗伯特·威廉姆斯（Williams）记于塞恩特博里（Saintbury Hill）山上放羊时。”
克伦威尔尝试让亨利和日耳曼公主缔结婚约，从而向路德派君主联盟看齐，这时他是得寸进尺了。一旦亨利发现，她远不及荷尔拜因小肖像显示的那样可爱动人，他与可怜的克利夫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的联姻立即告吹。克伦威尔这时刚晋升为埃塞克斯伯爵，诺福克和萨福克二公爵组织了一次宫廷政变，将他扫地出门，一如他曾经对敌手那样的冷酷无情。议会通过《六法令》（Six Articles）宣布教士结婚非法，违者将处以死刑，支持做弥撒时基督真实出现。不知怎的克兰默逃过一劫；当然，他在国王面前死守着自己的婚姻秘密，而且，他为克伦威尔稍作辩护后，就谨慎地否认了他，和先前否认安妮一样。尽管国王知道他受到了误导，还是在感情上和大主教藕断丝连，毕竟后者曾指引他经历了这么多风暴，尽管真正的神学力量越来越多地落到更保守的主教们手里，如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等人。
亨利八世在位末年，无论在身体力行和神学思想方面，他都趋向于更刻板的风格。此时他50多岁，曾经在网球场上能使人发狂爱慕以致昏厥的好身板已变得肥胖臃肿，因关节僵硬而笨拙，弄了一辆小车供他坐着在汉普顿宫里从一个房间推到另一个房间。可是，有那么一刻，他昏庸得自欺欺人，认为诺福克公爵正当年的侄女凯瑟琳·霍华德和他在一起最幸福，他尴尬地扮演着健壮丈夫的角色，直到他发现五号王后（不像二号王后）和她的表哥托马斯·卡尔佩帕（Thomas Culpeper）上床。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正适合亨利走下坡路时的需要：护士、保姆阿姨、女看守三职合一。他发脾气，她迁就他；亨利刚愎自用地认为自己还是伟大的战神，她纵容他，导致他发动对法兰西的最后灾难性一战。当他的战利品“玛丽·露丝”（Mary Rose）号战舰在朴茨茅斯（Portsmouth）港口沉没后，好像整个沉重的亨利式帝国幻想也随之一起沉入大海了。
亨利最足以自慰的空想中，主要是这个观念：多亏他踩下刹车，才使全英格兰从痛苦分裂中愈合。荷尔拜因工作室里为理发师外科医生行业学会画的巨幅肖像上，亨利看上去不仅是神秘的英格兰恺撒，还是“伟大的医生”，这正是国王自己希望的样子：都铎巫医把英格兰的身子放到手术台上，切除了教皇迷信的溃疡，病人已经痊愈；全英格兰都不胜感激，手术大获全胜。
当然，除了不成功，亨利的后继者是他的三个孩子。什么样的精神和政治最适合英格兰，他们三人的主张，每一个都大相径庭。爱德华无疑是他的继承者，他和两个同父异母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一起，三人引领着英格兰，从激进的新教福音派到同样激进的天主教主义，穿越了信念的光谱，折射出截然不同的色彩。这时候，英格兰教会前进的方向比起历史上任何时候来都更取决于皇室出生、婚姻与死亡的博彩，而不是建立在任何忏悔程序上。
亨利的葬礼一如其生平之壮观，令人难忘，并没有预示着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为了他的灵魂宁静，人们颂唱挽歌和弥撒，他的肥大内脏被礼节性地葬在白厅。最保守的主教们——温切斯特的史蒂夫·加德纳和伦敦的埃德蒙·博纳（Edmund Bonner）——依旧待在自己的教区里，但就在亨利八世任期的最后一年里，天主教派已经自信过头地做了致命的妥协，萨里伯爵上了断头台，他的父亲诺福克公爵成了伦敦塔里的一个囚犯。这样，爱德华的教父，同时又是先王遗嘱执行人之一的克兰默就成为爱德华时期文化革命的一个关键人物。没过多久，克兰默留起胡子，使自己看上去像《旧约》里的先知，唱起了一个新调门。有一次布道时，他讲到那个9岁孩子时，拿他比作约西亚（Josiah），约西亚可是以色列的少年国王，其使命就是打破偶像崇拜。小爱德华庄严肃穆地把这话听进了耳朵。尽管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礼上，圣爱德华马刺必须取下，以免绊倒他，他依然是上帝的小十字军骑士。在他的任期内，发生了全面彻底的宗教改革，使得他父亲在世时发生的一切，相比之下，就是暴风骤雨前的微风细雨。
克兰默主导精神领域；萨默赛特公爵兼护国公爱德华·西摩尔提供人手，他们合力发动了真正的改革。1547年，爱德华继位第一年，王室枢密院发布一个特别“禁止令”，禁止了所有的传统习俗和仪式。圣烛节（Candlemas）不许再有蜡烛祝圣。受难节（Good Friday）不得再对着十字架哭泣。圣灵降临节，圣保罗大教堂屋顶上不再放飞鸽子。第二年，没有了宗教协会和兄弟会，取而代之的是教堂里指定的穷人陪审席。任何圣徒崇拜和游行，即使以前躲过了克伦威尔的攻击，这时也全被废止了。没过多久，爱德华亲自过问，在嘉德授勋时，摒弃提到圣乔治的任何说法。古老教堂的碎屑装满手推车和四轮马车：十字架、彩色玻璃、圣衣、器皿、钟塔上的钟都被拿掉了。在达勒姆，一个特别行动队员在圣体节大圣物匣上上下跳蹿，确保将它踩坏。石灰水桶被拎进英格兰教堂，用来涂掉壁画；八成就在这时候，宾汉小隐修院的圣徒壁画被涂白了。礼拜中没有声音或可观景象，“可惜啊，真会扯，”一个女人发愁了，“我们能在教堂干什么啊，既然所有我们习惯的神圣景象都不见了，我们以前能听到的管乐、歌唱、吟诵和管风琴演奏都再也听不到了？”
1549年是爱德华继位的第三年，剔除了名声不好的文学作品，英语翻译的《圣经》取代了文学的地位。整个爱德华任期内，有不下于60种翻译版本的《圣经》出现，所有亨利不想让他们得到《圣经》的福音派危险分子现在都拿得到了。宣道书向普通人解释，灵魂得救是上帝恩典的免费礼物，而这是他儿子的牺牲换来的。一本新的《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使英语成为教堂服务的主要语言，这还是史上第一次所有教区都要用它，洗礼时不再用盐驱邪，婚礼上不再做戒指祝福。
想知道爱德华革命是怎么回事，就到格洛斯特郡黑利斯教堂走一趟。几年前，安妮·博林派专员去修道院视察十字架，据说它浸染过基督的血——他们揭穿血迹其实是用蜡和鸭血伪造的。但是，1550年，发生在教堂的事远比这过激。教堂东端，原本供奉着石头祭坛，象征基督血肉的酒和面包的地方，一张普通木桌子放在中央原来高坛的位置，身穿白色法衣、打扮成教区官员模样的祭司，破开面包，递给坐在他身旁的人们。教堂重新设计，昭示着废除了祭司（还是这么叫他）和信众的距离。屏风本来是用于保护弥撒神秘性的屏障，现在它和接受圣餐的信众只一步之遥。他们与祭司汇集在一起，没有留下一点可以产生奇迹转换的空间，只剩一个基督牺牲的象征性回忆。好像这还不够吓人，1550年某时，祭司邀请信众参加圣餐礼，在教堂里前所未有地说起了英语——“亲爱的”，如此随意的称呼肯定使很多人不知所措；还有，比如受到一个名唤“鲍勃”的教士鞭策，使一些人很不舒服。更糟糕的是领圣餐时，男女分开在桌子两旁，难免使人想起乡村舞蹈的开场。
的确，爱德华时期宗教改革的一个后果，就是两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确实，这时候祭司也能够公开地和妻子生活在一起。托马斯·克兰默是第一位结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他编了一套英语文本的婚礼服务，首次不提婚姻关系神圣而说婚姻是人类道德关系，“为了互助、社交和舒适……这样，一方应该和另一方荣辱与共”。还有，因为婚姻不再神圣，就可以离婚中止婚姻，爱德华任期内，妇女可以因为丈夫通奸而办理离婚得到自由，这又是一个历史首创；因为这包括丈夫冥顽不化地与偶像崇拜的天主教主义“精神私通”！
此时，英格兰真的是支离破碎，首先是代际分裂。在改革最强势的东南部城镇里，爱德华这一代人关于1530年前教会的记忆荡然无存。少年，特别是男孩子目睹所有老物件——纪念品、塑像、玻璃——被特别行动队毫不费力地砸烂，那么，他们也能毫无顾忌地拿过时的教会闹着玩儿，向祭司扔石头，或者让他们在做弥撒时说笑话，还有不自量力者站在街角恶意攻击。一个愤愤不平的天主教徒迈尔斯·哈格阿德（Miles Huggarde），痛苦地抱怨年轻人“在神圣节日里，根本不进教堂，只会成群结队，在货摊边，蔑视过路人，或者说些他们自己发明的聪明话，引用他们的‘《圣约》’”。可是，在诺里奇和伦敦这些地方，一种特殊教堂吸引了年轻人，也是史上第一次可以聆听流动布道，有时候在室外，这成了消遣。实际上，可以去同一个地方——如泰晤士河畔私人花园——前一天看耍熊，第二天则是狂热的清教徒。一个个轮番布道，振聋发聩，关于人类邪恶的演讲，听得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有罪者吓得胆战心惊。这是他们的宗教——圣歌词句已转化为英语韵脚——他们感受到正义之师的成员忠实激情的汹涌波涛。
将新教主义的兴奋呼吁当作是某种愚蠢的反文化代表，怕是小看他们了，要扫除几个世纪以来形式繁复的习俗和不可置疑的权威，那些非常直白的号召既动人心弦又令人毛骨悚然。如果曾经发生过毁灭伪神道和假偶像的事，那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真理福音的纯洁，告诉大家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独自在经文里发现真理福音。这真是一次思想解放，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认可个人主义，那些经历过这个自由和自足思潮冲洗的人，仿佛获得新生：如饮净水，如吸纯氧。
罗马天主教一向被描述为母亲形象，那么，现在孩子们是时候该长大了，当然，不需要每个人都离家出走。16世纪40年代，在兰开斯特郡和康沃尔郡，年轻人和上辈人一样沿袭旧的生活方式，或者过着比他们更古老的生活。在西部北部，虽然意识到两个抗议克兰默新制度的主教埃德蒙·波纳和斯蒂芬·嘉德纳已经被投入监狱，他们的教区已经指派给了改革派。祭司还是偷偷摸摸、战战兢兢地用拉丁文做弥撒，然而，也有一些下死决心不计后果抵抗的。1547年4月6日，在海尔斯顿（Helston），威廉·博迪（William Body）在康沃尔监督销毁偶像的时候，在教堂前被殴打致死。两年后，在东南部因强制推行《公祷书》引起大规模叛乱，其高潮是围攻埃克赛特的35天，共4000德文郡人和康沃尔郡人死于萨姆普福德科特尼（Sampford Courtenay）的激战中。
更糟的是在牛津郡和白金汉郡，又爆发了反对《公祷书》的叛乱；因为高物价和圈地运动（land enclosure）加上对社会经济不满，在东盎格利亚，3000名工匠、城市手工艺人和自耕农在诺里奇外面的摩斯赫得·希斯（Mousehold Heath）扎营，起义情势更严峻。他们的头领是制革工罗伯特·凯特（Robert Kett），他“对所有绅士怀着满腔仇恨，视为死敌”，摩斯赫得的造反者特别提出，要禁止地主使用公地或用平民的耕地费养羊。这场叛乱也被镇压了下去，死了几千人，之后，萨默赛特当局威信扫地。一时之间，有动议要请玛丽公主摄政；但是，在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Earl of Warwick）这个大贵族的新首领支持下，克兰默牢牢把握着改革原则。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只变本加厉，没收多余的弥撒器皿，邀请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看你站在什么立场）新教徒来英格兰居住，到牛津和剑桥任职。
自然，没有国王本人的大力支持，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当他从孩童成长为少年时，爱德华六世越发显现出得其父真传，根本不是流行传说中脸色苍白的软柿子。爱德华和亨利一样，骑马、架鹰、打猎，乐此不疲；脾气也同样火爆（特别是得不到他认为适量的津贴时）；一样执着地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当教会最高元首，只是和父亲有一点不一样，爱德华对旧宗教毫不留恋。他的教育来自——和朋友亲戚一起，同父异母姐姐伊丽莎白，查尔斯·布兰登与玛丽·都铎的孩子们——热诚而知识渊博的新教徒们，包括他的导师约翰·奇克（John Cheke）。他从小就得到灌输，要炸毁愚昧罗马天主教主义者的偶像崇拜，要把它放在首位；要枪弹上膛，随时准备着。在他还只有10岁的时候，就让大家知道教皇“是魔鬼的真正儿子，反基督，是讨厌的暴君”。1550年，他得知同父异母姐姐玛丽不顾1549年的《统一礼仪法》（Act of Uniformity）已经宣布弥撒不合法，不仅坚持天主教崇拜形式，而且毫不掩饰这事儿。为了解决这件事，专门召开了触霉头会议，爱德华自己报告说：“玛丽小姐，我的姐姐，来威斯敏斯特见我。致意后，我的枢密院大臣叫她进了一个房间，宣布我已经忍受她做弥撒很久了。她回答道，她的灵魂属于上帝，她的面孔不会改变，也不想假装做些相反的事。”玛丽在感情上忠于她的弟弟，但她更忠于旧教会，事实上，之后她增加了弥撒次数，一天两次甚至三次。“当他们命令、禁止我做弥撒的时候，我就想着，和父亲当日在世时有一段时间那样忍受吧，”她说，“我像一个无知的小姑娘，我不在乎自己，也不在乎这个世俗世界，我只在乎为上帝服务和我的良心。”
无疑，玛丽这样坚定的殉道者情结，有着其原因：一是她妈妈的示范及其痛苦经历；二是后来几年，她从玛丽公主降格为非法的玛丽小姐所受的屈辱。但是到她弟弟继位时，她已经不是自以为的那么无助了。1543年，凯瑟琳·珀尔说服亨利八世，重新把玛丽和伊丽莎白列为王位继承人，还将两个女孩接到她的房子里居住。1544年画的一幅肖像，珍贵的石青蓝底色，显示玛丽不是传说中邋遢修女那样的怪物，而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公主，佩戴着珠宝，穿着光彩夺目的法兰西天鹅绒衣服。因为她父亲自觉愧疚，后来慷慨地赠送她大批位于东盎格利亚的宫殿和城堡。玛丽凭自己的地位，就已经大权在握。她还有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同盟，就是表哥查尔斯五世皇帝；假如不许她做弥撒，他就威胁说要开战；因为他好客，玛丽曾试图逃离克兰默的福音派体制，要投奔他。
1552年春夏，爱德华感冒了，发烧不止，后来恶化成呼吸道感染。福音派的守护人们很明白必须采取一些极端措施，否则玛丽要把英格兰拉回到宗教改革前的那个样子。15岁的病重国王与约翰·达德利也就是这时的诺森伯兰伯爵密谋，要阻止这个灾难发生，诺森伯兰动作敏捷，让儿子吉尔福德·达德利（Guildford Dudley）和简·格雷（Jane Grey）小姐结婚；她是那对著名的私奔者查尔斯·布兰登和玛丽·都铎的孙女，非常可靠的新教徒。爱德华肺部感染（不是肺结核）持续恶化，肺部化脓，迫使他长时间一阵阵地咳嗽。简·格雷和吉尔福德·达德利被命令赶快生育继承人，越快越好，但还是来不及了。1553年4月13日，爱德华去世。诺森伯兰招来简，告诉后者现在她已经是女王了，让人把皇室华盖罩在她头上；但是，作为这场先发制人行动的策划者，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没有确保先将玛丽锁起来，又把钥匙拿在自己手里。
诺森伯兰对民族情绪和玛丽本人的判断都出了错，这真要命。他的政变根本没有吓倒她，她讨还血债的时候到了，她决心像个十字军骑士那样战斗。她从自己在哈特福德郡亨斯登（Hunsdon）的家出发，向北穿过剑桥郡，在萨福克的福瑞林姆（Framlingham）城堡竖起自己的旗帜。这是诺福克公爵祖先的领地，公爵自己1547年起被关了起来，成千上万的人马上集合到她这里。因为长期以来，玛丽在天主教为主的郡里绅士和骑士阶层很受爱戴，这是事实，有些人记得她母亲遭遇不堪，有些人认为她会拯救他们，不再有宗教改革的外国做派，还有的人——也许绝大部分——尽管他们被迫和罗马教廷疏远，仍然相信玛丽应该继承王位，因为她父亲的遗嘱写得很清楚。所有这一切都是玛丽开启自己事业的充分理由，在伊普斯维奇（Ipswich），简·格雷女王海军的水手们哗变了；诺森伯兰自己队伍里的战士逃走，聚集到玛丽旗下。在剑桥，诺森伯兰假装可怜地把帽子扔向空中，喊出“上帝保佑玛丽女王”，想要保住自己的头颅。玛丽骑着一匹白马，眼里含着泪水，检阅了1.5万人的队伍。她宣称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谁又能说她说得不对呢？
1553年9月，玛丽凯旋，乘双轮敞篷马车进入伦敦，街上铺满了鲜花。一时间，她看起来要把时钟拨回到从前亨利八世在位期间的那个保守时光。她接见了妹妹伊丽莎白，后者来向她致敬（谨慎地带了2000骑兵组成的小部队）；把波纳和嘉德纳两位主教放出囚牢；让议会赶快废止爱德华任期内的所有宗教立法。但实际上，玛丽的使命更加激进反动，她不只要教会回到1546年那个样子，她还想要它回到1526年那样：服从罗马教廷。当她宣布解散修道院时卖出去的土地不能恢复，几乎没有人反对，教皇使节红衣主教博尔（Pole）从流放地回来。1554年，议会上下两院屈服，对16世纪30年代以来所做的一切含泪悔罪。克兰默受到女王最严厉的指责，以分裂罪被捕，和其他冒犯的福音派主教一起，送进伦敦塔，女王下达命令教堂壁画重新画出来，恢复十字架雕塑、石头祭坛和拉丁文弥撒。1554年11月30日，玛丽正式宣布，英格兰教会回归罗马教廷，命令将这一天（正好赶上是圣安德鲁日）作为以后全英格兰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庆祝。
只有一件紧要急事在玛丽欢欣鼓舞中投下阴影：岁月不饶人。她已38岁，按16世纪的标准，要想怀孕的话早已超龄，她的神圣职责却是要生下继承人，确保英格兰忠于罗马。她一直把查尔斯皇帝当作保护神，因此选他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做丈夫才顺理成章，议会对此震惊不已，恳求她转而在英格兰范围内选择；甚至超级保守的加德纳主教也想打消她这个念头。坚定不移的女王小小地发了一通脾气，抗议说如果被迫与不喜欢的人结婚，她会在几星期内死去，不可能生出继承人。保护英格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菲利普结婚，他只有国王头衔，却要起誓保护、保存英格兰国体；如果女王死在他之前，他也被排除在继承人之外。菲利普本人其实没有兴趣将火刑引进到伦敦街头。但是，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这桩与西班牙的联姻，无疑让大家对女王的喜爱一落千丈，而且无可挽回。“女王打心眼里就是西班牙人，”他们这么说，“爱西班牙胜过英格兰。”
当托马斯·怀亚特带领3000名绅士和平民，从肯特一路来到伦敦城门口，似乎应验了悲观者的预言；他父亲是从前爱慕安·博林的那位诗人。爱德华在位时已经流行，并且大家公认重要的词——共同体与自由——是怀亚特宣传的显著特点。在宣传中他把自己包装成英格兰自由的保卫者，发誓“废除、阻止外国人”，至少在某些人的思想里，新教主义和爱国主义开始联系起来。
玛丽见风使舵，戴着王冠穿着国服，来到公会堂（Guildhall），声称（有点儿傻）是因为枢密院请求她结婚。如有不满，可以在议会讨论这事，但是当前人民必须和她站在一起反对叛乱。那么大家就站到她一边，2万多伦敦人志愿保卫城市。怀亚特的军队没能打进拉德盖特（Ludgate），随即迅速溃败、散去，他的事业和人生都败光了。自然，玛丽认为这又是上帝的功劳：标志着上帝赞同她的婚姻。1554年7月，婚礼在温切斯特天主教堂如期举行。菲利普大胆和气地对待他的大龄新娘，不像威尼斯大使，描述玛丽此时“没有眉毛，她是个圣人，穿着古怪”。西班牙随行人员发现英格兰人“苍白、粉红、爱吵闹”，从天主教堂出来时，他们赶上了经典的英格兰夏天气候，一阵瓢泼大雨。但是，没什么能浇灭玛丽的欣喜，在她孤独的人生里，生平第一次，她相信她有依靠了，她甚至相信菲利普是完美无缺的纯贞君主（这也好，她永远都不知道婚礼后几个月内，他就带着两个情妇去了荷兰），现在，有上帝和菲利普的帮助，她可以开始清洗被异端污染的英格兰了。
1555年火刑开始出现。三年内，玛丽烧死了220个男人和60个女人。开始时，火刑使人们警醒，到后来火刑使人们——不止新教徒或温和的天主教徒——感到恐怖。1555年11月，克兰默的死敌，年迈的加德纳主教临死前，大声疾呼反对火刑。菲利普及其最亲近的一些大臣都被玛丽日益狂热的激情惊得目瞪口呆，预计这会使人民疏远王室，他们猜中了。
玛丽开头就强调要展示审判，报复爱德华时期的宗教改革（可那时没有一个天主教徒被绑在火刑柱上）。第一批被烧死的人中有格洛斯特主教约翰·胡珀（John Hooper），他缓慢地死去，因为扔在柴堆上的火药没有爆燃。接下来是伦敦主教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和沃奇斯特主教休·拉蒂默（Hugh Latimer），二人被带到牛津，进行荒谬的审查，正式裁决他们的观点该当死罪。1556年2月14日，他们在百老汇街被绑上火刑柱。不久拉蒂默告诉自己共同赴死的同伴：“里德利大人，坦然面对做个男子汉吧。今天，我们将在英格兰点亮一支蜡烛，这是上帝的恩典，我相信这蜡烛永不熄灭。”对托马斯·克兰默的审判也放在牛津，他被迫站在高高的基督教天主堂十字架上（就是他自己热衷于销毁的那种东西），听取据说是他带给英格兰的罪恶连祷文。克兰默抵抗了一会儿，然后，发布了给他的火刑令。他屈服并签署一份放弃新教信仰的声明。如果克兰默指望这能保命，那就错了，相反，女王要求他在牛津大学的圣玛丽教堂正式声明悔罪，之后还是要烧死他。出乎意料的是，克兰默没有说什么赎罪悔过的话，而是公然重申自己的新教信仰，他咆哮着：“至于教皇，我拒绝认同他，因为这是反基督的。”[3]克兰默被人从讲坛上拽下来，拖到火刑柱上去，火点起来后，他将签署放弃新教信仰伪声明的手伸进火焰里，以示对其不诚实的惩罚。
玛丽烧死的绝大部分殉教者都是一般角色——织布工、蜡烛工、刀具制作者——很多人都很年轻，属于自己阅读英语《圣经》寻找真理并体会到兴奋的一代人。像罗林斯·怀特（Rawlings White）这样的人，他是个文盲渔夫，出钱让儿子上学，学会阅读后，儿子每晚饭后给他朗读《圣经》；一个穷瞎子女人德比郡的琼·威斯特（Joan Waist）攒钱买了《新约圣经》，付钱请人读给自己听。诸如怀特、威斯特等人简单有力信仰的生动事迹都记录在册。这本书比任何其他书，都更能定义英格兰新教；或者，毋宁说，它重写了历史，从而在某个意义上说起来，一直就是上帝的意志使英格兰命运和罗马教廷分开。这本书的名字是《殉道史》（Book of Martyrs），也叫《行状录》（Acts and Momments），作者约翰·福克斯（John Foxe），1563年伊丽莎白在位时首次出版。这书图（木刻）文并茂，把玛丽火刑变成了英格兰牺牲和救赎的民族史诗，正如基督为拯救人类牺牲了自己，受玛丽火刑的烈士们也是为了从外国暴君和反基督的统治下拯救英格兰而死。
蒂莫西·布莱特（Timothy Bright）本来是个医生，后被授予神职成为教士，1589年以方便携带的四开节略本（quarto format）出版福克斯的这本书，使它的影响达到最广；这时正逢英格兰侥幸逃过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打击。到这时候，毫无疑问，英格兰民族的命运历史都与新教主义息息相关；福克斯给予遇难烈士事迹的待遇仿佛更加证明他们不仅是精神牺牲品，某种角度来看，还是爱国者，不消说福克斯的书是宣传品，但它也包含着一个基本道德核心真理。不用说，玛丽的父亲在别处焚烧过更多异教徒，绝大部分人沉默不语，历史上关于“血腥玛丽”急躁的老套说法，比起在位时玛丽不可言说的残暴，那些都不足以冲淡她穷凶极恶的罪行。
事实上，越来越多人觉得玛丽和她的政府有些不对头，两次有消息说她怀孕了，两次最后都没动静，菲利普对自己作为丈夫和伙伴的关系深感不安，两次离开，女王承受着幻想破灭的痛苦，还得了卵巢癌或宫颈癌。1557年丢了加莱（Calais），真是丢脸，这是金雀花帝国最后的碎片——凑巧的是物价飞涨，城镇失业率高企——痛苦中的英格兰恍如又经历了一场瘟疫。托马斯·斯密斯（Thomas Smith）是激动人心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他说：“我从没有看见英格兰缺钱、缺人、缺有钱人……什么都没有了，只剩罚款、绞刑、大卸八块、火刑、征税、乞讨，还弄丢了海外堡垒。只那么几个祭司，竖起六英尺高的十字架，就把持了一切，以为万事大吉。”1558年11月17日，玛丽想着她那宗教主张不太可靠的妹妹伊丽莎白要继承王位，在巨大的痛苦和屈辱中死去。她还设法签署了两张额外的火刑许可证。
一开始，伊丽莎白就表明她要废除玛丽反宗教改革的过激部分，祭司在皇家小教堂里点亮蜡烛时，被告知灭掉它，“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但伊丽莎白是要恢复她父亲保守的改革教会，还是要她福音派弟弟的那种教会，谁也说不准。1559年，颁布《统一礼仪法》试图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二者都可以实践自己的信仰，革除了弥撒，再一次引进《公祷书》，但鼓励祭司单身，圣徒纪念日还保留在历法里。这样给各教区留下了很大回旋余地。
伊丽莎白不像她父亲自封“最高元首”，而是别出心裁，弄了个“最高统领”（Supreme Governor）头衔，毕竟她要结束宗教战争，它已经在英格兰政体上撕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在她的同父异母弟弟、姐姐的任期内，英格兰人关于真理、信念、服从的说法相互排斥，各自为营，两极分化情况不减只增。16世纪60年代，英格兰天主教徒可以同时忠于教会和女王，但他们只能接过伊丽莎白的赏赐，这只在英格兰教会范畴里起作用，可惜大部分人不满，认为这样不够；对罗马教廷而言，这又简直不值一提。因为16世纪60年代，反宗教改革派扮演挑起不调和战争的角色，矛头直指中心，不达目的不罢休，不允许忠实而与世隔绝的英格兰天主教贱民进入英格兰新教所指的异教徒教堂。如果在公开情况下，他们被迫顺应环境以免遭迫害，那么暗地里他们不得不找到秘密教堂，继续遵守老规矩。这时候，他们的职责是在英格兰之外——从西班牙、苏格兰的天主教女王、教皇那里获得帮助。1570年，教皇宣誓，任何刺杀伊丽莎白一世的人都会成为殉道者升入天堂，得到他的祝福。
不用说，隔绝神职人员，对教会来说就是判了死刑缓期执行，因为它的礼拜形式依靠祭司来完成。剥夺公开礼仪，就是彻底摧毁公共社区的整体感，这是旧教会赖以壮大的根基。那么英格兰天主教还剩下什么？是一种地下存在，一种流动教会，寄托于方便走私藏匿的物件：
小册子、微型雕像、珠宝、念珠串。在外国神学院训练的英格兰天主教神父走私进来，结果是送死，或者躲在富裕又有权势保护他们的天主教徒家里。因此，英格兰天主教最后是这样的：它在神父洞里找到了一席之地，原本在龙梅尔福德（Long Melford）隆重壮观的游行，降格为慌忙夺路的信仰。
【注释】
[1]这里指玫瑰战争。——译者注
[2]狐狸和熊，比喻弗朗西斯和亨利身型。——译者注
[3]新教认为，只有上帝是唯一最高的裁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