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的身体
高德福雷·哥德曼（Godfrey Goodman）开始爱上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才5岁，而她已经53岁。很久以后，当查尔斯一世在位的时候，他成了格洛斯特主教，依然记得1588年——正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猖狂的紧张年份——的那个傍晚，当时他家住在“圣克莱蒙教堂附近的斯特兰德街上尽头，突然有消息说（是12月的傍晚5点左右，当时天很黑）女王要到枢密院来，你想见女王的话，就快去”。高德福雷和朋友们撒开双腿飞奔过去，穿过伦敦街头到了白厅宫（Whitehall Palace），只见院子大门口两边站满了人，火把照亮四周。大约一小时后，伊丽莎白“很气派地”出现了，然后我们喊：“上帝保佑你，陛下。”然后女王转身，对我们说：“上帝保佑你们，我的所有好子民。”然后我们再喊：“上帝保佑你，陛下。”然后女王说：“你们也许以后会有更伟大的君主，但是不会有更可爱的君主了。”……这一幕给我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我们一整天什么也没做，尽说着她是多么可爱的女王，我们这辈子要怎么卖力地为她效命。
她对所有人都有这种魔力，尤其是男人，甚至当他们上了年纪，本来应该更加洞察世故却仍然难免。来自泰晤士河畔瓦尔顿（Walton-on-Thames）的约翰·塞尔文（John Selwyn）下定决心要向伊丽莎白展示自己的阳刚之气。一次在奥特兰兹（Oatlands）皇家公园打猎时，他从自己的马上跳到牡鹿背上，骑着它来到女王面前，接着用剑割断牡鹿喉管杀死它；毕竟，她被当成了戴安娜（Diana）[1]［更别提贝尔弗比（Belphoebe）、辛西娅（Cynthia）、阿斯脱利亚（Astraea）与塞林克斯（Sirinx）］[2]。尽管诗人和叙事歌谣作者们都歌颂她为女神，但是很明显伊丽莎白一世也是凡胎肉身。她无能、傲慢、恶毒、残忍，常常不公，更多时候优柔寡断得令人发狂：换言之，一个真正都铎家族的人。可同时，她又勇敢、聪明、能言善辩、看着赏心悦目，偶尔也有真知灼见。她魅力十足，处世精明；不论对方地位高低，她都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事实上，她才是不列颠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女政治家。极少因为恐吓而退缩，她也明白，说到底只有基于奉献的忠实才最牢固。那么，这种奉献是否大半因为她刻意控制公众形象才引起的，就无关紧要了。我们历史上哪个政权不这么做？伊丽莎白成功地做到使英格兰人为自己是英格兰人而高兴（不小的成就），让他们感到她比他们更在乎这一点。人无完人，但她的情况是，她是一国之君，唯一的问题是——是个大问题——她不能生育。
1603年2月，忧伤笼罩着伊丽莎白，同时她十分痛苦。因为喉咙溃疡，她咽不下食物，只能用调羹送一点点汤汁进入食管。双手长期受风湿病折磨，此时廷臣已不再吻她的手指，它们肿胀得太厉害，女王的加冕戒指已深深地嵌入了肉里，因而决定要锉掉它。不管她是否真的在加冕礼上展示过这戒指，表示她和人民绑在一起的婚礼标志，多年来，每个人都相信了这一点。一个叙事歌谣作者写她对她的追求者——快乐的英格兰，这样唱道：
这是我的手
我的爱人英格兰
我全心全意都和你在一起
永不离弃
你可以确定
直到死亡分开咱俩
这时，分离的时刻到了。
当然，大家都认为她长生不老，“semper semper eadem”（从来都一样），据说这话是她那不幸的母亲的座右铭。她越上年纪，肖像画家就越往年轻里画她，三角胸衣上从来都是洋丁香、三色堇盛开。1602年，即她死的前一年，诗人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还在坚持献殷勤：
时光为她留驻
青春与美
依旧充实在
她的眼眸和两颊
奇怪的是，尽管她戴着俗气的假发，牙齿黑、胸脯瘪塌（这是最后发现的，而且符合处女状态），像威尼斯大使斯卡里内利（Scarinelli）这样的外国人，看着珍珠以梨形环绕她的额头，也还是觉得伊丽莎白的美“尽管已逝”，但是居然没有完全消失。日耳曼人托马斯·普拉特（Thomas Platter）发誓，他在面具下看到的是个年轻女人，“不过20岁的年纪”。她在圣母报喜日（Annunciation of the Virgin）前一天去世，据说“死得安详，如苹果成熟从枝头落地”般；从她身上除下的内衣，就看得出是少女身形：蜂腰、窄臀、肢体修长。
根据医生的说法，女性身体如果没有完成上帝赋予她们的任务，就有染上萎黄病或叫“缺绿病”这种处女病的危险，呈现标志性的“黑黝黝的鼬鼠”颜色。因此，女王的情况尤为不同寻常。这本是女性卵子没有消耗，衰败后腐蚀到身体上部的结果（现代医学认为卵子存储在卵巢里）。1554年，约翰·兰格（John Lange）第一个发布缺绿病的诊断结果，建议通过有益的性交排出有害身体的卵子。曾有一个时候，伊丽莎白一世的枢密院大臣们非常希望她能这样做，这是为她自己好，也是为了英格兰；因为二者实为一体，众人希望伊丽莎白找个丈夫，生下继承人，以便保持英格兰的和平、信仰虔敬，还有，保证繁荣，但她没有这样做。此刻，他们将她的遗体放进墓里，尚且有人认为伊丽莎白辜负了英格兰。不必说，她非常独特，一个人挑起英格兰的重担，但她也已经警告了每个人可能到来的危险。登基之初，她就说自己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思量的身体”，是女人；但另一个，是上帝应允的，“政治的体格，用来统治”。以后她逐步调整，使前者服从后者，发明了君主制历史上的创新：雌雄同体的处女君王。
她永远逃不过性别政治，生物学让她母亲做了王后，又害死了她。1542年，安妮·博林死后6年，伊丽莎白8岁，当然开始明白父亲宫廷的旋转门，或者至少继母们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亨利八世外出打猎，她的表亲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因为和另一个表亲托马斯·卡尔佩帕（Thomas Culpeper）有染被宣判处死。因此，如果说女人受制于欲望，而不受理智控制，那么霍华德家的女性更容易在这上面栽跟头，但是凯瑟琳·霍华德一点儿也没有减轻安妮·博林的罪孽和罪行，对安妮的谴责一直是乱伦、通奸的女巫。伊丽莎白的舅妈她母亲的嫂子罗奇福德夫人（Lady Rochford）怂恿卡尔佩帕接近凯瑟琳·霍华德，这个事实怕也于事无补。有句老话说，孩子喝谁的奶将来脾气就随谁，谁知道伊丽莎白的都铎血统有没有让女巫的乳头给玷污了呢？
因此，既然这个红金色头发的女孩子有嫌疑，就特别需要一个监护人；更要紧的，这监护人得想着她的长处，而不把她想成坏孩子。在最后一个继母凯瑟琳·珀尔（Catherine Parr）身上，伊丽莎白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保护女神，她是亨利八世的第六个王后，正是她说服他将两个女儿重新列为继承人，1544年，议会正式通过这条法令。凯瑟琳把伊丽莎白接到自己在切尔西（Chelsea）的家中，短短的一段时间后，伊丽莎白感受到赞同甚至喜爱，她放松下来，她那坏脾气厚脸皮的父亲，把溃疡的腿搁在凯瑟琳王后的膝盖上，一边微笑着表扬她，这时她是美德的活化身了，而不是罪孽的提示。1545年，这个12岁的女孩呈给父亲一个本子，她自己的法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翻译合在一起，是王后的典范《祈祷与沉思录》（Prayers and Meditations）一书，用深红色的布面装订，交叉绣着亨利和凯瑟琳的名字首字母，以金银线缝制。重新获得宠爱后，伊丽莎白和弟弟爱德华也亲密起来，毕竟，他只比她小3岁。1547年1月，亨利去世的消息当着姐弟俩一起宣布，旁边的爱德华扑到姐姐怀里啜泣。他俩拥有相同的老师，包括令人敬畏的学识渊博的剑桥人文主义者约翰·奇克。他没有因为当时所谓女性头脑简单的成见，对她的教诲退而求其次。1548年罗杰·阿斯克姆（Roger Ascham）教过她，他给另一个学者朋友写信，赞叹：
她的头脑没有女性的弱点，为人坚韧如男子，学得快又记得牢。法语和意大利语说得与英语一样流利，常和我用拉丁语对话，出口成章，希腊语稍逊。她书写的希腊文拉丁文，其优美可以说世上罕见。她喜爱音乐，又精通音乐。着装优雅而非炫耀。
阿斯克姆可不是一般谦恭的大学老师，而是会因为受聘于宫廷就得意扬扬的那种人。他的话分量很重，他是当时的一代书法宗师，当然正是他教会伊丽莎白写得一手好字；他提倡严格的“对译”法，就是让学生拿已经译成英文的拉丁语文章，在还没有读过拉丁文原文的情况下，再翻译成拉丁文。阿斯克姆还是剑桥大学的公共演说家，因为这个角色，他给伊丽莎白看西塞罗的《论演说家》（De Oratore）。这个稀奇古怪的念头是要培养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做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根本不适合女性的事：公共演讲术。她的姐姐玛丽有时候表现出一些技巧和勇气，但从一开始，伊丽莎白的政治武器兵工厂里最强大的武器就是修辞。她总是自己起草演讲，还要几易其稿。她在位的开头几年，这些演讲由男性朗读；没多久，伊丽莎白开始自己念，效果出奇的好。她抑扬顿挫的演讲或强硬或诱导或嘲讽或威吓，只要她一开金口，对手和批评家们就退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好日子过了。
在爱德华的明确要求下，这位十多岁公主的肖像被画了出来，是一副文艺复兴楷模的样子：虔诚又有学识。国王叫她“可爱的贞洁姐姐”，后来成为她处女标识的珍珠，这时候已开始装饰她。机敏聪颖的面庞，坚毅的下巴，长而挺括的鼻子，左手指着书页，仿佛被打断而不耐烦地要继续读下去。甚至在她还要对个人品质略作自谦时，伊丽莎白已经晓得自己力量何在。“这副面孔我也许要脸红一下，”她给国王弟弟写信说，“但是，我永远不会羞于表达思想。”
那时她还没有脱离嫌疑。直到1558年11月17日她成为女王之前，伊丽莎白的生活都在澄清自己和忍受耻辱中平衡得很好。她用博林家的黑眼睛观察，知道自己被人盯梢，但她是个少女，和她母亲曾经时一样贪玩，而且她不可避免地有放松警惕的时候。有一次差点儿就毁了她。
那是最出乎意料的时刻，爱德华六世刚当国王的头几年，是伊丽莎白年轻时过得最舒心的日子，直到那次丑闻打断了这段时光。到那时为止，无可指责的基督徒王后亨利八世的遗孀凯瑟琳·珀尔引起大家的惊讶，居然和她从前曾经谈婚论嫁的那个男人结了婚。当时原本就是亨利八世横刀夺爱，他是海军上将托马斯·西摩尔（Lord High Admiral，Thomas Seymour），也就是爱德华六世的舅舅，其兄爱德华·西摩尔是萨默赛特公爵兼护国公（Edward Seymour，Duke of Somerset and Lord Protector），那是英格兰最有实权的人。托马斯38岁，长得一表人才，野心勃勃。凯瑟琳很快就怀孕了，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太快了一点，根据1549年针对西摩尔的证词，这正是麻烦开始之时。
托马斯·西摩尔和凯瑟琳·珀尔结婚前，曾想过也许他可以和伊丽莎白配成一对，那时她只有14岁，但按当时的贵族标准已经算到适婚年龄了。他的哥哥、护国公得知这一鲁莽想法后感到震惊，断然制止了他。可是，当伊丽莎白在格洛斯特郡苏德利（Sudeley）城堡西摩尔家（Seymour ménage）小住几个月时，海军上将把开玩笑般的打打闹闹变成了某种和调情差不多的危险行径。伊丽莎白的家庭女教师凯特·阿什利（Kat Ashley）说，他大一早只穿着“睡衣……赤脚”就进入她的卧室，“她还没有打扮停当”。
如果她已经下地，他就对她说早安，问候她，亲昵地在她背上或屁股上拍打……还有如果她还没有起床，他会拉开窗帘……装着他要扑过来的样子，她就往床的里面去，要躲过他。还有一个早上，他力争（恶心）在床上吻了她，那这个应讯者（凯特）在场，就叫他出去，说他可耻。
那么，凯特·阿什利这么说的时候，她是笑着呢还是皱着眉头呢？拍屁股是不是无心取乐，就和英格兰人有名无实地表示喜爱身体接触的说法一样？或者，是邪恶舅舅要染指王位继承人？因为有一个时间，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凯瑟琳自己参与进打闹里来不让伊丽莎白动弹，而同时海军上将把她穿的一件黑色连衣裙砍成了条条。不久凯瑟琳沉下脸来停住笑声，她怀孕了，以及“怀疑海军上将常常接近伊丽莎白郡主（Lady Elizabeth's Grace，凯瑟琳）突然过来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单独在一起（他环抱着她），这样她和海军上将与郡主两个人都吵了起来”。12岁时娴静的伊丽莎白，给过凯瑟琳一本她自己翻译的《纳瓦拉的玛格丽特罪恶灵魂沉思录》（Marguerite of Navarre's Meditations of a Sinful Soul），是对非法情人乱伦的警示。这时候面具揭开，让人大吃一惊，她原来是个戏弄人的小家伙；或者，最起码，伊丽莎白成了西摩尔罪恶不轨图谋的牺牲品。为了大家都好，她被打发走了。
可是，这只是个开头，伊丽莎白走后几个星期，凯瑟琳·珀尔死于难产。托马斯·西摩尔毫不气馁，着手阴谋推翻哥哥还要取而代之，要绑架爱德华六世，让他和简·格雷小姐结婚，他来做新的护国公。他喝得微微醉醺地走到国王卧室门外，爱德华的西班牙猎狗忠于职守，一通狂吠，这个阴谋败露了。西摩尔被捕，押去伦敦塔，对他的指控多达33项。其中之一就是不经枢密院同意计划和伊丽莎白结婚，这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叛国行为。
凯特·阿什利和伊丽莎白的管家一起接受讯问，她也在苏德利见证了发生的事，说出公主卧室里嬉笑打闹的所有细节，使审讯者罗伯特·泰威特爵士（Sir Robert Tyrwhit）大为愤怒；尽管如此，凯特拒绝指控公主有任何针对国王、枢密院或英格兰的阴谋。当问到伊丽莎白自己时，令人不快的记忆一定飞快闪过——人家告诉她的她母亲和表姐凯瑟琳的事——然而，与往常深陷困境一样，伊丽莎白利用了强大的坚毅内心。她平铺直叙地说出事实，既不回避也不减轻，承认自己知道西摩尔想和她结婚的野心，但否认她曾给他哪怕再细微的鼓励。她向护国公萨默赛特申明自己在西摩尔计谋里是无辜的：
我的大人，泰威特老爷和其他人告诉我，外国有谣言，玷污我的名誉和清白（二者我都非常珍惜），说：我在伦敦塔里，怀了海军上将的孩子。我的大人，这些都是无耻诽谤；因为它，我迫切希望、必须觐见国王陛下，此外，我最衷心地希望面见阁下您，请尽快决定准予我到法庭，以便将我本人的真实面貌呈上并展示给大家。
1月28日急就于哈特菲尔德（Hatfield）
请您为诚实的朋友略尽绵薄之力
伊丽莎白
请各位记住，她只有15岁，写的信读来这么毫无心机，可是要大费周章。她一定吓坏了，但伊丽莎白还是沉着的，请求实际上几乎是命令护国公发布一个声明“给乡村”（各郡）命令人民“停止传谣，宣布传闻只是谎言”。甚至她可能还没有她妈妈命运的记忆，伊丽莎白就已经在战斗，而安妮在当时是做不到的，就是保护自己的根本资产：能给她预留王位主张的好名声，也能给她强大有力的婚姻，没有人会要一个不贞洁的公主做新娘。
1549年，倒霉的托马斯·西摩尔被处决了。临死前夜，他用身上连接袜子与紧身上衣的蕾丝边的金属箍，给伊丽莎白和玛丽二人写了懦弱悔恨的辩白信。他的这种幼稚行为表明他深爱她俩。自然，这两封信都没有送到收信人手里。
这是无情的关于两性政治险境的早期教育。伊丽莎白不安地意识到她随时可能成为含沙射影的牺牲品；后来，她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让她任期内的第一届议会宣布自己的母亲也就是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亨利八世的婚姻合法，这就使伊丽莎白又一次成为私生子；她忧虑发愁也没用。尽管没有人胆敢正式取消她的王位继承权，但是，在宫廷里，连亨利八世姐妹的女儿们的排序都排在她前头，她还被当作潜在的新教反抗中心而被监视，这些都侮辱了她。当怀亚特[3]徒劳地尝试阻止玛丽和西班牙的菲利普结婚时，伊丽莎白又被卷进非常严重的困局。断头台上，怀亚特坚持伊丽莎白事先不知道这个计划，伊丽莎白否认收到过据说是他寄给她的信。但无论如何，她被软禁在圣詹姆斯宫，接着传来不祥的命令，女王和枢密院要将她挪到伦敦塔去。那个两星期女王的表外甥女简·格雷，还在里面等着死刑。高墙外，怀亚特叛乱分子的内脏被取出后的残骸还挂在绞刑架上。
在被驳船送去监狱的途中，伊丽莎白突然记起护国公萨默赛特后来也被处死，他临刑前说的话：假如当时他答应弟弟托马斯见了他最后一面，也许他不会判处托马斯上断头台。这不无道理，伊丽莎白此时明白了，只有面见玛丽才能保命。因此她着手动笔写信，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引用了萨默赛特的自责，恳求女王接见她。她才思敏捷，只见她十指纤纤，开头几句书法紧凑优美，后面思绪和言辞激动起来，字母写得大了，笔走龙蛇一般。到底下，为了防止别有用心之辈添油加醋，损害她的意思，伊丽莎白画出潇洒的斜列线，龙飞凤舞地倾泻在页面上，直如泰晤士河上的波浪涌动。她写着写着，不知不觉间，泰晤士河水涨上来了——到她写完，伦敦桥下的水位已经无法让驳船通过送她去伦敦塔了，谁说写得一笔好字不能救你一命？
第二天，他们用舢板送她去伦敦塔，不是传说的从叛国者门（Traitor's Gate）而是从旁边的商人入口进去。这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据传说伊丽莎白坐在潮湿的石块上，眼里噙着泪水，声音不高，对自己的几个随从说：“我请你们，所有我的好朋友好伙伴，为我作证，我不是叛国者，我只是个女人，请你们任何人，只要活着就为我在女王面前作证。”伊丽莎白在伦敦塔里待了两个月，关于她的食物，有过争执。玛丽女王坚持她要和任何其他囚犯一样在上尉的桌子上吃饭，而不是自己预备。她可以在比彻姆（Beauchamp）通往钟塔的小路上走走，但有人监视她。1554年4月，她被释放带去里士满宫，杯弓蛇影中她以为这将是自己的行刑之地。但在伍德斯托克软禁一年后，她终于见到玛丽，后者对伊丽莎白“仍然坚持事实真相”不满。
这一次生物学成了她的朋友，担心玛丽所谓怀孕不是预示生命而是死亡。她的丈夫菲利普国王采取谨慎的步骤，与伊丽莎白和解，打消玛丽把她剔除出王位继承人序列的念头，实际上，是他说服女王释放了她。菲利普打的算盘是，让伊丽莎白和一个适当的天主教君主结婚，借此占得先机，在信奉新教的英格兰讨到便宜；尽管伊丽莎白为自己的自由，感激他的所作所为，却并不想拱手交出自由，她给玛丽写信抗议：
我极喜欢这种状况（单身），告诉自己没有其他生活能与之媲美……将来会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此时此刻，我以人格和忠心向你保证，只要上帝垂怜，我对你声明不做其他考虑，即使给我全欧洲最伟大的君主，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还有，愿女王陛下明鉴：我的答复基于处女的矜持而非任何草率决定。
到1558年秋，除了玛丽自己，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她的腹部隆起是肿瘤而不是怀孕。焚烧异教徒的刑罚仍在继续，但此时去往伊丽莎白居住的哈特福德郡哈特菲尔德宅的大路上，忠心耿耿的英格兰贵族络绎不绝，争先恐后地来表忠心；西班牙大使法里亚伯爵（Count Feria）也在其中，他看到两位都铎王朝同父异母姐妹的命运大相径庭，感到不安。“她是个非常自负的聪明女人，所受教育一定饱含其父处世之道，我生怕她对宗教事务不十分友好……全英格兰上下没有一个异教徒[4]或叛国者不是开心地感到起死回生一般赶来她身边。她意志坚定，不会被任何人操纵。”
1558年11月17日，来自伦敦的信使送来了等待已久的消息，我们历来珍视的传统说，伊丽莎白听到姐姐死讯时，正坐在或站在一棵古老橡树下，接过玛丽手上摘下来的戒指戴到自己手指上，然后面对大树跪下，用拉丁语说了《圣经·旧约·诗篇118》里的一句诗：“这是上帝所为，在我们眼里视作神奇”（A domino factum est mirabile in oculis nostris'，即This is the Lord's doing and it is marvellous in our eyes）。
这是全英格兰历史上我们最熟悉最珍贵的一幕：橡树下的黄金女孩，即将开启全民族的伟大时代，其中大树扮演的支柱角色带来至关重要的神秘色彩。英格兰历史大多有橡木影子。据说古代布列塔尼人就崇拜它们；绿林好汉托庇于它们；逃亡的国王们藏身其中；橡木树芯做的船只航行在大海上，打败了各个帝国。只有到了下个世纪——比如，在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森林志》（Sylva，1664年）中——才明确说出，古老大树是民族天长地久的象征。哈特菲尔德橡树——树干上布满节瘤，身经霹雳而巍然屹立——是伊丽莎白的第一个忠实支持者。这样一来，实际上，是英格兰从自己的厚实传统里汲取了力量，宣告至关重要的新生。
那么，英格兰人真的这样想吗？毫无疑问，很多人，无论贫富，都急切地指望新君给他们减压。玛丽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寒冬萧瑟，收成低得可怜，食品价格飞涨；大路上流浪汉成群结队（据说如此）；瘟疫卷土重来；丢失了加莱，真是耻辱（为菲利普国王打仗的直接后果）。伊丽莎白在加冕典礼［据她的占星家约翰·迪（John Dee）占卜，1559年1月15日最吉利］前正式进入伦敦，刚刚用沙砾铺过的路上还有雪，但是一个同时代人说，“唯有欣喜，唯有祈祷，唯有安慰”。当然，盛大庆典和游行都是特意布置的宣传，自有商行会买单，他们热切盼望结束玛丽的各场战事，重归繁华；小心翼翼地设计它们，要讨个彩头，翻开新黛博拉[5]篇章，这年轻女王是智慧、虔诚和正义的化身。根据习俗，所有君王加冕前照例要待在伦敦塔里，伊丽莎白第二次由水路过去，自然，这对她自己和人民都意义不一般，被囚禁的痛苦记忆已经消除，代之以喜庆的期望。登基后的第一次演讲，她把自己的历程比作先知达尼埃勒（Daniel），说自己是经由上帝奇迹般解救才安全地脱离了狮子窝（伦敦塔里还真有几头狮子）。一路上每个环节都是精心安排的，以示她的任期将和她姐姐不同。另一次，肯定是排练过的举动，从一个象征真理的人物手中，伊丽莎白姿态优美地接过一本英语《圣经》，根据官方颂圣的《女王陛下纪事》（The Queen Majesty's Passage）一书记载，“她恭恭敬敬地双手捧着，吻了它，贴在胸口，众人见了，甚是欢喜”。
对于最狂热的新教徒来说，这段虔诚哑剧还不足以补偿那段倒霉日子，即玛丽在位时，说得轻巧些是诸事不利；说得重些，是两性间神圣关系的全面大倒退。说女人是“弱者”的陈腐提法最早就是在1526年廷戴尔的英语版《圣经》里出现的。紧接着，新教徒关于家庭适当养生的手册里例行公事地重复它，还说女人必须服从男人。那么，英格兰王国这算怎么回事？难道就只是放大版的家长里短？被玛丽流放的苏格兰卡尔文教派（Calvinist）传道者，也是《敲响反对妖邪女人军团的第一记鼓声》（The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1558年）的作者约翰·诺克斯（John Knox）认为，曾经有那么多女人当朝——玛丽·都铎、苏格兰的吉斯（Guise）家族玛丽、法兰西的美迪奇（Medici）家族凯瑟琳——他深恶痛绝这些妖魔鬼怪，认为这是个瘟疫物种；事实上，明摆着，这就是为什么时代脱榫的注脚。为了与当时的老生常谈一唱一和，诺克斯写道，女人“应该忠贞不渝、坚定不移、小心谨慎，做任何事都要明辨是非、理智，女人在美德方面不能和男人比……我敢说，大自然的确将（女人）塑造成更虚弱、脆弱、急躁、衰弱、愚蠢，向来的经历也表明了她们确实不忠、多变、残忍，无知、缺乏严格管理的精神，还有……所有女人的本性里都潜伏着这些恶习，她们做不了好统治者”。
诺克斯得知伊丽莎白继位，顾虑到不能损害英格兰新教政府的机会，写信给女王的新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解释（尽管不是撤回）他的谩骂，诺克斯和其他批判女性统治的批评家们一样，心里准备让步，承认伊丽莎白也许是个特例，她是上帝派来实现恢复福音意愿的人。但他坚持，她必须承认，对全能上帝的正常秩序来说，女人统治“有失体统”；他这么做也并非精心设计要来讨好年轻的女王。只是，就在英格兰境内，赞同诺克斯观点的大有人在，新教教堂里，布道时诵读的《婚姻状态讲道》（The Homily of the State of Matrimony）反复宣讲，女性身体固有的失败即“所有不堪一击的疾病”连祷文。后来的伦敦主教约翰·艾尔默（John Aylmer）写的《忠诚子民的庇护所》（An Harborowe for Faithfull and Trewe Subjects，1559年）被认为是反驳诺克斯的小册子。不管怎么样，他也只能这么写：上帝又选了一个女人做统治者，她“天性懦弱、身体脆弱、勇气不足、没有手段、不能震住敌人”，这个令人不解的抉择，只能解释为上帝在考验他自己产生奇迹的能力。
统治阶层里（及以外）的每个人都相信要用婚姻来纠正这一不幸，只是他们坚持（也许伊丽莎白自己感觉到了）她不能在侍候丈夫时有悖良心，又要无损君王权威；艾尔默巧妙地引用君王两个身子的简便说法。他说，作为自然女性，伊丽莎白当然是丈夫的附属；但作为君王，她只听从上帝而不服从任何人。这样讨论了丈夫的权威问题后，议会发起请愿，要女王在1559年2月结婚。伊丽莎白也不一定如多数传记作者想的那样排斥婚姻。爱德华在位期间，瑞典的埃里克王子（Prince Erik of Sweden）曾经为自己提亲；的确，她问过同父异母弟弟，也许她不“保持那种状态，虽然那时大家都最喜欢我，我也喜欢这样”，即她的处女状态。玛丽当朝时，她也说过差不多的话。但此时，英格兰的安危和新教徒能否现世安稳全靠她是不是能给英格兰生个继承人。她从来钢铁一般紧紧把握政治现实，深知众望何在。后人一直引用她给议会的回答当作她不愿结婚的证据。实际上，是威廉·卡姆登几十年后放进她嘴里的，那个伟大的结尾，“最后，对我来说这已足够，一块大理石将写明女王活着统治了多少时间，死时还是处女身”，这听起来更像墓志铭，而不是表述意愿。这肯定是她在位晚期的宣传，那时女王终身不嫁已经从责任上升为爱国崇拜，但这决非伊丽莎白当日所说，相反，她关注的不是她应不应该结婚（除了想当然之外），而是候选人的资质。她特地宣誓：“无论何时，只要上帝愿意，他喜欢我倾向于另一种生活，你们可以放心，我的意愿不是做，或决定任何英格兰可以，或应该有正当理由不满之事，至于谁能有这个机遇，我相信他会像我一样，小心照料英格兰和你们大家的。”
也就是说，伊丽莎白不会犯玛丽那样的错误，嫁给一个其野心和宗教都损害而不是保护英格兰利益的君主；与其匆匆忙忙在圣坛前起誓结婚，然后走向灾难，不如花一点时间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可是，另一些人倒觉得女王时间并不充裕，可以慢慢地挑拣；对国务大臣塞西尔而言，这事儿已迫在眉睫；他和他那帮爱德华时期的枢密院新教同僚，比如他的连襟尼古拉斯·培根（Nicholas Bacon），还有弗朗西斯·诺利斯（Francis Knollys），都在玛丽反改革的年月里吃够苦头，或被流放或中止了政治生涯。他们最懂得英格兰绝大部分人，或主观或不情不愿地依然是天主教徒；1559年的宗教协调裁决将主权从教会“最高元首”调和性地降低为“最高统领”。就这样，才克服了所有主教和七个世俗议员的反对，勉勉强强地在议会通过。就这事儿，必定有那么几次，甚至在伊丽莎白当政早期，塞西尔对女王是否是个好新教徒，还心存疑虑。某次圣诞节的时候，有个祭司想要做弥撒，她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从皇家小教堂拂袖而去；尽管如此，后来她又说，想在那里搞个十字架受难像。伊丽莎白也准备允许在圣餐礼上供应薄脆饼，把行圣餐礼的桌子挪到前面即以前石头圣坛的位置，坚持神职人员穿传统圣衣。对塞西尔来说，这也许是令人不快的拉锯过程，因为要保持天主教徒忠于英格兰，同时慢慢地使英格兰福音派恢复元气；但除了伊丽莎白自己，大家都意识到这样妥协其实两面不讨好，这使他惴惴不安。
在枢密院里，塞西尔每天进退维艰。他大大减小枢密院的规模，以便更好监管其忠诚度；可是即使这样，他还是要直接和桌子对面一批当日玛丽的大臣打交道。像威廉·佩特罗爵士（Sir William Petre）和温切斯特侯爵（Marquis of Winchester）等，伊丽莎白希望通过留用他们，使其立场中性化，但英格兰的很多大宗族——珀西家族、戴克斯（Dacres）家族，以及彭布罗克与阿伦德尔二家族——还基本上信天主教，这一切只会让塞西尔更加不安。他和同僚们谙悉要解决所有问题，这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瘟疫、汗热病都可能要了伊丽莎白的命；或者天花。1562年10月，她真的差一点死于天花；或者，有人会刺杀她，正如很多其他社会地位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他们自以为刀枪不入而其实不然。
因此，尽管女王一直和议会及私人枢密院说，只要时机成熟，她就料理婚姻大事，但那是她的个人私事，不用他们管；塞西尔那一班人几乎都要忍不住地提醒她，英格兰急需一位继承人。1560年，托马斯·查洛纳爵士（Sir Thomas Chaloner）送给女王一本歌颂她父亲的书作为新年礼物，献词里写着，希望她能“给您的谦恭加上丈夫的束缚……因为那样，一个小亨利就可以在宫廷里的我们面前玩耍”。说她的统治不过是中断了正常男性国王的序列，她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提供另一个男性国王来弥补这个过失，也许她对这个说法会感到不悦。
强调她只是个女人的提法由来已久。但是，假如一个候选人合适所有的标准——地位高、实用坦白、血统纯正、家财万贯——当然伊丽莎白会正眼瞧瞧。从1559年到1566年之间，不乏这样的追求者。最具实力的是菲利普二世，早在妻子去世前他就有所表示，但因为伊丽莎白与同父异母姐姐的朝政实在格格不入，常常坚持她永远不会将英格兰利益作为嫁给外国君主的价码，他根本就没戏。英格兰人认为，在一场为了西班牙利益而发动的战争中，丢失了加莱，菲利普的罪过甚至大于烧死异教徒。其他人选，如奥地利查尔斯大公等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这是先天不足。伊丽莎白，甚至一些枢密院新教成员，都设想这样一条路径，如果要找天主教徒配偶，除非可以预见到届时他会改变信仰，或者只在私下里保持天主教礼仪，或者同意孩子交给教会改革派抚养成人。但是，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无论哈布斯堡王朝还是法兰西王朝的人，都不会打算做这样的让步。
也有一些新教徒追求者，排着长队，希望她青眼有加。然而，像威廉·皮柯林爵士（Sir William Pickering）这样的人，他的名字在16世纪60年代早期常被提起，常常被看作（伊丽莎白自己倒最不这么想）家世不够尊贵。塞西尔更头痛的是，假如他给女王加压过大、操之过急，她可能把票投给那个大家都以为她真心爱的人。他可是新教徒，也是英格兰人，但很不幸，对塞西尔来说，他又是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
达德利和塞西尔正好相反，他的家世并不悠久，但他养成了古老血统贵族的气派。他引人注目、勇敢，而不是冷静温和；冲动而不审慎；他充满活力、激情四射，还令人难以置信地仪表堂堂，骑在马上就更加英俊潇洒。女王曾不止一次被谪贬，对那些（无论男女）她认为外表不佳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可否认的是他俩很般配。他的父亲诺森伯兰伯爵约翰·达德利取代了护国公萨默赛特，将后者送上断头台；只是没过多久，就因尝试把简·格雷郡主推上王位，诺森伯兰自己也送了性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罗伯特和伊丽莎白皆是断头台下的孤儿。他和她的同父异母弟弟爱德华一起接受教育，和伊丽莎白同时师从令人敬畏的阿斯克姆。玛丽执政时一片肃杀，他同情她的险恶处境；更重要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没钱接济伊丽莎白，就卖掉达德利家的一些领地，用来改善她的生活，这些事她永远不会忘记。不管身处何方，他们彼此有一种心灵伙伴的感觉，几乎像兄弟姐妹。他叫她的昵称是“眼睛”，给她的信署名“OO”，看见过他们在宫里跳沃尔塔舞（volta）的人都知道他们没兴趣多看别人一眼。
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对呢？不只是好莱坞制片人认为伊丽莎白和达德利是情人。他们喜爱对方身体的表现，这一点就惊骇到了当时的人；全欧洲都在流传关于他们的绯闻，包括西班牙驻英格兰大使，都确信他们一定睡在了一起；谣言四起，传说女王怀了达德利的孩子。她执政后很久，在街头巷尾的流行文化里，都流传着他们私生子的故事，有时候两个，有时候四个，用船偷运走，或者甚至杀死婴儿。1587年一个间谍在西班牙被捕，他告诉菲利普国王的英语秘书，是一个真正的“亚瑟·达德利”，罗伯特与伊丽莎白的私生子。据说起码有一个乡村祭司，称呼伊丽莎白妓女，因为她跳舞，而对祭司来说，跳舞的人就是婊子。他们好像根本不把达德利与艾米·罗伯萨特（Amy Robsart）的婚姻放在心上。他们的亲密关系真令人吃惊。不用说，伊丽莎白不会无视艾米，但她也知道达德利妻子病得很重，可能是乳腺癌，好像活不久了。都铎时期的英格兰，和喜欢的人直接睡在一起司空见惯，大约有1/5的新娘在婚礼上怀着孩子，想想自己招认的概率应该较低，这意味着远远超过20%的订婚情侣有婚前性行为。自然，男性君主要保持健康，需要经常性地射精，不仅仅常常保有情妇，大家也希望他这样。
可是，普通人或者男性国王中习以为常的事，放到一个女王身上仍然无法容忍。她在加冕礼上的表现是腼腆处女，羽翼未丰的样子。考虑到之前她妈妈还有她自己和西摩尔丑闻（不管伊丽莎白在其中如何无辜）的历史，她几乎不需要人提醒，一如她的很多子民心头所关切的，她的生理身体和政治身体应该合二为一，她不能随心所欲。对这些含沙射影的说法，她的回应是恼怒地自卫，告诉好管闲事者流言是可耻的诋毁；退一步讲，哪怕她要过所谓“不名誉的生活”，她也不知道谁有资格来阻止她。
很自然，塞西尔抓狂了。1560年9月，他一筹莫展地看着伊丽莎白在达德利身上大把花钱、赏赐给他很多礼物，还赔上女王自己的名声。他告诉西班牙大使他正在眼睁睁看着“英格兰走向毁灭”，因为女王与达德利“关系亲密，把所有事务都交给他，意思是要和他结婚”。对塞西尔来说，这等于将英格兰交到一个自私的王朝派系手里［罗伯特的兄弟安博罗斯（Ambrose）也是枢密院成员，但塞西尔的连襟尼古拉斯·培根爵士也是］。塞西尔不惜一切手段要搅黄这段姻缘，散布恶意传闻说达德利在毒害其妻，他向西班牙大使这么胡说后仅仅两天，他最大的噩梦好像变成现实了：艾米·达德利被发现在朋友家的楼梯底下死于颈部断裂。很明显看起来像自杀，因为当时她必定非常疼痛，但却坚持主人们在她死前几小时就离去。验尸官说是意外事故，据说，乳腺癌晚期使她骨质疏松，有可能一摔致命。但对那些见识过达德利与伊丽莎白罗曼史的人来说，这类事故就是个天大的巧合，无法信以为真，那是一个八卦的黄金年代，而八卦不信艾米·达德利摔下来，八卦说她是被推下来的。
女王不失时机地下令宫廷哀悼，打发达德利到克佑（Kew）去，直到他被官方宣布，洗脱了犯罪嫌疑才允许他回来。尽管伊丽莎白忠诚于他，坚持他是完全清白的，说他不是会下作的人，她也很清楚这已经让他俩的缘分到头了。1560年，她非常渴望成为受人民爱戴的君王；而与一个有谋杀配偶嫌疑的人（正如苏格兰玛丽后来表现的）结婚只会带来公共关系灾难。
即便这样，女王尤其是达德利还不想放弃。1561年，西班牙大使应邀与他们俩到一艘驳船上，观赏水上表演，大使报告：“她、罗伯特和我在单层甲板大帆船上，别无他人；他们开始说笑她到底更喜欢和谁谈论事情；他们的玩笑开过头了，罗伯特爵爷说，如果她喜欢，我可以为他俩主持结婚，她也没什么不开心的，说她不能确定我的英语够不够好。”可是，这事儿大概远不止大使想的那样只是戏谑，因为达德利非常想结婚，他做了异想天开的计划，提出如果菲利普二世支持他们的婚姻，帮助处理担保不满的事，他起誓他和伊丽莎白将使英格兰教会回归罗马教廷。他玩大发了，消息居然都传到了教皇那里。
这将是最具讽刺意味的事：英格兰教会成了都铎皇家婚床的玩物，母亲的欲望引起英格兰教会与罗马决裂，而现在女儿的激情要来修复它。
只是，塞西尔决不允许它发生，他确认一旦把这个故事捅了出去，预计到大家肯定会立即爆发愤怒的情绪。年老贵族可不在乎达德利，城里的人民同样怒火冲天，似乎反天主教暴动就要爆发了，两个搭档迅速让步，否认有任何计划要复辟旧教会，或者与西班牙有任何交易。
危险过去了，但威廉·塞西尔关于皇室御马官达德利的话题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提出自己喜欢的提名者，奥地利大公查尔斯，他列了一个“利弊”清单，使达德利［1564年封为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在比较中，每一项都处于下风：
查尔斯 达德利
门第 生来就是大公 被授予伯爵
财富 据称收入3000英镑一年 一切都是女王的，还身负债务
知识 一切君王具有的品德 只够担当廷臣
名声 众望所归帝国之名 因其妻之死成为众矢之的
也许塞西尔不必如此煞费苦心，因为事实是伊丽莎白本人吃不准达德利是否足以配得上她。1565年，她告诉法兰西大使：“至于莱斯特伯爵，我从来爱其品德，但我敬仰崇高和荣誉，不能容许他成为伴侣和丈夫。”
不过也许他还是能成为一个王位继承人的父亲，但不是她的继承人。1563年，伊丽莎白非常郑重地要把他推荐给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也就是苏格兰女王。
对于威尔士都铎皇室而言，苏格兰一向举足轻重。北部王国的某些事务总会同时引起他们傲慢的看法又不安，二者混合是其特征。这个某些事务就是“旧联盟”，在这个词里英格兰想象自己腹背同时受敌，一边法兰西，一边苏格兰。这种因果关系自然取决于你站在特威德河的哪边。在苏格兰一边，是怀疑都铎皇室要把他们的“封建主权”加在苏格兰头上（大部分正确）。这是拽着金雀花王朝的前朝幻影不放，逼得他们除了从法兰西那里寻求帮助外别无选择，毕竟，命运之石还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因此两边各怀鬼胎，代代相传，悲剧结果不可避免。
都铎王朝对苏格兰的两个策略都不甚高明：进攻和婚姻。亨利七世偏好和亲，把大女儿玛格丽特嫁给斯图亚特王詹姆斯四世；但这不妨碍亨利八世和苏格兰打了两场战争，分别在即位初期和末期，两次都重创了苏格兰。1542年，亨利八世的外甥詹姆斯五世躲过了英格兰对自己贵族和战士屠杀，却在索尔威·莫斯（Solway Moss）一役后一蹶不振，不久后死去，可以算是战争的间接死亡者。詹姆斯留下了两个玛丽：他的法兰西遗孀吉斯的玛丽做了摄政，另一个是他们的幼女玛丽苏格兰的婴儿女王。
吉斯的玛丽和她的大臣们面前有两条路：要么止损，与英格兰和解，因为亨利八世提出让自己的幼子爱德华娶小玛丽；或者她把票投给敌人的敌人，即她自己的同胞法兰西人，然后继续打下去，能打到什么时候就打到什么时候。亲英格兰的解决方案难产，因为摄政玛丽的弟弟，一个是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另一个是洛林红衣主教（Cardinal of Lorraine），两位都是新教改革的死敌。无论表面上看起来亨利八世晚期怎么保守并且偏向天主教，他到底是个异教徒，在英格兰篡夺了圣父的权威，要把她的小玛丽送到南面，作为新教君王的新娘抚养成人，总是不对胃口。另外，虽然亨利·都铎答应英格兰苏格兰两国和平联合，她还是怀疑其诱人前景到头来会不会出现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本着某天她会成为一个良好天主教瓦卢瓦女王的初衷，年幼的女君主被船送回法兰西，在那边宫廷长大。
亨利个人十分反对这个安排，开始“粗暴求亲”（rough wooing），烧毁了大片苏格兰低地，并不是所有苏格兰贵族都对亨利这强硬一手感到冒犯。玛丽公主的同父异母哥哥詹姆斯五世的私生子詹姆斯·斯图亚特莫瑞伯爵（James Stewart，Earl of Moray）领导着一股重要势力，就把英格兰人当成救世主而非倚强凌弱的侵略者，原因是他们很多人已改信了新教。联合英格兰可以把吉斯的玛丽从法兰西搬来的救兵赶出苏格兰，并恢复真正的苏格兰教会。在约翰·诺克斯和他的同道者们用加尔文教派的正义观指引下，1557年，苏格兰新教徒自己约定盟誓结成“爵爷会”（Lords of the Congregation），目标是在苏格兰推翻吉斯的玛丽，建立不可颠覆的改革派新教教会。两年后，“爵爷会”与英格兰政府（塞西尔大力提倡）结盟，英格兰人答应干预，以便“复辟苏格兰自古以来的自由”。不用说，作为明显的虚伪帝国主义计谋，这个事放在现在一定会在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上拉响警钟引起警觉，但当时，两边都没把这个联盟看成英格兰人为并吞而设的特洛伊木马。塞西尔的意图是在北面保证一个友好的新教邻居。那段时间里，英格兰被天主教大军四面环绕——法兰西、荷兰、西班牙——这么做，只是减少了一个敌人。
1560年春，战事重起，伊丽莎白又习惯性地犹豫不决（她对军事事务一直是这样），直担心要不要把整个事情倒过来；她不舍得投入足够人手和金钱打仗，非常保守，简直要毁了这事，她的指挥官们比如诺福克公爵觉得必须趁她没打退堂鼓前赶快做点什么事。因此，他们笨拙地围困利斯（Leith），但是，雪上加霜（还有很多伤员）的是，一群苏格兰妓女，因为不满她们固定的法兰西客户被紧急驱逐，把烧红的煤块扔在进攻的英格兰军队头上。只是由于吉斯的玛丽突然去世，英格兰人才避免了一场尴尬的惨败。她的诸多敌人签订了《爱丁堡协议》（Treaty of Edinburgh）。为了给和平添点甜头，塞西尔在协议里加进一些关键的然而非官方的条款：如果女王本人一直不结婚并且没有子嗣，玛丽·斯图亚特可能被认可继承英格兰王位。至此不列颠呼之欲出。
但是这需要两个重要前提：第一，（玛丽·都铎死的时候，法兰西亨利二世主张）苏格兰的玛丽是英格兰的正当继承人而伊丽莎白不合法，这个主张必须立即正式宣布废除；第二，既然玛丽的丈夫，即下一任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二世已经死亡（死于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耳部感染），她可以重新结婚，伊丽莎白应该有权保证玛丽未来的丈夫不得威胁英格兰。
自然，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有个最简便的办法，还是玛丽自己起头开的玩笑，后来演变成伊丽莎白的驻苏格兰大使尼古拉斯·斯罗克莫顿（Nicholas Throckmorton）常说的异想天开：“我认为，这是所有聪明人和女王陛下善良子民的共同愿望，就是这两位不列颠岛女王，其中一位变成男儿身，就可以喜结良缘，皆大欢喜。”
自然，没人把这话当真，谁来做男人（罗伯特·塞西尔后来说伊丽莎白“实际上更像男人，而不像女人”）？潜伏在这种意识下的，两个王国中很多人都本能地感觉到，两位女王实际上是一个完整人格的两半。不只是她们血管里流淌着共同的都铎血脉——她们拥有同一个（曾）祖父亨利七世[6]，二人鼻子都较长——看起来，不管好赖，某种方面，她们的历史被命运连在一起。
她们成长的情形却是天差地别，大部分时间里，伊丽莎白住在贵族但相对来说贫寒的乡间房子里，教育严格；如果事情井井有条，她的日常就按部就班，否则就鸡飞狗跳。到她即位时，她已经掌握了生存技能，对酒肉朋友保持警惕。相反，玛丽在欧洲最浮华的宫廷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昂布瓦斯（Amboise）皇家城堡与舍农索（Chenonceau）城堡里被当作掌上明珠，又赶上那时候宫廷建筑界的文艺复兴大师们都正在创作最伟大的艺术杰作。她的妈妈远在苏格兰做摄政，当舅舅的亨利二世对她越发宠爱有加：在瓦卢瓦宫众多香气馥郁的百合群里，这个漂亮的苏格兰小玩偶是一朵北方的蓓蕾，他们叫玛丽“最漂亮的小宝贝”。因此，她成长在一种人人对她大献殷勤的文化中。瓜子脸、肤色白净温润、赤褐色头发、杏眼、长睫毛，玛丽是男人尤其是诗人梦想中的尤物。
可是，她不止拥有一张漂亮脸蛋。1560年，玛丽到苏格兰时，比伊丽莎白看起来更正经更负责任，毕竟，她没有陷入鲁莽的调情里。伊丽莎白表现糟糕，几乎可以说不可理喻，不许玛丽安全地穿过英格兰，逼得她只好沿着长长的海岸驶向苏格兰。伊丽莎白的借口（此后几年又重复了这点）是玛丽还没有签署放弃英格兰王位主张的协议。但是，玛丽对伊丽莎白苛求的反应是招牌式的戏剧性自怜，这是后来两个女人关系的特色。离开法兰西前，她告诉伊丽莎白的使团：“我相信风向必定有利，因此不必登上英格兰的海岸。假如我必须那样，大使先生，你的女王陛下可以任意处置我；假如她铁石心肠地要结果我，她可以以此为乐，牺牲我，说不定，对我来说，死比生更好。”当然事情还没到这个份上，大海上，皇家的单层甲板大帆船相互驶过时，必须相互致敬，没有什么比这更要紧了。一旦到了苏格兰，玛丽写了很多信，想见伊丽莎白，希望当面解决折磨人的王位继承问题。尽管伊丽莎白也这样想过，但她越琢磨越不喜欢这个主意，就是公开宣布让玛丽做自己的继承人。她已经感到不安和威胁来临，害怕这个声明会招致自己挪位。用伊丽莎白自己的话说，这将是“在生前，要求我在自己眼前放一块裹尸布。请你为我想想，我会喜欢自己的裹尸布吗？”
假如玛丽选择伊丽莎白认为政治友好的丈夫人选，这种敌对意愿就会烟消云散，转而成为亲情温暖：只要玛丽愿意侍候罗伯特·达德利。但是，如果伊丽莎白都觉得达德利名分低下，配不上她自己，难道玛丽会另眼看待他？无论如何，自从他的妻子死后，达德利已经变成一件破损商品，接受英格兰女王撇下的情人，可不是“最漂亮的小宝贝”想要的。另外，苏格兰贵族的模范亨利·达恩利勋爵（Lord Henry Darnley）前途光明，不像达德利，他的门第无可挑剔，是两位女王的表亲，他是亨利八世的姐姐玛格丽特·都铎的孙子。詹姆斯四世因为弗洛登（Flodden）战斗而死后，玛格丽特改嫁给了安格斯伯爵（Earl of Angus），他们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了勒诺克斯伯爵（Earl of Lennox），即苏格兰詹姆斯二世的曾孙，达恩利是他们的儿子。甚至用文艺复兴的标准，他也是一件活艺术品，只要他不开口讲话。看一眼那像精雕细刻凿出来的两颊，光滑有型的小腿子，玛丽就无可救药地动心了。只是到1565年婚礼举行之后，她才发现，除了皇家血脉，他血管里流淌的更多是烈酒。达恩利本该担当起苏格兰国王的职责，可他就算没有喝得烂醉的时候，也往往不辞而别。打猎、架鹰、嫖妓，别指望他料理又苦又累的朝政。
孤苦无依之下，玛丽越来越依赖她的宫廷大臣，特别是私人秘书意大利人大卫·里乔（David Riccio），他妒忌地挡在前头，大家不能接近女王，这使苏格兰大贵族们很不满。更糟的是，玛丽同父异母的哥哥莫瑞伯爵是新教贵族的头儿，向英格兰政府透露玛丽正考虑在全苏格兰复辟天主教改革派。实际上，尽管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北部和西部，都是天主教占压倒性势力，但玛丽并没这么鲁莽。自从回到苏格兰，她坚持走她妈妈的道路，小心区分私人守礼和公开实践信仰的政策；她不隐瞒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但同时也从没打算强势压制苏格兰。自然，这样使得诺克斯之流不满，他们常常给她讲道，要她放弃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偶像崇拜。不到一年前，玛丽曾认真考虑嫁给菲利普二世的儿子卡洛斯王子（Prince Carlos），那时，苏格兰的新教徒如丧考妣。然后，她坚持以天主教仪式与达恩利结婚。当他们放眼望去只见她的吉斯家族在法兰西全力以赴地对胡格诺派（Huguenot）开战，无须多说，就能使他们相信，玛丽也一定计划全面复辟。
达恩利发牢骚说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或责任，得到尊重后牢骚就更多了。他和妻子逐渐疏远，却公然表示不能做有名无实的国王。这给了心怀不满的新教贵族们一个机会，他们毫不犹豫地趁机而动，一堆人——以莫顿伯爵（Earl of Morton）和威廉·梅特兰爵士（Sir William Maitland）为代表——接近达恩利，提出发动激烈政变。他们公然说里乔是玛丽的情人，要除掉这可恶的家伙，根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里乔是个驼背，几乎不比一个侏儒高多少，可那时候的传闻是驼背的人邪恶好色。这个提示一定突然使达恩利漂亮又混沌的脑袋开了窍，原来女王是因为这样才对他不客气而有敌意，这下都说得通了。得有人明明白白地告诉她，谁是主人；而且，还得在她把怀着的孩子生下来之前；否则，他要被踢到一边去了。这就开始了一连串的事情，它们恐怖得可以媲美任何伊丽莎白时代情节剧毛骨悚然的戏码。1566年3月7日，达恩利本来极少晚饭的时候现身的，当晚却突然闯进荷里路德宫（Holyrood Palace）玛丽正在用餐的房间，借着酒劲高声指责里乔，一群阴谋者迅速跟进来，领头的是鲁斯温勋爵（Lord Ruthven，绝大部分人都以为他已奄奄一息快要死了），不祥地穿着全套铠甲，叫喊着把“戴维”拉上来，里乔从他的藏身处被拉了出来，吓得大叫。玛丽愤怒地命令鲁斯温出去，否则要逮捕他，但根本没人听她的。里乔紧抓着玛丽裙子的双手被扯开了，他就在玛丽眼皮底下被刺死了。尸体被扔下楼梯，人们发现他身上有五六十处伤口。
阴谋者原来的想法是这种暴力会使玛丽屈服，变成一个哭泣、害怕得缩作一团的人，可怜巴巴地依靠这伙强人。这时他们的大梦才醒。她没有要达恩利开恩、保持着冷静，自信地认为只要谋杀故事传出去，所有苏格兰人的怀疑都会打消，她对了；故事的一个细节是他们用手枪顶在她的大肚子上。面对她的决心，达恩利先消了怒火泄了气变成了水，短暂的狂喜过后是颤抖地认罪，玛丽耍了一把妇人心眼，用恫吓加同情，说服达恩利如果要自保就要放弃阴谋者。玛丽在宫廷高墙外散布她怀着身孕而阴谋者侵犯她的舆论，自以为她是被迫害的女英雄和未来苏格兰之母的形象——这是她喜欢的角色。里乔被谋杀九天后，她重新进入爱丁堡，带着8000名士兵。
好戏还在后头，玛丽曾经被达恩利迷得神魂颠倒，此刻却对他难解心头恨，她不想要他了，很可能她的意思就是不要他做丈夫和配偶。一旦她生下孩子，也许可以说服达恩利离婚，可以利用他的很多违法行为，让教会来解除婚姻。但在忠于她的人中间包括博斯维尔伯爵，却把她的叹息言语当成意义更深远的事。
博斯维尔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亡命徒，他来自赫伯恩（Hepburns）的大贵族家族，其领地主要在苏格兰东南部。他富有、精致，讲得一口流利法语，对玛丽大献殷勤，使她在沮丧中拿他当保护神。他的关心安慰了她，她回报博斯维尔的忠诚，在他一次骑马意外出了事故后，她甚至骑了20英里路去看他。1566年6月19日，她生下了儿子，即未来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兼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得知这一消息，伊丽莎白像被匕首刺中一样大哭起来：“呜呼！苏格兰女王得了个大胖小子，一身轻松，而我已是朽木。”
一个健康的小男婴躺在小床里，可以打发掉达恩利了，玛丽变身为能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她不去积极地深挖谋杀里乔的主犯，让他们为自己的罪行干着急，然后通过中间人，暗示他们可以用另一桩罪来掩盖第一个谋杀罪名，毕竟看来杀人是他们的拿手活儿。因此，尽管贵族中的最高贵者如莫顿和梅特兰，几乎还没逃过一桩因为谋杀而不管来自人世或者天神哪一方的惩罚，又要受雇去干下一桩谋杀，心里惴惴不安；可是，他们对博斯维尔既恨更怕，不得已签署了一份以达恩利为目标的合同。
1567年2月9日晚上，达恩利在爱丁堡郊外柯克欧菲尔兹（Kirk O'Fields）的房子里正躺在床上，这是一处精美的小地方，女王考虑周全（尽管他想待在荷里路德宫），让他在这里休养。他发着高烧，也许是梅毒急性发作的副作用。她说，不能拿婴儿国王的健康冒险。他们夫妇之间气氛好像缓和了一些，她关心他的病，他对此表示感激，盼望病好了就回宫。一个她最信任的仆人要结婚了，女王穿着假面舞会服饰，达恩利对此有点不快。女王已形成一个惊人的固定模式，晚上逍遥地过，一般先给孩子念床头故事，然后打牌；但是这个晚上她打断了固定模式，而是出去了。在一个预先订好的时刻，博斯维尔离开假面舞会，脱下他的银黑舞会装束，到柯克欧菲尔兹某处，监督雷管的起爆。
凌晨2点，全城都听到一声巨响，就像30门炮同时开炮。众人最后发现达恩利的尸体时，他只穿着睡衣，在柯克欧菲尔兹瓦砾堆里，没有烧焦的痕迹。原来就在爆炸前几分钟，他听见了花园里的一些动静，就让人把他从窗口用一根绳子吊着椅子放到花园地上。他穿着睡衣跑过花园时，迎头撞上一拨阴谋做乱者，他们还在完成准备工作中，就在震动爱丁堡全城的声响和混乱中勒死了他。如果谋杀里乔激活了玛丽，那么结果了达恩利则刚好相反，不管她是否真的想要这样，毕竟又面临着死亡，死亡太多了。她怀着孩子挺过了杀戮，成功地将他带到世上。这时，局势已经超出玛丽的心理承受极限，她控制不了自己经受过这么多战斗的身体，长时间止不住地干呕，吐出黑色带血的黏液，脸色苍白，时而筋疲力尽时而歇斯底里。她需要人帮助，而詹姆斯·博斯维尔就在边上。
玛丽开始摇晃失去方向感时，博斯维尔知道他要去哪里：上楼走进她的卧室。一场荒唐的审判宣告玛丽无罪，这是因为博斯维尔几千个武装随从在场而影响的结论。女王对他更加依赖，他在安斯利（Ainslie）召集苏格兰贵族会议，做出不可一世的政治家姿势，宣称为了苏格兰的正常运转女王需要一个丈夫，他愿意自己来担当此职。那些小罪犯喽啰，因为至少参与了一起谋杀——假使没有掺和两起的话，乖乖地签了字。对博斯维尔之流来说，剩下的只是技术手段：一夜之间和自己那碍事儿的老婆离婚，然后“说服”玛丽。博斯维尔和他的人手埋伏在去爱丁堡的路上，拦截了女王的车队，引导玛丽去了邓巴他自己的森严城堡，她一副听天由命、诡异恍惚样子。这样，公文流程结束后，博斯维尔竖起旗帜表示他就任苏格兰王位，把自己植入她身体里。
这就是博斯维尔建议的婚姻版本，他认为她别无选择，只能和强奸犯结婚。他猜对了，几个星期后，二人在荷里路德宫结婚，这次用的是新教礼仪。一些勇敢的人大声说出他们想说的话，约翰·克雷格（John Craig）是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教会的同僚，直到玛丽承认她没有被强奸，是她自己愿意的，才同意张贴出结婚公告。即使这样，克雷格公然对这桩婚事提起几个异议：“通奸法、苏格兰的传统习俗、强奸法、夫妇同谋嫌疑、突然离婚、仅仅四天后宣布再婚，最后前国王之死的嫌疑被她的婚姻坐实。”
玛丽的窘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了伊丽莎白与达德利之间麻烦的镜像式反射，但是，两个女人的反应截然相反。艾米·达德利死后，不管罗伯特有无干系，都演变成伊丽莎白对他的抵触、恼怒。它没有带她走近婚姻梦想的现实，反而使之化为泡影。谋杀达恩利，没有让博斯维尔变得不可亲近，却反其道而行之，玛丽诡异地变成了没有他就活不下去；谋杀让她不只是得了重病，还变得有一点神经质了。在各种选择中，她老是挑最糟的那个。如果她事先不知道谋杀计划，尚能通过追究暗杀惩戒凶手，保住自己王位的合法性，她没有，反倒和罪魁祸首结了婚。
假如伊丽莎白随心所欲和达德利结婚，也会面临同样的结局。1567年6月15日，在马瑟尔堡（Musselburgh）附近的卡伯里山（Carberry Hill），玛丽和博斯维尔的人马迎来了反对者。造反派的旗帜就是绝佳宣传品：一棵绿树下躺着国王，白色表示其无辜被谋害，遗体旁是婴儿詹姆斯和口号，“哦，主啊，请主持公道，还我王国”。博斯维尔假装没看见它，向对方头头发出挑战要求举行个人对决。这个请求（因为他们人多势众）被否决了。还在吵吵嚷嚷中，博斯维尔的人马就消失在林子里了，自己人作鸟兽散，博斯维尔随即掉转马头，一溜烟地追去到邓巴搬救兵，撇下玛丽毫无防卫地做了叛军的俘虏。几年后，他死在丹麦监狱里，和一块石枕拴在一起，被自己的粪便弄得一身污秽。
玛丽立刻开始受羞辱。等回到爱丁堡，她全身臭烘烘的，泪眼婆娑。城里人都冲着她来了，叫嚷着“烧死这婊子，她不配活着，打倒她”。手绘传单上玛丽被画成美人鱼的样子（暗指妓女）张贴在墙上、门上。第二天她出现在一扇窗前，向沸腾的人群告饶。“最漂亮的小宝贝”此时就和啤酒屋妓女一样：内衣被撕裂敞开到腰，胸部暴露在外，头发一绺绺披散着，脸上布满泪痕，污浊一片。紧接着她被迫宣布退位，立自己的幼子为君，让同父异母哥哥莫瑞伯爵摄政，直到詹姆斯成年。她只有25岁，但是好像一生都完结了。
当然不会就这么完了，被囚禁在冰冷深深湖水中的洛赫莱文（Lochleven）城堡里，玛丽动用了她最后的武器：被悲剧般命运破坏的美丽魅力。她的看守是一个刚硬的道格拉斯（Douglas）家族人，被她的魅力融化了。被囚禁10个月后，1568年5月，玛丽戏剧性地从湖上城堡逃出来，着手招募人马反对摄政，考虑到莫瑞摄政几乎和前女王一样不招人待见，她能轻易召集到人倒也不足为怪。可是，不管怎么样，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朗塞德（Langside），她心不在焉，可耻地吃了败仗，输光了这些人马。
这样就只剩下了一条路：通过英格兰打回苏格兰去，玛丽必定非常焦虑。无疑她知道伊丽莎白对谋杀达恩利一事非常反感，只是造反派和退位逼得她惊吓过度，使她忽略了这点。她只是推测伊丽莎白也许会帮助她夺回王位，甚至给她提供军事援助。当她计划逃过边界，玛丽只想着短暂避难，期待凯旋，她必定是想着在英格兰待上也许几个月，或者最多一年？
如果她能预知正确答案是19年，当然她会想尽办法不踏上索尔威湾（Solway Firth）这一段路。但是，她筋疲力尽地到了这里，因为要伪装剪掉了有名的褐色头发，脏兮兮地坐在一艘敞开的小船上。北风呼啸中她弓着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渐渐消失的苏格兰海岸，背后是沃金顿（Workington）的小康姆布莱恩（Cumbrian）渔码头和表姑伊丽莎白的英格兰王国。据说半道上，她忽然一个激灵，预感好像有点儿不对头，她应该去法兰西而不是英格兰，也许她永远不会再见到苏格兰了。
玛丽突然出现在英格兰，在伊丽莎白政府刮起一阵旋风，依循亲戚间互通声气的惯例对她的困境表示同情并谴责叛乱，这是一回事；这当口要怎么做则是另一码事，尤其苏格兰摄政是个坚定的新教徒。塞西尔本人也给搞得晕头转向，只是当他运用了自己有名的“利弊”备忘后才松了一口气：“如她所愿”“不合她意”……或许，不管玛丽的到来多么尴尬，至少有一点儿能起作用：终于使他的女王集中精神考虑自己的将来也就是英格兰的未来，不能再拖延下去。毕竟伊丽莎白总是年纪越来越大——1568年，她已35岁。皇室洗衣女工每个月还给出证据，表示她能生育，但她的意愿看起来愈发顽固。如果她不愿讨论婚姻，那必须有责任提供继承权；如果她自己不抓住这团乱麻，其他人会，因为大家知道玛丽是最没有争议的继承人，这些人也许就会在边界不远处另立朝廷。
但是能让伊丽莎白直面现实的人得要胆大包天才行。当她认为达德利还在纠缠她时，她挑逗他，对他说：“如果你想在这里统治，我来想个法子给你现成弄好，我这里只能有一个女主人，不能有男主人。”同一年，1566年，议会想威胁她不批准资金，除非她解决婚事。女王震怒，坚持这些是她的私事；或者，最多是枢密院讨论的话题，而不是在议会。还有，如果他们要讨论个人事务，那么，大家都知道，诺福克公爵或多或少可以算是一个叛国者；北安普顿侯爵呢，他把自己的婚姻搞得这么糟糕，恐怕需要一整套法令才理得清他自己的家务事。照这么说下去还有一大堆，塞西尔试图用休会来打圆场：“看起来女王陛下今天很不高兴听这事儿。”
她明知道这不是什么“看起来”的那样。1566年11月5日，伊丽莎白心气恢复了一点平静，对特地召集的一个议会代表团说话。她批评了平民院没有遵守正确程序，试图夹带私货；接着她做了不列颠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也是最具狡辩技巧的。她用一个经典的技巧即拒绝一项事实上没有人加给她的指控：她对自己子民的命运满不在乎、冷漠处之。她实际上在责问，你们拿我当外人？
我难道不是生在英格兰吗？我的父母亲出生在外国吗？这不是我的王国吗？……我压迫过谁？我是否给谁谋了福利又做了伤害其他人的事？我给这个共同体造成什么混乱了，要怀疑我不关心这些？自我即位以来，我干得怎么样？只有嫉妒能审判我。我不想多说什么，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已经给我裁判了……只要是君王在公开场合说过的话，我从来不会失信，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名誉。因此，我再说一遍，我会结婚，一旦人选合适……而且我也希望有孩子，否则我就不结婚了。
说到有罪时，演说更精彩了，伊丽莎白提醒她的听众，姐姐玛丽当政时，因为继承权不明确她吃过的苦头，她永远不会让别人也遭这罪。
至于我自己，我不在乎死，因为所有人都会死。尽管我是女人，我也和我父亲一样，有勇气响应职责对我的要求。我是你们神圣的女王，我永远不会受武力挟制做任何事。我感谢上帝赋予我这些品质，哪怕把我穿着衬裙被赶出英格兰，我也能在基督教世界的任何角落活下来。
等她觉得安全适当了，她会通知他们关于继承权的事，不要再对她发号施令，“因为如果让双脚指挥大脑，这是魔鬼行为”。
这是伊丽莎白式修辞的经典，这么炫人耳目，没人注意到通常来说不合逻辑的推理：我不过是个穿衬裙的女人，也想结婚生子；但是我又不单是个女人，因此没有人能给我下命令何时与何人结婚；因为实际上我是女王也是国王，所以别费口舌了，走开吧，等我心情好气儿顺的时候，就让你们知道一切。
可这没解决任何问题。18个月里伊丽莎白表面上不搭理玛丽那个人，但她不好好解决这些关键事务，之后就出现了真正的严重后果，这时，不能再回避问题了：玛丽·斯图亚特是她的继承人吗？如果不是，那谁是？怎么对待玛丽？作为储君还是让她作为暂住客人和联盟者？都不确定。玛丽向表姑要的第一样东西是一些合乎身份的衣服和首饰，以便换下她来到时穿的破烂衣服。在抱怨了很多次后，她得到了一箱亚麻衣服。玛丽不知道伊丽莎白已经戴上她的珍珠项链，是莫瑞偷来讨好英格兰女王的，也许她不知道更好。
事实上，伊丽莎白非常纠结要怎么办才好。强烈的君王责任感使她有意出手帮助玛丽，但她还是怀疑玛丽在谋杀另一个表亲达恩利的过程中是否是同谋；而现实政治直觉告诉她，根本不必用一个天主教女王取代友好的、感恩戴德的新教政体，何况还不能确信玛丽不会再次张臂欢迎法兰西。就这样一如既往，当国家之争出现分歧时伊丽莎白就无所作为，只盼着它们自动消失。
当玛丽要求当面会见伊丽莎白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时，她困惑地以为她的信件都被扣留了。到伊丽莎白的特使弗朗西斯·诺里斯爵士（Sir Francis Knollys）前来解释不能在宫里接待玛丽，要等她的案件彻底审查，证实她清白无辜后，玛丽开始明白自己已沦为俘虏而非客人，那么她怒火冲天也不足为奇。但是这样没用；她火气越大，伊丽莎白对她的请求越是装聋作哑。1568年10月，在约克的调查委员会开会，伊丽莎白绝大部分的枢密院大臣都希望莫瑞呈上一个非常混账的不利于玛丽的案例，这样她的事业就能被中止。他做的倒也正中他们下怀，带来一匣子证明她有罪的信件，或许是伪造的，内容是达恩利死前，玛丽写给博斯维尔的信，叫他杀了她丈夫。
正如她整个后半辈子那样，玛丽对此证据不屑一顾，根本不回应任何说她有罪行为的指控，甚至不接受英格兰法庭要审判苏格兰女王行为的司法权，她当然是对的。但是，这次委员会调查后，她不再幻想，除了囚徒身份，她已一无所有。她在什鲁斯伯里伯爵乔治·塔尔博特（George Talbot，Earl of Shrewsbury）看管下来来回回地从一处房子转到另一处。伯爵当她的看守这份差事一点儿也不让人羡慕。有的房子，比如，斯塔福德郡塔特伯里（Tutbury），简直就是雨水浸泡的废墟，其他的如德比郡的绍斯温菲尔德（South Wingfield）稍好些。她还被允许骑马去打猎，给什鲁斯伯里妻子，可怕的贝丝织挂毯。但是玛丽一直被监禁着，因为塞西尔和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伊丽莎白后来的国务大臣）二人都在女王面前坚持，玛丽是她最危险的安全问题。作为一个热忱的新教徒，沃尔辛厄姆几乎就不同情玛丽的艰难处境。在他看来，只要她活着，不管在哪里都是麻烦：流放到法兰西，她是个麻烦；送回特威德河对岸的苏格兰去，她会是个大麻烦。在英格兰关押着——控制策略——她还是个麻烦。作为伊丽莎白的预设继承人，她会吸引不满者，正如苍蝇之趋就蜂蜜罐。沃尔辛厄姆也许可以算是典型的秘密警察——冷酷、阴险、专心致志——但他并不算多虑，因为不久后玛丽真的成了一块阴谋磁铁。最危险的是有个计划，想让她越狱和英格兰头号贵族、第四任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结婚，他三次丧妻，最近又成了鳏夫。这还不是什么天主教狂热者和理想派边缘帮搞的动作，是接近政府核心的人搞的，包括阿伦德尔。有一次，他还曾打过伊丽莎白的主意；他们都拥有良田千顷，给教会很多赞助，只是这些贵族受不了塞西尔对伊丽莎白的控制日益增加；里头也有达德利本人参与。尽管他和诺福克曾长时间不和，因为有一次打网球的时候，达德利从在一旁观战的女王那里拿了一条手帕，擦自己的眉额，这一举动太过傲慢、不得体，惹得公爵威胁要用球拍打他。
事后来看，这计划似乎古怪离奇，但当时却有点儿值得人回味。诺福克，和所有霍华德家的人一样，也许内心里是天主教徒，虽然对官方他说自己是新教，与伊丽莎白教会一致。莱斯特、萨塞克斯、阿伦德尔，还有其他人也许甚至想象玛丽和诺福克结婚，能算一种解决办法，能弥合英格兰远没有愈合的宗教伤口，这是一举多得。所有旧的分裂——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北方南方——都会消失，结果是一个全新的更好的不列颠，而这里没塞西尔什么事。
毫不奇怪，伊丽莎白可不这么看，她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问诺福克，关于他和苏格兰女王结婚的谣言是真的吗？“我更想高枕无忧。”他回答道。伊丽莎白可不是好糊弄的。诺福克的父亲是被她自己的父亲以叛国者名义砍头的，她嗅到霍华德家族的一丝恼人气息：他们相信自己的家族比都铎家族要好。女王给了诺福克很多机会向她坦白这一计划，但最后是一个吓坏了的莱斯特家的人向女王交代了实情——他得到伊丽莎白的感谢而非惩罚。1569年10月，诺福克进了伦敦塔。
但是，搭救玛丽不只是阿伦德尔和莱斯特这些宫廷政治家的图谋。或者毋宁说，同样这批宫廷政治家，他们的另一个面目是地区性的大巨头，拥有大量金钱、田地、人力。一个不同的英格兰，不列颠英格兰的宏伟蓝图，对于伦敦以外的人意义最大，是女王前进的赞歌大合唱。在北部和西部，因为不满世袭大贵族戴克斯和珀西两个家族以及威尔士边界小朝廷，天主教主义不但没有被铲除，反而兴旺发达起来，这些地方的人想要拿玛丽取代伊丽莎白的意愿特别强。他们告诉自己，都铎家还在威尔士经营酿酒业时，他们就已经到了诺森伯兰和威斯特摩兰；而现在，不管在他们自己郡的政府里，还是有关他们的宗教，要一个南方来的什么暴发户告诉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们打心眼儿里不服。对这些人来说，玛丽·斯图亚特不仅仅是个继承人，她是替代品。
当南边的叛乱分支屈服后，有一阵消停，耐人寻味。可是，接着女人拿起了接力棒，尤其是威斯特摩兰公爵夫人，她正巧是诺福克的姐妹。比她的兄弟还厉害的角色，“公爵（她的兄弟）这么没头脑的人，”她这么羞辱他们，写道，“做事虎头蛇尾。”当北部伯爵们接到要去伦敦枢密院辩白的召集令时，公爵夫人说服北方贵族们，他们要么举起义旗，要么懦弱地走向断头台。
这样他们就揭竿而起，1569年11月，威斯特摩兰和诺森伯兰伯爵领头造反。刚开始时，看起来至少在北方，他们真的能胜利。因为都铎王朝是外强中干，在英格兰稍偏北一些的地方，这个外壳就更摇摇欲坠。起初，政府只能派出寥寥数百个骑士和1000个左右武装士兵。北方军队，打着基督五伤旗——这还是1536—1537年恩典朝圣之旅那面旗帜，一路行进，扫荡了它的故土兰开夏郡、约克郡、诺森伯兰郡。1569年11月，达勒姆大教堂宣布再次忠于罗马教廷，英语《圣经》被卷起来烧毁，恢复了石头圣坛，拉丁语弥撒再一次回响在巨大的诺曼巴西利卡的V形条纹柱子之间，那景象看起来一定像英格兰的天主教圣徒们重生。造反者相信只要他们坚持挺过冬天，到春天西班牙援助就会来到。
但是伊丽莎白政府此时非常明白形势严峻，知道英格兰宗教战争的又一幕上演了。一支北方机动部队正赶去塔特伯里要搭救她，在这紧急关头，玛丽被转移到防守严密的考文垂（Coventry）。开头的几次混乱后，南方召集了一支强大的部队，人数达到压倒性的1.2万人，一到北方人数就更多了。军队残酷地镇压造反，伯爵们逃过边界去了苏格兰，伊丽莎白勉强宽大了被捉住的贵族，诺福克很幸运，当时人在伦敦塔里，逃过一劫。但是女王关于报复和惩罚的指令非常野蛮，当地治安官只好自作主张，为避免一代代冤冤相报，最大限度地不执行这个命令。即使如此，还是处决了450人。这是亨利八世在恩典朝圣造反后杀掉人数的三倍，而那次的叛乱规模还要大得多。低等级的人被绞死，人还没咽气就被活活地砍头剖腹。
恐怖镇压起到了作用，北方伯爵的这次造反是都铎王朝英格兰最后一次严重的叛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叛乱者的大片土地被没收，财产转移给忠于女王的南方人，不满者不得不认清现实，再也不冒险尝试改朝换代了。然而1570年，对于最热忱的天主教徒来说，他们非常难受。教皇庇护五世又在这个错误的时间颁布了一个教皇诏书，宣布将伊丽莎白开除教籍，号召天主教信徒们起来废除他们的异教徒女王，如果有必要就结果她。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们这时面对做叛徒的选择：是背叛教会还是他们的君主呢？
无可避免的是有些人选择后者。1571年，佛罗伦萨银行家罗伯特·利多尔菲（Roberto Ridolfi）组织的一个阴谋被揭破。目标是里应外合解救玛丽。英格兰起义加西班牙人从荷兰启程渡海入侵，要杀死伊丽莎白，把玛丽推上王位。令人震惊的是，诺福克公爵因表现良好从伦敦塔里释放出来后，居然参与这个阴谋。这个人难道从来就不学点儿教训吗？哪怕有充分的证据，伊丽莎白还是退缩了。她下意识地忌讳、反对杀戮表亲，推迟对诺福克的审判。尽管议会将苏格兰女王魔鬼化，说她是“魔鬼、巨龙、不顾众生死活”，伊丽莎白更不情愿把玛丽打倒，或者，甚至到了这个地步，从继承人序列中拿掉玛丽。但是，需要做一些牺牲，否则女王在自己臣民面前，将变成她自己和臣民们的最大敌人。终于，诺福克的同僚们组成陪审团审判了他，全体一致通过在伦敦塔里砍了他的头。他和他父亲以前一样，加入了圣彼得阿德文库拉（St Peter ad Vincula）石板下的无头帮。
北方造反结束后，塞西尔写道：“女王陛下有一次全英格兰最著名的审判。”他和她都知道，对于仪式上的短曲和花儿来说，光荣与灾难之间那条分界线从来薄如刀片，成王败寇。
16世纪70年代中叶，麻烦貌似远在天边。隔着北海，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荷兰交战，围城直到饥饿迫使城里人投降，或者化为焦土。1572年，巴黎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中，新教徒（据报道，包括妇女和襁褓中的婴儿）都被屠杀，尸体扔进塞纳河。“耶稣钉上十字架以来最大的罪恶。”塞西尔这么评论。
但那是外国。在英格兰，索尔兹伯里主教宣布英格兰从来没有“在世俗方面，如此安定健康，实际上的富足”。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主持宗教仪式的司仪用“富足”一词好像张口就来，仿佛英格兰只有一个季节：黄金般的夏天。女王自己也许没有“结果”（尽管她拿樱桃当耳环），但她的任期果实累累。弗兰德斯灾难成全了英格兰，资本和技术工大量涌进。伊丽莎白仿效安特卫普股票交易所（Antwerp's bourse），设立英格兰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如果说古怪的话，经济运行蔚为大观，工业扩张迅速。各种制成品，从锡、铁、亚麻、蕾丝、玻璃、肥皂到盐，都由英格兰自己生产，不必进口。甚至相对简朴的房子，安装玻璃也很平常；木头餐具和用具换成了锡镴制品。全英格兰正在经历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自然，因为人口众多，如此丰益也不一定使人人私囊鼓起：到16世纪末英格兰人口500万（对比之下苏格兰是50万人）。这一时期人口增长是从黑死病以来最快的。要养育更多人口，可是工作更少，人力更不能讨价还价，得到工作的拿到更低的工资。养羊利润可观，乡村里，常常可以看到公地被圈起来，不计其数的村民不再能自给自足，只得沦为无地劳力，或背井离乡加入贫穷的流动大军行列。相应地，伊丽莎白的议会通过了“贫穷法”（vagabondage），给没有能力又不外出的赤贫者施加野蛮的“流浪汉”惩罚：初犯者受鞭笞和耳朵钻洞，被认定是流浪汉惯犯后就吊死。
1575年在沃里克，当女王快要巡游经过时，有碍观瞻之人都被以某种方式给弄得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莱斯特伯爵达德利给上年纪的退役军人造的养老院。女王可以以此宽慰自己，她的政府何其仁慈善良。对于沃里克议员们来说，面临王室巡视的巨额费用，真是不知道哪一拨旅行者造成的麻烦更大，是乞丐还是廷臣？运走整车整车的邋里邋遢者，200辆大车载来的宫廷行李搬进来，每辆车由六匹马拉着，这就需要大量马棚和干草。女王抵达前一周，王室采办商就空降到沃里克，他们在视力可及范围内，购买一切东西，价钱只能按照他们认为差不多的支付。无怪乎，有些家庭和城镇被选中巡视时，一时间感觉酸甜苦辣百味杂陈，因为八成会闹得鸡飞狗跳。宫廷里的夫人绅士，向来穿惯绸缎戴珍珠，八成会不满意招待，然后将其不满散布出去。然后还有贝丝（伊丽莎白的简称）女王本人，这宝石装扮的鬼魅、人间女神，与大多数这些不朽人物一样壮观又威严。读者可以想象，一个镇里官员被选来做个公开演讲，一边浑身颤抖，一边长篇大论谈到本城的历史——“我们在古籍和信史里，可以读到远在布列塔尼人时，这里就有市镇或者叫围墙之城，那时候它叫卡沃尔（Carwar）……”——这表明他挺称职，最害怕的人看起来好像只是个记录员，他被要求向女王说话，但是他在这个节骨眼上，紧张得结结巴巴，使伊丽莎白正好有机会，用一滴魔水点拨他的人生。“到这里来，小记录员，”据报道她这么说，“他们告诉我，你会很害怕，不敢看我一眼或者和我对话，但是，我更怕你，现在谢谢你，使我记起我的职责。”“嗯，那么，”《沃里克黑皮书》（Black Book of Warwick）接着写道，“对所有议员和随从做出一副最优美最赞许的表情，又说一遍‘我衷心地感谢你们，我的好人民’。”
就这么着有时候还会出岔子。沃里克伯爵弄了个盛大的烟火表演，他是伦敦塔的典狱长，从那里拿来枪和爆竹，但是，龙嘴里喷出的火焰点着了镇子尽头四户人家的房子，“只要一个火球穿过两边出来，给房子弄了个人头大小的洞，郊区就着火了”。第二天早上，全城一股硝石味儿，伊丽莎白让人把昨夜那对睡梦里房子着了火的夫妻带到面前，她给他们钱补偿。那自然是廷臣的钱，女王用别人的钱很大方；但是向廷臣举债，只会使沃里克的市民们更热爱她。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16世纪70年代，是“伊丽莎白教”的发端时期。她的继位日，11月17日，成了全英格兰节日中最隆重的，比异教的教皇日历上所有节日都要神圣的日子。这一天放烟火、教堂敲响钟声，两天后有马上刺枪比赛，为了她的荣耀，女王的斗士亨利·李（Henry Lee）爵士骑着马用长矛挑斗，买了一先令门票入场的观众会大声叫好。马库斯·格雷特斯（Marcus Gheeraerts）这些流亡的弗莱芒艺术家，印制出大量图画、小幅肖像和徽章，到处是她的形象。为了表示大胆蔑视教皇的驱除令[7]，她的贵族和绅士们在自己服饰上别小肖像做标记。当她的婚姻希望日益渺茫时，开始推崇她的童贞（将坏事变为好事）。许多有关她个人的非直接象征——凤凰、白鼬皮毛、新月、玫瑰、珍珠——原来指玛多娜（Madonna）的标记，这时都套用在童贞女王身上。她还以纯洁的戴安娜、图奇娅（Tuccia）、处女维斯塔（Vestal Virgin，她手持一筛水而没有溅出来一滴，以此证明了童贞）面目出现，或者披戴一领雪白的鼬皮，或者塘鹅，据《圣典崇拜》里说塘鹅让下一代啄吸自己胸脯的血，如此牺牲自己养育后代。又或者，伊丽莎白可以是太阳，其光芒发出彩虹般的光波。她是一切，“彩虹”肖像上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已表明，她看得见听得见任何事物。那些不能进入宫廷或乡间宏伟的大房子专为接待她而盖的“华屋”的人，瞻仰不到她的画像。诸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等历史学家的编年史里有她的插图，这些历史著作上记载，上帝自己的新教共同体奇迹般升起，童贞女王的朝政尽善尽美。
甚至那些知晓内里的，只要他们愿意，就能一眼看穿她的“荣光女王”的光辉形象依赖制作细致的脚手架外加罩着绫罗绸缎；他们也知道女王脸蛋苍白如月色，不过是硼砂、明矾粉碎后和着磨坊水涂抹出来的，但他们就是不可救药地敬仰她。比如克里斯托弗·哈顿（Christopher Hatton）这个北安普顿绅士本来是议会的无名之辈，一次假面舞会上，因为莱斯特伯爵失宠，他入了伊丽莎白的法眼，受宠若惊，离开时人失魂落魄的。哈顿生病了，伊丽莎白送他去水疗，他写的回信好像一个少年在经受发狂的折磨：“但愿上帝允许我和你哪怕待一小时……我神经紧张……我爱您，我不能没有你……最亲爱的甜蜜的小姐，请允许我，我激情澎湃，我写不下去了。请务必爱我，以我爱您之名……一万个再见……”
哈顿是贝茜（伊丽莎白的简称）狂热综合征的又一个患者，然而，那时还有一点略微精神错乱的是关于“盛世”年岁的晕眩转台：像哈德威克（Hardwick）豪宅，它的“窗户比墙多”、里头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舞厅（因为有伊丽莎白式足球）、占地广大的图书馆收藏着读不完的经典，甚至培根大人领地上的浴池的墙上和地板上装饰着珠宝，在水中闪闪发光。与16世纪上半叶的相对节制比较起来，伊丽莎白式的光辉需要珠宝，有些来自异国如巴西黄晶和翡翠，或者来自东方的橄榄石和金绿宝石。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伦敦珠宝代表，非凡的奇普赛德宝藏（Cheapside hoard）使我们懂得珠宝习俗如何从宫廷传入商人阶层的富裕者之家。无可避免地，莱斯特伯爵给女王的新年礼物是硕大无比的珠宝，壮观华丽一如其个性。
照理说，莱斯特伯爵参与撮合诺福克与玛丽婚姻的阴谋，足以让他完蛋，但伊丽莎白念着旧情人的好，对他总是心软又宽大为怀。1575年，她让他在凯尼尔沃思（Kenilworth）城堡为她布置一个大型娱乐场，城堡就是赏赐给他的。到这时候，他和女王已经在玩高级智力游戏了。他假装仍然是她狂热的爱人，而她也假装接受他夸张的谄媚。莱斯特和情人道格拉斯·谢菲尔德（Douglas Sheffield）生了个儿子的事实仿佛压根儿不存在。这类游戏不那么好玩儿，因此1575年在凯尼尔沃思的消遣，就成了他俩最后的约会，几千号人在边上看着热闹。莱斯特给城堡加了一整幢裙楼，供女王偶尔来住，墙上是大红色皮草，蓝色土耳其小挂毯，夜晚点上几千支蜡烛，里面有水晶的国际象棋棋盘，一个大鸟笼里养着五彩斑斓的外国珍禽，白色大理石的喷泉，裸体接吻的大理石仙女充满整个仿威尼斯睡莲的水池；还有300道菜的宴席。引来水将城堡前面的一块田变成了一个人工湖，中间漂浮着一座岛屿。女王抵达时，打扮成小女孩的小男孩们在岛上唱欢迎歌曲，田野林子里钻出披头散发的野人，烟火冲天，声响雷动，凯尼尔沃思的守门人写道：“水涌起波浪，城堡在震动，我这么心肠硬的人也不禁害怕起来。”
作为“王室御马官”的莱斯特这时有一点自负，面色绯红，踌躇满志地主持这一切。只因为他不再一本正经追求女王之后，他才成为了大众的宠儿淘气的罗宾叔叔（Uncle Robin）。他的情况和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小弟弟阿朗松（Alençon）公爵正好相反，伊丽莎白对待阿朗松的求婚很认真，邀请他来英格兰。她已年过四十，医生宣布尽管她已四十有五，还能生育。历史学家大部分都认为她基本上是在做政治外交上的考量。第一次在1572年到1573年，后面是1579年到1581年——用这个方法向法兰西加压，要他们反对西班牙在荷兰的统治，以此缓解英格兰的麻烦和战事耗费。这无疑是塞西尔的算盘。但在枢密院和公众中，说反对的人不少。1579年，女王给大家展示了她对阿朗松喜爱有加——不顾他个子很矮和一脸讨厌的麻子——叫他“我的青蛙”（当某人收到贪婪绰号时的一个不祥记号）。莱斯特已再婚，夫人是伊丽莎白的一个宫廷贵妇莱提斯·诺里斯（Lettice Knollys），因此，她真的喜欢阿朗松而认为他是她的最后机会也没准。
英格兰第一次嫉妒起来。哈顿给女王送去一个戒指，保证能赶走“有毒空气”，只要她“在甜蜜的乳头间——纯洁忠贞的处所”戴着它。莱斯特和哈顿两个受伤的伤感专家，接着联手指挥了一场爱国主义反对运动，特色歌曲有《青蛙和老鼠的最怪异婚姻》（The Most Strange Marriage of the Frog and the Mouse），还出版了猛烈抨击的长篇大论。1579年8月，约翰·斯塔布斯（John Stubbs）出版了《发现张开的海峡要并吞英格兰了》（A Discoverie of a Gaping Gulf wherein England is like tobe Swallowed），警告疾病感染了整个瓦卢瓦王朝是上帝的惩罚，女王不该玷污自己并葬送政体。他得到的回报是以诽谤罪起诉他，刑罚是砍掉他的右手（还有他的印刷商和经销商的右手），没有判罚印刷商，但斯塔布斯的手被剁肉刀砍下后，用球棍挥击回家，他挣扎着用好手举起帽子，喊了一声“上帝保佑女王”然后昏死过去。威廉·卡姆登见证了这可怕一幕，写道：“站着围观的众人默不作声；不是被这新奇可恶的惩罚吓呆了，就是可怜这诚实又作无可指责报道的人，抑或憎恨这个婚姻很可能预示着宗教颠覆。”
毫不奇怪，女王拿阿朗松、枢密院和公众一起当玩具耍时，她的声望一落千丈。1581年的继位日，最后她交换了戒指，为了保全公爵名声宣布订婚，将他送走。到年底不再提起法兰西婚事。这样，不管她想不想，只能做个童贞女王了。
1580年4月6日黄昏，英格兰发生了地震，震中在肯特郡东海岸，但是，伦敦塔里震感强烈，皇家动物园的狮子发出吼叫，柯腾（Curtain）等剧院里看戏的人们吓得从观众席上跳下来。上一年的10月，一颗彗星出现，冬天下了大雪，大到从没人见过。在这些预兆前，女王都表现得很勇敢，在廷臣们一片惊恐万状中，她打开窗户，要更清楚地观看彗星的灰黄火焰，而旁人都认为这些是上帝预警黑暗时代即将来临。
但是，英格兰或好或坏地有了自己的黑色天使，来识破这最糟糕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他肤色黝黑神情抑郁，伊丽莎白叫他“穆尔”（Moor）。“智慧永远最可爱”，这句话是沃尔辛厄姆的座右铭。他的全部职业生涯就是知识即力量这个当代真实主义的应用示范。在他身上，“智慧”这观念可以有两种意思：理解力和洞察真相。沃尔辛厄姆因其继父是女王的亲戚，成为1572年后的两位国务大臣之一，当时塞西尔提升为财政大臣。因此，这两位是伊丽莎白的私人枢密院的一副书挡，能够共同工作，又彼此依赖才做出判断，脾气也合拍。
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又有很大不同，不仅仅是各有个性，他们还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再者，在他俩看来，英格兰在世界上的位置也有别。塞西尔是苏格拉底实用主义者（Socratic pragmatist），总是看到事情的两面，然后竭力乐观地调和。他就是这么看待他那个时代的最大分歧即信仰之战的。塞西尔认为1559年已经解决了宗教争端，要求人们加入英国国教会，偶尔去一去圣餐礼，也不强迫大家生吞活剥接受整套新教教条，就这样“文火慢炖”，然而必定能把英格兰的绝大部分人团聚到新秩序里。
另一方面，沃尔辛厄姆对和解没兴趣，他要的是完胜。他认为，权力之法术也许复杂，但世界真是简单到分野清晰，即新教好、天主教坏。1572年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期间，他正在巴黎，因此他对和解不抱幻想。协议和联盟本身都很好，但只是策略；现实战略说到底就是一场战争。从两面看问题，与反基督者妥协，只会让自己输掉；假如沃尔辛厄姆要做点儿什么的话，英格兰不会输。
在天主教十字军之战的这些年里，如果要简单地测试一下，大家如何严肃地思考英格兰要怎么样才能生存下去，就是看他们怎么看待荷兰正在进行的战争。它始于1568年，还看不到快结束的迹象。那边只是一场发生在天边、和英格兰无关的莫名其妙的内战吗？还是一场与岛国命运攸关的挣扎？沃尔辛厄姆懂得塞西尔和女王都不想掺和进去，都认为那不过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双方都狂热到不可救药。枢密院里很多人也看不到有什么紧迫性，要帮助荷兰人吗？他们还在袭击与西班牙和平贸易的英格兰船只呢。但沃尔辛厄姆坚持认为，如果西班牙人把造反的荷兰人打得落花流水，那接下来就要来收拾英格兰了。塞西尔勉强接受了应该做点什么的必要性，但是这应该找别人出头，让法兰西人去干；因此他希望与法兰西联姻能够成功。
但无论是联姻还是军事战略都没用，几年之内，所有能挡在英格兰及其关键时刻之间的屏障全倒下了。法兰西代理人运动在荷兰溃败。1584年，荷兰抵抗大英雄“沉默的威廉”在代夫特（Delft）自己家里的楼梯上被暗杀了。帕尔玛公爵（Duke of Parma）的军队迅速通过弗兰德斯到了海上，到1585年，他们控制了安特卫普，正好虎视眈眈地面对着英格兰海岸。
危机给英格兰朝野上下带来了心灵探索式的大辩论。英格兰破天荒第一遭面对这个问题——以后历史上类似的问题倒是反复出现：我们需要管欧洲的事吗？流血的大陆人到底是只需要我们关心还是那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的想法刚好相反。荷兰明摆着抵抗力量衰弱，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已然危险，塞西尔承认英格兰和西班牙直接开战[8]已是早晚的事。只是，他的本能意识深植于狭隘的岛民想法，为什么要把金钱和人力浪费在“那边”？英格兰也正需要二者加强工事，或赢或输，都只能自己单干。而沃尔辛厄姆认为，这就是自寻短见，让欧洲自我消耗而袖手旁观，英格兰人只是延缓时日，等荷兰人躺倒，届时敌人已壮大百倍，要打就现在打，用尽一切力量，在所有地方打：在海上，在荷兰，在美洲，在英格兰各郡里，在有天主教绅士藏着耶稣会会士的地方都开打，把他打散打跑，那才有赢他的机会。
随着岁月过去，莱斯特更强烈地主张新教教义，同意沃尔辛厄姆；当北海对面的形势恶化，情报确认西班牙的确磨刀霍霍要从荷兰发起入侵，终于，几多疑虑下来，女王也同意了，派一支8000人的部队去安特卫普，莱斯特自己领军。但是女王和往常一样，不想开任何空白支票，几乎刚做完决定，她就要留后手，撤销了这一命令。从一开始，给莱斯特的命令就束缚住了他的手脚，他只能打严格意义上的保卫战，因为“沉默威廉”死后，女王已拒绝成立联合省而自己做元首的提议，特别交代莱斯特他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请求做他们的统领。
不消说，几个月里，他做的不多不少。在海牙，人家郑重地邀请他做统军将领，他辩解说，他心里反对这项委任；但如果要打得下去，在这个众所周知不结盟的荷兰，需要得到某种指挥权。当伊丽莎白听说这个消息后气急败坏，“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看着他出现这个状况，我们永远无法想象，一个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我们这么器重的人，比英格兰任何臣民都受器重，这么卑鄙地破坏我们的指令，这种手段太损害我们的名誉了……”这时只有沃尔辛厄姆能够阻止女王在彼时彼地停止施以军事援手。莱斯特听说女王发火后，后悔得打蔫了。他说，现在只希望能到女王马厩里找个活儿“给马儿们钉马掌”。
好在经过提醒，伊丽莎白还是能用全局观念看问题，明白过来，假如西班牙赢了北海之战，会发生什么：入侵、天主教徒叛乱、玛丽·斯图亚特得救后在威斯敏斯特登基。沃尔辛厄姆这会儿忙着国内外同时作战，他动真格的了。他知道教皇庇佑五世（Pius Ⅴ）不仅把“英格兰那个邪恶女人”开除教籍，还起誓“不管谁送她上路……不仅没有罪，在上帝眼里反而是积德”。针对这一弑君号召，沃尔辛厄姆设立联络会：自发组织绅士们宣誓要捣毁任何胆敢威胁女王安全的人。第二步是驱逐耶稣会修士，重新定义将其列为谋杀共案犯，滞留在英格兰会自动成为叛国者。如发现任何人庇护天主教神父或者望弥撒，都要处以重罪。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陷入恐慌：要么做叛教者，要么犯法？从此，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很多人抗议他们只能这样）这一概念被当成危险的异数。
伊丽莎白治下的英格兰整个进入沃尔辛厄姆的国家安全紧急状态，告密者和双重间谍忙得马不停蹄，频繁使用刑架和拇指夹。一个叫托普克里夫（Topcliffe，后来因僭越职权被捕）的热心过头的施虐狂在自己家里，经常拷问嫌疑犯。一个叫波特莫特（Portmort）的神父为了报复，反咬托普克里夫曾吹牛触摸女王胸脯和肚子的感受。女王的私人枢密院甚至讨论过万一女王遇刺，英格兰政府该怎么办，最后得出的结论意味深长：将由议会当政，弄一个“大枢密院”来运作政府。然而，假如说沃尔辛厄姆凶残，他却并没有过虑。法兰西、罗马、西班牙确实有阴谋组织，他们的工作只对准一个目标：就是结果伊丽莎白，用玛丽·斯图亚特取代她。
多年来，在什鲁斯伯里伯爵和他吓人的妻子贝丝·塔尔博特的监管下，玛丽过着乡村绅士太太的生活，可以打猎、架鹰，留用几个不多的家仆，还算体面。她的身体状况恶化，原先苗条优美的身材已发福，玛丽原本指望做朋友和盟友的表亲，却将自己软禁起来；玛丽从来没有与她达成和解，也不原谅她。当儿子詹姆斯和英格兰签署协议不认生母时，玛丽吓傻了，签署了协议把自己的继承权让渡给西班牙国王。这更让沃尔辛厄姆确信自己的悲观观点，即再也不可能有本土出生的王位继承人了。玛丽活着就是插在伊丽莎白心上的一把匕首。
这样他就设计了一个陷阱来解决这个麻烦。1585年12月，沃尔辛厄姆瞒过塞西尔，改变了玛丽的囚禁地点，突然将她和家仆一起送到斯塔福德旁的查特莱堂（Chartley Hall），换了更凶狠的新教徒看守艾米亚斯·保莱（Amyas Paulet）。他一点也不掩饰对自己犯人的仇恨。在查特莱，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必要时，设计成给她带来毁灭。想象一下玛丽该是何等欣喜，发现同党居然发明了一种新的天才方法，收发往来信件。他们有巴黎特工、最近宣誓效忠的复仇者、拥护者伦敦富商安托尼·巴宾顿（Anthony Babington）。密码信装入防水袋，通过啤酒桶塞子的孔，进出查特莱。玛丽不知道这是沃尔辛厄姆想出的计谋，信件发出后几小时，他的解码文书就忙于解读她的信息，策划出这整个查特莱诡计，就是要把玛丽置于死地，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她。
她中计了。巴宾顿告诉玛丽他的计划详情：有6个绅士一起，要谋害伊丽莎白，她如何能得救，即将到来的入侵，怎么东山再起。1586年7月19日，玛丽回复，鼓励他们，但一如往常，强调他们首要的任务是解救她自己。她直白地警示巴宾顿，万一哪个环节出错，想想她的命运会怎么样。信送走后几小时，还没有上路送去给巴宾顿，沃尔辛厄姆的解码文书就已复写一份，并且译写给了朋友。
在威斯敏斯特，伊丽莎白突然莫名地抓狂，担心起自己的安全来，想象着每个阴影每块窗帘后都藏着刺客的匕首。她知道“沉默威廉”出的事儿。他们就在他旁边。沃尔辛厄姆怎么说的，他们也能接近她。她病倒了，病得很重。
在查特莱，玛丽觉得天空柔和了不少。近20年的不公平监禁后，自由和清白触手可及。1586年8月11日，保莱说她可以去骑马，对污浊的肺有好处，你不知道吗？走得稍远些，玛丽看见一小队人骑着马过来，啊，这就是了，她一定想象着：他们来接她了。
当然，这批人是来逮捕她的，巴宾顿及其同伙已被捕，在严刑拷问下已招供。玛丽被带走，她在查特莱的房间被翻了个遍，查抄出几百份罪证和60种密码的解码本。在伦敦，伊丽莎白大喜过望，给保莱写信：“艾米亚斯，我最忠心最周到的仆人，上帝会用三倍的恩惠报答你，如此周全地替我除了心头大患。”她说玛丽是“邪恶的谋杀犯”。她告诉塞西尔，巴宾顿这一伙叛国者搞阴谋太邪恶，光吊死加开膛破肚都不够。
苏格兰女王、流浪的玛丽只需停留最后一站，最后一个城堡就结束自己的悲惨人生了，即理查三世的出生地，北安普顿郡的宏伟约克风城堡福瑟林格（Fotheringhay）。如果有人指望她痛哭流涕的写个悔过书，那么，他们可以见识一下她的本色。面对自己末日的游戏，玛丽内心反而强大起来，好像超脱了这本卑劣戏码，让人看了不由得怕起她来。叫她认罪，她不认，玛丽坚持自己的君权；听了保莱的恫吓，她回答道：“作为一个罪人，我很清楚我冒犯了造物主。我请求他宽恕我，我请求他宽恕我。但是，作为女王，作为君主，我知道我没有任何错误或冒犯，需要向面前各位交代的。”
她的第二招是推得一干二净，否认与巴宾顿的一切阴谋有关，直到给她出示自己的亲笔签名信。但沃尔辛厄姆在其中混入伪造的话语，弄巧成拙，使得玛丽指控他设计了整个阴谋，目的是扳倒她。毕竟，这和事实差不多；她提醒枢密院的审问者，她到英格兰是自由之身，是来寻求帮助，对付她在苏格兰的敌人的，“我马上就被监禁了”，她直率地加了这句；这样说更接近真相。
伊丽莎白可不这么看。她给玛丽写信，好像苏格兰女王是不懂感激的客人，没有对好客的主人写信说谢谢，反而偷走了毛巾。玛丽“偷偷摸摸地计划要我的命，通过流血毁坏我的英格兰王国。我从没有草率应付你，相反，我保障你的生命，一如我照顾自己一样上心。”
1586年10月15日，福瑟林格大厅里正式审判开始。玛丽用一贯的半请求半威胁姿态，警告起诉人要按照良心审理，“记住世界舞台比英格兰王国更大”。她在舞台中央扮演自己的角色，面向世界古今的观众。
她蹒跚地走进房间，大家都大吃一惊，她身体极其虚弱，从头到脚穿得像个高贵的母亲，黑色天鹅绒，头上戴着白色头饰，还有面纱。看到台上放着一张华贵的椅子，她很自然地认为那是她的座位，结果被告知那是代表英格兰女王的宝座，真扫兴。她被领到被告席上，那是一张半月形的小椅子。她勇敢地开始发言，没有给她呈示证据、没有辩护律师、没有书记员，甚至没有笔墨。玛丽转过身来，对着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说，在这种情形下“我想你们当中任何人，如果处在我的位置，即使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都没有人能够自卫或反对什么”。但是，她做到了自卫：坚持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伊丽莎白活着时夺取王位，只是作为谱系里最近的亲属，不会放弃继承王位的主张。玛丽根本不认罪，接着扭转局面，把审问者放到被告席上，指控沃尔辛厄姆伪造巴宾顿信件，迫使他一反常态，小心地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上帝作证……作为个人我没有做什么不诚实的事；作为国务大臣，也没有不称职。”这个猫捉老鼠反被老鼠咬的游戏继续了一会儿，塞西尔只得插入审问她：质问她将王权转手给菲利普二世之事。玛丽高傲地答复，他这样的人不配过问君王间的事务。当他追问她，说如果西班牙人入侵她会怎么办，玛丽说除了自由，摆脱非法拘禁，别的什么也不要。
自然，她最终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因为大家见识了她这么能言善辩，审判就中止了，在伦敦重新举行审判，索性就不要她到场。10天后，委员会迅速地给她定了罪。刑罚公布后，伦敦大街小巷一片欢腾。议会恳请伊丽莎白快快批准执行，但这正是女王不情愿的；几个月来，她破口大骂“谋杀犯”卑鄙，但轮到要杀她，她感到、她知道他们是亲人——诺福克和玛丽——斧子落在脖子上，这是长久以来藏在她心底的深切惊恐，使得她畏缩不前。还有，玛丽声音喑哑地威胁说牺牲她会招来报应。这话不无道理，也使伊丽莎白害怕，“我们君王是在世界这个舞台上表演”，玛丽这么说，伊丽莎白知道她是对的。
整整三个月，伊丽莎白对于这个表亲的命运，苦苦挣扎不能决断——这已经打破了她此前犹豫不决的纪录——但是，到了1587年1月1日，她终于还是签发了死刑令，请她的私人秘书威廉·戴维森（William Davison）盖上英格兰大印，拿给沃尔辛厄姆。她坚持不得公开行刑，在福瑟林格就地执行。事实上，伊丽莎白真正想的是，自己摆脱干系，要让人知道，整个丑事是底下某个死党，为了除掉玛丽，用古老的方法处理过气女王。但是，忠心耿耿的保莱，被这个建议吓坏了：“上帝不允许！没有命令叫人砍头，我不能昧着良心，这要伤后代阴鸷的。”
如果说伊丽莎白畏惧公开行刑，玛丽对即将殉道反而洋洋得意。所有混乱、肮脏、鲁莽冒险、轻率密谋，所有妄想、装腔作势、勉强逃脱、战场上可笑的失败，她这一辈子惹人注目的任性、疯狂，一刹那都有了方向和意义。上帝引导她经历这一切，才到达这一蜕变时刻：是为了永恒教会的真理和持久性而牺牲。因此，当一个苏格兰廷臣哭泣着告诉玛丽第二天也就是1587年2月8日早上要行刑时，她说他应该高兴：“玛丽·斯图亚特的麻烦要到头了……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告诉朋友们，我死得像一个真正的苏格兰女人，一个真正的法兰西女人。”
最终时刻，她的表现不可思议，一切都值了。彼得伯勒大教堂执事长（Dean of Peterborough）理查德·弗莱彻（Richard Fletcher）对她慷慨陈词。她转过去背对着他，拒绝和他一起祈祷：“执事先生，我已决心用鲜血捍卫古老的罗马天主教。”弗莱彻没有退缩，走到断头台的另一面，继续痛斥玛丽，两个声音，一个英语一个拉丁语，渐渐提高嗓门，也不太对调，他们试图阻止她吻她自己的十字架。最后，要行刑了，她抖落拘谨的黑色斗篷，露出血色猩红的衬裙：殉道者的污点。金线绣的白色绸布蒙住她的双眼，她躺在下面纹丝不动，行刑者反而被她搞得双手出汗了。第一下深深地砍进她头的背后，只听见她轻轻说了声“亲爱的耶稣”；第二记马上跟着落下，这次全断开了，只剩一根筋连着，这下子刽子手只好拿斧当锯子使。
好了，玛丽不可能让死亡这件小事妨碍她全盘统筹的进程，受邀请前来的大批观众目瞪口呆。据目击者报告，在她断开的头颅上嘴唇继续嚅动了好几分钟，仿佛在无声地祈祷。那个刽子手，此时简直恨不得死的是他自己了，上前去例行公事地拎起头，高叫一声“上帝保佑女王！”他犯了个错误，只抓着一团赤褐色头发，当然是假发。众人惊魂未定之时，只见玛丽的头，上面只覆盖着一层灰色短粗毛发，从头发上脱落下来，像一只保龄球在地板上骨碌碌地滚过。接下来的任务是从无头尸身上除去衣服，以便保存死尸不腐——也是不许将有价值的物品拿去当圣物交易。当浸透鲜血的衬裙被解开时，里面有什么东西钻了出来开始哀叫。这是玛丽的小巴狗，一只斯凯狗，它用牙齿紧紧咬着血污狼藉的织物。最后终于将这小东西和主人分开后。他们把狗洗了又洗，可是没用，血在它的衣服上结成了块。脏不脏也没关系了，小狗拒绝进食，失去活力，最后死去，又一个可悲的小牺牲品，它还带着玛丽式悲剧的意味。小狗是玛丽的第一个哀悼者，但不是最后一个。
钟声敲响，伦敦人唱着“一支绝妙小曲，大众庆祝苏格兰女王砍了头”，伊丽莎白一世却一下子坠入悔恨的深渊里，传送玛丽死讯的信使原以为会得到感谢，却只有惊愕。为预防她再次改主意，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决定等一切尘埃落定，推迟了一小时告诉伊丽莎白。不管他们多少次想迎合女王，告诉她——或者让人告诉她——她不“仅仅”是女人，她远比这强得多；但还是有很多次，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显示，他们就是拿她当个女人：长期犹豫不决、反复无常的女性，由着情绪起伏；就和她没有充分利用的子宫也是受月亮和星星的周期支配一样。通常情况下，造成既成事实后他们都能逃脱处罚，但这次没有，伊丽莎白得知玛丽的死讯时，据威廉·卡姆登的记载：“她的脸色变了，言语颤抖，悲痛欲绝，震惊哀伤，泪如雨下。”没有祝贺仆人们为自己做了好事，相反，伊丽莎白怪罪他们，禁止塞西尔在她面前出现长达六个月；试图让人逮捕私人秘书戴维森，是他送手令给沃尔辛厄姆，要以忤逆罪吊死他。这不是做做样子，眼泪也不是假惺惺；更像是通盘否认，伊丽莎白貌似真的想起来她明确告诉戴维森延缓行刑，不要加紧执行，他违背了她的命令。可是，无法确认他是否胆敢冒险，深知如果这么做，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会命悬一线。每个人都在这个不该受的指责里做了各自分内事，明白不得不允许女王哀号、咆哮，自欺欺人：尽管希望玛丽死，但不是因她而死。
伊丽莎白不敢面对真相，也许受良心谴责，又或许有充分理由，愁的是玛丽行刑可能给欧洲政治造成严重后果。从此，她不只是声名远扬的异教徒，还加上弑君者的标签；福瑟林格行刑阻止不了阴谋按其轨道运行，反而使那些人，下更大决心来除掉英格兰女王，取悦教皇。还有，不再是单枪匹马的阴谋者，她也许要面对全面主权战争。
她是对的，甚至在玛丽审判前，菲利普二世已经计划入侵的“英格兰事业”，目的是光复天主教会。但是，尽管他得到教皇诏书授权，称伊丽莎白是“孕育于可耻的妓女罪恶中出生的乱伦私生子”。对菲利普的无敌舰队来说，要紧的是保卫帝国，而不是宗教报复。数年来，甚至英格兰政府表面上在进行和平谈判时，枢密院的忠诚新教徒，比如莱斯特和沃尔辛厄姆，一直在鼓励海盗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与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等袭击西班牙船队。首要目标是伟大的珍宝舰队，每年春秋从秘鲁（Peru）矿上带着大量银子驶回塞维利亚（Seville），只此一项就支撑起西班牙在荷兰巨额的军费。当然德雷克和霍金斯从来没有拿到过大头，但是整个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管怎样，他们成功地弄回来大批很可观的战利品，乐坏了他们的投资人，当然，包括高枕无忧的合伙人伊丽莎白一世。对女王来说，这是双管齐下，将西班牙人赶出荷兰的一部分努力，都是有意义的。不必用大量军力耗费巨资，就能切断西班牙的补给线；全力以赴进行和平谈判，但是用海盗迫使西班牙人愿意达成协议。对菲利普而言，这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对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袭击是英格兰王国政府资助的恐怖主义行为，如果伊丽莎白不阻止，他只有切断问题的源头即英格兰本土。
但是海盗行为非但没有停止，1587年春，海上袭击还达到了新高潮。这边厢，伊丽莎白派出使节来作和平谈判，那一边德雷克却完成了最无礼的袭击，就在加的斯（Cadiz）港口袭击了西班牙停泊在自己港口的舰队，摧毁了船只，然后经过锚泊地大摇大摆地驶离：这是16世纪的珍珠港袭击事件。这个消息在马德里引起群情激愤、恐慌，西班牙国王的权威在自己水域都不作数了吗？
尽管菲利普已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派出无敌舰队背水一战，但从一开始，他的很多大臣都已预见到灾难不可避免。伟大的西班牙海军上将圣克鲁什（Santa Cruz）预计，要取胜，得有5万到9万军人和200条船。他一定认为这个估计太高，足以难倒国王。而菲利普就是不想努力达到这个规模，恰恰这样，他真的栽了。
接下来的1588年夏天，是英格兰这个岛国的爱国主义伟大史诗篇章之一，自古以来，英格兰总是得天独厚，这时候，代代相传的传单和明胶再一次点燃“英格兰之火”（海岸边点燃火腿用以警示入侵者靠近）。1798年，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同僚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震惊于法国计划入侵的消息，去重温伊丽莎白一世的演讲，发现她已替他未雨绸缪，于是心里释然。7月，差不多130艘船驶过利泽德（Lizard），场面壮观，来势汹汹，天时地利却有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德雷克沉着冷静，他打完保龄球再出发一说真伪难辨，但他不急着冲上去是对的。他们驶出港口时，心知肚明，生死在此一战。西班牙海军指挥官们亦然，从以往的痛苦经历中，他们非常清楚英格兰船只速度快得多、机动性高，炮术特别好，能达到每小时一次齐射，而不是西班牙船只那样，才一天一次！他们也知道英格兰舰队不会坐以待毙，不会等到帕尔玛公爵由驳船运来的军队来援才开始较量，这诸多因素使得西班牙人非常不安；不只一次，海军上将们提请菲利普，趁着为时不晚，取消整个行动，但只是徒然。
在历史上每个阶段，地理和天气决定结局。最初，德雷克在索伦特（Solent）袭击无敌舰队，几乎没有对它造成什么伤亡，它继续向着加莱前进，器宇轩昂地去与帕尔玛及其在荷兰的队伍会合。就在那里，天助新教徒，大风逼停了载着军人的驳船小舰队，使它们无法进入深水连接区；同时，在英格兰火炮船的攻击下，无敌舰队也不能贴近浅水区接引士兵登艇，就是那几英里致命的英吉利海峡海床，划分出了灾难和胜利的界线。
7月28到29日，格拉沃利纳（Gravelines）一役，至此已变成无敌舰队的垂死挣扎，英格兰无忧矣！当指挥官梅迪那-锡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Sidonia）终于从战斗中脱身，带着不到11只船，驶向东北方，开始漫长而艰苦卓绝堪比奥德赛的返航时，他的舰队还很强大，足以震慑英格兰人停下不追击穷寇。只是当无敌舰队绕过苏格兰西北，进入赫布里底群岛，那里狂暴的大风巨浪才掀翻了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这片海域，西班牙人的“入侵英格兰事业”才真正葬身鱼腹：水手们、士兵们或淹死，或饿死，或染上斑疹伤寒，或者被爱尔兰人候个正着，一个个收拾了。
不应把1588年侥幸取胜当作纯粹的爱国主义神话一笔勾销；如果做个事后诸葛亮，可以说西班牙人入侵本来就赢面不大，但是当年的人们可不会这么看。菲利普二世哀悼死去的1.5万名士兵和折戟的舰队，但他还没有蚀本到在16世纪90年代不能卷土重来。在英格兰，除了军力动员之外，积极应对这个危机也许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它使得全英格兰团结自卫。如果要问女王是干什么的，答案就在1588年，她使得人民——妇孺商贾、贩夫走卒、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全英格兰上下齐心协力。伊丽莎白集国王和女王于一身，成为英格兰真正不可阻挡的载体。伊丽莎白的天才（就像20世纪40年代的丘吉尔）在于她深谙如何给惊吓中激动不安的人民鼓舞士气。莱斯特即使病得很重——极可能是胃癌，又成了女王陛下抵御外敌入侵的海军上尉，最后一次做她的公共形象经理。他指挥军队也许无能，做外交官和政治家更糟，但是说到筹划爱国主义展览，没人能赶得上他。
如果西班牙入侵英格兰本土，伊丽莎白执意御驾亲征。对此，枢密院大臣们面面相觑——“陛下凤体乃我等于世上最为关切之高贵神圣者，匹夫思之即不由战栗”——莱斯特也不例外，时在8月初，危险还近在眼前。于是，莱斯特在蒂尔博里（Tilbury）营地（他还抱怨这里混乱无比）组织了非凡的一幕。8月9日，女王来检阅，向征募的守卫兵员演讲。荒谬的是，关于蒂尔博里的形象和报告车载斗量，却无法确知女王那天到底穿的是什么衣服，说了什么话；但是，毫无疑问，8月8日，她乘着一辆镀金四轮大马车，由2000名趾高气扬的卫兵护卫着，到了阿登豪斯（Arden House）下榻处。第二天，很可能她真的徒步穿过人群，然后与莱斯特一起，后者为她挽着缰绳，骑上一匹灰色骟马，一队荷枪士兵、鼓手笛子吹奏陪同。有些版本说她穿戴着莱斯特制作的胸甲，也许不是真的，可是不容置疑，她给军队留下了一个指挥官的印象，以及英格兰童贞国母的形象。一名目击者詹姆斯·阿斯克（James Aske）描述为“王者风范”“神圣将领”。
随军祭司莱昂纳尔·夏普（Leonel Sharp）第二天重复了她的讲话，作为不列颠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值得传之于千秋万代，在这样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尤其卓越：
我亲爱的人民，有几个人想说服我们，为了我的自身安全、防止叛徒，要把自己托付给大军。但是，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不能信任我忠心可爱的人民，我宁愿死。让暴君害怕去吧。在上帝指引下，我从来行事有规矩，你们的忠心和善良愿望就是我的最大力量和安全的保障。正因为这样，我来到你们中间，正如大家看到的，这不是娱乐或消遣，而是决心到战场上来，和大家同生共死，就在这里。我将我的王国放在上帝面前，将我的荣耀放在我的人民面前，我的鲜血甚至可以洒在尘土里。我知道，我只有微薄脆弱的女人身躯，但是我有一颗国王的心，和一副国王胃口，还是个英格兰国王；想到帕尔玛或西班牙或任何欧洲君主胆敢侵犯我英格兰国界，这是违背天理，是对我们的蔑视；他们如果敢来，我就要自己拿起武器，亲自担任你们每个人的将军、审判官和嘉奖者，而不会感到任何羞辱。我早已知道你们勇往直前，值得给予嘉许和荣誉；以国君之名，我们保证，你们将得到它们。
这个演说还有不那么莎士比亚化的其他版本，但是，都保留了伊丽莎白表演的真谛：君权不应该被认为是脱离人民令大众畏惧的存在，而是在危急关头成为人民大众中的一员。即便她是个女人，臣民爱戴她，使其成为亚马逊女战士[9]、彭忒西勒亚[10]、一个战士。用1612年版本的话说：“敌人也许因为我是个女人而挑战我的性别，那么让我也仿效他们，看看他们是否像男子汉。”不管怎么着，伊丽莎白在蒂尔博里已经成为民族偶像。不久后，莱斯特给什鲁斯伯里伯爵写信：“我们尊贵的陛下，和我一起在这里视察了她的营地和人民，这使她的好子民热情高涨，照我看，哪怕他们中最不济的，都顶得上胆敢踏上英格兰土地的最骄傲的西班牙佬。”在金斯林（King's Lynn）的圣菲斯（St Faith）教堂里的一块超大嵌板上，头戴王冠的女王像光圈环绕，仿佛在天堂里，俯瞰着熊熊燃烧的无敌舰队，而她本人在蒂尔博里军队面前，骑在灰色斑点骟马上。
都铎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岁月艰难，这一雌雄同体的女王战士形象常常被制作出来，当然，乔治·戈尔（George Gower）的《无敌舰队肖像》（Armada Portrait）有好几个版本。那些使她神圣化的男人们此后不久都去世了。莱斯特死于1588年10月，据说女王因此悲伤过度，闭门不出，最后人们不得不破门而入，说服她重新出门并面对余生。1590年，沃尔辛厄姆去世。1591年，克里斯托弗·哈顿最后的日子里，女王亲自用调羹给他喂食。塞西尔，1571年被封为柏格莱勋爵（Lord Burghley），老了受关节炎之苦，死于1598年，之前已将国务重担交给次子罗伯特，其人虽然是驼背“小个子”，却一如乃父精明能干。伊丽莎白在位的最后15年里，罗伯特·塞西尔忙于和他的死敌埃塞克斯伯爵、莱斯特的继子罗伯特·德弗鲁（Robert Devereux）死战。第三个重要角色是沃尔特·拉雷（Walter Ralegh），更多时候不支持塞西尔与埃塞克斯作对。事实上，16世纪90年代，好像是过去的奇怪回声，塞西尔扮演其父的谨慎实用主义者，而埃塞克斯酷似御用玩具男生莱斯特的鲁莽好战，不断挥霍人力金钱进行军事行动（特别在爱尔兰），冒冒失失地出入水深火热中，无视女王的指令，也不按时前来奉上恭敬的崇拜。
伊丽莎白的宫廷从来不冷清。但16世纪90年代，社会现实与讽喻白日梦的脱节近似荒诞不经，时尚竞赛和肥皂剧般的冒犯就是个人恩仇，有一次，拉雷和埃塞克斯的手下身穿相同的橙色号服去参加骑士比赛撞衫了，二人差点儿决斗。埃塞克斯渐渐被疏远，直到1601年在未遂政变里被砍头。当时，他被女王劈头盖脸一顿怒骂，他就转身背对女王，女王直接给了他一个大耳光，出手很重，这一下应该惹毛了埃塞克斯。有一段时间，他记恨女王不给他的随从足够的资助。埃塞克斯很受大众欢迎，仗着这点，他就托大。当他突然从爱尔兰回来，硬要与议会和枢密院对峙的时候，他采取的行动开始是直闯女王内室，而当时女王正在梳洗中，没戴假发也没带假牙，这和埃塞克斯看见她裸体一样了，他已经遁入面具内里，这是不可饶恕的犯上行为，目睹裸体戴安娜的惩罚当然非以死谢罪不可。
不可避免，伊丽莎白政治身体的不老神话和自然身体枯萎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说奉承话的廷臣和形象制作者假装她是时间之缝里被遗漏的人，说她焕发出了第二春。伊丽莎白被这些幻想曲作曲家们弄得没了自知之明，上身装扮得越加华丽，用半透明的打扮以表示童贞，甚至有一次脱光上身，趁热的时候，一路把扣子解开到肚脐。占星家西蒙·福尔曼（Simon Forman）之辈被挑逗得想入非非，望着这个小老太太依然吸引人，在尘土里寻找她的衬裙；造梦者宣称为了英格兰，他愿意从上面而非下面使她的肚子变得更大；红发者（像埃塞克斯）的喝彩声拯救了造梦者。
很容易觉察出有一丝过于着力地渲染伊丽莎白后期世界如同盛装的化装舞会一般的浮华，是否全因为巧合，我们关于这个时期记忆最深的是文学发明毫无预兆地大量涌现，因此我们以为这时期文学作品致力于多种虚构体裁，而同时，英格兰乡村和城镇生活其实非常艰难。当荒芜的政治体制本身摇摇欲坠、急躁不安的时候，埃塞克斯这些人已经不仅局限于自己的命运；历史正在被改写成歌颂都铎王朝的观点，即本朝是秉承上帝旨意，使新教民族圆满，只有他们才从中世纪晚期争斗得你死我活的宗族手中创立民族的联合体。这个时候社会等级森严前所未有，一点细微差别很可能就引起严重分歧，而造梦者变魔术般弄出田园牧歌式的仙境，在里面两性交换了位置，人类和不朽者混为一谈，仆人对主人还嘴，强人得了报应。1592年，小马库斯·格雷特斯（Marcus Gheeraerts the Younger）为最近退役的女王比赛斗士亨利·李爵士画了一幅所有伊丽莎白时代最令人难忘的肖像。当时他给女神做了最后一次表演。她的脸如月色般银白，衣服上缀着白玫瑰和表示贞节的珍珠，伊丽莎白站着，鞋子踩在泰晤士河的源头，那里接近李在牛津郡迪奇雷（Ditchley）的领地。女王和英格兰在字面上已是一体，一个是另一个的延伸。此图以全息俯视角度绘制，英格兰同样看起来不可一世：水系发达，小块森林点缀其上，当中镶嵌着整齐的城镇和小村子——无疑是一副天堂的样子。
现实却乏味得很。16世纪90年代，官方历史声称已消失的所有罪恶都非常扎眼：无休止的战争导致税负沉重、高失业率，1594年到1597年连年歉收，食品价格飞涨。1596年各地暴动，地方法官面对一波犯罪浪潮，上绞架的重刑犯数量创出了新高，仙境里遍布绞刑架。1598年，一个肯特郡劳工使大家知道他“希望看见在英格兰王国里有折磨富人的战争，使他们不再铁石心肠而要回报穷人”。
几十年来，大家第一次听见到控诉女人——据说是个老女人，尽管假装青春永驻的样子——统治的诉苦大合唱，尤其是在宫廷里，如果有人被指控侮辱女王，就得给戴上颈手枷或削去手足。埃塞克斯大文登（Great Wenden）的劳工约翰·菲尔特维尔（John Feltwell）据说想“祈祷有个国王”，问他为什么时，他回答：“女王什么都不是，就是个被贵族统治的女人……所以穷苦男人什么也得不到……只要女王活着，我们就永远也别想有好日子过。”1599年，一个叫托马斯·沃恩（Thomas Vaughan）的“普通流浪者”声称死于1553年的青年人根本不是爱德华六世，而是某个放在他位置上的人，而真的爱德华是丹麦国王，他去了爱尔兰和威尔士拯救穷人，免得他们饿死。
这些直言不讳的男男女女，说英格兰需要一个能给他们工作、啤酒和面包的国王，这有点危险。但相反大家得到的是皇家的冒险和空中楼阁。尽管戈尔的《无敌肖像》表示女王的手自信地搭在印度群岛（Indies），“荣光女王”（Gloriana）帝国的海床上布满了虚妄工程的残骸，很多是浪漫文人空想出来的。约翰·邓恩（John Donne）年轻时跟随埃塞克斯踏上去亚速尔群岛（Azores）的航程而一无所获。他们本来意图降服西班牙帝国让它屈服，拉雷（Ralegh）在弗吉尼亚洛亚诺克（Roanoke，Virginia）设立定居点，这个最初的空想延续了两年不到，最后几乎没有任何收获，它毁于疾病和饥馑。斯宾塞（Spenser）想在爱尔兰建立类似豪华梦想的“拓展地”，用盎格鲁-苏格兰新教徒的美德和恩惠拯救本地人，使他们脱离不幸的野蛮，最后以可怕血腥漫长的战争而告终，只是让盖尔人和老英格兰爱尔兰人确信他们自己与英格兰王国的共同点太少，后者只是把他们当成半人半兽的沼泽居民凯里班（Caliban）。
这些梦以一种恶作剧的方式毁了造梦者自己，特别是用石头和砂浆筑梦的时候。为迎接女王盖起来一批最豪华的“盛世房子”，上面烟囱、尖塔、阁楼林立，这已是后期，她把自己的巡视范围限制在短途。其中最壮观的是诺丁汉附近的沃莱顿堂（Wollaton Hall），主人是罗伯特·威洛比爵士（Sir Robert Willoughby），由罗伯特·斯迈森（Robert Smythson）建造。他最精通当时的砖石拼砌工艺，威洛比一定非常希望沃莱顿的美轮美奂足以使他从郡里勤奋发家的领主晋升到大贵族，但是他和他的继承人们只留下了大笔债务，因为女王从来没有光顾过。
所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家宅和空中楼阁的故事，没有一个抵得上北安普顿郡的建筑大师托马斯·特雷瑟姆爵士（Sir Thomas Tresham）。他的家族从律师起步崛起迅速，其中一人一路升迁至亨利五世的大法官。托马斯爵士的爷爷，和其他众多郡里绅士一样，忠心地为亨利八世服务，后来又为爱德华六世服务，但同时一直是天主教徒。有一段时间，正如塞西尔和伊丽莎白所愿，1559年，托马斯自己接受了改宗。1575年他被封为骑士，讨了个好老婆，生了10个孩子。但是到了沃尔辛厄姆实行可怕镇压，并且耶稣会布道团（Jesuit mission）又给那些忠实的天主教徒施加压力，要他们必须站队时，特雷瑟姆决定为了信仰，抛弃伊丽莎白政体的妥协礼仪，彻底地重新回归老罗马天主教会。他变成了不屈者，拒绝参加英格兰新教仪式，为自己的缺席付出了巨额罚金。即便如此，当沃尔辛厄姆政治团体召集他，履行为臣之职时，特雷瑟姆对伊丽莎白王朝从来忠心耿耿、恪尽职守。
出于这种动人的自信，认为欧洲天主教和岛国新教可以在英格兰并存的情况下，特雷瑟姆萌发了一个念头，给自己建造一幢房子，从各方面来彰显他的善良信仰。后来它造就了不列颠最优美的废墟。
和许许多多伊丽莎白在位末期的宏伟工程一样，利夫登纽比尔德（Lyveden New Bield）是一个虔诚信仰的狂热产物。一个末代乐观主义者，认为自己既可以是天主教徒又能做一个忠实的乡村绅士。因为不能明言自己的信仰，特雷瑟姆决心让自己的建筑说话：把地面格局和窗框弄成十字形，在外墙上用石头饰带围绕一圈表示纪念耶稣受难。最后的效果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我们熟知的其他“英格兰风”建筑，或者说，“不列颠风格”——更像是从法兰西或意大利移植来的外国经典——但是，特雷瑟姆也使它融入北安普顿郡本地的周边景观。如果说能有一种盎格鲁-天主教风格，利夫登纽比尔德当之无愧。
这个工程雄心空前，由一个真正的高瞻远瞩者构想。特雷瑟姆在自家藏书室里有古典建筑大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塞里奥（Serlio）和帕拉迪奥（Palladio）的伟大教科书，去意大利访问时，他在威尼斯见识过那些设计如何变成现实。在利夫登，房间比例也有完美的数学效果，优雅的凹槽壁柱，宏伟如万神殿式的穹顶。因为这是特雷瑟姆用来过退休生活的私人隐居处，有个私人小教堂供其敬奉上帝，墙上镌刻着丰富的神圣标志性经文和纹章。
单在这个自己的神圣孤岛上，特雷瑟姆还不能够创造奇迹。伊丽莎白死后，现实不放过他，他没有在这个熠熠发光的天堂等候室里，而是在黑暗的监狱度过了余生；他因为信仰被囚禁了起来。一个儿子参与了火药阴谋（Gubpowder Plotter），只是通过提供关键证据才保住了命。家族财富急剧缩水，使得利夫登草草完结，远没有达到设计中那么漂亮的穹顶覆盖，那已经不被允许，不可行了，它从来就没有做出来过。特雷瑟姆的宏伟蓝图剩下的只有悲伤的幽灵和封在石头间的秘密。
但是，即使特雷瑟姆能建成这座房子，它最后也会变得像一个疼痛的大拇指那样戳出在地面上。因为当他在竭尽全力调和自己个人、信仰与趣味、英格兰和古典欧洲时，历史正在打散这一切。在编年史家、地理学家、剧作家、教会人士、讲究礼仪的古文物研究者笔下，正在重新界定所谓的真正英格兰风格，其定义范围非常狭窄。真正的英语就是母语里的一本公祷书，一种剔除了外国习语和写作风格的文学。而且，如果，就像现在看起来，可能莎士比亚本人是个秘密的天主教徒，他只有通过写作极其谄媚的颂歌，赞美英格兰的岛国分离意识，将它放进临死的冈特的约翰口中，才能逃离这一切。
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当急切的颂圣者向北方特威德河望去，盼望女王的继承人詹姆斯六世时，这个被上帝祝福的岛屿开始被想象成不只是英格兰，而是不列颠。这个头衔是威廉·卡姆登非凡的历史和地理汇编敬献给女王的。1603年3月伊丽莎白去世的时候，全英格兰大部分人还不理解不列颠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这个词的外国特色太浓厚了。但是老女王自己可能是少数几个真正懂得其中含义的人之一，因为当她奄奄一息地躺着时，她的“结婚戒指”被取下，她也许想到上帝让她保持处女之身，可能本来就有他自己的某种计划。因为她一直未婚，最后，她反而促成了至关重要的联合：苏格兰和英格兰，这时还不在一个王国里，而是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她的表亲、敌人和牺牲品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那么说来，她到底也不算没“结果”，那也就没有“缺绿病”之说，凭借自己的政治之身，她也结出果实来了。这果子的名字，就是大不列颠（Magna Britannia）。
【注释】
[1]戴安娜，狩猎女神。——译者注
[2]希腊神话中的童贞女神。——译者注
[3]怀亚特，诗人托马斯·怀亚特之子。——译者注
[4]西班牙信奉罗马天主教，所以大使称英格兰新教徒为异教徒——译者注
[5]黛博拉（Deborah），希伯来传说中的蜂王。——译者注
[6]亨利七世，即伊丽莎白的祖父，也是玛丽祖母的父亲。——译者注
[7]驱除令，指革除女王教籍。——译者注
[8]荷兰原属西班牙所有，想独立而不成。北海对面就是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与信奉新教的英格兰有矛盾。——译者注
[9]Amazon，传说中黑海边的女战士，源于希腊神话。——译者注
[10]Penthesilea，亚马逊女王彭忒西勒亚，战神阿瑞斯的女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