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艺双馨、桃李遍天下的中医大家：蒋玉伯
蒋玉伯（1891—1965年），字成瑞，湖北枣阳人。蒋玉伯自幼随父学医，同时接受新式学堂的教育。1906年毕业于枣阳县高等小学堂，继而赴武昌求学。1921年3月，经友人介绍至北京图书馆从事编辑工作，颇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3年他在北京考取中医开业执照，1927年迁回武昌专业从事中医工作。1933年秋，湖北国医专科学校迁至武昌北城角，蒋玉伯任该校教务长兼内科和药物学教授。1938年8月，湖北国医专科学校停办，他携全家返回枣阳县，创办了私立复兴中学，任该校董事长。1939年12月，日寇迫近枣阳，他激于民族义愤，经旧友介绍随军看病，曾任伪均县和竹山县县长，共一年。他深感当时军政官员相互倾轧，派系斗争激烈，非一般人所能为，遂于1941年7月辞职，迁家至郧阳，专行中医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迁回武昌行医。1951年起，蒋玉伯曾先后担任武汉市卫生局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研究院专门委员、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人大代表，并被特邀参加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列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1月，蒋玉伯任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第一副校长。1960年9月任湖北中医学院副院长。蒋玉伯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中国药物学集成》《针灸疗法经穴证治备考》《内科学讲义》《妇科学讲义》等。
蒋玉伯幼年受其父蒋鹏程（系县粮行经纪人兼业中医）的影响，立有学习中医之志。他在《中国药物学集成》自序中写道：“余自束发受书，鉴于国医之衰微，即有志于斯道，每于课余之暇，辄读医书，不忍释手。”在原北京图书馆任编辑期间，蒋玉伯如饥似渴地涉猎很多医学著作，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日后成为著名的中医学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任竹山县县长时，正值当地瘟疫流行，他一边为官断案，一边为民治病，求治者络绎不绝。尔后，他根据疫情开了两方：一方用以预防，另一方用以治疗。他令人抄成“布告”，张贴于城门，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在他辞官离开竹山县时，送行者队伍长达一里多。
蒋玉伯为自己立下“出门看病，进门看书，治病救人，其乐无穷”的不逾之规，他不畏严寒酷暑，潜心攻读医学著作，刻苦钻研医学理论，精心为人治病。他广罗博采，善取各家之长，触类旁通，历经十余寒暑，四易其稿，所著的《中国药物学集成》一书，三十五万余言，不仅引用了古今中外医学著作及参考资料达96种之多，而且记述了个人的临床体会。1935年，该书由国药研究社出版后，受到当时中医药界的盛赞。上海市国医公会负责人盛心如为其作序曰：“《中国药物学集成》一洗旧时流弊……可谓博而约，简而赅，浅而显，用而切，诚为将兵之韬略也……医者可备为肘后”。
“年令有志学无志”“健在不休死后休”，蒋玉伯为中医事业奋斗终生，逝世前不久，他还在孜孜不倦地读书、整理、撰写个人医案，以留给后人。蒋玉伯从切身的经历中认识到，一个国家、一项事业之兴旺，必须致力于人才的培养。
1933年，他在担任湖北国医专科学校教务长期间，充分发挥了办学之才干。他治校强调一个“严”字，狠抓一个“管”字，并极力提倡艰苦创业的精神。他经常勉励学生“要珍惜学习机会，学好本领，为继承和光大中医事业，为四万万同胞服务”。他十分重视临床教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要求教师授课时，尽量运用典型病例进行直观教学，以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他在学校开设了1个门诊室，由教师轮流带学生临床见习，并要求学生做到眼到、口到、耳到。门诊室每天接诊患者三五十例，既是临床教学的课堂，又是为社会服务的场所，深受学生和患者的欢迎。为了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和扩大知识面，他在办学经费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重视学校图书馆的建设。曾在该校就读的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夏幼舟老师回忆：“当时该校的医学著作齐全，参考资料丰富，可说是应有尽有。”
湖北国医专科学校自创办至1937年共招收学生七届，193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可观的数据，这为湖北省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蒋玉伯担任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第一副校长和湖北中医学院副院长期间，已年逾花甲。他除了担负大量的临床任务外，还经常深入学生之中，指导他们的业务学习。蒋玉伯一生培养了成百上千名学生，这些学生继承了他为中医事业献身的精神，发展了他的学术思想，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医事业做出了贡献。湖北中医学院已故教授黄绳武，是全国著名的中医妇科专家，当年就读于湖北国医专科学校。黄绳武教授曾说：“我之所以能在中医妇科学方面有所造诣，应感谢先师蒋老的指点。”像黄绳武教授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蒋玉伯善于取古今中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他在《从中医阴阳学说探讨人生理病理和诊治规律》一文中指出：“阴阳学说含义甚广，义理幽深，变化无穷，既为人之根蒂，又可以指导临床实践，掌握治疗规律。”他还告诫医者“必须穷究此中奥妙之理”。(https://www.daowen.com)
在临床实践中，蒋玉伯不存在门户之见，不持骑墙之说。对待前人经验，他既择其善者而从之，又有个人创见。他重视中西医双重诊断，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按中医的理法方药进行治疗，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常说：“治病之法，有虚实寒热，气血上下之分，透得其情，按脉审证，依法立方，则治一病之法，可以旁通治诸疾，故方贵简约则熟练而力专，繁多而散漫而力薄矣！”
蒋玉伯不仅擅长内科、妇科，而且擅长针灸，治疗中，他常“针药相济”，速取奇效。蒋玉伯还根据前人的经验和个人长期的临床实践，探索出一些有规律性的针灸疗法。例如，胃痛者取足三里、梁丘；心脏病者取神门、通里；咳喘、胸痛者取太渊、鱼际、孔最；肝区痛者取行间，配阳陵泉；脾区胀痛者取阴陵泉；大肠病腹中切痛者取巨虚、上廉；小肠痛者取巨虚、下廉；膀胱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者取委中；肾脏绞痛者取涌泉配肾俞等。上述疗法应用于临床，均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蒋玉伯不仅精通医理，而且对药物学的研究颇深。他说：“医知病理，而不知深究药物，不能收十全之功，古人之用药如用兵，则药物之重要可知矣！”因此，他主张方与药，似合而实离，常于临诊自立处方。他又说：“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故善医者临证，必先审证求因，辨证论治，法定方来”，“凡立一方，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而无方不本于古法，然后用而不效，则病之故也，非医之罪也”。临床治疗中，蒋玉伯常以单方单药取效，例如他用白蔹治疗妇女阴中肿痛、赤白带下；用慈姑治疗恶疮肿块，内服、外敷均可；对内外痔、脱肛、痔漏、红肿流脓者，用木鳖子煎水熏洗，收效颇捷；用玉簪花根捣汁敷治乳痛等，用之颇验。
蒋玉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历代名医的高尚医德思想，用毕生的精力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范例。蒋玉伯一生接诊的患者成千上万，其中有孙中山、董必武、王任重等重要人物，更多的是一般老百姓。不论是国内各阶层人士，还是国际友人，他都能做到一视同仁，“普同一等”。他在《对孙中山病状之研究》一文中写道：“余告中医应诊者，宜考察精确，审慎处方，标本兼治，勿养痈贻患，以误病者，而贬损中医之价值。”对于前人的经验，他注重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做到既继承又有创新。如在药物研究方面，他认真查阅了《神农本草经》及历代本草著述，从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到清代徐灵胎的医书十六种，从中医学著作到日本汉医经验方，以及《俚俗药方集》《国书集成》《汉法医典》《汉药实验谈》《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万国药方》等，著成《中国药物学集成》一书。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吾国之药物，始于神农本草，历汉唐宋，代有著述，至明之李时珍集本草大成。而本草一书，素乏善本，考各家所论药性，非简而寡要，即博而庞杂，臆说附会，衅瑕百端，或偏于五色配脏，或杂用腐败秽物。既不明化学之原理，复不合卫生之主旨。”
蒋玉伯为民治病，哪怕是在重病垂危之际，也不懈怠。1965年初，蒋玉伯因长期积劳成疾，患重病在家休养。当时的湖北省卫生厅为此写了一张“布告”，张贴于他家院门首，以谢绝前来求治的患者。但患者仍不断求诊，蒋玉伯来者不拒，带病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蒋玉伯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中医事业，医德高尚，死而后已，备受人们的爱戴。
总之，蒋玉伯是一位德艺双馨、桃李遍天下的中医药界楷模。他重视中医教育，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为全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重视临床，一生致力于为患者服务，精于内科、妇科，临床治疗主张针药并用，对针灸、药理都有深入研究。他临床经验丰富，主张审机与审病结合，对同一种疾病的治疗，因病机不同而疗法不同；主张辨病与辨证结合，给予合理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