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艺双馨的伤寒泰斗：李培生
李培生（1914—2009年），字佐辅，湖北汉阳人，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培生的父亲李席之通晓诗文，精通医理，善治内科、妇科杂病。李培生六岁进学，从父习文，诵读四书五经，兼读医学启蒙书，如《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等，年岁稍长，即攻读《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文史书籍。因家学熏陶，李培生立志于医，其父始授以医学经典，旁及各科。后随父外出应诊，父病逝后独自悬壶于汉阳城乡，自此开始了他行医治学的漫长生涯。
李培生尝言：“古人学医，强调道德修养，注重‘精’‘诚’二字。”“精”即技术精湛，“诚”乃医德高尚。要做到“精”，首先要热爱中医，献身中医，其次要树立学好中医药知识的信心和恒心。若无信心，又无恒心，学医数年，以病定方，以方套证，试而有效，则沾沾自喜；试而无效，则谓中医学术不过如斯乎。有的人不择手段、弄虚作假，为达到个人之私利，转而蔑视中医，凡此皆为人所不齿。作为学者，应有悲天悯人之心，立志“普救含灵之苦”（孙思邈语），这就是“诚”。要为人民群众解除疾苦，摒绝私利，专心致志地研读中医学古籍，才能取得一番成就。若意志不纯，学风不正，则难成名医，甚至误入歧途。
济世救人，反对贪图名利，这是李培生所遵循的准则。有一年，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某妇女患血崩日久，气血大衰，病证凶险，急请李培生诊治，拟以救脱摄血法救之，然因患者家庭生活拮据，无力购买所需药物，李培生目睹此状，不仅酬金分文不取，还解囊相助，使患者病情化险为夷，其感人之事一时在乡邻间传为佳话。医生为人治病，要不畏劳苦，李培生以为此乃一个医生所应有的道德。昔日李培生在乡村行医，四方以疾迎候者几无虚日，遇人邀诊，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赴人之急，百里之外，无不应者。
李培生告诫后学，行医治病，立奇方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热补之药以媚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高谈怪论，欺世盗名，造假伪说，瞒人骇俗等，此都为医德之所不容。医生应该实事求是，时时刻刻想着患者的利益。金代医家李东垣曾以“觅钱”还是“传道”作为选择弟子的标准，李培生对此深表赞同。感叹时下某些人为了私利而不顾医德，忘记本来，故常以“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作为警语。
做一名好医生，必须多闻博识，勤学苦练，精通医理。李培生常说要多闻博识，“精勤”乃是关键。他读书的方法如下：基础理论书籍反复读，实用书籍重点读。基础理论书籍有《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本草从新》《医宗金鉴》《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为了练好基本功，这类中医书籍务必熟读，书中重点内容，要能熟练地背诵，不但初学者应如此，即使从医多年者也不可有半点松懈。民间流传的明清八大家的临床书籍，如喻嘉言的《医门法律》、孙文垣的《赤水玄珠》、李士材的《医宗必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张石顽的《张氏医通》、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尤在泾的《金匮翼》等，既有理论方面的丰富知识，又有临床方面的实用价值，须重点阅读。至于薛立斋、冯兆张等人的书籍，因观点偏颇，或价值一般，故作一般阅读即可。
又由于某些中医临床书籍篇幅甚繁，故学习时还可以采取重点阅读的方法。举例言之，如喻嘉言论秋燥、李士材谈泄泻、张石顽谈时疫、尤在泾论中风治法等，其立言有据，观点鲜明，切合时用，应当精读。有些书籍，如《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以及金元四大家的著作等，因博大精深，则应在学好中医基础理论之后，再反复研读。另有中医小本书籍，如吴又可的《温疫论》、葛可久的《十药神书》、张山雷的《中风斠诠》、王洪绪的《外科证治全生集》、沈尧封的《女科辑要》、王孟英的《霍乱论》、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全书》、庄在田的《福幼编》等，其专科性质颇强，或确有独到之处，亦应研读。此外，多阅读古人医案，如江瓘的《名医类案》、魏之琇的《续名医类案》、俞东扶的《古今医案按》等，都是前人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应认真学习，汲取精髓。(https://www.daowen.com)
李培生指出，读中医书，不仅要眼到、口到，而且要脑到、手到。眼到、口到是指仔细阅读，辅以背诵。脑到是指将读过的内容反复思考，充分理解，加深记忆，即司马迁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手到是指勤做笔记，略有心得，则眉批于字里行间；获一良方，辄记录于薄页，既备他日问难之资料，又为自习之章本，于临证、写作殊有妙用。
学习中医药学，李培生从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是师事百家，博采众长。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名医恽铁樵招收函授弟子，李培生遥从受业两年，受益很大。故恽师逝世时，他曾寄去一副挽联，云：“医界几老成，造物无情，恸此日又弱一个；少年作弟子，宫墙远望，知我公自足千秋。”后载于《药盦医学丛书》。因当时名老中医张山雷、张锡纯等相继谢世，书此联盖纪其实尔。20世纪40年代初，中医名家冉雪峰、胡书诚等在武汉行医，名噪一方。李培生虚心好学，四处收集他们的病案和处方，录存研习，以求进益。谦虚谨慎、不耻下问，更是李培生成功的秘诀。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培生避难回乡，悬壶于汉阳官桥、李家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好中医，重在实践。李培生认为，一个中医学者，既是书生，又是医生。书生，必多读书，多写书，方能由博返约，“食能消化”；医生，就要学以致用，服务于临床，替群众解除疾苦。
临床诊病，李培生崇尚辨证论治。他谓医生要想对疾病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法，就必须首先掌握正确的辨证方法。辨出疾病的表现为何“证”，然后根据辨出的“证”，确定采用何种治法，再根据所定治法的要求，选用方药，随证变化，进行治疗。辨证论治的具体体现是理法方药，其中方药的比重最大，方药的灵活运用在辨证论治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证有一证之专方，一病又有一病之专药，如《伤寒论》太阳病中风表虚证有桂枝汤、伤寒表实证有麻黄汤，《金匮要略》阴阳毒有升麻鳖甲汤、肠痈有大黄牡丹皮汤，而茵陈、常山、白头翁分别是治疗黄疸、疟疾、痢疾的专药，此即所谓“有是病者用是药，有是证者用是方”。但专方、专药的应用，要注意专病的本质、特征及其阶段性，根据疾病的进退缓急予以灵活变化，切不能只知套用专方、专药却忽视辨证论治，而应在辨证的前提下选择方药，或创制新的用方。李培生行医80余年，临床治病，善用经方，然师古不泥，化裁灵活，运用自如。李培生用药一贯轻灵平稳，此主要受李时珍、叶天士、吴鞠通，以及恽铁樵、曹颖甫等医家的影响，而较前人有新的发展。
李培生在湖北中医学院（现湖北中医药大学）任教30余年，为《伤寒论》的教学和临床培养了大量的进修生、函授生、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和西学中人才。李培生常教导学生在学业上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并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应该超过老师，中医事业才会兴旺发展，传统医学才会后继有人。
著书立说、撰写论文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开拓未来，以更好地为教学和临床服务。李培生常说：“读书、临证、写作这三要素缺一不可。”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培生尚处在弱冠之年，即于读书、临证之余练习写作，边写边学。针对《伤寒论》文字古朴、义理深奥、注家繁多、实用性强的特点，李培生提出学习时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熟读原文，重点掌握；二是注重文法，理解本义；三是参考注本，择善而从；四是结合临床，学以致用。对于众多《伤寒论》注本，李培生较推崇清代柯琴的《伤寒来苏集》，谓大量伤寒注家中，“柯氏心思独高，手眼尤细，其议脉论证，诚多精辟处，自来脍炙人口，为后学所乐诵。然因限于当时条件，属文间有偏激，大醇之中不无小疵”，故于“公余之暇，见其议论明畅，说理入微，能发前人所未发者，必力为表彰之；文字晦涩，义理难明，细循所说，又确有见地，不惜多方疏通而证明之；间有不合事实，势不能辗转附会者，不揣愚蒙，僭为正之”（《柯氏伤寒论翼笺正·自序》）。李培生先后撰成《柯氏伤寒论翼笺正》《柯氏伤寒附翼笺正》《柯氏伤寒论注疏正》，分别于1965年、1986年、199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三部著作，前后联袂，互为羽翼，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李培生研究仲景学说的成就，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李培生受卫生部（现卫健委）委托，主编了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伤寒论选读》、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伤寒论讲义》、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函授教材《伤寒论讲义》、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伤寒论》、全国西医学习中医普及教材《伤寒论》等，并在全国各地中医学术刊物上发表《伤寒方可治杂病论》《附子汤的临床运用》等学术论文80余篇。李培生多次被邀请到广东、陕西、贵州、湖南、江西等地讲学。原卫生部主办的“全国《伤寒论》师资班”几次委他以主讲的重任。李培生的成绩，受到党和人民的赞誉，1986年被评为湖北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2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