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宗教观的思想来源
毋庸置疑，周恩来宗教观的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同时源于中国历史与现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的产物。
首先，周恩来的宗教观的基础是“唯物论”。周恩来认为“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24]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脉相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物。”[25]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宗教是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它赖以存在的条件消亡后，才会趋于消亡。
其次，周恩来认为从马克思到列宁，对宗教的批判都是基于欧洲国家政教合一的历史，而“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在中国，宗教同政治一向是分开的，所以宗教问题不象欧洲政教合一的国家那样严重”。对于列宁提出的“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26]，周恩来则认为列宁是基于“当时帝俄沙皇利用宗教麻醉人民，要人民不反抗。西方的统治阶级也利用宗教麻痹人民的斗志。但在中国，统治阶级未能达到利用佛教麻醉人民的目的，情况不同”[27]，所以对于宗教的作用，周恩来坚持“政治上要具体分析。从一些佛教徒的政治行动上看可以这样说。地方、环境不同，情况也不同”[28]。正因为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周恩来才能对具体的宗教和教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形成客观认识，这本身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再次，周恩来从来没有一味否定宗教，也是基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中国宗教现状时，强调中国“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29]。周恩来本人的现实经历更是让他看到了宗教的积极面。周恩来曾说：“如我的父母信佛，我是共产主义者，这方面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反对外国干涉、要求民族独立等方面则是一致的。”早在1939年，周恩来就曾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是佛教抗日救亡组织，不仅在衡阳、湘潭、长沙等地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更有青年僧人奔赴抗日前线，甚至牺牲。
正是周恩来所经历过的现实，使得其可以形成这样的观点：“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30]而这种认识，放之国际场合也适用，所以周恩来才会在万隆会议上说“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