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日佛教外交实践的开展背景

基于对宗教的上述认识，周恩来在外交领域积极开展相关实践，对日佛教外交就是其中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外交就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周恩来提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基本政策，“团结世界人民”则是和平外交政策的一大方针。而且，“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31]尤其是发展与近邻日本间的友好关系，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突破美国的封锁、拓宽新中国的外交活动空间、促进国内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基于当时两国之间没有恢复邦交的现实，周恩来提出了中日之间“民间先行”。(https://www.daowen.com)

在日本的民间团体中，佛教团体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力量。首先，佛教在日本具有悠久的历史与广泛的群众基础。佛教自公元6世纪正式传入日本，从皇室信仰逐步下沉，成为日本民众普遍信仰的传统宗教之一。1952年，日本取得宗教法人资格的寺院有73 162座，佛教相关团体总数高达85 712家，佛教信徒更是高达4 200多万。^[32]其次，中日佛教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佛教徒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再传到韩国和日本。不仅有中国高僧，如唐朝开元、天宝时代高僧鉴真法师、明朝隐元和尚渡日传法，更有日本僧人，如日本天台宗开创者最澄和尚、真言宗开创者空海和尚前来学法。中国境内有日本佛教各大宗派的祖庭、祖塔，祖师学习过的地方，比如我国山西省境内的玄中寺也被日本净土宗视为祖庭。这种亲近性有利于团结日本普通信教群众，推动日本民间的对华友好。再次，二战后有不少日本佛教徒积极参与到日本的政治运动中。除了号召信徒在选举中投票给教团所推荐的候选人，间接影响国家政治外，更有僧人直接参加选举，成为国会议员。1947年举行了日本二战后的首场参议院选举，宗教界有7人当选议员，其中就包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僧人梅原真隆，曹洞宗僧人来马琢道。^[33]更有日本佛教界人士真心反省战争恶行，积极参与对华友好活动。如从1952年开始，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把埋在日本各地矿山、军事工程地下的中国在日殉难者的遗骨收集起来，送回中国。这些佛教界人士也是当时日本国内致力于日中友好关系的各种组织的中坚力量。如1950年成立的日中友好协会，除了在日华侨、学者、社会名人外，也有中山教笃、妹尾义郎、壬生照顺等僧侣、居士。总之，日本佛教界人士是团结日本民众、推进中日友好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