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及其影响
由于婚姻的影响而产生的问题通常包括性障碍、配偶一方出现身心障碍或丧失能力,以及显然在婚姻早期就出现的无法解决的矛盾。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观点来看,对此阶段的治疗目标是要帮助年轻夫妇建立稳定的关系,帮助他们转向养育孩子的下一个阶段。
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一对新婚夫妇出现的问题,困难的性质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个体角度不同于夫妇的角度,婚姻问题也不同于双方大家庭的问题。例如,一名年轻女子被转介到我这里进行治疗,因为她的右手出现了无法自控的颤抖和摇晃。在过去的一年中,她接受了大量昂贵的神经检测,最后得出结论,她的右手颤抖是癔症的症状。在接受了六个月的传统心理治疗后,她的颤抖变得更厉害了,如果再不立即采取措施,她就会丢掉工作。患者希望我可以为她进行短程治疗,尽快消除症状。在接受艾瑞克森式催眠几分钟后,我发现患者的颤抖能够从一只手转移到另一只手,从而我得出了癔症的诊断结论,而这个花费可要比神经学检测便宜得多。那么剩下的就是“治愈”问题了。
这位年轻女士之前的治疗师认为,患者面临着与其他年轻女性基本相同的境况,主要是她自身有问题。但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位年轻女子最近刚结婚,并且是婚后不久就出现了这种症状。
我与这对年轻夫妇一起进行会谈,丈夫看上去是个比较失落的年轻人,而妻子很保护他。丈夫在海军服役期间,他们结了婚。那个时候他意气风发,但他在退伍后却成了一个失业的普通人。是回学校还是找份工作?他一直犹豫彷徨拿不定主意,而年轻妻子负责养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妻子的症状可以被看作婚姻中的一种功能,我问她如果症状变得更严重会发生什么,她回答说她会失业,当我问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时,她说:“我想,那我丈夫就得去工作了。”因此,患者出现这种症状,很明显是为了让她的婚姻能够变得更加正常。从这个角度来说,丈夫和婚姻应该是治疗的重点。
当下如果只有妻子接受治疗,那么这个婚姻就会一直维持这样的局面:丈夫要面临自己的妻子不仅身处困境,还要一周去和另一个男人深谈几次的情况,并且谈的很可能是关于他的事情。从个体治疗的本质来看,丈夫正和治疗师一起与妻子形成一个三角形。在这个案例中,丈夫会觉得妻子一定正在和另一位成功男士讨论他作为一个丈夫的不足之处,那么他会越来越怀疑妻子对自己的忠诚。反过来,他的妻子也被夹在中间,一边是鼓励她表达不满的治疗师,另一边则是认为如果她这样做就是不忠的丈夫。
随着个人长程治疗的进行,其他因素也会被卷进来影响婚姻。妻子越来越依恋治疗师,婚姻誓约中对丈夫的唯一性承诺也会慢慢转移。在这类案例中,患者的每一个新观念和新想法都会先呈现给治疗师,其配偶往往得到的都是“残羹冷炙”,即使患者真想说,也是后来才会讲给配偶听。这种差别对待可能会成为夫妻之间的隔阂,不断侵蚀婚姻,让二人对彼此日益不满甚至走向离婚。如果要离婚,个体治疗师可能会觉得他的患者已经“成长”,其配偶“不再适合”患者了,离婚是必要的。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的干预本身已经严重干扰了这段婚姻,与任何所谓的“成长”都无关。有时,患者的配偶也在跟着另一个治疗师接受治疗,于是这个婚姻就变成了四人行。无论这种设置的目的是出于何种善意,治疗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婚姻就会越“不正常”,也就是说,越来越不像普通婚姻。如果夫妻一方单独接受治疗十年八年——我知道有一个持续了十八年,那么越往后,这段婚姻中的偏见就会越多,这严重阻碍了婚姻的正常发展。例如,什么时候生孩子,如何养育孩子,这些都成为妻子与她的治疗师分享的内容,就像与她的丈夫分享一样,而这个治疗师也基本成了妻子大家庭中的带薪一员。
对这位右手颤抖的年轻女性,我们可以通过对其亲密关系的了解,比如丈夫、原生家庭,去获得关于患者症状的不同看法。她的父母反对这门婚事,事实上,是禁止他们结婚,而她义无反顾地决定嫁给他,想着一旦结婚,她的父母会不得不接受。然而,当这对年轻夫妇在他们的公寓刚安顿下来时,她的母亲就打电话询问她那天是否回家。妻子表示她现在已经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她妈妈仍在电话中说:“嗯,你们维持不了多久的。”第二天,母亲再次问她是否要回家,并向她保证房间仍然为她准备着。母亲锲而不舍地给女孩儿打电话,一心指望女儿回家,对女婿评头论足,不断加剧着女儿对自己丈夫的犹疑。年轻的丈夫就这样生活在充满敌意的姻亲环境之中,他对工作犹豫不决的部分原因,也是他过于顾忌岳父岳母的接受度,他的人生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更大范围的家庭关系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他的踌躇不定可以被解释为有其社会根源,而不是他性格的一部分。
在这个更大的背景下,妻子的症状部分地呈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包括难以脱离父母,难以与丈夫建立独立而稳定的关系。之前的治疗也可以被视为这个大背景的一部分——昂贵的神经测试和个人治疗费用,都是由她的父母支付的。因此,女孩儿让父母为他们造成的困难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她的婚姻是一个错误,因为它造成的问题严重到让女孩儿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她所接受的治疗,往往就成为家庭斗争中的一部分弹药,而治疗师对此毫无察觉、熟视无睹。
这个案例也展示了治疗师们是如何靠着解决一个原本不需要任何帮助就可以自然解决的问题,而受到人们的称赞的。正如蒙田曾说过的:“当人们自然痊愈时,医学就收获了荣誉。”尽管治疗手段技术高明,但问题似乎并不是通过治疗被解决的。年轻的妻子怀孕了,这改变了整个故事。她需要因为照顾即将出生的孩子而放弃工作,丈夫不得不出去工作来养活家庭。父母希望他们的女儿回到他们身边,但又不想让她带着孩子回来。因此,他们也转变立场,开始支持婚姻,准备迎接他们的外孙。“大自然”解决了这个问题,让这对年轻夫妇进入了家庭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生育和抚养孩子。妻子的症状消失了,她和她的丈夫都显得更加成熟自信。
许多治疗师刚刚开始意识到,个体症状对年轻夫妇来说可能与他们的姻亲有关。年轻夫妇的典型问题之一就是,在与各自原生家庭打交道时,他们做不到立场统一,无法齐心协力。例如,妻子不会像丈夫那样希望公婆闯入他们的生活,但丈夫不可能反对他自己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妻子通常会出现某种症状。接下来这个案例就是这种情况,而在艾瑞克森的帮助之下,患者的症状成了有用的治疗工具。
一个得了胃溃疡的女人来找我,身体的痛苦严重影响了她的工作、家庭和所有的社会关系。令她苦恼的主要问题是,她无法忍受公婆一周要来探视他们三四回,而且总是不请自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向她指出,她只是受不了公婆,但她可以忍受教堂,忍受和邻居打牌,忍受她的工作,所以解决问题的重点在公婆身上。我说:“你确实不喜欢这对亲戚,他们每次来都让你肚子难受。我们应该有效利用这个‘难受’。如果他们来的时候你吐了,他们肯定不会指望你去拖地。”
她采用了这个方法,公婆来看她时,她呕吐了,当他们忙着拖地板时,她虚弱而可怜地向他们道歉。之后她一听到他们开车进了院子,就冲到冰箱前喝一杯牛奶。等他们进来,她寒暄几句就突然开始恶心呕吐。
渐渐地公婆开始在拜访前先打电话,询问她是否状态良好,以便他们去探望。她会说:“今天很不好。”下次又说:“今天还是不好。”终于有一天她说:“我想我今天还行,你们可以来。”结果不幸的是,她“判断失误”,又吐了,公婆不得不忙活着帮她清理地板。
她需要变得无助,用这种方式把痛苦都存在肚子里,应对公婆不请自来的探视,并且达到自己的目的。(她的胃溃疡消失了,她现在非常满意自己的胃——这真是一个好胃,可以帮她把讨厌的亲戚们赶出去。)亲戚们几个月没来了,于是她邀请他们来吃“下午茶”。他们小心翼翼地来了,不停地表示:“也许我们该走了。”当她想让他们离开时,她只用表现出一副痛苦表情,摩挲着肚子,他们就会立刻起身离开。就这样,她从开始的无奈无助,变成拉开冰箱喝杯牛奶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且自始至终,她和丈夫以及公婆之间都没有发生任何争吵。这让我想起了有一位客人,他总是在星期天的晚餐时间不请自来。每次我都给他来块海绵蛋糕,饶有兴致、有礼貌地问他:“你要来点儿海绵蛋糕吗?”直到他终于醒悟过来。
对出现问题的新婚夫妇所进行的保守治疗,现在通常是侵入性地去制造改变,但并没有让这种改变成为家庭系统中的一部分。蜜月期间经常会发生诸如阳痿和性冷淡等问题,但夫妇二人一般都会自行解决。在许多情况下,当一对夫妇寻求帮助时,对专家来说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暗示他们那个问题很常见,极有可能会自然解决,从而避免让这个问题病理化。否则,他们就可能陷入反复治疗。其实对这些早期婚姻问题,请某个权威和他们进行一番性知识的讨论往往就足以解决,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年轻人得到了多少新信息,而是因为有权威允许他们享受性爱了,而在以前,父母或者其他权威对此一直是禁止的态度。这是进入成人世界的“成年仪式”的一部分。
当一对夫妇无法自然而然地享受性关系,治疗干预的目标就要包括设置享受性生活的情境,同时还要稳定婚姻、帮助年轻夫妇走向生育和抚养孩子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有些新婚夫妇根本没有性生活,他们的婚姻不仅缺乏乐趣,也丝毫没有进入生育阶段的可能性。艾瑞克森举了一个例子,前来抱怨的是一位丈夫。
一个体重正常(大约七十五公斤)的年轻人娶了一个美丽性感的女孩儿,他的朋友们开玩笑说他马上就能累得减肥了。九个月后,他因为两个问题来向我寻求心理咨询:第一,他受不了同事们总拿他体重减轻了超过二十公斤开玩笑;第二,也就是真正的问题,“减肥”的真相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在这场婚姻中根本就没有开始过性生活。
他解释说,他的妻子每晚都答应会和他做爱,但每次他刚有动作,她就惊慌失措,可怜巴巴地劝他等第二天再做。于是每天晚上,他被强烈的欲望和绝望的沮丧折磨着,睡不好觉。最近,尽管他对性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但他因为一次勃起失败而开始害怕起来。
他问我是否能帮助他和太太,我答应了,并为他的妻子预约了咨询时间。我请他告诉妻子让她来咨询的原因,并让她做好准备,我会和她从青春期性发育开始讨论。
第二次咨询是在晚上,这对夫妇按时赶到,我先请丈夫离开了房间。尽管非常尴尬,妻子还是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故事。她说每到那个时候她就感到非常害怕,无法控制地恐惧。她隐约感觉似乎与自己曾经的道德和宗教教育有关。关于她的性发育,她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干净整齐地记录着她每次月经开始的日期和时间。这份令人惊讶的记录显示,十年来她每三十三天来一次月经,几乎总是在上午十点或十一点左右开始。有几次月经没有按时出现。但都不是提前,也就是说她偶尔会有月经推后的情况发生,她会记下实际月经日期,并在预计日期旁边标注说明比如“因重感冒而卧病在床。”我注意到,距离她下一次月经开始的时间,还有十七天。
当我问她是否需要我帮助解决婚姻问题时,她先是确定自己需要。但很快她就变得害怕起来,抽泣着,恳求我让她“等到明天”。我再三向她保证这个决定需要她自己做,好不容易才让她平静下来。接着我对她讲了一通关于婚姻关系的长篇大论,期间越来越频繁地穿插着各种放松以及昏昏欲睡的暗示,直到她被引导进一个相当好的恍惚状态。
接着,我一边确保她继续维持恍惚状态,一边更加强烈地向她提出了一系列催眠暗示,大意是:她也许,甚至很可能会突然地、出人意料地、比她想象中更快地实现她对明天的那个承诺,永远不会再害怕做爱,让自己大吃一惊;在回家的路上,她心中会洋溢着满足感,但毫无负担,她会尽快完成那个承诺,根本来不及害怕。
她和丈夫是分别进行咨询的,我向那位丈夫保证今晚就会有好消息。第二天早上,他沮丧地来告诉我,在回家的路上她来月经了,这次提前了十七天。我告诉他这正表明了他的妻子想与他真正结合的强烈意愿,这番似是而非的陈述让他松了一口气,也得到了稍许安慰。她例假结束后,我为她安排了另一次会谈。
在接下来的星期六晚上,我又见到了她,引导她进入了恍惚状态。这次我解释说她一定会与丈夫同房,我觉得应该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发生。另外,她自己应该决定具体在什么时间。我告诉她,可以是周六晚上,也可以是周日,虽然我更喜欢周五晚上;或者周一、周二晚上也可以,但周五还是首选;话说回来,周四晚上也不错,可我还是更喜欢周五。我把一周中的每一天都列出来,但重点是我对周五的偏好,我一遍遍地重复,直到她开始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
我唤醒了她,把同样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但一提到我的那个偏好,她就表现得很反感。我单独见了她丈夫,告诉他不要主动挑逗她,要被动,但要随时准备回应,一定会成功的。
接下来的周五,他来告诉我:“她让我告诉你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得太快,我都来不及反应,她几乎强奸了我,而且她半夜又把我叫醒,让我再和她做一次。今天早上醒来她就一直在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让我告诉你今天不是周五,我说今天是周五,她只是笑着说你会明白今天不是周五。”
我没有解释什么。他们接下来一直过着非常幸福的小日子,买了一套房子,生了三个孩子,各相差两岁。
用十天时间的设置、用一周的天数去命名,以及不断强调我的偏好,其中的原理是这样的:十天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能让她做出决定,而这个时间的长度实际上通过命名被减少到了一周七天,反复强调我偏好的“周五”让她感觉到非常强烈的反感。一周里的所有日子都被我提到了,时间一天天过去,越来越接近我喜欢的那一天,却是她难以接受的一天。这样到了周四,能选择的就只剩下周四和周五;周六、周日、周一、周二和周三在这之前都已经被她拒绝了。因此,要么她选择周四,要么选择我喜欢的周五。同房一定会发生。
第一次咨询时采用的方法显然是错误的,患者精准地用它来惩罚和挫败了我的无能。第二次就比较幸运,我给她制造了一个她毫无察觉的选择困境——是选我喜欢的日子,还是她自己选的日子。反复强调我的偏好引发了她强烈的情绪反应:要惩罚和挫败我,成为她更迫切的需要,甚至暂时超越了她另外的情感需求。当她与丈夫同房之后,她就可以宣告那晚不是周五来奚落我,而且她确定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心里得意不已。
刚进入婚姻的年轻女人面对同房时会遇到困难,年轻的男人也会出现问题,常见状况之一就是新郎无法勃起。有时,这会成为蜜月里的惊吓,这个男人也许之前有过成功的性关系,但是进入婚姻,他就没办法正常表现了。在有些案例中,这个问题会自行解决;有些则需要短期干预,以缓解障碍、挽救婚姻。
我的一个医学生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儿,新婚之夜他无法勃起。可他一直是这座小城里的风流男人,几乎和城里的每个交际花都睡过觉。婚后两周,他还是无法勃起,什么方法都试过了,甚至手淫也不行。经过两周惨淡的蜜月,他的妻子向律师咨询了离婚事宜。
年轻人带着这个困难来找我。我告诉他打电话给几个认识新娘的朋友,让他们说服她来看我。她来到办公室,我让那个年轻人在外面等着。她痛苦极了,给我讲了这个令人失望的故事。她本来认为自己很有魅力,可即使她一丝不挂,他也没办法勃起和她做爱。新婚之夜对一个女孩儿来说是那么重要的时刻,代表着她从一个女孩儿变成一个女人。在那个晚上,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是被爱人强烈渴望的,是唯一的那个。“可现实太打击人了”,最后我给她做了这样的总结。
我问她有没有考虑过这也许是她丈夫对她的赞美,这个说法让她迷惑不解,因为这似乎与她所想的正好相反。我说:“嗯,很显然他觉得你的身体太美了,他完全被你征服了,彻彻底底地惊呆了。然而你却误解了他,觉得他无能。他也是有些无能,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好好欣赏你美丽身体的能力竟然这么微弱。现在你去隔壁办公室先好好想想。"
我把丈夫叫了进来,听他讲完了整个悲惨的蜜月故事,然后我对他说了同样的话。我点出他对妻子毫无保留的赞美,他对以前自己的绯闻有很多负罪感,但现在他的无能向他证明,他真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女孩儿、彻底征服他的女孩儿。
他们一起开车回家,在路上就差点儿停下车开始做爱,从此他们开始了成功的性生活。
这种治疗本质上是婚姻中的危机治疗,干预的时机是治疗能否有效的重要因素,此时立即采取行动通常可以快速解决问题。但当性障碍成为一个长期的婚姻问题时,就比较棘手了。有时,这种干预似乎就是利用某个权威角色去允许当事人能够享受性爱,并搭个梯子让他们体面地从之前的困境中退出来。关于这类情况,艾瑞克森还有其他不同案例:
一位二十四岁刚大学毕业的新郎从为期两周的蜜月中回来了。他心情非常沮丧,因为他无法勃起。他的新娘一回来就立刻去了律师办公室要解除婚姻,而他来我这里寻求心理援助。
我让他把妻子带到我的办公室,非常顺利地说服了她配合丈夫的催眠治疗。我是以下面的方式进行这次治疗的:
我让他看着妻子,重新体验那种绝对羞耻、屈辱和绝望的无助感。在这种感觉里,他会立刻想做点儿别的什么,随便什么事,只要能逃避这种彻头彻尾的难受感觉就行。渐渐地,他会感到自己除了妻子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甚至看不见我,尽管能听到我的声音。此时,他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将无法控制自己的整个身体,然后他会开始幻想自己的新娘什么都没有穿,然后自己也是赤身裸体的,继而他发现自己不能移动身体,也无法控制它,但他会惊讶地发现,自己能感觉到与新娘的身体接触在一起,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令人兴奋,而且是他根本无法控制的性冲动。但是,当他的新娘要求停止时,这个亢奋状态的反应就会结束。
恍惚状态很容易就出现了,结束时我告诉他:“你现在知道你完全可以,其实你已经成功了,接下来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勇往直前了。”
那天晚上他们顺利地同房,之后他们的婚姻中也再没有出现过性方面的困难了。
尽管对新婚夫妇来说,无法勃起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但人类的某些“特别需要”也会让这个勃起变成麻烦,因为一些丈夫实在太容易勃起。下面这个例子就表达了一个妻子在这方面的不满:
一位结婚刚满一年的女士,对她的丈夫非常怨恨。她告诉我,他们可以整个晚上都相处得很好,但来到卧室,麻烦就开始了。她说:“一进卧室,他就勃起了。无论我是慢慢地脱衣服,还是一下子脱光了,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区别。他每天晚上都是勃起着上床,早上醒来,它就杵在那里。我气坏了,总跟他吵架。”我问她:“那你想要什么?”她说:“如果能有一次,哪怕就一次,他上床的时候不要自动勃起。他能不能让我感受一下我也有女性魅力,我可以让他勃起呢?”
这似乎是一个合理要求,因为每个妻子都有权力让丈夫勃起或者消退。仅仅是被注视着或者进到卧室就勃起了,而不是在她的刺激之下勃起的,这无法让一个妻子感到满意。于是我把丈夫请进了办公室,告诉他这对他妻子非常重要,并且我让他发誓对此事保密。那天晚上他先悄悄手淫了三次,然后带着一个松弛的阴茎走进卧室。她冲着丈夫扭来扭去、各种挑逗玩得很嗨,他却有点儿担心自己是否还能勃起。但让她高兴的是,她只是扭了几下,还没有碰他,也没有吻他,他就勃起了。她觉得自己真的非常有女性魅力。几个月后,当我到他们的城市时,他们请我吃饭。她确实颇有女人味,而且自己很满意,这一点我在餐桌上就能看出来。
有些女人想要释放自己的女性魅力,另一些女人则发现在蜜月里,自己根本无法开始性生活。艾瑞克森有一个案例,是一位结婚刚一周的新娘,虽然万分渴望,但她始终无法与丈夫发生性关系。每次要同房的时候,她都极度恐慌,把双腿紧紧绞在一起。她和丈夫一起去见艾瑞克森,吞吞吐吐地讲完了她的事情,最后表示自己必须得改变,因为丈夫已经打算离婚了。她的丈夫证实了她的讲述,并补充了一些细节。
我在此类案例中使用的技术基本相同。我问这位妻子是否愿意采用任何合适的方法来改善她的问题,她回答说:“我愿意,除了碰我,其他怎么样都可以,他一碰我,我会疯的。”她的丈夫证实了这一说法。
我对她说我要使用催眠技术,她犹豫了一下答应了,并且再次要求不要试图去碰她。
我告诉她,她丈夫会一直坐在办公室另一边的椅子上,我也会坐在她丈夫旁边,而她要把她的椅子移到房间离我们较远的那边,坐在那里,可以一直看着她丈夫。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离开我们的椅子,她可以立刻离开房间,因为她的位置就在办公室门旁边。
我让她躺在椅子上,双腿伸直双脚交叉,背部使劲往后靠,所有肌肉都绷紧,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丈夫,直到她能看到的只有他,而我只在她眼角的余光当中。她的双臂要交叉在胸前,双拳紧握。
她顺从地执行了这些指令,我又告诉她要睡得越来越沉,除了她丈夫和我,她什么也看不见。随着她睡得越来越沉,她会变得害怕和恐慌,除了看着我们俩,她什么也不能动,也不能做,在恍惚中进入深度睡眠,越恐慌就要睡得越沉。我指示她,这种恐慌状态会加深她的恍惚,同时让她在椅子上变得僵硬、动不了。
然后我告诉她,她会慢慢开始感觉到丈夫在亲昵地抚摸她,尽管她还是会看到他在房间的另一边。我问她是否愿意体验这种感觉,我说她现在僵硬的身体会有所放松,直到她能够点头或摇头作为回答。我说,一个诚实的回答是缓慢的,是深思熟虑后才会给出的。
她缓慢但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请她注意,她的丈夫和我都转过头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因为她现在要开始感觉到丈夫对她的身体进行越来越亲密的爱抚,直到最后她彻底放松,感到愉悦、幸福。大约五分钟后,她对我说:“请不要四处张望,我好尴尬。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因为我好了。”
她离开了办公室,我让她丈夫带她回家,静待事态的发展。
两个小时后,我接到他们两人一起打来的电话,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一切都好。”
一周后,我打过去回访电话显示一切正常。大约十五个月后,他们带着满满的骄傲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有些已婚夫妇虽然性生活表现也不错,但还是缺了点儿什么,下面这个例子就是这样:
一位大学教授来找我。他从未有过高潮,也从未有过射精。他在字典里查到了“射精”这个词,问我为什么“射精”这个词会和男性的性行为联系在一起。我问他:“你小时候尿床到多大年纪?”他说:“差不多到十一二岁。”
他说他和妻子婚姻幸福,性生活正常,有两个孩子,于是我问他:“如果你没有射精,那你在性交的时候做了什么?”他说:“就是交媾,享受那个过程,过一会儿,精液从你的阴茎流出来,就像小便一样。”
他认为阴茎的全部作用就是撒尿,所以他是在用自己的阴茎在妻子的阴道里“撒尿”。他说:“难道不是每个男人都这样吗?”我告诉他每天或者隔天,他要在浴室里自慰一个小时。在自慰的过程中,他要辨认出自己阴茎的所有部位,从根部到龟头,识别所有的感觉。他要尽量多坚持一会儿,不要很快排出精液,看看他能让自己有多兴奋。他也可以增加点儿小动作和小刺激,但要全神贯注于那种绷紧、温暖和摩擦的感觉,而不是尿出精液。他要再坚持久一点儿,一旦精液排出就意味着自慰无法继续了。
他认为我的建议很幼稚也很愚蠢,但还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了,大概持续了一个月。一天晚上十一点钟,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做到了。”我:“什么意思?”他:“嗯,今天我没有手淫,而是和老婆上床了,我有性兴奋了!我射精了!我以为你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说:“很高兴听到你射精了。”一点钟时,他又打来电话,说自己又射了一次。
他妻子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打电话告诉我这些,他问我是否应该告诉她,我说这不关她的事。但后来我和他妻子谈了,我问她:“你的婚姻幸福吗?”她说幸福。“你的性生活好吗?”她说:“好。”接着她说:“自从我老公那天晚上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他在和我做爱,我和他的性生活就更好了,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新婚夫妇比较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还比较腼腆,他们无法共同享受快乐的性交。有时一次短暂的干预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让婚姻成为年轻人享受生活的机会。下面的案例就阐述了艾瑞克森在这类问题上使用的方法:
一对结婚不到一个月的夫妻来找我。妻子坚持要见我,丈夫说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一定要离婚,他绝不能容忍妻子的蛮横行为。
丈夫的态度相当强硬,表示对心理治疗不感兴趣。最后我说:“现在你已经表达了你的观点,我要以同样坦率的态度告诉你,你结婚还不到一个月,就开始谈离婚,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胆小鬼,但至少应该把这个婚姻坚持完一个月吧?所以现在请你闭上嘴,让我听听你的妻子要说什么。”他抱起双臂,紧绷着下巴继续听。
他的新娘说:“亨利做爱的方式实在太怪了,他要关掉所有的灯,拉上所有的窗帘,脱衣服要自己一个人躲在浴室里。进卧室之前,也要把灯全关了,我全程还必须得穿着睡衣,而且他就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做爱,甚至根本不吻我。”
我问他:“是这样吗?”他说:“我认为我就是在用正确的方式做爱,她根本无须为此伤感。”
她继续说:“他好像一直在避免碰到我似的,不会亲我的乳房,也不会抚摸我,他甚至不会碰它们。”
丈夫回应说:“乳房有它们自己的功能,那是为婴儿设计的。”
我告诉他,我比较同情他的妻子,他可能不会喜欢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所以,”我说,“你就坐在那儿,抱起胳膊,绷紧下巴,想生气就生气吧,因为我要告诉你妻子一些我认为她应该知道的事情。”
于是我告诉这位新娘,我认为她的丈夫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亲吻她的乳房,吮吸她的乳头;我还指出他应该如何吻她,应该吻她哪里,并且他应该享受这一切,而作为一个健康的女性,她也应该享受这一切。然后我指出人类有喜欢把东西拟人化的爱好,他们会把自己的枪叫“老伙计”,把自己的船称为“坚持号”,给自己的度假小屋起名“快进来”。他们给自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起了昵称。我认为她的丈夫,既然他说爱她,那就应该给她的双胞胎起个昵称。她看起来有点迷惑,我指了指她的乳房,说:“你懂的,它们是双胞胎。”我还告诉她这对双胞胎应该有一对押韵的名字。我转向她的丈夫,认真的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我说:“明天我再见到你们时,你要为你妻子的乳房起好名字。如果你不做,那我就给它们先起一个,然后你起另一个,你会很快想出来的。”他听完大步走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他们来了,妻子说:“嗯,亨利昨晚努力想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做爱,他好像明白了一些东西,但他说他永远不会给这对双胞胎取名字。”
我转向她的丈夫,说:“你要给双胞胎取名吗?记住,如果你不愿意,我会给其中一个先取个好押韵的名字,那你就要取另一个了。”他说:“我绝不会对我妻子的乳房做任何有损尊严的事情。”
我建议我们先讨论一些其他问题,他不妨再考虑半个小时。于是我们根据妻子的要求,讨论了他们性生活的其他方面要如何进行调整。
最后,半小时过去了,我对他说:“现在你准备好双胞胎的名字了吗?我准备好了,但我希望你也准备好了。”他说:“我不会听你的。”我又给他解释了一遍,说我会先取一个名字,他也会立刻想起另一个押韵的名字。当他再次拒绝时,我对妻子说:“好了,你准备好了吗?”她说她准备好了。我说:“那我现在给你的右胸取名为‘Kitty’。”那个过分迂腐的年轻人立刻想出了另一个押韵的名字“Titty”(乳头)。
妻子很高兴。半年后我收到了他们寄自国外的圣诞贺卡,上面写着双胞胎的名字“K.&T.”。妻子写信给我说,原来她的丈夫也可以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情人,并对自己的双胞胎感到非常骄傲和满意。几年后,我拜访了他们所在的城市,和一个认识他们的朋友共进晚餐,那位朋友说:“他们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一对儿,我还记得他们刚结婚时亨利是个什么样子,但他现在变得太有男人味儿了。”后来,我又收到他们寄来的一张卡片,除了“K.&T.”,他们又多了几位家庭成员。他还真知道乳房是干什么用的。
在治疗中,你常常可以用一种治疗式的态度去强迫患者执行某个指令,上述案例就是如此。丈夫强迫自己逃避妻子的乳房,我就强制性地让他取了一个押韵的名字,使他无法逃避。所有的强迫行为都集中在给乳房取两个充满爱意的名字上,而不是对它们的回避,所以他的强迫得以转变。
由于人类独有的能力,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动作与行为具有意识。因此,人们经常会刻意让那些本可以自然发生的事情发生,这反而改变了事情的性质。用意识控制自己来决定勃起或达到高潮,就属于这类情况。试图用主观意愿去产生非自我意识能控制的行为,结果往往会弄巧成拙。此外,我们的性教育也经常以一种过分科学式的严肃冰冷的模样出现,导致被过度教育的人们觉得成功的性关系是可以通过技术层面的努力实现的,甚至享受性爱也被善意的教育者视为一种责任。所以,帮助已婚夫妇以更人性化的方式产生性反应,这作为一种治疗性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艾瑞克森在以下案例中所使用的步骤,就阐明了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
一位三十岁的大学教授参加了一次大学舞会,遇到一位三十岁的单身女性,他们一见钟情。不到一个月,两个人就计划好未来,结婚了。三年后,他们出现在我的办公室,给我讲了他们悲伤的故事。讲述的时候,两个人都异常拘谨、尴尬,措辞也很生硬正式。他们的问题大体上是这样的:早在结婚之前,他们就计划着要孩子,因为已经三十岁了,不想再耽搁下去。但是三年后,做了各种医学检查、听了各种建议,他们还是没等来孩子。在我的办公室讲述他们的问题时,这个男人是这么说的:“在我看来,以及在我太太看来,我们共同认为由我对我们共有的麻烦做一下简单陈述,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婚姻中最痛苦的,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因为我们对孩子的渴望,我们缔结了婚姻关系。为了能够实现生育的目的,我们在每天的清晨和夜晚都会进行生理性结合。在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们会一天进行四次生理性结合,任何身体障碍都无法干扰我们。然而由于我们的生殖欲望受挫,婚姻联盟对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不愉快,但它并没有动摇我们的生育努力。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对彼此越来越不耐烦了,这确实让我们两个人都很苦恼。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来寻求你的帮助,因为其他医学上的帮助已经失败了。”
听到这里,我打断了他,对他说:“你已经谈了问题,我希望你现在保持沉默,让你妻子表达一下她的想法。”这位妻子接下来的表述,几乎和她丈夫一样的生硬迂腐,甚至更尴尬。我说:“这个我可以帮你们改善,但是会涉及休克疗法,不是电击,也不是生理上的休克,而是心理上的电击。我会让你们在办公室单独待十五分钟,就是否愿意接受严重的心理电击交换一下意见。十五分钟后,我会回到办公室,询问你们的决定,然后按照这一意见行事。”
我离开了办公室,十五分钟后回来,对他们说:“请给我答案。”这个男人回答说:“我们已经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为了能够实现生儿育女的愿望,我们可以忍受一切。”我问他的妻子:“你完全同意吗?”她回答说:“是的,先生。”我解释说,这种休克是心理上的,将涉及他们的情绪,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种压力。“处理起来是相当简单的,但你们在心理上会经历相当严重的冲击。我建议你们坐在椅子上时,把手伸到椅子下边,紧紧地抓住椅子的底边儿,听好我说的话。等我说完,实施心理电击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两个保持绝对的沉默,几分钟之后,你们就可以离开办公室回家了。我希望你们两个在回家的路上也保持绝对的沉默,在这种沉默中,你们会发现脑海中有许多想法浮现出来。到家后,请继续保持沉默,直到进屋并关上门,你们就自由了!现在紧紧抓住椅子的底边儿,因为我要开始心理电击了。它是这样的: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你们为了达到生育目的,每天至少两次,甚至二十四小时内多达四次与自己的婚姻伙伴进行完全的生理结合,却连连失败,那么现在,为什么你们不能向魔鬼祈祷至少三个月里妻子别怀孕,然后为了寻欢作乐去好好做爱呢?好了,现在请离开。”(https://www.daowen.com)
后来我得知,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一直保持沉默,想了“很多事情”。当他们最终关上门走进房子时,据丈夫说:“我们发现彼此都等不及去卧室,干脆就在地板上开始做爱,我们不是为了什么婚姻联盟和生育目的,我们就是要向彼此求欢。现在三个月还没到,我妻子怀孕了。”九个月后,一个女婴出生了。当我致电给他们想去探视孩子时,我发现在他们的谈话中,已经没有那些装腔作势的措辞和语调,他们甚至会开荤腔了。
按照我给予的暗示,他们在绝对沉默的情况下驱车六十公里回到了家,他们头脑中各种各样曾被压抑的想法此起彼伏,这让他们一到家关上门就立刻开始做爱,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当这对夫妇被问及此事时,他们说离家越近,自己头脑中那些性爱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但他们已经忘了具体都是些什么。
我还曾经就这个案例为哥伦比亚大学七十多名执业精神病医师做过报告。在讲述这个病历之前,我问这些听众是否愿意听我讲一些与精神疾病有关的所谓粗俗话。听众确定他们没问题,我也觉得他们可以。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当说到一些关键词时,下面的听众事实上有那么几分钟都是呆若木鸡、一动不动的。我也注意到我自己说话的语气都变了。这其实最能揭示出童年阶段习得的抑制效应长期存在,并持续影响到我们成年以后。
虽然艾瑞克森对有些人会刻意使用猛烈的措辞,但对另一些人他会同样刻意地谨慎沟通,患者直到后来才会意识到他说了什么。此外,他对那些害怕谈论禁忌之事的人也会小心翼翼。他始终相信治疗一定要因人而异,不能削足适履,不能试图把所有患者都放在一个相似的治疗模型中。他会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坦率方式去讨论性,就像在上述案例中一样;但在下一个案例中,他也会含蓄地让患者自己去发现会谈的主题是性。例如:
一位已婚妇女向我报告了她对自己头发的恐惧和焦虑。她在镇上找不到好的美发店,而且无论她是左侧卧、右侧卧、还是平躺,都会弄乱头发。如果我想和她聊聊其他事情,她总是会把话题拉回到她的头发上。就这样浪费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告诉她:“下面这一个小时里,你要告诉我所有关于头发的想法,要一直讲。因为到最后,我也会说些废话。我会仔细地听你讲,当你说到什么让我有机会说出那些废话的时候,我就会说,而且我一说完就会立刻开门让你离开。”
于是她开始谈论自己的头发,讲到了大波浪、小卷发、长波浪、乳液、洗发水等。一个小时结束时,她正好讲到她很难给头发分中缝儿。我说:“听着,你的意思是说,你很想用一根单齿梳就把你的头发满意地分开。”她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我则让她离开了办公室。
她花了三天时间考虑这件事。她告诉我,在回家的路上和第二天,她一直在想,却怎么都想不通。“直到三天后,我开始怀疑我的性生活,开始确信是它有问题。”之后,我们开始了针对她性生活的治疗工作。
在另一些案例中,如果对所讨论的主题还没有明确共识,艾瑞克森会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开始治疗工作。例如,他会把吃饭的乐趣作为谈论性的一种隐喻方式,他会问:“你喜欢吃比较嫩的肉,还是很少吃肉?”他觉得性问题常常这样就可以解决,而不必直接讨论。有时候,如果一个人对某个问题特别害羞,缄默不语,他就会以这样的方式去和患者讨论其他事情,直到这个人最终能够谈论自己的禁忌之事。例如:
一位女士写信给我,说她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不知道我能否帮助她。我建议她最好来我的办公室,这样我才能更好地帮她。她说可能自己得需要几个月才能鼓起足够的勇气来见我,但她一定会来的。最后她来了。她告诉我她的控制力太差,所以发生了一些事,让她与丈夫的性生活很糟糕,她母亲也很讨厌她,都是因为某种气味。从对“气味”这个词的强调中,我了解到她的顾虑指的是“放屁”。对这个问题,她确实难以启齿,于是我开始先和她讨论体育比赛。我说能把高尔夫球打到三百码开外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或者打出本垒打越过围栏也非常厉害,长距离游泳也很不容易。接着,我提到了一个可以举起九十公斤的举重运动员,当我示范要如何举起那个重量时,我用力地哼了一声,当时她就在我身边。
然后我告诉她,肌肉有这个特权,让身体去感受它们的强壮、有力以及功能;同样,吃硬糖也能产生非常真实的生理满足感。我指出,每个孩子都能体会吞下一整颗樱桃并感受它落进肚里的那种快乐。她承认所有这些感觉,但她觉得我讲的都是些花里胡哨的废话。听我提到吃樱桃,她说她也特别喜欢吃这类小零嘴儿。接着我继续说人们要穿合适的鞋子来尊重自己的脚,她也同意,一个人应该尊重自己的脚、眼睛、耳朵和牙齿。我说:“你肯定了解那种饱餐一顿之后无比满足的感觉。”她是个相当丰满的人,而且喜欢吃东西,这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说要让胃舒舒服服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接着我问她,如果有良好的排便就能让直肠感到舒服,坦白地说,承认这个有什么不对的吗?那么大便的软硬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在炎热夏天的沙漠里,你会缺水,而且由于脱水,排便应该会相当困难,但如果吃了泻药,大便就会很稀,因为消化道知道泻药是做什么的。胃看到自己接收的食物,选择它要消化的东西;十二指肠看着食物,选择它能消化的东西,以此类推,遍及整个肠道。而内脏看着泻药,就会意识到:“现在需要液体、然后排泄。”接着她问道:“但那个气体,又是什么?”我告诉她那是一个共生的东西,肠道中的细菌通过消解自身来帮助消化食物,因此不得不产生一些腐败物,同时排放出气体。为了分解蛋白质,身体必须得进行一些化学反应。无论排泄物是大而坚实的、大而柔软的、稀稀拉拉的,还是气体的,我们的直肠都会感到舒服。我还指出,不同的事情要安排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你可以在餐桌上吃饭,但无论如何——即使这不违反法律——你也不能在餐桌上刷牙。你不会在餐桌上洗碗,可如果在一个没有水槽的乡村厨房里,把盘子放在桌子上洗,完全没问题,但只要可以,你还是会在水槽里洗。同样,排便当然也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可你必须认识到,直肠的需求高于大脑的需求。你在开车去某个地方的路上,如果眼睛里有沙子,那么最好停下来,先关注一下你眼睛的需要,不要总想用人的理性控制自己,先关注眼睛的需求。人们要持续不断地关注身体不同部位的需求,这样才能获得必要的控制力。
那天的治疗结束后,她回家给自己做了一顿豆子大餐,用自己的身体详尽展示了我的上述观点。她告诉我:“啊,真的很好玩。整整一天我都在放屁,小的,大的,响的,闷的。”而且她发现和丈夫的性关系并没有因为担心自己可能会放屁而受到干扰。现在她有了一个孩子。
虽然结婚生子是“常规操作”,但也有很多人喜欢不同的生活方式,选择不结婚,或者是为了其他目的而结婚。下面这个案例阐述了艾瑞克森为一对同性恋男女提供便利而迈入婚姻的方式:
一个在我这里接受训练的精神科住院医生,正在给一个医院员工进行治疗。这位身处困境的住院医生来向我求助,他说他的患者是同性恋,但又想结婚,患者向他求助如何能找到一个只是为了满足世俗眼光而嫁给他的姑娘,这样他就可以被社会接受,并在邻里之间获得一个好名声。
住院医生不知道,但我了解有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女孩儿也是同性恋,她也正有着同样的需求,为了满足周围人的标准去找一个丈夫。
我对住院医生说:“或者你可以告诉你的患者,下午四点沿着医院后面的人行道散散步。告诉他,在那条人行道的某个地方,他会满足自己的需要。”然后我又告诉那个年轻的女孩儿,在同一天的下午四点钟,她从医院后面那条人行道的另一个方向走过来,到时候她就会知道要做什么。
他们要在那次散步中找到一些东西,但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因此那里除了彼此什么都没有。这样,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强迫,他们也完全可以选择擦肩而过。
这个姑娘比那个男人更敏感,她来找我说:“这是你安排的,是吗?”我说:“是的。”她告诉我:“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同性恋,我也坦白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我应该告诉他这是你安排的吗?”我说:“也可以,万一你们两个想在我这里寻求更深入的指导。”
他们结婚了,过着体面的生活。他经常去扑克俱乐部,她经常去桥牌派对。大约一年后,他们在另一个州的医院得到了一份工作,来询问我是否应该接受。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我认识那里的一位医生,我给他写信说,“某某先生和他的妻子要去你那里。到时候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要为他们特别写信给你,他们需要你的关照、指导和掩护。”
这对夫妻搬过去后,拜访那位医生。他告诉他们收到了我的一封信,知道他们要来,但没有说为什么。“我想他希望你们告诉我为什么。”他们松了一口气——他们有机会告诉他。
他们住在一套有四个卧室的房子里,经常招待朋友。他睡在他的卧室里,她睡在她的卧室里,其他卧室有时挤满了朋友们。
婚姻中会发生许多严重的精神问题,但过去的精神病学倾向于认为症状与婚姻无关。例如,像癔症性失明这样的问题,就被当作婚姻中个体对焦虑和恐惧的反应,人们没有意识到该个体也正在适应婚姻这一社会关系背景。这种背景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认为是次要原因,而引起症状的“主要”原因往往被认为是人们内在的动力性因素。更现代的观点是,症状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无法忍受的情境,当这个问题情境得到解决后,症状就会失去功能并消失。婚姻中难以忍受的常见问题之一就是,夫妻双方开始对一些事情无法沟通了,但又不得不面对,于是就会出现一个症状去解决问题。下面这个相当典型的癔症失明个案,就展示了艾瑞克森对症状原因的假设以及得体的解决方式。
一名精神病院的员工因为在上班路上突发急性失明而被转介给我,他战战兢兢地被带进办公室,迟疑而胆怯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那天他正在吃早餐,和妻子开着玩笑,忽然听妻子讲了一些黄色笑话,他立刻觉得异常烦躁,气呼呼地离开家,没有去坐平时搭乘的公车,而决定走路去上班。当他走过某个街角时,突然看不见了。一开始他极度恐慌,一个朋友正好开车经过,把他带到了医院。眼科医生立即给他做了检查,并把他转介给我。这个男人怕得要死,完全无法讲清楚来龙去脉。但他承认,他确实和妻子最近争执不断,她一直在家里偷偷喝酒却不承认,哪怕他发现了她藏起来的酒瓶,妻子也矢口否认。
当我问他离开家时在想什么时,他解释说,那一刻他对妻子很愤怒,觉得她不应该讲荤段子。他还隐隐地害怕自己和妻子可能会离婚。
我让他追述一下那天早晨从家开始一直到他突然失明之间的过程,但他对此颇为抗拒。我要求他描述那个他失明时路过的街角,他回答说尽管后来他绕着它走了很多很多次,但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个街角我很熟悉,于是我问了各种各样不涉及他个人信息的引导性问题。然后我让他描述失明是如何发生的。他说,突然出现了一道强烈的红光,就好像他正盯着一个炙热的红色太阳。红光一直在眼前,他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只有明亮刺眼的、饱和度极高的红色。他感到害怕,喘不过气,他觉得余生里除了一片耀眼的红色,他可能什么也看不见了。说完这些,患者忽然开始歇斯底里,我不得不给他注射镇静剂,让他上床休息。
患者的妻子被叫到了医院,她先是反复表示自己非常爱丈夫,后来终于艰难地承认了她酗酒的事实。她拒绝讲述那天早上引发争吵的具体细节,只说她讲了一个关于一个男人和红发女郎的下流故事,没什么具体含义。
随后她知道了丈夫是在哪里突然失明的,并被问到她是否了解那个街角。她吞吞吐吐了半晌,才慢慢回忆说那个街角对面有个加油站,她和丈夫给车加油时经常光顾。经过进一步的追问,她才提及加油站有个服务员,有一头亮红色的头发。最后,在我的百般保证下,她承认了与那个服务员有婚外情,那个男人外号叫“红毛”。有好几次,“红毛”当着她丈夫的面对她表现得很亲近,他们对此都很反感。经过深思熟虑,她宣布,如果我能治好她丈夫的失明,她打算断绝这段婚外关系,并要求我为她的坦白保守秘密。我告诉她,她的丈夫可能在潜意识中已经发现了端倪,接下来要如何选择,完全取决于她。
第二天见到患者时,他仍然无法提供任何更多的信息。我努力向他保证他的失明是暂时的,但他根本不愿接受这种保证。他要求我们送他到盲人学校,我很费力地说服他尝试接受治疗,但条件是保证不对他的视力采取任何措施。等他终于同意,我建议他使用催眠,这是能够满足其需要的适当而有效的疗法。他立刻问道,如果处于恍惚状态,他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告诉他,催眠状态中的认知在他愿意的情况下只会留在他的潜意识里,因此在醒着的时候不会给他带来麻烦。
很快我就将他引入了深度催眠的恍惚状态,但他一开始还是拒绝睁开眼睛,拒绝用任何方式测试视力。我向他进一步解释了潜意识、遗忘以及催眠后暗示,逐渐引导他在恍惚状态中恢复了视力。我给他看了我的藏书票,并要求他完全记下来。做完这些,他就要醒过来了,他又要成为一个失明者了,并且不会知道自己看到了藏书票,但我还是给了他一个催眠后暗示,提示他尽管有点儿糊涂,但仍能够讲出来自己看到了什么。他接受了这个暗示,我就叫醒了他,开始随意交谈。在那个催眠暗示下,他描述了藏书票的所有细节,对此他感到很迷惑,因为他认为自己从未见过它,但周围人证实了他的描述,这让他对这种神秘的治疗方式产生了巨大的信心。
接下来再次进入催眠,他对治疗中所做的一切表示完全满意,愿意全力配合。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他会完全信任我时,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坚定地宣布会信任我。
前一天在他同事中进行的调查显示,他对一名红发女员工有些特别的兴趣。我温和地向他提及了这个“特别的兴趣”,一番犹豫之后,他向我坦白了这件事。当问及他的妻子对此有何看法时,他辩解说她也并不比他好到哪里,并要求我对此事保密。
我立刻转移话题,让他描述一下那个街角,他缓慢而小心地讲述着,但直到最后才提到了加油站,断断续续地讲完那个加油站,才提起他对妻子和那个红发服务员的怀疑。
我问他,他的怀疑是否开始于他对那个红发女同事感兴趣的时候,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对整个婚姻意味着什么。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他和他的妻子都同样有错,因为他们都没为有婚姻的共同利益而努力。
然后我问他想对自己的眼睛做些什么,他说他害怕能立刻恢复视力,他问这种“可怕的,强烈的红光”是否可以先变得不那么刺眼,然后偶尔有短暂的视力恢复,再变得越来越频繁,让恢复的时间越来越长,直到最后完全康复。我向他保证一切都会如他所愿,并给出了一系列适当的暗示。
他被送回家休病假,每天都在妻子的陪同下回来接受催眠谈话,但仅限于强化那些治疗性暗示,缓慢地、渐进地改善其视力。大约一周后,他说他的视力已经完全恢复了,可以重返工作岗位。
六个月后,他回来报告说,他和妻子已经和平分手,她要回她的家乡,而他对未来暂时还没有什么计划。他对红发女同事失去了兴趣,平静地工作两年后就去了其他地方。
在某些情况下,如上述这个早期案例,艾瑞克森会通过解决一个症状,让这对夫妇自己处理他们的婚姻困境。而在另一些案例中,特别是如果夫妇双方提出要求,艾瑞克森也会尝试介入,帮助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有时症状的出现,是为了避免承认外遇,但通常已婚夫妇都会意识到婚外情才是他们婚姻中明显的矛盾与问题所在。接下来的案例展示了艾瑞克森是如何帮助一对年轻夫妇渡过了难关的。
一个年轻人把妻子带到我面前说:“我深爱我的妻子,我不想失去她。她和我的一个朋友有染,一周后我就发现了。尽管她有外遇,我还是爱她,我也不想失去我们的两个孩子。我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我也非常肯定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是多么愚蠢。”
我花了一个小时确认丈夫的观点是真诚的,他已经原谅了妻子,想挽留她。他对自己的婚姻和孩子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对当下的情况进行了评估。于是我对年轻人说:“好吧,你去隔壁房间,把门关好,那里有些书你可以读。”
剩下妻子和我在一起,她说:“我想让你明白,我老公并不是真的什么都知道。在他发现之前,我出轨不止一个星期。”
我说:“你是说还有其他更多男人?还有多少?”
她说:“我没那么说。”
我说:“你总得让我比你丈夫知道得多吧。到底有几个男人?”
她说:“至少两个。”
听她这么说,我没有质疑,这意味着她至少有三个外遇对象。我问她第一次外遇对象是已婚男人吗?她说是。
我说:“我们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第一段外遇分手时,那个男的是怎么对你说他已经厌倦了你这个荡妇的?”
她说:“你说的也太难听了。”
我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只是嘴上说得好听而已,你想让我那样说吗?”
“他只是说,他最好还是回到妻子身边。”接着她又加了一句,“第二个男的在我们发生关系三个月后就说我是荡妇。”
我说:“既然都说开了,那现在我们可以礼貌一些了。”
我和她谈了她丈夫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认为妻子和最后一个出轨对象在一起只有一周,但事实上是十四天。我说:“这样看来,是你决定让你丈夫发现这件事的,所以你是真的想终止出轨的那个人。你一定是对整件事完全厌倦了,所以想让你丈夫赶紧发现这件事。”
我这么说就意味着把功劳都归于了她——那她就不能辜负这一赞扬。我把荣誉放在她面前,又从后面推她,她只能接过来,但她并不清楚我做的这些,我只是简单地选择了一下措辞。她决定回到丈夫身边。
下面的案例阐述了艾瑞克森处理婚外情的另一种方式。
一个年轻的丈夫,当妻子去另一个城市出差时,诱奸了家里的女仆。女仆姿色平平、智力低下,过去还有滥交的历史。他们在妻子的床上发生了关系。妻子回来发现了这件事,哭着找到我。她不允许丈夫再进家门,对女仆也很愤怒。
我分别见了他们每个人,丈夫充满悔意,女仆也感到后悔和害怕。然后我把他们三个叫到一起,经过一些安排,让每个人都可以对另外两个人说些话。丈夫对妻子和女仆都有一肚子话要说,因为她们都对他不满;妻子要向丈夫和女仆表达自己的强烈愤怒;女仆也会反对丈夫和妻子对待她的方式。这是一个相当戏剧性的情境,因为大家都在场,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真实情绪发泄在对方身上。我要求丈夫尊重妻子的怨恨和悲伤,我也要求妻子考虑到丈夫一定感到非常后悔。同时我让丈夫转过来指责女仆,也让女仆指责他。对三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丑陋的场面,但它挽救了婚姻。
丈夫和妻子一起商量后,决定把那个讨厌的女仆送到另一个州,在那里她有一些亲戚。我还安排妻子命令女仆把丈夫的衣服打包带到前院,让他自己出去住。她把他赶出了房子,指使女仆把衣箱也扔出去。接着她又叫女仆把箱子拿回来,打开拿出衣服,再放进去装好,扔出去。就这样,我让妻子感受到了行使权力的满足感,同时要求丈夫只有听到她的吩咐才能回来。通过这样的安排,丈夫只能得到妻子的同意才能回家。后来她决定让他回来,让我通知她丈夫可以回家了,我没有照做,而是说:“是的,我可以告诉他,任何第三方都可以告诉他,邮递员也可以告诉他。”她松了一口气,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让邮递员送了过去。我不希望成为第三方,但我知道应该有这样一个第三方。问题解决后,他们复合了。几年后,女仆回来表示还想继续为他们工作,夫妇二人都气愤不已。
和大多数以家庭为导向的治疗师一样,艾瑞克森更愿意帮助已婚夫妇渡过难关,破镜重圆。然而,如果他认为这个婚姻是一个错误,他也很会支持患者结束婚姻,倘若他认为形势危急,他会积极干预,让患者尽快离婚。
一对夫妇从加利福尼亚来找到我,他们一起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丈夫说:“我想让你和我的新娘好好讲些道理。我们已经结婚一个月了,我非常认真的向她解释过,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会是个男孩儿,将以我的名字命名。她问我如果是女孩儿会怎样,我告诉她,如果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不是男孩儿,我就开枪先打死她,然后再打死孩子。”
我看了看那位妻子,她吓坏了。然后我回头看向这个愤怒的男人,问他的教育背景。他说:“我是律师,受过很好的职业训练,我的第一个孩子会是个男孩儿。现在请你给她讲讲这个道理。”
他就这样语气平淡地吐出这么一句死亡威胁,而且他还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执业律师。
我说:“现在你们两个听我说,医学上,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婴儿的性别。你要等到它出生才会知道。它的性别决定在生命孕育的前三个月,在那之后,你对性别无能为力。你的妻子有一半的机会生男孩儿,她也是这个概率的受害者。我认为她不应该在怀胎九个月之后,以一个女婴和死亡来作为回报,我也认为你不应该冒着长达九个月等待的风险,最终却做了一个杀人犯,对我来说这毫无道理可言。你想讨论多久,我就和你讨论多久,但我要建议你妻子申请与你离婚。我认为她应该回到加利福尼亚,搬到另一个城市,甚至取一个新名字。她应该申请离婚,并对自己的住址保密。至于你,为什么不去东海岸看看?佐治亚州是个不错的地方,也许你在那里有些朋友。(我突然选择佐治亚州,部分原因是我刚刚错过了那里的一次旅行。)”他说:“哦,是的,我在佐治亚州有一些朋友,我也想见见他们。”我说:“嗯,你从这里直接去佐治亚,我相信你在那里会过得很愉快。你不在的时候,你妻子会很开心地从你们的公寓搬出去。”
第二天是星期天,他们又来了,请求我再谈一谈。我又讲了一遍。他们同意了,决定按照我的建议去做。妻子回到加州,后来从她定居的镇上打电话给我,说她正在申请离婚。他从佐治亚州给我打电话,说他和他的朋友们玩得很开心。离婚获准后,他打电话感谢我明智的忠告。他说要等这件事想好了再结婚,也许是他的想法有问题,我建议他将来在正式订婚前和女朋友先讨论一下他的这个计划。
妻子后来打电话给我说离婚被批准了,他没有提出异议。她还告诉我,她甚至没有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地址。她很认真的对待他的威胁,我觉得她应该如此。
治疗师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很显然,没有一种特定的方法或途径适用于所有情况。艾瑞克森的特点是,他对问题情境的反应非常灵活,能够适用于在他面前呈现的各类问题。他可以斩钉截铁地要求一对年轻夫妇照着他说的做,也可以和蔼可亲地不动声色地影响他们。最典型的是,他很愿意用一种“接受”患者行为的办法,去改变那个问题行为。如果一对已婚夫妇总在吵架,他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而是鼓励他们继续吵,但是经过他的安排,吵架本身就会成为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法。比如,一对总是在饭桌上和婆婆吵架的夫妇,被艾瑞克森要求带婆婆去沙漠里吵一架。换了环境,又被要求必须吵架,争吵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变,从而更难持续下去。
有时,艾瑞克森会安排一场斗争,让症状不能再作为斗争的一部分继续存在,而是就此消失。在接下来这个案例中,患者一直害怕自己随时会死于心脏病,尽管许多医生都向他保证他的心脏很健康。妻子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如何与丈夫相处,她被丈夫的无助和恐惧搞得很恼火,但也有些拿不准丈夫的心脏是不是真有问题。于是妻子和丈夫的相处时好时坏,丈夫控制着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因为一切都由他对自己心脏的恐惧决定。这类案例中经常会出现的情况是,当丈夫有所改善时,妻子就会变得抑郁;而当妻子变得抑郁时,丈夫的内心就再次产生恐惧,于是妻子又开始帮助丈夫,同时又会被他激怒。面对危机时,妻子会觉得自己有用,生活具有目标,而当丈夫恢复健康时,妻子就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价值,这就是他们之间婚姻关系的默契,需要丈夫永远忧虑自己的心脏。如果单独治疗丈夫,那么他的症状往往会持续多年,而一无所获。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引入一种方法,即所谓的“报复性愤怒”。我让丈夫和妻子一起进行治疗,我常常看到妻子很生气,她的丈夫以心脏病发作威胁她,操控了她的生活。丈夫每天都在不停地无病呻吟、悲叹抱怨,妻子很烦恼,所以一旦她确定丈夫的心脏没有问题,她就会重新充满活力。
我对妻子做了这样的安排:当她丈夫再哀叹害怕自己死于心脏病时,她要做好准备,事先从镇上每个殡葬店那里拿来广告材料,用文件夹分门别类地装好那些葬礼和长期护工的广告页。等她丈夫再提及害怕心脏病发作时,她就说:“我得把房间好好收拾一下。”然后把殡仪广告散落一地,丈夫会看到并且会很生气,他要扔掉它们,但她还有很多,足够在家里扔得到处都是。就这样反复这个过程,直到他再也不敢提心脏病的事儿,恐惧也就随之消失了。这就是一种引入报复行为的治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时,她也会变换手段,比如当着丈夫的面计算他的寿险金额。
这种处理方式迫使丈夫摆脱了症状,去和妻子好好相处;妻子也被迫用不同的方式去和丈夫打交道,而这才是能够真正解决他们婚姻困境的方法。
在艾瑞克森的方法中,他始终强调要从人们的症状入手去进行治疗。当患者要求消除症状时,艾瑞克森会直接针对症状进行工作,同时借此对其人际关系进行必要的改变。他认为,对有问题的人来说,症状是最重要、最令其紧张的,因此治疗师在这个范畴进行工作对改变最有价值。如果夫妇一方出现症状,直接解决症状也可以改变婚姻状态。[1]
艾瑞克森常常认为当一对夫妇克服了当下的症状并生育了孩子后,婚姻早期阶段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因为此时,这对夫妇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案。
有时,生育孩子的阶段会被推迟,是因为妻子或丈夫担心自己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或父亲。艾瑞克森会通过给这个人重新提供一个不同的童年历史来处理这种情况,如下面的例子:
1943年,我的一个医学院学生的妻子找到我,说:“我和我丈夫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很相爱,他在部队学医,两年后会毕业,希望到那时战争能结束。等他服完役,我们就想成家,生育宝宝,但我现在很害怕。我丈夫有兄弟姐妹,出身良好。我是独生女,我父亲很有钱,在芝加哥、纽约和迈阿密都有办公室,时不时会回家来看我。我妈是交际花,总是在纽约、伦敦、巴黎或意大利参加各种聚会。我在各种家庭教师的照顾下长大,从小就是他们在陪伴我,因为我母亲不让她的孩子干扰她的社交生活。此外,她坚持认为家庭教师能比她更好地照顾孩子,因为家庭教师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我不常见到我妈妈。在我上学之前,每当我母亲回家时,她都会办一场大型派对,我就会被带出去展示,给客人们背诵童谣,获得他们的赞美,然后再被匆匆带离现场。妈妈回家的时候总是给我带礼物,有时是一个漂亮的洋娃娃,但只能放在家中某个架子上当摆设,她从来没有给我带过任何我真正能玩的东西。当她在家时,我只是她用于展示的工具。我父亲不一样,他回家时,总是尽力让我开心。他带我去看马戏表演,去州上和县里的集市玩,去参加圣诞晚会,他常常在家尽量待得久一些,带我去各种餐馆吃饭,在那里,他让我点我喜欢的东西。我真的很爱我父亲,但是他对我越好,我就在对他的思念中越发觉得孤单。我一到年龄就被送到寄宿学校,夏天被送去夏令营,一切都很正常。后来我被送进一所私立女校,在那里学习如何待人接物,学习正确的言谈举止。学校允许我所在的班级参加大学里的半正式舞会,在那里,我遇见了我的丈夫。我们开始通信,想方设法见面,最后我父亲同意了我们的婚事,但我母亲在同意前先去调查了我丈夫的家谱门第。她精心策划了一场婚礼,但我很清楚自己绝对忍受不了她利用我的婚礼去搞那些社交把戏,所以我和我丈夫决定私奔。她大发雷霆,丢下我们去了巴黎,以此来惩罚我。我父亲却说:‘好样的,孩子们!’他从未真正认可过我母亲的上流社会生活。我现在的问题是很害怕生孩子。童年的我那么可怜,那么孤单。家里没有人去管束家庭教师们的行为,他们也不好好履行职责,都认为我是一个讨厌鬼,我也没有玩伴。我非常害怕我会对我的孩子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好的童年,可我想要孩子,我丈夫也是,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可以幸福。我丈夫让我来见你,看你能否催眠我,减轻我的恐惧。”
就她的问题,我考虑了几天,然后用我认为有效的方式开始对她使用催眠。我设计的步骤是这样的:先测试这位年轻女性对催眠的感受力。测试结果证明她是一个“梦游者”,对各种各样的暗示都很敏感。正式治疗时,与测试结果非常一致,她很快就进入催眠状态并退行至“大约四五岁的年纪”,她被告知要“下楼到客厅”,在那里她会“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他会和她聊天。
她非常顺利地退行至那个年纪,用孩子般惊奇的目光看着我,问道:“你是谁?”我回答:“我是‘二月人’,是你父亲的朋友,在这里等他回家,因为我和他有些生意要谈。在我等他的时候,你愿意和我聊天吗?”她接受了邀请,告诉我她的生日就在二月,她父亲可能会给她寄些漂亮的礼物,或者亲自带回来。她无拘无束地和我聊着天,就像一个四五岁的寂寞小女孩儿,并且明显表现出对二月人的喜欢。
大约半小时后,我说她的父亲要回来了,在她上楼后,我会先和她父亲见面,等我走后,她应该就会下来见到她的父亲。她问我二月人会不会再回来,我向她保证一定会回来,但又补充说我觉得他要到六月份才能再来。然而,四月、六月、感恩节和圣诞节前,二月人都来了。在二月人每一次出场之间,患者都会被唤醒,在清醒状态下和我随意聊几句。
这种疗法持续了几个月,有时一周两次。她对恍惚状态中的事件有自发性遗忘,但一旦进入退行催眠状态,我就允许她回忆起以前与二月人的会面。在之前和患者的面谈中,我特地问了一些她生命中的重要日期,这样二月人就不会意外地侵入一些重要记忆。随着治疗的继续,她退行到的年纪越来越大,二月人的拜访间隔也越来越长,而到她十四岁的时候,她和二月人可能会在她小时候去过的一些真实地方“偶然”相遇,这个“相遇”往往就发生在她真实记忆的前几天。一直到她十八九岁,她还是保持着和二月人的会面,并且很高兴能一直见到他,与他谈论儿时趣事。
随着我对她的了解越来越多,当一些新的童年记忆被发现时,我可以让她退行到那个年龄,让二月人在她生命中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前几天出现,和她一起期待,或者几天后出现,与她一起回忆。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在她的记忆中插入一种自己被接受的感觉,让她感到在与一个真实的人分享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她会问二月人多久能再见到他,当她想要礼物时,二月人会送她一些不会留下实物的东西,所以她事后的感觉就是自己刚刚吃了一些糖果,或是和二月人一起散步路过一个花园。就这样,我成功地让她扩展了对过去的记忆,在情感上觉得拥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随着治疗的继续,患者在清醒之后,对自己即将作为母亲的恐惧与担忧越来越少。她反复问我在恍惚状态下和她在一起做了些什么,让她有了一种自信的感觉,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要如何与各个年龄的孩子打交道。我不断告诉她,无论在清醒时还是在催眠时,那些恍惚状态下发生的任何事情就其字面意思来说,都不需刻意去记住,但她要保留其中的情绪价值,享受它们,并最终与她未来的孩子分享它们。许多年后,我得知她有三个孩子,在陪伴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她非常快乐。
[1] 偶尔,人们会发现在某个案例中,夫妻双方症状相同。艾瑞克森的一个经典案例是一对夫妻长期尿床,他通过让夫妻两人同时故意尿床来解决这个问题。《改变家庭》,海莉(纽约:格伦&斯特拉顿,1971),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