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湄公河
关于水源的故事，还远未结束。随着对水资源的需求日益旺盛，地缘政治的版图也在不断变更，河流共享协定的多国合作框架因而也发生了改变。
湄公河约有4500千米长，其流域覆盖将近80万平方千米。它发源于中国西藏地区，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最终流入南海。它的上游水域在中国和缅甸境内，常被称为“上湄公河流域”，而它的下游位于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境内，即“下湄公河流域”。在中国，湄公河被称为“澜沧江”，因而有时它也被称为“澜沧江—湄公河”。对这样一个庞大、连续的流域来说，这些不同的名字和定义凸显了这些国家对这一通航要道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愿景。这一情况在东南亚尤为突出，湄公河下游是目前全球为数不多的仍未修建大坝的大型河流区域。
湄公河是东南亚饮食文化的支柱，支撑着整个地区的渔业和水稻种植经济。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重度依赖湄公河和其支流来发展农业、渔业和水路交通。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和泰国的呵叻高原是当地最重要的两大水稻种植区，为两国贡献了近一半的水稻产量。这四个国家每年能生产约6000万吨大米，其中的三分之二供给国内，养活了2亿人口。其他的大米则流入市场，占全球大米出口市场近40%的比重。
湄公河和其支流也是一大重要的鱼类产地。例如，柬埔寨洞里萨湖每年的回流洪水，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淡水鱼产地。在探访东南亚时，我对柬埔寨饮食中的新奇的淡水鱼种类感到惊奇，这些淡水鱼在金边繁忙的水产市场、餐馆和洞里萨湖旁的村子里，比比皆是。而金边正好位于洞里萨湖、湄公河和巴萨湖的交汇处。此地最有名的景象是洞里萨湖上的“浮村”。这个庞大的内陆湖因季节变换，时而扩张，时而收缩，而在湖上漂浮的村落也随着湖岸来回移动。
关于在湄公河及其支流改道和修建水利大坝，争议日益增多。为了解决争议，1995年，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共同成立了“湄公河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是由成员国共同管理的，并非带有功能性管理框架的协定。它设有由部长级别的官员所组成的高级别管理部门，一个由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和一个负责执行决议的秘书处。秘书处的地点在这四个国家之间轮流迁移，办公地点设在曼谷、金边和万象这样的首都城市。
湄公河沿岸具有非常庞大的发展需求和压力，而湄公河委员会有权审核这些发展计划是否适宜执行。该委员会的首要功能就是发展，为了这四个国家和其人民的福祉，而寻求对河流的“合理使用”。它试图判断并减轻河流开发，甚至是跨境开发对农业、渔业和当地的社区造成的破坏。
湄公河委员会的一个关键任务是与这四个国家协商，找出并优先处理特定的发展项目，例如水力发电大坝和灌溉改道计划。在提议建设重要项目前，它会经过通知、协商和达成共识的详细流程。但其成员国不一定总是遵照流程，例如泰国最近就违反了委员会的规定，在旱灾严重时，它从湄公河抽水，引到了其境内的会銮河，但在绝大部分时候，它们还是会遵守委员会的规章协定。湄公河委员会也协助开展水质测控和科学研究，组织专门领域的会议，设置教育拓展项目，以透明、全面的方式来监控和管理河流流域的行动。
然而在2006年，湄公河委员会的权力遭遇了极大挑战。当时老挝开始规划在该国北部和南部建设两个湄公河大坝，即沙耶武里水坝和东萨宏水电站，这是湄公河下游最早出现的大坝项目。老挝的目标（过去是现在也）是成为“东南亚地区的电池”，也就是通过向泰国和柬埔寨出口电力，成为水力发电的主要供给者。作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老挝在确保为快速工业化的邻国提供持续稳定能源的同时，也急需通过这一规划获取额外收入。
然而老挝的提议遭到了其他沿岸国家、环境保护团体和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反对。它们认为大坝会对水稻种植、渔业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该计划极度缺乏对当地社区的研究，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老挝执意推行计划，在2010年向湄公河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预算达38亿美元的沙耶武里大坝修建规划。湄公河委员会认为，老挝对这一项目的影响预估不足，要求其开展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并整理数据，否则不能继续推行。他们同时提议10年内禁止在湄公河下游修建任何大坝，直到人们能够进一步明确修建大坝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
老挝政府感到很失望，便开始了单方面的行动。它和一家私营电力公司，即沙耶武里电力公司，以及泰国的国有电力企业，即泰国国家电力局，签署了长期的能源开发合同。2012年，在尚未得到湄公河委员会最终决议的情况下，老挝便开始修建沙耶武里水坝。一年后，老挝就第二个大坝项目，即东萨宏水电站，向委员会提交了针对该项目的规划和影响评估，但只是为了“告知”委员会，并非为了征求其同意。
湄公河委员会束手无策，只能向成员国的政府高层通报此事。政府高层的施压和外交努力也未能阻止老挝的行动，它签署了更多长期的能源开发协议，并开始修建大坝。在我写作本书之时，这两个项目在经历了更多的政治角力和短暂禁令后，基本上快要完工了，而且第三个项目，北宾水电项目，也准备投入建设。尽管2018年桑片-桑南内水利项目副坝曾出现严重垮塌，40人丧生，数千人被迫迁徙，但老挝依旧没有停下脚步，目前它已经在规划第四个项目——巴莱大坝了。(https://www.daowen.com)
老挝单方面决定在湄公河下游修建大坝，凸显了湄公河委员会的弱势地位。它的指令效力有限，只有少数几个执行机制，而且没有否决项目的权力。在缺乏强力约束的情况下，湄公河委员会的声明，或者说是关于开展研究、延缓建设的善意提醒，使得老挝有底气无视规定，径自开展项目。
近20个曾经资助了湄公河委员会的国际行为体，包括芬兰、澳大利亚、瑞典、比利时、丹麦和欧盟，对此表示吃惊和失望。于是它们削减了资助金额，从2015年的2500万美元，降到了2016年和2017年的约400万美元。它们认为，既然湄公河委员会自己的成员都不遵守协议了，就没有继续资助的必要了。在维系了20多年成功的合作关系之后，湄公河委员会遭遇了强劲的对手，那就是以民族利益为先的发展压力促使某些国家在湄公河下游建设大型水坝。
中国不是湄公河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也并未加入东盟。它曾在1995年拒绝加入湄公河委员会，表示更希望作为其“对话伙伴”，因而委员会无权审核由中国发起的河流开发项目。到2018年为止，中国已经在湄公河上游流域修建了8个大坝，同时至少有20个其他项目在建设或是在规划中。
在2014年于缅甸举行的第17届中国—东盟峰会上，中国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湄公河区域合作治理模式。16个月后，6个沿岸国家（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领导人签署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由中国担任永久的主席国。
这是中国在东南亚领导的首个区域性跨政府组织。该组织的成立，立刻引起了外界对湄公河委员会未来走向的猜测。它的影响力超过了（至少三个以上）其他在东南亚寻求区域合作的有竞争力的框架，包括2009年由美国提出的“湄公河下游倡议”，成员包括美国和其他5个沿岸国家，不包括中国，以及同年由日本提议的“湄公河—日本高峰会”，成员包括日本和这5个国家，不包括中国。
与湄公河委员会类似，“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更像是一个治理机构，而非强制性的协定。它组织各级政府的常规会议，每年举行外长会晤，每两年举行国家元首会晤。虽然它的会议主题是看似简单的“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但实际目标则要宏大得多。目前已经公开的目标包括，在执法、反恐、旅游、脱贫、农业、气候变化、灾害应对和银行业务上开展跨境合作。中国将提供价值超过15亿美元的贷款和1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以投资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资金将用于建设水路、铁路和高速公路，连接整个东南亚和中国。这一合作框架的目标，已经远远超过了河流治理的范畴。
1995年，由于对河流的规划存在分歧，有关国际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催生了湄公河委员会，也由此开启了20多年的良好合作。而如今，由于老挝对水力能源的渴求，湄公河委员会的权力弱势暴露无遗，一个新的河流管理模式正在兴起，其目标也更为远大。
作为政治疆域的边界，河流溺死了急于求生的偷渡者，也重塑了国家的范围和形状。作为输送水源的通道，它们也会滋生焦虑情绪，打破邻国间的权力平衡。从国际事务中——从水源共享合约，到协同管治，再到区域经济融合的宏大设想——我们可以看到，河流所产生的凝聚力，远远超过了它所带来的分裂、破坏的力量。
但在战争中，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注释】
[1]1码≈0.9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