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的治河代价

大型治河工程所带来的社会福祉，包括水源供应、电力供应、洪水防治和经济增长，同时也伴随着残酷的代价。代价包括社区的被迫迁移、对渔业和河岸生态系统的危害、通航河道的缺失，以及纳税人所分担的沉重的财政压力。随着科学人士和公众对工程代价的认识愈加深入，在发达国家抵制新治河工程的力量也日渐增长。在美国和欧洲，修建大型水坝的热潮早已退去，它们现在正着力废弃并清除陈旧的工程设施，而不再热衷于修建新的大坝了（就此现象，我们将在第七章多加探讨）。然而，发展中国家通常认为，修建大坝的好处抵得过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一种经常出现的说法是，治河大型工程所带来的更为广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超越了其对当地环境和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今巴西用这个理由来说明兴建贝罗蒙特大坝的必要性，正如一百年前，加州也以此说明修建奥沙尼西大坝的必要性，这一工程将赫奇赫奇山谷变成了向旧金山供水的水库。如果旧金山调水的例子取得了成功，就能证明这一理由也许是成立的，但实际上，当时的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修建大型水库大坝所造成的损失尤其显著，能让河流在好几年内都无法畅流，也会让整个山谷在好几年间都沉在水底。城镇会湮灭在波涛之下，河流的生态系统随之加剧恶化。难以找到方向的鱼类会在大坝堆积，无法抵达产卵的地点。在大坝后面，蓄积的水会停滞、变暖，逐渐丧失氧气。污染物和沉积物被冲入水库，落入水底，将原本就被淹没了的树桩和旧时文化遗迹埋得更深。河水的排水量也受到了限制，排水时间、流水水量都会由大坝经营者和电力需求定价的周期掌控。

失去了沉积物的清水从水库倾泻而出时会削弱河道，冲刷下游好几英里的河岸和河漫滩。

中国的三峡大坝所产生的电力比加州的胡佛大坝多20倍，能保护1500万人免于长江洪水的侵害。大坝特意惠及的区域能享受巨大的社会效益。但要蓄满水库，100多万人就得撤离，他们原来所在的社区也会被淹没。大坝还会增加水污染，传播水生疾病，引发诸如小型地震和泥石流之类的新型地理灾害。堪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王继达发现，三峡大坝所排出的水缺乏沉积物，侵蚀了下游数百千米的长江河岸。河道的向下侵蚀也限制了湿地和湖泊的生存空间，使其干涸。有些鱼类已经完全灭绝了。罕见的淡水鲸目动物江豚仅有约1000只得以幸存。(https://www.daowen.com)

大型治河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也往往和支持者当初的预想不同。在有的国家，水利工程所产生的新的电力，很少能真正地输送给那些最急需用电的农村人。当谈及埃塞俄比亚的复兴大坝时，与我会面的每位埃塞俄比亚官员，都重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四个埃塞俄比亚人里，就有三个享受不到充足的电力供应。现在仍不确定的是，大坝建成后，这些缺少电力供应的人能不能享受到大坝所产的电能。答案或许是肯定的，但如果这些人的居住地点没有变化，大坝的电力也就不能惠及他们了。埃塞俄比亚自身缺乏国家电网设施，而且大坝的建设地点过于偏僻，于是向邻国销售电力就成了更为合理的选择。这并不是说，大坝所产生的收益不能为穷困的埃塞俄比亚人带来任何帮助，只是大型河流工程并不能直接改善农村贫穷人口的居住条件。大型水库可能产生的影响，还包括促进城镇化。修建水库会迫使农民从被淹的河谷搬到城市，涌入资源开采业，而这些正是聚集了金钱与权力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建成的大型河流工程所产生的危害中吸取教训。现在，有积极的迹象表明，下一代大型大坝将会建在（中国、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境内）全球仅剩的自由流淌的河流上，它们会使用与以往不同的新技术。新的水利项目可能会采用“径流式大坝设计”，这种大坝无须围蓄水库，就能产生电力，也会采用允许沉积物流向下游的策略。现代的大坝设有协助洄游性鱼类游动的鱼梯，防止鱼类游入水渠的护鱼筛网，以及其他技术创新，以此减少大坝对鱼类繁殖和迁徙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正如第二章所述，签署国际河流协定已经成为主流。2014年，《联合国水道公约》开始正式生效。合作性的河流治理协议，不仅能解决水资源分配的问题，也能处理污染和生态问题。

以上这些创新性技术和做法，都不能完全消除大型河流改造工程给环境和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如下一章所述，有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从错误中习得教训，修正做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