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陈颖坚[1]

我的个人故事

组织文化的大师埃德加·沙因（Edgar Schein）曾说过，如果进入一家企业而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读该企业的组织文化，那你不会是一个好的过程咨询师（process consultant）。很多时候组织发展（organization development，OD）的工作者解读了它的表，但却看不透它的里，尤其是那些标杆企业。

在工作上我碰到过一个客户，从多方面看它都是一家由使命驱动的良心企业，其创办人绝对坚守以价值观来主导企业商业运作。组织内都是当地最优秀的人才，产品长年得到客户的喜爱。组织内奉行着令人兴奋的“无主管管理”，它在实践上比现在国内流行的“合弄制”超前十年以上。这家企业最近被评选为最佳雇主企业。我为它做培训的时候，学员都热诚有礼，正直开放。组织上下各层级的员工都对我的工作表示认可。我感觉自己如在一片乐土上工作一样，这家企业绝对是所有企业顾问梦寐以求的那种客户。在一般人眼里，它简直就是一家模范企业。然而，若从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的视角进行审视，它的防卫机制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强大且最不易辨识的。

后来我发现这家企业有着多层次且互动的组织防卫机制，长年“保护”着它已经日渐变样的核心信奉主张，令一套当年的好主张变成了不可被质疑的、不可被重新审视的，使其企业文化转向了病态的发展。这家企业展现出来的样子是一片让人互相取暖、充满人文关怀的礼节之地，但面对实践创新或种种重要改变时，却让人产生极度的挫败感。重点是这家企业仍然赚着丰厚的毛利，人才鼎盛，产品所向披靡，文化友善正向。同时，它的防卫模式也是高深莫测的。因此，我的看法是，组织的防卫性并非是由明显地看得见的问题或敌对性行为来决定的。如果我没有受益于克里斯·阿吉里斯在行动科学方面的教化，我很可能已经被这家企业的企业文化淹没了，困于组织的“熟练的无能”（skilled incompetence）之中，大幅限制自己作为导师的介入有效性，更可能成为这家企业组织防卫的帮凶之一。回想这一经历，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自以为懂，其实远未算懂

我一直认为，若问我所学过的知识与理论中最具震撼力的是哪一个，我会以光速回答是行动科学。我感到很荣幸能在阿吉里斯生前一睹他的风采。当时是在一个关于行动科学的培训班，现场的学员（包括我在内）都是他的超级粉丝。我深信这群人对行动科学的熟悉程度已经到了可以假想他们有能力写一本《行动科学简介》的地步！但在席上阿吉里斯毫不客气地向一众超级粉丝抛来挑战。在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境中，他扮演客户并要求我们出招来为客户解困。席上不乏世界级的管理顾问，但全场无人能给出一个让他觉得“可用”的建议，更遑论有没有效果。

“可用”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用行动科学的语言来说，那是指“可行动性”。阿吉里斯认为，所有这些建议都是不能行动的，或是虚泛的，完全没法验证相关行动的有效性。那个像电影《叶问》中一个打十个的场面让我看得惊心动魄，但让我冒出冷汗的是，一群所谓读通阿吉里斯的书的粉丝在他面前原来仍然是茫然不解、不堪一击的。这个结果令人沮丧，但我却因此而感到兴奋。因为行动科学的首要前提并不是我们能不能“学好”它，而是我们能否“看到”自己失效失能的时刻。是的，在行动科学面前，“看到”比“学好”来得更重要。

自从那次亲自遇见阿吉里斯以后，我真心感到学习行动科学的难。那些认真探究自身行动可以如何变得更有效的人，才会想“学好”行动科学。但现在的处境是，自己好像怎样学也学不好。我的意思是，投入大量的心力之后，在某些时刻发现自己反而变得更糟了！学习不应该是越学越好的吗？为什么得到的回报会是这样的呢？这种变得更糟的体验其实是学习行动科学的必然过程。它让人看到更深一层熟练的无能。如果没有这种训练，在碰到强大的对手（如我之前所提及的客户）时，我往往变成了同谋。

阿吉里斯原典迄今不能被取代的地位

作为一个笃信行动科学多年的OD顾问，我在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顾问项目中，无数次看到比前面提到的那个案例容易辨识的熟练的无能变得鲜活起来。倘若没有学过运用行动科学的视角，我极可能接受这是人性本恶的一种“事实”，并视之为不可改变的。幸运的是，阿吉里斯与他的伙伴能像侦探一样，追踪每一个无效的互动，从而总结出组织防卫机制这一伟大的洞见。只可惜在庞杂的管理学文献中，理论性地讨论组织防卫的形成与打破，除了阿吉里斯与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ön），迄今我未看到有第三人。

哪怕是阿吉里斯的那些很想要普及行动科学的学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都大幅度地淡化有关组织防卫的讨论，反而更多地倾向于“高难度谈话”的培训。若从整个行动科学的理论所提供的解释来看，第二型的双路径学习模式确实是当前企业必须立刻建立的更高维“能力”（metacompetence）。没有这种能力，我们便很难引导客户进入深度会谈，更遑论创建学习型文化等，一切都变成空谈了。但我还是认为他的学生没有抓住一个更重要的教育方向：让人能够看到更多第一型的单向控制模式与组织防卫之间的关系。我的主张是，如果要更好地习得破除组织防卫的第二型能力，首先要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是如何参与到组织防卫的“维护”中。也因为我觉得阿吉里斯的学生都没有特别在这方面做足够的普及工作，所以我还是认为阿吉里斯的原典经过那么多年后仍然有它极重要的价值。

我想说的是，组织内人与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在没有像阿吉里斯等人那样解读人如何不自觉地身处第一型集体习惯性防卫机制时，我们只会在无形中加深组织防卫的本质。我觉得这不能只归咎于领导者的不自觉，而在于更多的时候他们笃信一些没有行动力的管理概念，不幸的是组织顾问与咨询师却又一直、很努力地兜售这样的理念。(https://www.daowen.com)

令人兴奋不代表可行动

就如近年非常流行的U型理论或“进化型组织”运动所提及的青色组织的建立。从个人层面来说，我乐于见到这些主张的面世。这代表着企业开始对现今的主流管理学提出更新迭代的微弱信号，但问题也恰恰是这本书在现阶段只能够作为一种概念而已。哪怕畅销著作《重塑组织》引用大量个案试图说明青色组织已经在各行各业萌芽。某种程度上它仍处于一种粗糙概念的状态，有太多地方需要打磨。简单来说，在没有一套可以验证行动有效性的方式方法问世前，青色组织真的不具备任何可行动的“知识”。然而，青色组织却大为流行。组织的领导者、OD界的工作者，不少争着抢先套用这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进化型企业的主张，在文字上确实都对第二型的双路径学习模式大为拥护，唯独他们没有看到此前的第一型的防卫机制，也隐藏在几乎每一个推动创建青色组织的行动中。

被阿吉里斯视为学习榜样，与行动科学背后甚有渊源的社会科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说过“没有什么比一套好的理论来得更务实”。但什么才算是一套好的理论呢？一套好的理论，于我来说，可以按照由它衍生出来的行动策略解决某一现实中的难题。用阿吉里斯喜欢的说法，一套好的理论“让问题不再复发”（have the problem stays solved）。遇见阿吉里斯，也让我在客户面前带着不同的敏感度而变得更谦虚，我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志趣：开创在管理学上有效的可行动知识——这是直接导致我后期发展出调适性领导力“铁三角”的原因。

从社会科学的大尺度回到个人的修炼

在我个人学习行动科学的过程中，我觉得它如同内家心法。当修炼到一定程度后，我会感到它是一种王道的内功，渗透到想要使用的每一个工具上，更能发挥那些在市场上流行的“神器”，包括流行的U型理论、设计思考、教练技术、引导技术，甚至是OD界的任何一款工具。有了行动科学，哪怕拾起的是木剑，上阵也会觉得威力无比。当然这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在有所顿悟的过程中，会是一段渐修之路。

说到行动科学的难，就连该书的另外两位作者罗伯特·帕特南与戴安娜·史密斯（也是阿吉里斯的两位最重要的高足）也觉得行动科学所描述的境界太高了。帕特南有一次问及阿吉里斯他是如何达到这种境界的。阿吉里斯很巧妙地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人同样问米开朗琪罗是如何创造《大卫》这样伟大的雕塑时，他回应说：“我只是将不属于大卫的部分拿走而已。”帕特南听后豁然开朗。

但问题是大卫在哪儿呢？我相信大卫就是我们心中高远的理想。幸好很多企业家心中仍有一个大卫，虽然他们的愿景大多遵循工具理性逻辑，但当中不乏一些具有人文关怀的企业家，开始想要实践一种企业的进化，注重身心全面的发展，而不是局部的唯利是图式的压榨。但这些企业家大多不在意他们根本没有可行动的蓝图，我知道当中有很多企业也因此而不会走到彼岸。但我想要保护具有这种理想的人，好让他们不在变革的名义下被自己埋下的地雷炸伤，甚或死亡。因此我得感谢阿吉里斯给我的隐喻，在企业实践的关怀里，行动科学就是帮助一群心中有大卫想象的企业工作者，审视他们所想象的与他们的行动产生的结果是否一致（大多是不一致的）。然后要做的工作就是让他们真真正正地回到米开朗琪罗心中的雕塑去，将不属于大卫的部分移走。不多也不少，只此而已。

从对夏林清老师的知遇之恩到不同视角的分享

首先万分感谢夏林清老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周益群老师的邀请，让我以企业组织发展界实践工作者的身份，为《行动科学》中文版的再版写序。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荣幸。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夏林清老师之前教过多少优秀的学生后，再相较于我这颗只是在自己工作领域里不断试错式地摸索一条可以让行动科学生存于狭缝中的“小土豆”，更能体会我所说的荣幸。

夏林清老师曾同时受教于哈佛大学的阿吉里斯，以及行动科学的开拓者之一、《反映的实践者》的作者舍恩，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应该这样说，阿吉里斯与舍恩最关键的合作时期，夏老师刚好在那段时间于美国波士顿受教于这两位被称为“学习型组织之父”的学者。夏老师回中国台湾执教于辅仁大学心理系，多年来致力于帮助教师更有效的工作，这是一个富有荣光的使命。夏老师有如此的背景与经验，我作为一个对行动科学几近无助的学习者，遇到夏老师也不会令人感到特别意外。

我有幸于多年前在不同场合跟着夏老师做一些游击性质的学习之旅，此前从来没有坐在教室里接受过很正统的学术训练。但夏老师仅仅让我在旁看着，这已经是令我满心感激的知遇之恩。看着夏老师的举手投足，我就像一个在街头偷师学艺的人，碰到了名门正派大宗师。世事就是如此。我一生中没有几个能直接指导我的名师，都是“爬高墙偷看师傅教徒弟”，但偷师的，永远是动力十足的。

如前所说，我只是夏老师众多优才下的偷师学徒，没有特别接受过学术训练。刚巧我的工作领域是企业组织发展，与夏老师的专业教育领域有所不同，因此我可能有一些值得参考的视角，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如我都能学得会，谁不能”的鼓励。我深信，这是蚂蚁搬家的工作，但我也深信，只要愿意每天都做好这个雕塑大卫的工作，人就会变得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