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克里斯·阿吉里斯

罗伯特·帕特南

戴安娜·史密斯

创造有用知识（usable knowledge）正在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日益重要的主题。例如，林德布卢姆和科恩（Lindbloom and Cohen，1979）曾以能用于生产政策规划的知识为其写作的主题。我们则专注于能用于生产行动，同时又能对行动理论有所贡献的知识。有用知识的概念制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狂热和怀疑并存的混合体。狂热是因为人们需要更多的有用知识来帮助处理人际关系的、社区的以及组织的事务。自然科学带来的科技进步暗示社会科学也可能为社会实践带来相似的好处。但是同时，人们对此也存在着广泛质疑。应对贫穷、歧视和失业的政策陷入实施的复杂性中无法推进，某些观察者在检讨这些政策时认定，正是这些政策本身反而把事情搞坏了。组织变革项目换着花样一波一波地推出来，最终只留下一丝令人疲惫的明悟——什么都没改变！有责任感的社会学家通过对研究的内省来回应上面这些失望情绪，无奈的是，对实践工作者而言，他们的内省实在是过于深奥了。

由此，我们提出一种行动科学，希望阐明科学的特性是可以生产出有用的、正当的、描述性的有关世界的知识，这个知识同时还蕴含着有关世界如何改变的信息。在科学领域，注重提升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要解决实际问题其实已经有了漫长而且显赫的历史。在自然科学中，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工作足以说明这一点，巴斯德在为法国葡萄酒商解决发酵问题时，发现了细菌在疾病中的作用。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研究活动的早期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学者们搁置了他们对基础研究的兴趣，转而协助英国解决那些紧要的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令人兴奋的理论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推动了基础知识的发展。

在社会科学领域，注重科学与实践结合的研究，通常被称为行动研究。我们很乐意使用行动研究这个名词，但前提是要去除以下两个因素。

第一，多年以来，行动研究经常把理论建构和检验分开，这一点导致社会科学家认定行动研究区别于基础研究：行动研究的意图是解决当事人（关切）的问题，而理论特性的检验并不是它必然的工作（Coleman，1972）。我们不同意这一点，我们认为把实践问题的研习与推进理论建构和检验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有价值的。

第二，我们可以理解，许多行动研究者追随当前流行的常规科学研究观念来从事他们的经验性工作。但令人困窘的是，某些被广泛接受的严谨的研究观念可能会自我设限。例如，为了使严谨性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方法论本身可能与原初被设计出来所欲了解的现实无关，以至于毫无用处。再如，基于勒温、利皮特和怀特（Lewin，Lippitt and White，1939）的早期有关领导风格与团体氛围的研究基础上，所做的研究，确实更为严谨，然而对于人类的真实生活（Argyris，1980）而言，它们的有用性比起那些原初研究来要差得多。

我们所了解的最有名的两位行动科学研究者是库尔特·勒温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们两人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行动实验或示范性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也被系统地研究过。他们都对在解决实际问题（如青年人教育、如何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饮食习惯、个体偏见的再教育等）的同时，推进基础知识的发展感兴趣。

杜威与勒温都投身于社会改革的事业中，用最近的流行术语来说，就是寻求一种另类解放的方法。在他们的世界中，公民应该承担探究的责任，以期产生一个具有学习取向和实验心态的社会。这种描述性与规范性益处的有机结合也是早期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Weber）的特点（Asplund，1972）。

我们有关行动科学的视野是建立在这些先行实践者思想的基础上的。我们保留了社会科学应该对生产一种另类解放的方法扮演重要角色的立场，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则取决于我们是否挑战了“既存现况”（the status quo）。

在社会生活中，既存现况被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与持续强化的规范和规则所维系。人们学习到在既存现况中的哪些技巧行，哪些则行不通。每一个有用的技巧都会影响个体的效能感，而越是有用的技巧，则越会影响这种效能感。个体依赖这些技巧，判断它们的有用性——以一种识别并且忠实于这些隐于技巧中的价值观的方式。规范、规则、技巧、价值观这四者相互依存，创造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既存现况的模式，这个模式无处不在，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不可挑战。正因为这些模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正因为这些技巧完全自动化，正因为这些价值观已被内化，如果不去质疑面对，既存现况及其维持者的个体责任就不可能被拿出来研究。

为了从事一种包含了改变既存现况的研究，研究者必须既要有既存现况的模型，又要有另一套辩证的经验体系的模型。因此，我们对能够生产和检验与下列四个命题有关的研究感兴趣：其一，隐藏于既存现况之中并使既存现况保持不变的变量；其二，参与改变既存现况并且朝向一种另类解放的方法的变量；其三，前述两个命题被检验之后作为介入的科学（science of intervention）所必要的变量；其四，使改变成为可能，同时又能生产符合可证伪的严谨性知识的研究方法论。

当我们和社会科学的同行讨论如何生产既合理又合用的知识时，碰到了几个反对以改变既存现况为研究方向的意见。这些反对意见列举了以下几点关切，它们是合理的，但它们对科学以及实践而言常常是适得其反的。(https://www.daowen.com)

第一个反对意见从常规科学的前提开始：科学的首要目的是尽可能准确地描述真相。因此，主流科学家们专注于描述世界的存在而不是去改变它，但自相矛盾的是，这样的路径其实无法描述有关这个现实世界的许多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了通过保护既存现况来抗拒改变的防御性例行行为（defensive routine）。如果只是观察和等待，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这个有关防御性例行行为的弹性机制的有效描述。因此，除非从防御的第一层着手，否则这些防御永远不可能被揭露（Argyris，1985）。

对于“科学的目的是描述真相”这一前提的一个推论是，生产有关改变的知识是第二步的事情，而这一步必须要等到基本的描述知识已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成立。在行动科学中，我们同意，改变世界之前重要的是先了解它。但我们也相信，正如勒温所说，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对：了解这个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改变它。如果不去探索某种改变既存现况的方法，则意味着研究者选择的研究方法只是维持和巩固了既存现况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对防御性例行行为的认识几乎不存在。

第二个反对意见是，防御性例行行为可能有些用处，所以不应该受到质疑。防御确实为个体和组织的某些重要方面提供了保护，但如果这些防御在具有某种功能的同时又具有某种负作用的话，又会怎样呢？我们的资料指出某些防御明显地限制了个体和组织的学习、适应、生存以及发展的能力。指出防御性例行行为的积极面作为不去研究如何改变它们的消极面的理由，本身也是一种防御性例行行为。

第三个关联性的反对意见是，改变的尝试有可能失控并且无意中伤害了参与者。这个担心非常重要，研究者必须经常思考与回应。但是，什么会引导研究者相信，当事人会允许他们自己制造危险情况呢？我们的经验是，社会学家们会被那些不信任这些研究者或者研究本身的被试成功地拒之门外。补充说明一下，这个经验是基于一种研究者与被试或者当事人之间的协同关系之上的，当事人在信息公开条件下可以在研究进程中做出任何选择。从某种程度而言，研究者单向控制的程度越高，被试越难保护自己。

当事人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的观点带来了第四个反对意见：研究者可能会被踢出局。在团体中，质疑组织的防御性例行行为是危险的，这个团体可能会联合起来转而对抗试图去讨论那些团体不想讨论的议题的研究者。我们同意，这是一个危险，但也相信我们不需要做出退出这类研究的反应。有些科学家们应该思索主持某种研究，这个研究可以说清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克服这些危险。

行动科学对研究者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帮助他们发展出必要的知识和技巧来减少无意中伤害参与者以及参与者反过来对抗研究者的可能性，并增强当事人或被试对研究的投入。这些必要的知识与附加的调查模式、新的研究方法和成功地主持这种研究的人际互动技术有关。它们也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常规科学的一些特征，包括主体间可互相证实的资料、明晰的推论、可证伪的命题、公开的检验等，对我们的研究方法也非常重要。科学的这些特性是设计用来创造一种可能否证我们想法的具有挑战性的检验。效度的标准必须严谨，因为我们是在研究既困难又有威胁性的议题，它们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写这本书时，我们在心中谨记三个目标，它们正好和本书的三个部分相呼应。第一个目标是明确指出某些已经讨论多年的、与行动科学有关的根本性的科学哲学议题。在第一部分，我们描述了对话中的几个关键人物的主要立场。我们也介绍了自己的立场，而且陈述了我们的理论性观点来得出结论。这么做，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些老问题的答案，当然更不是暗示我们的答案是完美的。熟悉科学哲学文献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争议历时已久而且重大。需要表明的是，我们认定行动科学可以在这个对话中取得一席之地，是为了搭建一个能做进一步探究和澄清工作的舞台。

第二个目标是区别常规科学与行动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异同，并且仔细考察这些异同的含义，发现研究者成为行动科学者的必备技巧。在第二部分，我们考察了当代社会科学中使用的三条研究路径，并把它们与行动科学做了比较。我们辨识指出了每一条研究路径中指导探究的规范（norms）和规则（rules），并对这些研究路径是如何自我设限的进行了讨论。然后，我们描述与设计用于克服这些限制的行动科学方法，以及研究者使用这些方法所需要的技巧。这些技巧都是以研究者在目前大多数大学的方法论课程中已经学过的知识为基础的。

第三个，可能也是本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展现出一个探究的社群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在这个社群中，操作行动科学所必需的技巧是可以被教授的。行动科学的技巧如果不能被明晰陈述和教授，它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因此，成功的行动科学研究其科学性大于艺术性。在第三部分，我们举例说明了我们是怎样教授行动科学技巧的。我们希望，为那些想要学习和教授这些行动科学技巧的研究者们，尤其是那些想要对如何教授青年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的人，提供一些准则。

《行动科学》是我们三位作者真诚合作的结果，我们以平等的伙伴关系设计完成了这本书。

最后，我们要感谢戴安娜·阿吉里斯（Dianne Argyris）、唐纳德·舍恩，以及艾米莉·苏维因（Emily Souvaine）审阅初稿时给我们的帮助。我们要特别感谢玛丽娜·米哈拉克斯（Marina Mihalakis）录入文字和校稿时的费心费力，她是我们团队中的重要一员。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1985年8月

（审校/陈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