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常规科学的限制：实验室实验与行动实验的比较

20世纪60年代，在耶鲁大学的几个标准实验室里，一个名叫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研究心理学家（research psychologist）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服从权威”的实验（Milgram，1974）。从那时起，许多人就不知道是该为米尔格拉姆所做的烦恼，还是该为他所发现的而苦恼；几乎没有哪个实验，能够比他的这些研究引起更大的争议。一方面，支持者宣称这是近些年来最重要的研究；然而另一方面，批评者却谴责这是最不道德的研究。虽然争论不休，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一点：米尔格拉姆的研究结果是令人惊讶、让人感到沮丧的，却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发现普通人都会服从权威，即使这会违背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并导致伤害他人。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证明了社会心理学对真实生活中两难困境的探究并非无足轻重。阿希（Asch，1952）的从众实验、拉坦纳与达利（Latané and Daley，1970）的无辜旁观者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69）的故意破坏实验，都属于同一类型的实验。他们看到了日常生活中实际面临的道德两难问题；揭示了我们所信奉的道德推理与我们的实际行为并不一致；也探索了这种不一致给行动者本人及其周围的人带来了什么影响。因为这种研究抓住了重要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期望，与那些只考察缺少社会相关性或对社会影响很小的研究相比，它能带来更有用的结果。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即使是这类研究，也仍然使我们停留在它所引发的各种两难困境的边缘，而不知该如何超越它们。

目前来说，指出解决之道并不是科学家承担的常规角色，因此要求科学家找出解决之道似乎并不公平，也与他们的工作无关。有人可能会争论：科学是一个包含两个步骤的过程。科学家首先生成数据并建立理论，然后由实践者或应用社会科学家弄明白如何解决问题。但这种对研究、理论与实践所做的严格的区分，对每一方的努力都可能带来非同小可的后果。我们组织的研究和创建的理论或许很难，甚至不可能被用于解决真实生活情境中的问题。而实践者或许会带着他们对世界的隐性命题（tacit proposition）而行动，他们的这些隐性命题不易被证伪，也因此充满了不易被察觉的错误。既然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两者便都冒着看似优雅却互不相关、各行其是的风险。(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一章，我们之所以选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来仔细考量这种风险的可能性，并不是因为它的缺陷，而是因为它的优点。米尔格拉姆清晰明确地指出了实验室研究与日常生活事件之间的联系；为了了解引起服从的过程与条件，他设计并检验了多重变量与假设；为了解释服从的不同来源、心理机制和过程，他也提供了一个简练而全面的理论框架。因此，我们选择它不仅是因为它具有代表性，而且是因为——就像米尔格拉姆研究中，服从的被试可能会说的，“如果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会使我们陷入困境，那么我们就真的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