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性民族志研究
菲利普（Philips，1983）研究了小学一年级及六年级的美洲印第安小孩，她的研究假设是：印第安族群在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中隐晦的文化规则（特别在教与学的互动上），是和英式教室的风格无法匹配的。菲利浦特别着力分析比较印第安及英式文化中获取注意及建构说话次序的策略的差异，其中包含目光接触、对话中的停顿、手势、轮流对话的方式等。她认为学生在家中所习得和应用的互动规则，与教室中的文化存在不小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印第安小孩在英式教室中产生学业失败。
麦克德莫特和戈斯帕迪洛夫（McDermott and Gospodinoff，1981）研究了纽约市郊的一所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这些学生来自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包括意大利人、犹太白人、波多黎各小孩及黑人。他们假定班级中隐晦的互动规则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果：管理顺畅的班级，因其可管理性（manageability）取决于情境的创设，从而造成了班上少数族裔学生在学习阅读中的学业失败。沿用伯德惠斯特利（Birdwhistell，1970）的情境分析方法，麦克德莫特和戈斯帕迪洛夫对低阅读能力及高阅读能力学生阅读时的重复性身体姿势进行比较，发现前者的身体姿势会阻碍他们进行较长时间的阅读，而后者的身体姿势则支持他们进行阅读学习活动。
埃里克森（Erickson，1975）研究了咨询人员与受辅导的大三学生访谈时的互动。他假定咨询人员和受辅者之间的相似性会强烈影响受辅者接受咨询人员的建议、支持或特别的照顾。埃里克森分析了咨询人员与受辅者的言语及非言语的互动，来确定他们所感知到彼此相似的程度。他也分析了咨询人员及受辅者在互动中解读对方隐含信息的正确性。他发现不仅双方种族背景相近，可以预测两人互动的顺畅性及对彼此的照顾程度，甚至双方若产生一种“特殊的共同成员关系”（particularistic comembership），例如，双方都喜欢运动，都会对受辅者产生正面的疗效。
学业失败是所有这些研究者都非常关心的课题，因此我们假设他们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生产一些有用的知识，提升实践工作者减缓学生学业失败的能力。因此，这些研究者竭尽所能地将研究做得尽可能完整、精确。然而，这正是本章的争议所在，因为这些民族志研究都将民族志的三大特色——完整性、精确性、实用性——置于危险的境地中：（1）他们坚持并做出的推论并未与参与者检测过（即使有，也没有在研究中表明）；（2）他们对问题的诊断并不完整；（3）他们对结构或人际方面所提出的建议，都很难执行。
在我们对这些研究上的特色进行分析之前，先让我们停在此处，谈谈有用性（usefulness）的概念。本书的重点是放在如何生产一些可以协助改变现况的知识。因此，在本书一开始时，似乎就在询问一个研究上常被质疑的问题，这个问题正如卡兹登（Cazden）于1983年在教育及民族志委员会的演说中向民族志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一样。我在此复述一下：“虽然我们专精于描述各种教育问题（如学业失败）是如何被维持的（即现况为何不变），但是我们这样一群语言学家与民族志学者，却没有能在解释学业失败何以产生的同时，提出这些问题可以如何被改正。”（Cazden，1983，p.36）至此，卡兹登的问题及本章的问题是一样的，答案的差异在于他们分析出的有关失败、改变现况的决定因素不同。(https://www.daowen.com)
卡兹登认为学业失败的持续存在是一个既存现况，我们则持一种不同观点。我们认为教育的既存现况是世界上有关学习与效率的一组相互关联反应的后果，是人类第一型使用理论（Molel Ⅰ）互动的结果。因此，当一位行动研究者对一个问题的诊断判定为学业失败时，他或她便会专注于隐藏在参与者互动关系中的推理（大部分是言语的互动），并且集中探讨推理会如何削弱参与者的意图，例如为教室内所有学生争取相同的机会、建立可以减少或根除学业失败的学习环境。因此可以说，行动科学家专注于那些维持学业失败后果的个人与团体互动中的推理历程。学业失败是一种既存教育现况；推理与互动产生学业失败，而行动者未能察觉这一情况，两者相互建构了彼此。如果教育系统是要来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认为后者的现况需要特别注意。
举例来说，菲利普和埃里克森都着重于对造成学业失败的文化因素的诊断，他们较少看重教师及咨询人员的推理过程及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方式。然而，如同克莱因菲尔德所建议的：“最基本的问题并不是行为规则中的文化差异，这在跨文化的学习情境中经常见到，人们通常已想出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最基本的问题是：在某些环境中，一些文化群体决定他们并不想习得主流文化的特性。倘若这是真的，教育工作者需要从民族志学者这里去了解这种文化上的抉择是如何、为何产生的，也需要去了解对这些学生来说，教师的一些要求代表着什么意义，更需要去了解是否有协调的可能性。”（Kleinfeld，1983，p.286）
这一视角反映了克莱因菲尔德的观点，需要审视“文化的抉择”（cultural decisions）是如何运作的。然而，我们框定这一探究的方式和他的想法有些不同。我们不是先去探讨文化抉择，而是关注人们如何处理教室内文化差异的推理及如何应对因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冲突。我们着重探讨教师与学生使用理论的互动模式，以及这些互动模式如何在教室内生成学习文化。我们坚信只有改变教育现况的这个层面，在系统中的个人才可以独立而且持久地纠正学业失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