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问题的诊断不够完整

我们现在来探讨民族志学者对学业失败问题进行的诊断。乍一看，会觉得民族志学者在进行诊断时，所找寻的信息和行动研究者所感兴趣的层面是一样的。菲利普、麦克德莫特和戈斯帕迪洛夫以及埃里克森都想要了解：（1）行动以及行动背后的推理过程；（2）社会行为的模式；以及在特定情境下理解（1）和（2）的表现。

然而，菲利普和埃里克森和大多数民族志研究者一样，只是审视了学校中文化规则互动的因素。他们并未去检测学生和老师如何以特定方式去应对文化差异的推理过程。例如，菲利普描述了一连串有关印第安学生倾听与回应的行动（如以某种眼神接触的方式或其他心理语言的暗示），这可以放置在一个使用理论的框架中来看：当我转移视线，没有直接回应时，我是在倾听对方说话。菲利普也描述在主流文化教室中表现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规则：当我想要让某人知道我在听他说话时，我直视他的眼睛、点头，或直接反应。这两种表达方式，在他们自然的情境中，都是以“倾听他人”的姿态建立社会关系的有效方式。

菲利普在判断在学校遭遇困难的印第安学生的动力原因时，需要面对学校文化与家庭文化不兼容的事实，并且采取行动。因此，菲利普描述了教育现况的一个层面：印第安学生有其有效学习的规则，这些规则是白人老师不知道的；白人教师并不知道这些规则，所以给印第安学生打了很低的分数，而造成这些学生的学业失败。但是，菲利普并没有探究另一个更深层的现状：（1）是什么阻碍这些白人老师去发现印第安学生有不同的做事情的方式？（2）是什么使这些白人老师不愿负起责任，而只是指责印第安学生并且挫败他们？我们坚信这些白人老师未能察觉、未能负起职责是典型的第一型使用理论的反应。而且，我们也相信：菲利普建议文化中有关学习的规则应该与教室内的学习规则兼容，这个观点是改变现况的必要但并非充分条件，因为这个答案无法改变教师、行政人员，甚至学生的第一型使用理论的价值观。

菲利普和其他人可能会说：应该把这种改变看作一种良好的、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实际上要使学生变得博学多闻，是一个相当复杂困难的任务。为什么要把班级内的社会互动视为一种改变的目标呢？这会使得这个任务更复杂。我们相信创造一些条件协助那些面临学业失败的学生成功是相当重要的成就。如果教师与行政人员对他们造成学业失败的责任可以察觉得更多，他们将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也可以减缓学生学业失败的问题。如果教师、行政人员以及较年长的学生将学业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自己，那他们更愿意去监控学习的情况和他们自己。如果教师、行政人员及青少年能发展一些技能来讨论像是种族主义这种具有威胁性的议题，将能减少这些议题影响教室互动及学习成就的程度。如果个体对自己是如何在此系统中生产了某种行为，导致自己虽非有意但确实是维持了学业失败的情况，能够有所察觉，并且如果这个察觉是伴随着新技能的学习与发展，这些都将增强这个系统的能力，使一个系统可以更有效地处理下一个具有威胁性的议题。(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并不知道上述这类的改变是否真的发生在三个研究中的任何一个教室里。如果这些改变真的发生了，就我们所知，它们并没有在研究报告里出现。我们的预测是：如果只想参考菲利普、麦克德莫特和戈斯帕迪洛夫、埃里克森所提出的理论来执行，这些改变是不可能在目前的教育现状下发生的。

虽然菲利普和埃里克森和大多数学校民族志学者一样采取“文化匹配”的取向，但麦克德莫特和戈斯帕迪洛夫则呈现出一个有趣的例外。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诊断和行动科学家所下的诊断是一致的，因为这一诊断所揭示的行动逻辑是符合第一型的动力观的，即会造成低信任、强化错误、高防御的后果。举例来说，如果麦克德莫特和戈斯帕迪洛夫（McDermott and Gospodinoff，1981）曾公开地确认老师之所以无法处理低阅读程度学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进入以下这种使用理论的框架内，“当这位老师因为感到太挫折而无法有效率地处理这些学生时，她便选择逃避，但又做得好像没在逃避一样”。倘若研究者多搜集这种行动逻辑的数据，就可以描绘出这位教师在面对挫折时的内在推理与外在行动的蓝图，并且可以与这位教师进行检验。在本章读者可以看到这样的蓝图，它可以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可以用来了解及改变个人的现状（使用理论）。

因此，在这些研究者的诊断与建议中隐含了两个特点，这两种特性可能会抑制创造改变现状的知识的能力。一个特点与诊断的层面有关：文化不匹配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发现维系文化不兼容的动力观，即没有个人与机构的第一型行动理论。另一个特点与使用的诊断方式有关。在这个例子中，即使麦克德莫特和戈斯帕迪洛夫提出了我们所谓第一型的描述，但是却没有提供所谓“如何改变”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