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民族志

民族志研究竟能不能针对他们描述的问题提供有意义的改变策略？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在着手探究了。现在，合作型研究越来越多（Florio and Walsh，1981）。卡兹登在教育与民族志委员会上的演讲（之前提过）曾经很关切地表达：民族志的研究并没有生产出一些足以化解校园内少数民族被区别对待问题的知识。但是她也明确地提出两个例外：“所有针对问题进行探究的民族志以及语言学研究，在过去10—15年，只是为了达成‘相互的利益与交流’而已，就我所知，只有两个例子是真的超越现况的，他们不仅描述问题，还留下来和教师合作一起设计改变的方法，那就是在阿帕拉契亚的希思（Shidey Brice Heath）以及在夏威夷的卡米哈米哈早期教育方案（Kamehameha Early Education Program，KEEP）。”（Cazden，1983，p.35）

卡兹登所提到的这两个例子和我们之前所讨论的那三篇研究是不同的。在这两个例子中，他们创造了新的教育情境，足以改善大部分学业失败的困境，因为他们的介入方式可以使家庭文化与学校文化有更好的匹配性。但是，克莱因菲尔德呼吁民族志研究者应该要超越“文化冲突范式”，要确认少数族裔学生是如何做出不愿意接受主流文化的决定。她强调去检查决定背后的推论，以及反映教师与学生间互动的推论，是如何导致这个决定的发生——“对学生来说，老师的要求代表什么意义”（Kleinfeld，1983，p.286）。

我们的观点和克莱因菲尔德一致。我们这些行动科学者希望去了解什么样的推理使学生、教师及行政人员会有这样的互动模式，而这样的互动模式又如何使得学生无法学会学校规定要学的技能，而且又让其他人无法去理解这些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要去逆推这个过程，是需要行动者去检查自己有关互动、学习和处理教室内不同文化差异的使用理论。这种学习，不管是发生在个人还是群体的层次上，我们称之为双路径学习。行动者需要创建一个合适的情境，了解他们在系统中所创造的双路径学习——它的错误或它的成功，并且需要充实我们对改变现况所持的理论，如此才真能改变这个系统。(https://www.daowen.com)

接下来我们要来描述与考察两个在民族志研究中很有影响力的介入，就是卡兹登提及的两个超越现况的例子。我们将会检查研究者如何诊断一个问题以及如何诠释在一个教室内要如何发生改变本质的意义。我们也会特别考察他们对于改变的观点是否会导致双路径改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