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史与文学.
亦集乃路儒学生员入学后经过启蒙教育，抄习的《小学》、《孝经》、《大学》、《论语》、《孟子》等经典已如上述。他们依据的印本典藉，遗址中出土有一些残页，《孝经》有F 43∶W 2一种版本；《孟子》有F 19∶W 14，F 21∶W 23，F 197∶W 2等三种版本。生员们进一步深造用的《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等经典，遗址中出土的只见有《尚书》一种，F 1∶W 67为该书《旅獒第七》残页。另有一种为《新编待问》，为解释儒家仁义思想的著述，作为传授儒学经典的辅助书籍。这些典籍都是习见的元代刻本，刻文均为楷体，其中有几种较为特别的版本，当引起注意。
（1）F 43∶W 2为《孝经》“圣治章第九”残页，是用元代硬译体语言注释经文，在“天地之性人为贵”一句下注云：“孔子回说天地内人最贵有”；“人之行莫大于孝”一句下注云：“人的勾当都无大似孝的事”；“孝莫大于严父”一句下注云：“孝的勾当都无大似父亲的”；“严父莫大于配天”一句下注云：“敬父亲的勾当便似敬天一般”；“则周公其人也”一句下注云：“在先圣人有个周公……”。这些硬译体语言，本是将蒙古文硬译成汉语，不用汉文语法而保留蒙古文语法，元代皇帝圣旨及太子、诸王令旨中常见这种硬译体的汉文。但这部《孝经》本是儒家汉文经典，注释者却采用硬译体语言，应是注释者用蒙古语注释，但系汉文典藉，不能直接写出蒙古文，而是将蒙古语硬译成汉文。由于这种硬译体注释本，是为了方便蒙古人学习儒家经典，依据蒙古人不熟悉理解儒学的实际，逐句逐段地解释经文大意，而不是采用原有的注疏。这种硬译体语言的注释，与通行于世的邢昺注疏相距甚远，如“人为贵”下面原注为：“贵其异于万物也”；“人之行莫大于孝”一句下原注为：“孝者德之本也”；“则周公其人也”一句下原注为：“谓父为天，虽无贵贱，然以父配天之礼，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从这两种注文可以看到，硬译体语言注释的仅是皮毛，甚为肤浅。这是在元代特定环境中产生的硬译体语言注释的《孝经》，元亡以后硬译体语言也就消失，汉人学习《孝经》不需要这种注释本，这种特定的产物当然就遭到了历史的淘汰。亦集乃路遗址中出土的这种富有时代和民族特点的《孝经》，虽只有残页，也是值得注意的珍本。
（2）F 1∶W 67为《尚书·周书》“洪范第六”至“旅獒第七”残页，现今通行的《尚书》为孔氏传孔颖达疏本、而这张残页的注疏与之迥然不同。如“洪范第六”三曰忧”，原注为：“多所忧”，残页注为：“多忧患不□其生”；“五曰恶”，原注为“丑陋”，残页注为“为人凶恶”；“作分器”原注为“言诸侯尊卑各有分也”，残页注为“作分器之书，言诸□尊卑各有分也”。再如“旅獒第七”，残页上附有解题小字两行，原注疏本无。原注疏本在“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一句下注云：“陈贡獒之义，以训谏王”。而残页“作旅獒”注有“□公作□□篇”六字；“用训于王”注有“以训武王”；“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宾服”一句下原注为：“言明王慎德以怀远，故四夷皆宾服”。而残页注文较多，“曰”注“言”；“呜呼”下注“嗟叹”；“明王慎德”下注“言有明哲之王谨慎修德”；“四夷宾服”下注“四方之夷皆来宾服”。由此看来，残页注释与孔颖达注疏本相比较为浅易，连“曰”、“呜呼”等常用词也加注释，是适宜于初学者学习之用，应是元代刊刻的注释本。这种注释方式应称为单注本，传世的单注本中的相台本，清代武英殿翻刻有此本，与黑城出土的残页亦不相同。因此，这种注释本，也受到了历史的淘汰。
（3）F 197∶W 2为《孟子》“告子章句下”残页。这种版本不同于元代通行的朱熹集注本，也不同于赵岐注本。在印刷格式上也较为特别，一般均为双行夹注，而此残页的经文为楷体大字，注文为楷体小字，均加有细栏，即注文自成一行，在右侧旁注。所注文字也较浅易，如“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一句，在“述职”二字旁注云：“陈述其受之□”。其它注解本中对“述职”二字都不曾注，可见这种版本亦是为初学者所作的浅显注释，与F 19∶W 14，F 21∶W 23朱熹集注本完全不同，是元代所特有的一种版本。当然，这种作注的形式，更为经学家所不取，以后刻印的四书中，也不见有这种形式的注本，因而这张残页也成为仅见的孤本。
元代皇帝多次提倡读史书，以《资治通鉴》、《贞观政要》以及《通鉴节要》等史书为课本，教育皇室子弟及儒学生员，以史为训，正心修己，并将这些史籍译写成蒙古文颂引各路肆习。《通制条格》“学令·科举”条中，载有至元九年及十三年中书省要求各级官吏“须要通一经一史”的条格，规定“今后各处人吏，若于薄书优暇之际，从各官长拘钤，就有道师范教训，但能涉猎一经一史，参通义理，足以正心修己，革去趋利循情之弊，庶几涵养成材，总管府贡举吏员，取兼通经史者。”既然要求读点历史，贡举吏员须要“儒吏兼通，谨慎行止，不作过犯，为众推服之人”，各地吏员即使是应付门面，也要弄点史书在手；儒学教授更要熟悉史书，以便传授给生员，教以仕途之道。
亦集乃路遗址中出土的史籍残屑有多种，有的只存数字，有的只存有数行，难于确定是何种史籍的残屑。其中残存篇幅最大的一件，为F 6∶W 36，还是用7张残屑拼缀起来的，正文楷体，其中正文“夏四月秦后强氏以忧卒”，残存“夏四月秦”、“氏以忧”数字，据注文可补缺。注文双行夹注小字，亦为楷体，并加有栏。这句话的正文下所注，全系抄自《资治通鉴》“晋纪·孝宗穆皇帝”太和十二年条，现录这段原文如下（残存字下加符号·）：
大风发屋拔木，秦宫中惊，称贼至，宫门书昼闭五曰乃止，秦主生推告贼者刳出其心。强太后弟平谏曰：‘天降灾异，陛下当爱民事神，缓刑崇德以应之，乃可弭也’。生怒，凿其顶而杀之，太后以忧恨卒。生复下诏曰：“朕受皇天之命，有何不善而谤讟之，音扇，满天下杀不过千而谓之残虐，行者比肩未足为希，方当峻刑极罚，复如朕何。去春以来，潼关之西，至于长安，虎狼为暴，昼则继道，夜则发屋，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何禳之有？且天岂不爱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杀之耳’！(https://www.daowen.com)
由此可证，这部史书，当是《通鉴节要》，也就是皇帝要求各级官吏必读之书。
亦集乃路遗址中出土诗、曲、话本残页为数不多，但可窥见当时文学作品及通俗文艺的流传情形。
（1）《千家诗》抄本残页五件，原为线装本，已破散残缺，原有次序已乱，只能仿今流传王相注释本编排，但有的诗又不见于王相注释本。《千家诗》本为南宋刘克庄所编，原名《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简称做《千家诗选》，后来又从刘克庄选编本辑出数十首，并增加部分诗而成，分为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两大部分。现今流行王相注释本，七言绝句大致以所咏时物春夏秋冬为序，Y 1∶W 26残页诗题有“春夜”、“春阴”、“春晴”、“立春偶成”、“元日”、“上元侍宴”等，可知当是《千家诗》的开头部分。但其中与王相注释本相异之处较多，如苏轼“春宵”，抄本作苏东坡“春夜”，避名而用号；王安石“春夜”，诗题作“夜直”；王安石另一首诗“元日”，亦避名讳而用王介甫；苏轼“上元侍宴”亦用苏东坡。这件《千家诗》抄本，当是生员启蒙抄习之作，楷书不甚工整；对其中知名度很高的苏轼、王安石则用字号以代名讳，反而使全书不统一规范。《千家诗》经多次增删，才形成王相注释本，这些残页正反映了从刘克庄到王相的过渡阶段的部分面貌。
（2）元曲抄本有两件，其中一件Y 1∶W 42残缺过甚，加以书写潦草、纸张被墨浸渍等原因，难于贯通其内容，字面为抒情之作。另一件F 2∶W 58前半部份保留字迹较多，尚可贯通其内容，为抒情之作，缺失曲牌名。这些曲词甚为俚俗，当非出自名家手笔，亦曾查阅过若干元曲，未见有此二曲。
（3）话本《薛仁贵征辽事迹》残页，共3张，其中F 209∶W 4所绘绣像较好，当为明清时代绣像本小说的先声。元代民间流通的话本，已有非口语化的，这部《薛仁贵征辽事迹》中的对白多用口语，叙事已有书面语言，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部小说。由于它介于单纯话本与小说之间，经不住历史的考验，而被小说《薛仁贵征东》所取代，以致流传下来的绝本甚少。这些残页的出土，只是进一步证明它是元代流行于民间的一种话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