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淳熙六年 己亥（公元1179年）
五月，朱熹编定周敦颐《易通》 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于其生前未能刊印，绍兴四年朱震向朝廷进呈《太极图》。绍兴六年（1136）建阳麻沙首次印刻《通书》，绍兴十四年（1144）祁宽印刻于舂陵，以后零陵也有刻本传世。乾道二年（1166）九江太守林栗又再刻《通书》，称为九江本。朱熹对上述诸本并不满意，故于孝宗乾道五年（1169）根据胡宏所传篇章，参校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重作编订，由潭帅刘珙刻板于长沙。此为长沙本。此本现已不可见，赖朱熹之二序略见其原貌。长沙本的特点在于采用胡宏所定章次，刊去章目，而加上“周子曰”，增附潘兴嗣所作《周敦颐墓志》及己所辑周敦颐遗文，而《太极图》则附《通书》之后。十年后，朱熹又于假守南康期间，得临汀杨方本，对此书重作整理、注释后，又作《太极图说解》，将此书寄给张栻、吕祖谦、蔡元定，并根据三人意见改原文，刻于南康学宫，由此奠定太极理本体论、理一分殊之哲学原则。此为南康本。流传于今者，多为此种周氏原文后加朱熹评注的版式。成书年代据朱熹《后序》而定。
［文献］ 朱熹《周子太极通书后序》：“右周子之书一编，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矣，然犹有所未尽也。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观《通书》之《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知矣。故潘清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则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故今特据潘志，置《图》篇端，以为先生之精意，则可以通乎书之说矣。至于书之分章定次，亦皆复其旧贯，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合为一篇，以便观者。盖世所传先生之书，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谓《易通》疑即《通书》，而《易说》独不可见。……熹又尝读朱内翰震《进易说表》，谓此图之传，自陈抟、种放、穆修而来，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书序》，又谓先生非止为种、穆之学者，此特其学之一师耳，非其至者也。……及得志文考之，然后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公盖皆未见此志云云耳……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谨书。”朱熹《再定太极通书后序》：“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通书》四十一章，世传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状一篇，熹所集次，皆己校定……熹按先生之书……皆不能无谬，唯长沙、建安板本为庶几焉。而犹颇有未尽也。……因取旧帙，复加更定，而附其说如此，锓板学宫，以与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戊戌午朔，新安朱熹谨书。”（《朱文公文集》卷七六）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乾道）九年癸巳……夏四月，《太极图说解》、《通书解》成。《年谱》（注：指李方子《紫阳年谱》）：始，濂溪周子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先生谓二程先生语及性命之际，未尝不因其说，然周子手授二程本图附书后，传者见其如此，遂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不复釐正。亦不知有所统摄。……至是为之传解，与《西铭解义》皆未出以示人也。”另可参见朱熹《太极通书后序》（己丑）、《太极图说后记》（癸巳）、《通书后记》（丁未）、《书徽州婺源县周子通书板本后》（淳熙己亥）、《题太极西铭解后》（戊申）、《跋延平本太极通书后》（《周子全书》卷一一），清陈兆成《太极图说注解》、元何中《通书问》等。
［考辨］ 九江周敦颐家旧本，按潘兴嗣所作墓志铭，应名《易通》。而祁宽所跋则称为《通书》，或后者系程门传本所用名称。此书之前刻诸本大致将《太极图》附于全书最末，自朱熹之南康再定本始，置《太极图》于篇首，其他篇目亦有所变更。
秋，张载《横渠集》刻板 南宋以来，张载的文集有《张横渠文集》10卷流行于世，然收文不全。另有单行本《易说》、《经学理窟》等。乾道元年（1165），汪应辰在蜀得张载文集多种，于是朱熹于此年开始加以校补，由汪应辰给以刻板，是为蜀本（川本）。乾道、淳熙以后，朱熹又续得张载遗文，甚至及于吕祖谦《系辞精义》所引之张载说，经是再作校订之后，遂付隆兴府学教授黄灏（字商伯），由其刻印于隆兴。(https://www.daowen.com)
［文献］ 汪应辰《与朱元晦书十》：“横渠先生之曾孙流落在蜀，有《横渠语录》，前所未见，又《文集》亦多于私家所传者。俟有的便纳去，幸为审订也。”（见《文定集》卷一五）朱熹《答何叔京书三》：“近成都（按：指汪应辰）寄得横渠书数种来，其间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补也。”（见《朱文公文集》卷四〇）朱熹《答吕伯恭书二十三》：“比日凉秋……又尝附隆兴书，浼子约借《精义》（按：指吕祖谦作《系辞精义》），补足横渠说定本，欲与隆兴刻板，亦乞为子约言，早付其人，或蒲封与彼中黄教授可也。”另可参见吕祖谦《与汪圣锡》（见《吕东莱文集》卷三）、朱熹《答罗参议书八》（见《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五）等。
十月，朱熹复建白鹿书院 白鹿洞书院首建于唐德宗年间，因李渤于此洞读书期间养白鹿自娱而得名。南唐时于此间置书院。太平兴国二年（977），得宋太宗赐“白鹿国学”额及《九经》。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诏修此洞并塑孔子及其弟子像。其后沦坏日久，成为废丘。淳熙六年秋，朱熹于知南康军时，于庐山李家山访得白鹿洞书院旧址，于是边派人进行修复，边上书要求重建白鹿书院。于淳熙七年修复学舍，招收学员。宋孝宗则在次年春批准奏议，还援岳麓书院之例赐洞额，赐高宗手书石经及印板本《九经疏》、《论语》、《孟子》等书。朱熹为此书院广求藏书，并为其立出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以后此书院声名大振，当代名儒纷纷前来讲学，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中之首，而且推动了各地和后世的书院发展。据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此行之议始于朱熹淳熙六年秋巡视雨情之时，由此推算，当在十月之时。次年三月落成，则有朱熹《白鹿洞成告先圣文》等为证。
［文献］ 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淳熙六年，南康军秋雨不时，高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视陂塘，并庐山而东，得白鹿书院废址。慨然顾其僚曰：‘是盖唐李渤之隐居，而太宗皇帝驿送《九经》俾生徒肄业之地也。书院创于南唐，其事至鲜浅，太宗于汛扫区宇、日不暇给之际，奖劝封殖，如恐弗及，规摹远矣。中兴五十年，释老之宫圮于寇戎者，斧斤之声相闻，各复其初，独此地委于榛莽，过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虽贫薄，顾不能筑屋数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续先贤之风声于方来乎！’乃属军学教授杨君大法、星子县令王君仲杰董其事，又以书命祖谦记其成。……庆历、嘉祐之间，豪杰并出，讲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与倡明正学，然后三代、孔孟之教，始终条理于是乎可考。熙宁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学制、教养、考察、宾兴之法，纲条甚悉。不幸王氏之学方兴，其议遂格，有志之士未尝不叹息于斯也。建炎再造，典刑文宪，浸还旧观，关洛绪言，稍出于黜弃剪灭之余。……如是洞之所传习，道之者或鲜矣。……此邦之士，盍相与揖先儒淳固慤实之余风，而遵守离经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约，自下而高，以答扬熙陵开迪乐育之大德，则于贤侯之劝学，斯无负矣。”朱熹《申修白鹿洞书院状》：“庐山白鹿洞旧属江州，今隶本军，去城十有余里。元系唐朝李渤隐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书院，买田以给生徒，立师以掌教导，号为国学。四方之士多来受业……至国初时，学徒犹数十百人。太宗皇帝闻之，赐以监书，又以其洞主明起为蔡州褒信县主簿，以旌劝之。其后既有军学，而洞之书院遂废。累年于今，基地湮没。近因搜访，乃复得之。窃惟庐山山水之胜，甲于东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数……独此一洞，乃前贤旧隐，儒学精舍，又蒙圣朝恩赐褒显，所以惠养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顾乃废坏不修，至于如此。长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贤，除已一面计置、量行修立外，窃缘上件书院功役虽小，然其名额具载国典，则其事体似亦非轻，若不申明，乞赐行下，窃虑岁久，复至埋没。”朱熹《白鹿洞成告先圣文》：“维淳熙七年岁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具位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鼓箧之始，敢率宾佐合师生，恭修释菜之礼，以见于先圣，以先师兖国公、先师邹国公配……”（《朱文公文集》卷八六）朱熹《与黄商伯书二十》：“白鹿成，未有藏书，欲于两漕求江西诸郡文字，已有札子恳之。此前亦求之陆仓矣。度诸公必见许。然见已有数册，恐致重复。若已呈二丈，托并报陆仓三司合为之。已有不别致，则易为力也。书办乞以公牒发来，当与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远计，二公必乐为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当遍干诸使者也。”（见《朱子全集·别集》卷六）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考》：“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府、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益，书院之建，所在有之。宁宗开禧中，则衡山有南岳书院，掌教有官，育士有田，略仿四书院之制。嘉定中，则涪州有北岩书院。至理宗时尤伙，其得请于朝，或赐额，或赐御书及其间有设官者，应天有明道书院，苏州有鹤山书院，丹阳有丹阳书院，太平有天门书院，徽州有紫阳书院，建阳有考亭书院、庐峰书院，崇安有武夷书院，金华有丽泽书院，宁波有甬东书院，衢州有柯山书院，绍兴有嵇山书院，道州有濂溪书院，兴化有涵江书院，桂州有宣城书院，全州有清湘书院。度宗朝，则淳安有石峡书院，衢州有清献书院。其它名贤戾止，士大夫讲学之所，自为建置者不与焉。”另可参见《白鹿洞牒》、《白鹿洞赋》、《白鹿书堂策问》（皆见《朱文公文集》），黄幹《南康军新修白鹿书院记》（《黄勉斋先生文集》卷五）、毛德琦《白鹿书院志》，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五，［日］山崎嘉《白鹿洞学规集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