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至元十八年　辛巳（公元1281年）

三月，许衡卒　许衡（1209—1281）生于金朝，任元朝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等职。封魏国公。在兼管太学期间，著《中庸直解》、《大学直解》等书以为课本，并聘医、算等师教授汉蒙弟子，在北方传播理学和医算等六艺。在蒙古刚入主中原时，提倡儒学，行“汉法”，促进了民族融合。经其阐扬，理学确立了在全国学术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导致后来元仁宗恢复科举，规定考试均从《四书》出题，并专用朱子章句集注。认为“天即理也”，“有理然后有物也”。但又说“心与天地一般”，“心”与“理”“一以贯之”，都可“幸万物，统万事”。（《鲁斋遗书·语录下》）将儒家之“中”解释为“随时变易”，随事而变。以天赋人性论解释性与命、理与气、知与行的关系。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即反身求己、体察人之善端，为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肇端。在教育上，提倡务实致用，强调博古知今、当用于时，然为学尚少创见。与吴澄齐名，时称“南吴北许”。其遗著尚有《读易私言》、《语录》，清乾隆五十五年与其诗文、杂著等汇刊为《许文正公遗书》，有怀庆堂刻本。卒年据《元史》而定，参见元耶律有尚《许文正公考岁略续》。

［文献］　《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幼有异质，七岁入学，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师大奇之。每授书，又能问其旨义。久之，师谓其父母曰：‘儿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遂辞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师。稍长，嗜学如饥渴，然遭世乱，且贫无书。尝从日者家见《书》疏义，因请寓宿，手抄归。既逃难［徂徕］山，始得《易》王辅嗣说。时兵乱中，衡夜思昼诵，身体而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居三年，闻乱且定，乃还怀。……十八年，衡病革，……已而卒，年七十三。往来河、洛间，从柳城姚枢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益大有得。寻居苏门，与枢及窦默相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己任。……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畊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为京兆提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中统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师。时王文统以言利进为平章政事，衡、枢辈入侍，言治乱休戚，必以义为本。文统患之。且窦默日于帝前排其学术，疑衡与之为表里，乃奏以枢为太子太师，默为太子太傅，衡为太子太保，阳为尊用之，实不使数侍上也。……改命枢大司农，默翰林侍讲学士，衡国子祭酒。未几，衡亦谢病归。至元二年，帝以安童为右丞相，欲衡辅之，复召至京师，命议事中书省。……衡多病，帝听五日一至省，时赐尚方名药美酒以调养之。四年，乃听其归怀。五年，复召还，奏对亦秘。六年，命与太常卿徐世隆定朝仪，仪成，帝临观，甚喜。又诏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定官制，衡历考古今分并统属之序，去其权摄增置冗长侧置者，凡省部、院台、郡县与夫后妃、储藩、百司所联属统制，定为图。七年，奏上之。……帝久欲开太学，会衡请罢益力，乃从其请。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十三年，诏王恂定新历。恂以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宜得衡领之，乃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召至京。……乃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十七年，历成，奏上之，赐名曰《授时历》，颁之天下。六月，以疾请还怀。……十八年，衡病革，……已而卒，年七十三。……大德［元］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诏从祀孔子庙廷。延祐初，又诏立书院京兆以祀衡，给田奉祠事，名鲁斋书院。鲁，衡居魏时所署斋名也。”元耶律有尚《许文正公考岁略续》：“辛巳，年七十有三，病革。……奄然而逝，时三月戊戌初二日也。……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茔之南。”（于浩辑《宋明理学家年谱》第8册）《宋元学案》卷九〇《鲁斋学案》：“道园《送李彦方诗序》曰：‘许文正公表章程、朱之学，天下人心风俗之所系，不可诬也。’”元耶律有尚《元朝名臣事略》卷八二：“自得伊洛之学，冰释理顺，美如刍豢。尝谓终夜以思，不知手之举，足之蹈。”另可参见冯从吾《元儒考略》、郑士范《许鲁斋先生年谱》，《新元史》卷八、卷八七，《续资治通鉴》一七六、卷一七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卷一六六、卷九五等。

世祖准奏焚毁《道藏》经文　忽必烈即位后，以藏传佛教为国教，封八思巴为帝师，佛教气势甚盛。世祖颁诏除《道德经》外，其余《道藏》经文印板尽行焚毁。有奏言保定、真定、太原、平阳、河中府、关西等处道藏经板尚存者，元室乃命僧录司教禅诸僧及文臣多人往诣长春宫，偕诸道长考证道经真伪。于此年（1281）十月，尽焚道藏伪经杂书。至元二十一年（1284），诏翰林院遣学士王磐等撰《焚毁伪道藏经碑》，记两次焚经始末，颁布诸路刻石。这场僧道之争持续了近三十年，全真教惨败，然并未如释氏所言般皆落发为僧，仍维持其宗派形式。释祥迈奉敕撰《至正辩伪录》5卷，而全真史传于此事则讳而不言。至元僧道之争，并非在于双方教义分歧，而是为争夺世俗的教团利益。至至元二十八年（1291）后，朝廷对道教口径渐变，而此后之全真道则更强调三教归一、三教一家，以期缓和三教矛盾，提高本派地位。事件始末参见王磐《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等。(https://www.daowen.com)

［文献］　元王磐等《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十八年九月，都功德录司脱因小演赤奏言：‘往年所焚道家伪经板本化图，多隐匿未毁。其《道藏》诸书类，皆诋毁释教剽窃佛语，宜加甄别。’于是命枢密副使与前中书省左丞文谦、秘书监友直、释教总统合台萨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书省客省使都鲁、在京僧录司教禅诸僧及臣等，诣长春宫无极殿阶、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暨诸道流，考证真伪，翻阅兼旬。碎卷帙数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为老子所著，余悉汉张道陵、后魏寇谦之、唐吴筠、杜光庭、宋王钦若辈撰造演说。……上曰：‘道家经文传讹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不验焚之，未晚也。’遂命枢密副使孛罗守司徒和礼、霍孙等谕张宗演、祁志诚、李德和、杜福春等，使各推择一人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四人者奏言：‘此皆诞妄之说，臣等入火必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去《道藏》，庶几澡雪臣等。’上可其奏。遂诏谕天下：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篇，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隐匿者罪之。民间刊布诸子医药等书，不在禁限。今后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发为僧，不愿为僧者听其为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于悯忠寺，尽焚《道藏》伪经杂书，遣使诸路俾遵行之。……至元二十一年三月。”（见《至元辨伪录》卷五）《辍耕录》卷一三：“至元间释氏豪横，改宫观为寺，削道士为髠，各处陵墓发掘殆尽。”另可参见《元史》卷一一、《佛祖统纪通载》卷二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八，《长春宫碑铭》（见《牧庵集》卷一一），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