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庆二年　癸丑（公元1313年）

十一月，诏重行科举制　其先，元世祖曾考虑根据新的情况，诏议立科举法，一时未能实施。后逐渐恢复学制，设官教习，然科举制则数议未决。至仁宗皇庆二年冬十月，中书省臣上言重提科举制事，始得到仁宗的支持，下诏于次年八月重开科场试士。并于试中以德行经术为首，而以词章次之。以后于延祐二年三月，廷试进士，并以会试成绩授官。至元元年（1335）科举被罢，六年后又重被恢复。一直保留至元末。事见《元史纪事本末》等史籍。

［文献］　《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诏议立科举法，不果行。……至元初，丞相史天泽、学士王鹗屡请帝以科举取士，诏令中书议定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教习，俟其艺成，然后试用。皆未及施行。至是，丞相和礼霍孙与留梦炎等复言：‘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帝曰：‘将若之何？’对曰：‘惟贡举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帝可其奏。继而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会和礼霍孙罢，事遂止。……（皇庆）二年冬十月，中书省臣上言：‘……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赋皆不用，专立德行习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下诏：‘……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举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词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至元元年十一月，诏罢科举。……六年十二月，诏复行科举。……元世学校之盛，远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史臣曰：……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士裒然举首应上所求者，皆彬彬辈出矣。然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另可参见苏天爵《伊洛渊源录序》（滋溪文稿》卷五）等。

泉州设立基督教分教区　因孟高维诺在北京传道顺利，罗马教皇格勒门五世决定特设一个汗八里总主教，由孟高维诺担任，再派七个主教前往协助。七人中唯哲拉德（Gerard）、裴莱格林（Peregrine of Castello）、安德鲁（Andrew of Perigia）三人到达目的地。另外三人病死于印度，一人没有出发。仁宗皇庆二年（1313），福建泉州设立天主教之主教区，此三人先后去泉州，任该地主教。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泉州主教安德鲁去世。两年后，孟高维诺亦在北京去世。罗马教皇又数次选派教士至华，然均未长期逗留，故使这一时期的天主教传播无形停顿。

［文献］　《福建泉州主教安德鲁1326年的信》：“滨大洋海有大城，波斯语称之曰刺桐港。有亚美尼亚妇人，富于资财。在此城建教堂一所，雄壮华丽，为一方冠。由总主教（指约翰·孟高维诺）创办一所教堂。建筑之外，该妇复捐巨资以维持之。并于死时在遗嘱中指定教堂先给主教哲拉德及其所率僧侣。故哲拉德为中央教堂最初之居住人也。哲拉德既卒，葬于该堂内，总主教欲使余往继其任。余未承诺，乃给与上方所述之主教裴莱格林。裴得便，乃往其处管理该教堂数载。至一千三百二十二年（元英宗至治二年）七月七日，即圣彼得与圣保罗祭节次周后一日，离尘世。……俾余得在该处居住。……抵该处时，裴莱格林尚生存。余乃于附近小林中建美丽教堂一所。……余于今有时在城内大教堂居住，有时移居余自所建城外之教堂，皆随余之便。……吾等可自由传道，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妨碍。……一千三百二十六年（泰定帝三年）正月寄自刺桐。”（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71～75页）另见［意］利德理《东游录》，阿·克·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基督教史》等。(https://www.daowen.com)

儒林书院创建　此为我国第一所苗族书院，由汉族官吏延承直、杨再成等人兴建。书院地址在元代武冈路儒林乡（今属湖南城步）。书院环境清幽，化民成俗卓有成效。

［文献］　元赵长翁《儒林书院记》：“武冈郡僻在万山，一郡三邑，庙学皆称。儒林乡地名（名，疑为属）诚步寨，自古屯兵控制溪洞。其地八十四团，盘根联络，延袤千里，东邻荆湘，南通广桂，西接古徽，北界大水。其俗居民知书尚义。皇庆二年，县尹延公承直因公委经其地，目击山川秀丽，民俗质朴，叹曰：‘胜概若是，惜未有申孝弟、明教化以淑人心者。’言未既，绥宁杨再成者自陈原捐己财创建书室，招集团子弟，立师帅之，助化民成俗之万一。公嘉其志，申于府，敦勉劝谕，克竟其事。再成幼知书，长好义，见善信明，道笃不谋利，刻意儒风，确乎不可拔。爰筮爰卜，乃经乃营，正殿、讲堂、门壁、斋庑、墙垣、厨，内外完具，先圣先师，十哲从祀，塑绘森严，庙貌相称。”（见清《湖南通志》卷六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