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职监察机构（御史台）及其官吏
一般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专门负责监察工作的机构是御史台。
秦汉之际，置御史府，负责秘书和监察等事宜。御史府的正长官是御史大夫，副长官是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在百官中的地位很高，其职权仅次于丞相和太尉。御史府属官有侍御史，主持内廷档案和对京师百官的监察；还有监御史、郡监和监军御史，常被派遣出京以监察郡县和军队。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置刺史1人，负责部内郡县的监察。郡置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期，诏遣侍御史2人，执掌法律文书，评断决狱是非，称之为“治书侍御史”；在出讨“盗贼”、治理大狱时，又派遣具有诛杀大权的“绣衣御史”。
东汉初年，改御史大夫为司空；又改御史府为“御史台”，或称“宪台”，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正长官，文属“少府”。此后，御史台基本上成为专门负责监察的机构，御史也就成为专职的监察官员。
曹魏承东汉之制，置御史台，又称“兰台”，以御史中丞为台主（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曾改中丞为宫正，寻复称中丞[2]），第四品。下置治书执法和治书侍御史。治书执法“掌劾奏”；治书侍御史“掌律令”。[3]二官分理侍御史所掌诸曹，如同尚书左、右丞分掌尚书诸曹郎一样。[4]文帝时，高柔为治书侍御史，旋加治书执法，校事刘慈“举吏民奸罪以万数。（高）柔皆请惩虚实；其余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5]御史台有侍御史（或称“部曹侍御史”）8人，品第六，分为八曹理事：[6]如治书曹“掌度支运”；课第曹“掌考课”，其他六曹及职掌，史不及载。[7]御史台又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称之为“殿中侍御史”；[8]此外，还有“中廷御史”和“禁防御史”，皆第七品；[9]而大军出征，有时也专置“督军粮御史”、“督军粮治书侍御史”或“督军粮执法”等。[10]
曹魏时期，御史台作为专掌监察的中央机构，其官员最高层次是御史中丞；其次，是治书执法、治书侍御史；再次则是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这种监察官员层次化与少府职权衰落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可以推断，大约就在曹魏时期，御史台也从少府文属的关系中独立出来了。
曹魏前期，御史台官员甚有威权。鲍勋“守正不挠”，曹丕不悦，而在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却被陈群、司马懿并举为“宫正”（即“御史中丞”），鲍勋为宫正，“百僚严惮，罔不肃然。”[11]据《魏故事》，御史中丞出，百官避道；遇洛阳令则分道，“以土主（洛阳令）多逐捕，不欲嵇留也。”[12]当时，虽有特任监察“校事”深受宠信，但御史台仍能起约束作用（如上举高柔事）。
“高平陵之变”后，权归司马氏，御史台的监官多为士族门阀，在司马氏优容权贵的思想支配下，御史台的监察作用受到很大影响。
两晋的御史台仍然承袭汉魏，以中丞为台主，御史台仍称“宪台”，与尚书台（中台）、谒者台（外台），合称“三台”。[13]御史中丞下，置治书侍御史，员4；太康（公元280～289年）中，省为2员。侍御史增为9人，分理十三曹。十三曹为吏曹、课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节曹、水曹、中垒曹、营军曹、法曹和算曹。[14]其中，符节曹是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以汉魏符节台并入，设置符节御史。[15]课第曹，东晋初省，另置库曹，“掌厩牧牛马市租”；后来，又分库曹为外左库、内左库二曹。[16]西晋置殿中侍御史，为4员；东晋省为2员。《晋书·职官志》又引《魏晋官品令》称：“有禁防御史，第七品；孝武太元（公元376～396年）中，有检校御史吴琨”，并说：“此二职，亦兰台之职也。”[17]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晋武帝设立“黄沙狱”，置秩同御史中丞的“黄沙狱治书侍御史”1人，专“掌诏狱及廷尉不当者皆治之”；其后并入河南尹，遂省黄沙治书侍御史。[18]
根据《晋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凡皇太子以下百官，其在“行马”内，有违宪者，皆得弹纠；虽在“行马”之外，而监司不纠，也应该奏纠。[19]“行马”，指宫廷、官署前拦阻人马通行的木栅，御史中丞的职权是纠察“行马”内（即宫廷）百官违宪之事；“行马”外虽属司隶所管辖，但若有违宪事而“监司不纠”，中丞也有权进行弹劾。东晋时，罢司隶校尉，监察“行马”外违宪的权力，自然归于御史中丞。
西晋时的专门监察机构——御史台，机构扩大，官员增加，职权分工明确，监察实效应比曹魏显著。可是，这种建立在门阀贵族专政基础上的监察制度，在君主优容世族，世族拥有“合法”政治、经济特权的条件下，正义无法得到真正伸张，邪恶最终也不会受到应有惩处，甚至正直监察官员反遭权贵们的打击和迫害。张辅任御史中丞，劾纠义阳王司马威“诈冒事”。后来“孙秀执权，（司马）威构（张）辅于秀，秀惑之，将绳辅以法”。张辅致函孙秀说：“辅徒知希慕古人，当官而行，不复自知小为身计。今义阳王诚弘恕，不以介意。然母年七十六，常见忧虑，恐辅将以怨疾获罪。愿明公留神省察辅前后行事，是国之愚臣而已。”[20]委曲求饶，溢于言表。周处为御史中丞，“凡所纠劾，不避宠戚，梁王（司马）彤违法，处深文案之”。及氐民齐万年起兵，“朝臣恶（周）处强直”，使隶属于梁王彤和夏侯骏“西征”。夏侯骏逼使周处以五千兵卒迎战齐万年七万之众。“将战，（周）处军人未食，（梁王）彤促令速进，而绝其后继”，遂致周处战死。[21]这些实例说明，在门阀专制的西晋王朝，机构扩充、职责明确的御史台，仍然无法真正行使其监察百官非违的职能。
东晋是门阀贵族发展的顶峰。当时也曾有骨鲠之士充任御史台官员。出身卑贱的熊远任御史中丞，“时，尚书刁协用事，众皆惮之”，协因酒醉于大司马门外，摔“入直”的尚书郎卢琳于马下，“远奏免协官。”[22]咸安元年（公元371年）海西公废，简文帝即位，“未解严”，大司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王恬“奏劾（桓）温大不敬，请理罪”。次日，温见恬奏章，叹称：“此儿乃敢弹我，真可畏也！”[23]但是，由于门阀当道，优容权贵已成为执政治国方略。顾和曾对王导说：“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王导“咨嗟称佳”。[24]庾翼曾概括地指出：“大较江东政，以伛儛（即“容纵”）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豪强们偷石头仓米百万斛，“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作余姚县令半年，查出荫户二千户，却为豪强“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纪睦、徐宁奉王命纠劾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两个使人反而免职。因此，庾翼感慨地说：“江东事去，实此之由！”[25]如此政局，虽君王亦无可奈何，御史中丞还能监察什么！(https://www.daowen.com)
南朝时，除梁初一度改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外，都是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台主”。这时御史台除简称“兰台”外，又称“南台”，[26]或称“南司”。[27]仍置治书侍御史2人，分统诸曹。侍御史和御史诸曹稍有变化：宋元嘉（公元424～452年）中，文帝省外左库，内左库直称“左库”；大明（公元457～464年）中，孝武帝复置；景和元年（公元465年）复省。顺帝（公元477～479年）初，省营军曹，并入水曹；省算曹，并入法曹；吏曹不置御史。侍御史10人，分理诸曹事。[28]梁、陈则只置侍御史9人。或称宋、齐二朝，省殿中侍御史；[29]而梁、陈置殿中侍御史4员。[30]
魏晋旧制，御史中丞专道，唯有传诏官及应诏召者得以通行。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有司据御史中丞刘式之奏议，要求明确与其他官员分道的具体规定。[31]孝建二年（公元455年），宋孝武帝定制：“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余内外众官，皆受停驻。”萧齐时，御史中丞，职无不察，专道而行，“武将相逢，辄致侵犯；若有卤簿，至相殴击”。[32]萧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规定，御史中丞专道而行，“逢尚书丞郎，亦得停驻”，与尚书令、尚书仆射同样置威仪10人，反映南朝时御史台权势甚盛。[33]
南朝时期皇权较强，专职监察机构和专职监察官员也较齐备；专职监察官的威仪也盛；御史中丞，宋为四品，梁为11班，陈居第三品，品秩也高，属于“清要官”。但是，当时的第一流高门大族“多不居宪台”。[34]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御史中丞一职，“实豫损益”，须要自身“廉明威正、刺骨穷文”，才能使“权家勋族”、“戚门右姓”，“不敢藉强而侮物”，“不得称雄以掩众”，[35]这是得罪权贵豪门的职务，与当时高门大族们“不痴不聋，不成姑公”[36]的处世哲学格格不入。其次，御史中丞“督司百僚”，“职无不察”，当然需要奉法治事，兢兢业业，事务十分繁杂，这与当时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门阀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勒匪懈，终滞鄙俗”[37]的风尚也难以协调。因此，“宋世载祀六十，历职斯任（指“御史中丞”）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过盈岁。”[38]第一流高门大族不愿意担任此职务，而御史中丞就降为中等世族的“清要官”了。第二等监察官——治书侍御史，早从东晋以来，就很少由世族门阀出任，即使被勉强到职，也是心情不快，消极怠工。梁天监（公元502～519年）初，陈郡大族谢几卿由三公尚书郎迁治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之‘南奔’。几卿颇失志，多陈疾，（御史）台事，略不复理。”[39]至于第三等的监察官——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南朝时期，已经成为“恩幸”等小人的职务了，[40]当然更为门阀大族们不屑一顾。但是，第三等监察官往往拥有实权，备受君主“亲任”。[41]这一现象的出现，却正是与皇权加强、寒门典机要的社会总潮流相一致的。
北魏建国之初，已置御史台（也称“兰台”），置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等职官。[42]天兴四年（公元401年），道武帝“罢外兰台御史，总属内省”，[43]即是废罢了御史台。可能在明元帝（公元409～423年）初年，又复置“兰台”，[44]并置治书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军侍御史等，[45]但未见置御史中丞。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改制，颁布前《职令》，其御史台之建制和职能大体上仿效南朝，仅改称“台主”为御史中尉，仍称“兰台”。御史中尉，正三品上；治书侍御史，正五品上；侍御史，从五品中；殿中御史，从五品中。太和末，又加改订，后《职令》改御史中尉为从三品；治书侍御史，正六品上；侍御史，正八品下；殿中御史，从八品上。又有检校御史，定为正九品上阶。[46]
孝文帝改革之后，御史台恢复了中央监察机构的地位。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李彪任御史中尉，“首复驺喝之仪，肇正直绳之体”。建议得到了孝文帝支持。规定御史中尉“督司百僚；治书侍御史纠察禁内”；御史“中尉出行，车辐前驱，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威仪显赫。从孝文帝经宣武、孝明，以至孝庄帝四代，有20余位御史中尉，都遵循《御史令》，“奉以周旋，未曾暂废，府寺台省，并从此令。”[47]在监察纠劾方面，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孝文帝当政时，御史中丞李彪，“既为高祖所宠，性又刚直”，“多所劾纠，远近畏之，豪右屏气”，被孝文帝誉比汲黯。[48]李彪又推荐“秉法清勤”的郦道元为治书侍御史。[49]薛聪为治书侍御史，深“为高祖所知”，[50]“凡所弹劾，不避强御，孝文或欲宽贷者，聪辄争之。帝每云：‘朕见薛聪，不能不惮，何况诸人也！’自是贵戚敛手”，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升迁御史中尉。[51]北魏后期，不仅第一、第二等监察官用鲜卑王公、中原著姓，对第三等监官——侍御史也很重人选。孝明帝熙平（公元516～517年）初，（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温）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是，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升当之”，遂补为御史，御史“台中弹文皆委焉”。[52]也在同时，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高选御史”，勃海著族高道穆自荐，“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适欲召之。’遂引为御史。其所纠摘，不避权豪，台中事物，多为（元）匡所顾问。”[53]到孝庄帝时，高道穆已经擢升为御史中尉，他“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54]尔朱荣执政，“常欲以其亲党为御史”，荣死后，孝庄帝召高道穆，“令宣于外”，称“自今日后，当得精选御史！”[55]
北魏皇权强大，孝文帝改制之后，专职的监察机构也比较完备，御史台的威严和监察官的社会地位一直比较高。当然，宣武帝以后，贵族门阀势力逐渐膨胀，皇权逐渐衰落，监官的实际作用也日益走向衰微，这是当时的总趋势。不过，较之南朝，监官的地位和御史台的纠劾作用，北魏仍然是较为重要的。
魏分东西后，东魏承袭北魏制度，仍以御史中尉为御史台的台主，其历任此职者有窦泰、綦隽、刘贵、高琛、高慎、崔暹、宋游道等，都是鲜卑酋豪和河北、山东的高门。高欢执政初期，政局不稳，为了笼络文武，实行容纵权贵的政策，致使“文武在位，罕有廉洁”；[56]而监察机构，位同虚设。高澄辅政后，积极利用御史台打击元魏皇室，排斥异己。崔暹为御史中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曾经使“风俗更始，私枉路绝”。[57]他先后奏免、弹劾尚书令司马子如、尚书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献、太师咸阳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其余死黜者甚众”。武定（公元543～550年）初，为御史中尉，即选任毕义云、卢潜、宋钦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晔、郦伯伟、崔子武、李广等人为御史，“世称其知人。”[58]崔暹行使御史中尉弹劾职权，得到了高欢、高澄父子的极力支持。高澄“欲假暹威势”，百官在朝堂，高澄令崔暹“高视徐步，两人掣裾而入”，与澄“分庭对揖，暹不让席而坐”，觞再行，即辞出，澄留食，暹称：“适受敕，在台检校。”不待食而去，澄降阶送行。可算是尊礼极隆。高欢曾致书邺下诸权贵，称：崔暹居宪台，“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他们“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59]
北齐代东魏之后，改御史中尉为御史中丞，为从三品，掌“察纠弹劾”；下置治书侍御史，从五品，员二。属官有侍御史，从七品，员8人；殿中侍御史、检校御史，均为正八品，员各12；录事4员，从九品。又领符节署，令1人，符玺郎中4人。[60]较之北魏后期高道穆一次就遴选御史40人，北齐的御史台官员是有所精简的。
北齐皇权强大，代表君主来监察百官的御史台权力也盛。御史中丞、东平王高俨，就是在治书侍御史王子宜的怂恿下，矫诏诛杀了权臣和士开的。[61]在祖珽与陆令萱的权势争斗中，御史中丞也是个关键角色。[62]在这种情况下，北齐的君主必须采取措施，以防范御史台滥用职权。首先，规定尚书“令弹纠见事，与御史中丞更相廉察”；尚书仆射“职为执法”，置二，则左仆射“纠弹”。[63]即把尚书令、仆和御史中丞相互纠弹，作为定制，用以限制御史中丞权力过大。其次，推行“寺署台案”制。“寺”指廷尉；“台”指御史台。御史台纠劾的案件，要经过廷尉复审才能执行。苏琼为廷尉正，当时毕义云任御史中丞，以猛暴著称，“理官忌惮，莫敢有违”。而苏琼推察公平，得到昭雪者甚众，“寺署台案，始自于（苏）琼。”[64]宋世轨为廷尉，“南台囚到廷尉，世轨多雪之。”[65]
西魏宇文泰专政，仍承北魏旧制。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命卢辩依《周礼》创建六官，其秋官有司宪中大夫2人，“掌丞司寇之法，以左右刑罚”，《唐六典》认为，它即是御史中丞之职。[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