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省左职官员
汉武帝置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是朝官中的专任监察官。东汉初，省司直，尚书令亲自“总领纲纪”，取代司直，负责监察。[113]应劭《汉官仪》卷上称：“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禀假钱谷。”是尚书台的监察权，由令和左丞总领，仆射、右丞不管监察。曹魏时，尚书台从少府中独立出来，成为全国性政务机构，尚书令为行政首长，监察权力下放。
魏晋时期，尚书左丞“主台内禁令，寝庙祠祀，朝仪礼制，选用署吏，急假，兼纠弹之事”。[114]左丞的监察对象比御史中丞、司隶校尉要狭窄，限制在尚书台内的“八座”，即尚书令、仆射、尚书及其属下的众官。但是，尚书左丞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可以互相纠弹，傅咸为尚书左丞，就曾弹劾司隶校尉荀恺。[115]
南朝时，尚书省负责监察的官员除左丞外，还有左仆射。《通典》说，刘宋“仆射，职为执法，置二则为左、右执法”，[116]后一句含义不很明白。南齐时，左仆射掌“台内非违”，左丞掌“诸案弹”。[117]梁朝仆射及丞，大概也只有左职才掌台禁内，“纠诸不法。”[118]
南朝皇权较强，尚书左丞行使其监察权力也较有力。刘宋时，尚书左丞荀万秋依法弹劾吴郡大族顾琛，顾琛恼怒，断绝私交，到琛子宝先时，仍视万秋为仇敌。孝武帝支持监官，下诏指出：“敕违纠慢，宪司之职”，“自顷劾无轻重，辄致私绝。此风难长，主者严为其科。”[119]当然，作为兼掌监察的宪司左丞，要求监察官本身具有奉公守法、正直无私的气质。刘宋益州刺史刘瑀“夺士人妻为妾”，建平王刘宏使尚书左丞羊希弹劾，“踽坐免官”。因此，刘璃“恨（羊）希切齿”，使人暗中探听“被免之由”，羊希说“此奏，非我意”。既希旨弹劾，又推脱责任，都不是监官所应有的品质，终于“坐漏泄免官”，[120]自属于法理应当。颍川庾炳之任吏部尚书，“内外归附，势倾朝野”。令史谘事，炳之违制留宿，尚书左丞孔万祀不仅不予劾奏，反而声称：“炳之贵要，异他尚书身，政可得无言耳！”[121]因此，理所当然的受到尚书右仆射何尚之的严厉指责。
社会风尚对监察工作有很大的影响。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记载了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他说，梁时被监察弹劾系狱的人，其“子孙弟侄”都要“诣阙三日，露跣陈谢”；子孙居官的，“自陈解职”；儿子则“草履粗衣，蓬头垢面”，在路旁等候执政要员，“叩头流血，申诉冤枉”。如果犯官配充“徒隶”，儿子们就在衙署前搭起草棚，静居示威，官府驱遣，始行退散。宪司弹劾，事虽不重，但涉及礼教；或者轻系而死于狱中，子孙三代必与宪司为仇，不与往来。这种不管弹奏是否正确，子孙一律喊冤叫屈，甚至敌视监察官，断绝私交，数世不止的歪风邪气，颜之推载入《风操篇》，显然包含着褒奖的意思。[122]说明建立在虚伪礼教基础上的歪风邪气在南朝上层社会泛滥，它造成一种社会压力，不仅使一些没有骨气的监察官回避权贵，提出“不痴不聋，不成姑公”[123]的“好人”哲学，而且容纵非法，只能促使政治加速腐败，民心日益不振。
北魏皇始元年（公元396年）“始建曹省”，天兴元年（公元398年）道武帝命吏部郎邓渊“典官制”，尚书左丞当置于此时，先后任此职者有贾彝、祖敏、张蒲等人。[124]太宗神瑞元年（公元414年）置“八部大人”、“六部大人”，彻底废尚书省，[125]尚书左丞自然也被裁撤。神麝元年（公元428年）三月，太武帝于尚书省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126]尚书左丞又重置，但未知是否兼职监察。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颁布前《职令》，尚书左丞为正四品上阶；后《职令》改为从四品上阶。[127](https://www.daowen.com)
《隋书》卷27《百官志》中，载北齐尚书省制度称：“有录尚书一人，位在令上，掌与令同，但不纠察；令则弹纠见事，与御史中丞更相廉察。”尚书仆射“职为执法”，但“左纠弹而右不纠弹”。尚书左丞“纠弹见事”；又主管辖台中，有违失者，“兼纠驳之”，右丞“不弹纠”。尚书省多了个“录尚书”，地位在尚书令之上，令又可以负责监察，这是东汉之制；仆射与丞，唯有左职掌监察，这和南朝一样。
东魏、北齐颇重监察。东魏时，高欢以崔暹为御史中丞，“纠劾权豪，无所纵舍；”[128]高澄又奏以宋游道为尚书左丞，对掌监察。他对崔暹、宋游道说：“卿一人处南台（指御史台），一人处北省（指尚书省），当使天下肃然。”[129]宋游道秉性刚直，疾恶如仇，他当尚书左丞，纠劾太师咸阳王元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事元弼及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赍金银，催征酬价”，虽不是揭发赃贿，终究是“不避权豪”。又奏驳尚书违失达数百条，省内豪吏王儒等人并遭鞭挞。他又根据“故事”，于尚书省立记事牌，记官员出入早晚，致使令仆以下“侧目”。[130]这些措施的推行，能够起到澄清吏治、减少秽政的目的。高澄辅政，以崔昂为开府长史，当“时，勋将亲族宾客”放纵不轨，昂受密旨，绳之以法，“未几之间，内外齐肃”，迁尚书左丞，兼度支尚书。史称：“左丞兼尚书，近代未有，唯昂独为冠首，朝野荣之。”[131]
北齐文宣帝天保（公元550～559年）年间，卢斐为尚书左丞，别典京畿诏狱，其酷滥非人情所能想象。“伺察官人罪失，动即奏闻，朝士见之，莫不重迹屏气，皆目之为‘卢校事’。”[132]酷滥自非所宜，但劾奏对象是“朝士”、“官人”，其目的亦仍似为严惩权贵、打击豪强。
迨至隋唐之际，尚书左职官监察权力萎缩，御史台成为总揽监察权的唯一机构。[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