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和刑名的制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封建法典总结和规范化的初级阶段。

秦用《法经》，仅6篇；至汉初，为《汉律》，增加3篇，共成9章。当时，律典处于草创，法律概念不规范，具体罪名与总罪名不一致，从而影响用刑的准确性。

魏晋制定新律，主要是“都总事类，多其篇条”，解决具体罪名与总罪名“本体相离”的问题。曹魏时认为：“劫掠”、“恐猖”、“和卖买人”以及“持质”，属于“劫略”罪，应该从《盗律》中去掉，所以新立《劫略律》以总统“劫略”诸罪；“欺谩”、“诈伪”、“逾封”、“矫制”以及“诈伪生死”、“诈自复免”等属于诈骗罪，不应归于《贼律》、《囚律》和《令丙》，所以另立《诈律》以统领诸罪。

晋《泰始律》颁布后，明法掾张斐认为法律概念不明确，影响罪名的确定，也给量刑带来困难。因此，他给《泰始律》作注释，提出“律义较名”20条：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礼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2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3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贼”。[28]这20条的目的是使法律用语规范化，从而为确定罪名和量刑，提供了条件和准则。

张斐对“不敬”、“不道”、“恶逆”进行了规范化的解释，影响到北齐，《北齐律》形成重罪10条，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和“内乱”。到了隋代，发展成为《开皇律》中的“十恶”。它们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并规定，犯“十恶”者，“虽会赦，犹除名”，[29]即通俗的说法，“十恶不赦”。(https://www.daowen.com)

周有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多属于肉刑（身体刑）。秦的死刑，扩大到“族诛”；在“死刑”中又区分为：车裂、斩首、枭、磔、弃市等5种执行方式；“徒刑”又区分为“罚作”、“输作司寇”、“鬼薪白粲”、“完”、“髡钳为城旦舂”5等，大约相当于1至5年的有期徒刑；而“肉刑”则分为“墨”、“劓”、“剕”、“宫”、“鞭”等5种。汉的刑名大体上沿袭赢秦。《魏律》的5刑：“死刑”分为3等；“髡刑”分为4等；“完刑”、“作刑”，各分3等；“赎刑”11等，“罚金”6等，“杂抵罪”7等：共37目，著于律首。晋《泰始律》的刑名，计“死刑”分3等；“徒刑”分2至5年，为4等，称为“耐刑”；“肉刑”有鞭、髡、黥、钛等。此外，还有“夷三族”、“徙边”、“禁锢”、“除名”、“夺爵”以及“没官为奚奴”等名目。

张斐十分重视“刑名”，他认为“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于此；作役、水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30]也就是说，定罪、判刑，都要依据“刑名”，因此，“刑名”的规范化是应该十分重视的。

南朝的“刑名”略同于晋，北朝则有所厘革。《后魏律》把主刑归纳为“死”、“流”、“徙”、“鞭”、“杖”5种，成为此后封建法典的“刑名”之所本。“死刑”区分为枭首、斩、绞3等；又把个人“死刑”扩大为诛三族、五族的“门房之诛”。“流刑”各加鞭笞100；“徒刑”同于秦汉；“肉刑”中又恢复了“宫刑”。齐承魏制，《北齐律》基本沿袭《后魏律》而稍加变革。五刑之名和恢复“宫刑”同于魏；“死刑”则分为“轘”、“枭首”、“斩”、“绞”4等；“流刑”不分道里，髡之后投于边裔；“徒刑”分1至5年共5等；“鞭刑”　自45、50、60、80、100共5等；“杖刑”分13、20、30为3等。《北周律》主刑也是5种。只是将“死刑”改为“磬”、“绞”、“斩”、“枭”、“裂”5等；“流刑”按道里，从2500至4500里分为5等，均加鞭笞；“徒刑”1至5年，“鞭刑”60至100，“杖刑”10至50：都分为5等。[31]

总之，300年来，从“十恶”罪的确定，法律用语、概念的规范化，和“死”、“流”、“徒”、“鞭”、“杖”五刑“刑名”的确立，基本上总结了秦汉以来法典编纂和实施的成果，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典的主要框架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