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诸形式和“刑当其罪”
汉代的法律，有“律”、“令”、“科”、“比”的区别。“律”，指稳定的、经常适用的法典；“令”，指皇帝的诏令，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皇帝的诏令具有重要的法律作用；“科”，课也，指科条，“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43]“比”，则是指根据旧例，比附援引。
东汉末年，曹操制定《甲子科》。[44]曹魏建国后，陈群等人“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制定了《魏律》18篇；同时制定的还有《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180余篇。[45]又有《魏主奏事》10卷，《魏名臣奏事》40卷，《廷尉决事》10卷，《魏台杂访议》3卷。此类《奏事》，均备比附援引之用，因此，《隋书·经籍志》以之入《刑法篇》目录中。[46]蜀汉丞相诸葛亮等5人，制成《蜀科》；《诸葛氏集·目录》中载《法检》上、下，《科令》上、下和《军令》上、下。[47]孙吴也有吴《科条》。[48]因此，可以认为三国时，魏、蜀、吴大抵沿袭后汉，具有律、令、科、比4种法令形式。
晋时，除《泰始律》20卷外，又有《晋令》40篇；举淹滞《六条》、《尚书十二条》等，[49]属于“科条”；《晋故事》30卷，属于“比附援引”类。南朝萧梁时，蔡法度取《故事》宜于当时者，编为《梁科》30卷。[50]北魏太昌元年（公元532年），孝武帝诏定《太昌条格》，并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相连，务在约通，无致冗滞。”[51]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公元541年），“诏文襄王（高澄）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十月“甲寅，班于天下”，[52]这就是4卷《麟趾格》。[53]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62年），高归彦叛，当时，“须有约罪，律无正条，于是，遂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54]
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宇文泰命有司“斟酌古今通变可以易时者，为二十四条之制”。大统七年又下“十二条制”。[55]至大统十年（公元544年），宇文泰令苏绰综合36条，更加损益，成为《大统式》5卷。[56]
《唐六典》在叙述“格”的渊源时说：“汉建武有《律》、《令》、《故事》上中下三篇，皆刑法之制度也。晋贾充等撰律令，兼删定当时制诏之条，为《故事》三十卷，与《律》、《令》并行。梁易《故事》为《梁科》三十卷，蔡法度所删定。”“后魏以‘格’代‘科’，于麟趾殿删定，名为《麟趾格》。北齐因魏立‘格’，撰《权格》，与《律》、《令》并行。”[57]到唐代，律、令、格、式，作为4种法律的形式，成为定制；但是，4种形式的出现并付诸实施，当起于北齐、北周。《唐六典》卷6称：“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唐代从定罪、设制、制禁和程式的不同角度，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使法律成为一个整体，但其初成一体也在北朝后期。
法律从疏简到严密，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法律过于疏简，不易使“刑当其罪”；刑当其罪就要求条令严密。汉初，高祖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凡属杀人罪，一律处以死刑。但并没有考虑犯罪时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没有区别犯罪后的态度以及行刑时的各种具体情况，因此，无法做到定罪适中，判刑恰当。(https://www.daowen.com)
定罪时，首先要考虑犯罪的动机。西晋张斐在作《泰始律》注时，提出“知而犯之谓之‘故’”，定罪时从重；“意以为然谓之‘失’”，定罪时从轻。“不意误犯谓之‘过失’”，[58]“过失”犯罪与“蓄意”犯罪，在定刑时应有区别。
“共同犯罪”应该区分“主犯”和“从犯”。张斐《泰始律注》称：“唱首先言谓之‘造意’。”[59]《后魏律》也有“诸共犯罪者，皆以‘造意’为首”。[60]所谓“造意犯”也就是“主犯”，定罪时，应当与其他“从犯”有一定区别。
年幼、年迈者，对于犯罪的自知力弱，因此，在定罪、量刑时，也应该考虑年龄的区别。《后魏律》规定“年十四以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杀人不坐拷讯”；同时，在有罪“合赎者”中，也包括“老小阉痴”[61]这一项。
犯罪之后，罪犯的态度也是定罪和量刑轻重的根据之一。《汉律》就规定：“先自告，除其罪。”[62]《魏律》改成法律用语，称此为“自首”。魏、晋、北魏，都有“自首”减刑或免罪的记载或律文。[63]鉴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别，在行刑时也有特殊规定。《后魏律》称：“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64]
当然，以上规定、条文的系统化、律文化，主要完成于唐代；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