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郡兵”（地方武装）
魏晋时期的真正地方武装是州郡兵。[61]东汉初，光武帝虽曾下诏禁罢郡国领兵，实际上郡国兵仍然存在。到“董卓之乱”时，关东州郡乘机扩军，各地豪强也纷纷组织武装，州郡乃至县乡，到处都是兵，没有什么章法制度可言。
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曾大批改编割据武装。大致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8年）前后，曹操牢固控制的地区，不存在或者说基本上不存在“州郡兵”一类的地方武装，而由他派遣将领屯驻各地。
建安中期以后，曹操采纳了司马朗的建议，在其控制区内有的州郡已经领兵。曹魏明帝太和（公元227～233年）年间，在其统辖的12州内，缘边的荆、扬、青、徐、幽、并、雍、凉8州，皆拥有州兵；不置兵者，仅腹心之地兖、豫、司、冀四州。[62]而这4州中兖州和豫州的刺史，有时也领有地方武装，从事征伐和戍守。[63]只是置兵的郡并不多。
魏末晋初，诸州或以都督领刺史（这种情况较少），或刺史加将军号领兵，大概除司州王畿之外，州州皆领兵。
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武帝以“江表平定”，天下合一，当“韬戢干戈”，与民休息，因此，下诏改革军制，这道诏书的基本内容大致有以下三点：①“诸州无事者罢其兵”（或作“罢州郡兵”、或作“普减州郡兵”）；[64]②刺史只作为监司，“罢刺史将军官”，[65]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③实行军民分治，“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66]即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守治民，各不相属。
以上规定，在晋武帝统治时期基本实行了，惠帝元康（公元291～299年）之后才被破坏。[67]也就是说，从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的10年中，在西晋统治区内，州郡基本上不置兵。
东晋、南朝时期，都督的设置已经制度化，都督区也已固定，“都督”已不再是派遣的中央官，而成为最高一级地方长官，他们所率领的军队，包括都督府兵和州郡兵，实际上都成为地方武装，成为各地割据势力的主要支柱。
据严耕望研究，东晋置有扬州、荆州、江州、徐州、豫州、会稽、沔中、益州和广州等9个都督区。他认为，扬州都督以扬州刺史兼任，督区虽伸缩无常，但镇卫京师、辖领会稽之制不变。京师东北重镇为徐州都督，徐州刺史兼任，督徐兖青3州及扬州之晋陵，镇广陵；西北重镇为豫州都督，豫州刺史兼任，督豫州及扬州之宣城等郡，镇历阳。徐、豫二督夹辅京师，北临强敌，时或进镇下邳、寿阳，退戍京口、姑熟，常皆独立，直隶中央，亦偶统于扬州。荆州为上游重镇，都督以荆州刺史兼任，督荆雍梁益宁诸州，或兼统江州，或兼统交广，辖镇襄阳之沔中都督和镇成都之益州都督。广州都督以广州刺史兼任，镇番禺，督交广，先隶荆州都督，后独立直隶中央。江州地属要冲，为中流重镇，置都督以刺史兼任，督江州及荆州之汉东诸郡，先镇武昌，后徙寻阳。荆扬之事，东西均势常系于江州之得失。桓冲求自领江州，桓玄求领荆、江，以及刘裕以孟怀玉都督江州，皆为荆、扬争夺江州之实例。“故荆、扬争衡，得江州者衡胜，此殆终南朝不变之局也。”[68]
东晋皇权衰弱，孝武帝（公元373年）即位以前，不仅荆州强藩，不受朝廷节制，即使徐、兖重镇而无精兵，扬州王畿禁军亦不足以宿卫。是以，王敦两度东下，桓温控有荆、扬以专国政。故东晋前期，扬州不仅无力与荆州争夺江州，其当务之急，在于加强禁军，巩固徐、豫。元帝即曾努力于此。
太兴四年（公元321年）五月庚申，元帝诏“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同年七月甲戌，以尚书戴若思（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6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4州诸军事，镇淮阴。[69]镇守淮阴、合肥，也就是加强徐、豫2镇，“外以讨胡，实御（王）敦也。”[70]元帝的措施激怒了以琅邪王氏为首的南北大族。王敦举兵武昌，顺流东下，直抵建康。义兴周札开石头城门相迎。元帝加强朝廷直接控制武装的愿望没有实现，在“下陵上辱”的困境中“忧愤告谢”了。[71]
孝武帝太元（公元376～396年）初，一支能够拱卫京师建康的中央军——“北府兵”终于建成。北府兵是由广陵相谢玄募集京口、广陵的北方流民组建而成的，它的主要驻地在广陵、京口，有时也北据淮阴和彭城。[72]“北府兵”建成后，它不仅在“淝水之战”和镇压孙恩、卢循事件中起过决定的作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荆扬之争”中扬州常处劣势的军事形势。严耕望所举荆扬争夺江州的3例，都是在“北府兵”建立之后发生的。[73]
南朝时期，都督区与东晋大同小异。严耕望分宋齐、梁陈两组予以排列，现节录于次：
宋齐、梁陈都列有15个都督区，宋齐多“青冀都督”，而梁陈有“新都督区”一项。按宋齐置“青冀都督”，隶属于徐州；梁陈置“南兖都督”，仍督南兖、兖、徐、青、冀5州，实与宋齐同。梁陈之“新都督区”可考者，梁有“衡州都督”，陈有“高州都督”、“合州都督”、“吴州都督”和“定州都督”。严耕望称，此类都督“仅督本州，非大都督区”，[74]故与全局无多大影响。
宋齐、梁陈的都督区格局不变，所以举宋齐为例亦可知东晋与南朝军事布局之异同。(https://www.daowen.com)
宋齐的扬州都督，例督南徐，辖会稽，治建康；南兖都督，例督南兖、兖、徐、青、冀5州，即徐兖、青冀2都督受南兖所督，治广陵；南豫、豫州都督，治历阳。此即东晋以京师建康为中心，东北重镇徐州都督镇广陵，西北重镇豫州刺史镇历阳的旧格局。宋齐荆州都督，例督荆、湘、雍、益、宁、南秦、梁、北秦8州，即湘州、雍州、益州3都督，仍受督于荆州都督。此为东晋荆州都督之辖区，仅割夏口、武昌一带，另置郢州，与东晋后期荆、扬2州屡屡争夺之江州，连成一片，形成荆、扬两大都督区间之缓冲地带。[75]这就说明，南朝时期军事形势的变化，仅在于削弱荆州都督，在荆、扬之间形成更大的缓冲地带而已。
南朝诸国君主除了加强中央军、削弱方镇兵外，还着力于控制方镇。从刘宋开始，一直到萧梁，极力恢复西晋宗王出镇的旧制，企图以皇族宗室控制方镇以巩固统治。[76]但宗王出为方镇，君主们也不放心，又以亲近侍从充典签等以行监督。方镇屡经“强化控制”，却无法消除分裂割据、甚至伺机反叛。萧道成以外戚疏亲，乘刘宋宗室骨肉相残之机，以“南兖都督”，进加“领军”而据重兵，终移国柄。萧衍以齐高帝之族弟，为“雍州都督”，起兵襄阳，竟下建康而取得皇位。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之乱”，建康城破，台城被围，君国危亡，实在旦夕，而前来勤王的中卫将军、南徐州刺史、邵陵王萧纶（武帝第六子），轻车将军、东扬州刺史、临城公萧大连（皇太子萧纲之子），平北将军、都督南北兖北徐青冀东徐谯7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萧会理（武帝第四子萧绩之子）等，他们身为皇室至亲，位居都督，[77]统率大军，却屯兵城下，竞相劫掠，并不积极攻城解围。说明此时的“都督兵”，哪怕由宗王统率，却与汉末“董卓之乱”时关东纷起的“群雄”一样，已不是朝廷可以调遣的军队，而是一支支只会“割据称雄”的地方武装。
北朝时的“外军”地方化并与“州郡兵”合流的总趋势与南朝一致。但它的发展途径具体表现形式又具有明显的特点。
首先，“外军”在北魏前期长期存在。北魏建国后，以平城为京师，其“甸服”地区是牢固的“国土”，在这里居住的百姓才称之为“国人”；而对此外的广大北中国，一直以占领区对待，派遣“行台”、“都督”、“镇将”进行军事管制。早在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就曾于邺、中山置“行台”，统军驻守；[78]太武帝延和（公元432～434年）初稍前，李顺以“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长安镇都大将”[79]身份，率军镇长安。他们所统率的都是中央军，驻守邺、中山、长安，自然可称“外军”。军队是中央派遣军，“行台”、“都督”、“镇将”，则是派遣军司令，是代表北魏皇帝行使权力的统治者；而原有的州、郡、县等行政组织，或设职而不任人（如郡太守），或三人并任、两人“对置”，有点类似敌占区的“维持会”，几乎算不上真正的地方政权。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孝文帝迁洛才结束。
其次，北魏后期“外军”的地方化。严耕望列举北魏都督区11，除“关右都督区”起于太武帝；“青齐都督区”、“徐州都督区”、“冀定都督区”，在献文帝时基本定型；而“统万夏州都督区”、“河西凉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则在孝文帝太和中叶前后；“恒州都督区”和“北边诸镇都督”均于迁都之后始形成；而“淮南都督区”、“荆州都督区”更是在宣武帝、孝明帝时才设置。[80]因此，北魏全国都督区之定型化，不得早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这点从北魏前、后《职令》有刺史、都督的品秩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前《职令》 后《职令》
都督府（五）州 从一品上 司州牧 从二品
都督三州 正二品上 上州刺史 正三品
司州刺史 正二品中 中州刺史 从三品
都督一州 从二品下 下州刺史 正四品下
前《职令》颁布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六月迁都洛阳之前；《职令》中除“司州刺史”外，不载刺史守令，而分载都督5州、3州、1州，说明“甸服”之外的实际统治者不是刺史、太守，而是“都督”，由于他统率“外军”，职兼文武，所以“都督三州”的品秩高于司州刺史。后《职令》中，司州牧品秩高于上州刺史，属于常制；《职令》不载“都督”，大概属于史文有漏，或者魏收认为属于“权置”而不载。使我们无法知道其品秩。
其三，东魏、北齐的行台武装。北魏初期邺、中山二行台的军队，当然是直属中央的“外军”。此后长期不见置驻治地方的行台。据牟发松研究，[81]从“六镇起义”（公元524年）至魏分东西（公元534年）的10年中，行台制度广泛被使用，行台数量急剧增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四月尔朱氏“河阴大屠杀”后，驻治地方的行台逐渐增多，一批比较稳定的地方行台区出现，行台、刺史往往同时除授，一如都督诸州军事例兼首州刺史一样，地方行台长官也例兼行台治所的州刺史。当时比较重要而且相对稳定的有西道行台（雍州，或称“关西”、“关右”、“关中”），北道行台（并州），西北道行台（晋汾），河北行台（冀定相，或称“北道”），南道行台（荆州），山南道行台（梁益），东南道行台（豫州）和东道行台（徐兖）。行台一职，逐渐与都督诸军事、当州刺史相结合，使之事实上成为职兼文武、权总军民的最高地方常设的军政长官，在这里总统属下的诸州兵和节度辖区的诸将，也就逐渐成为界限难分的地方武装了。
东魏、北齐继承魏末行台地方官化和制度化趋势，并作了总结性发展，使之完全成熟定型为最高一级地方机构。魏末行台常兼都督诸州军事，而北齐行台兼“都督”者仅见两例，说明北齐行台完全取代了“都督”的地位，而且在法律上成为名正言顺的州以上最高地方机构，从《周书·武帝纪》下“行台、州、镇”[82]连称也可证实。
其四，西魏、北周行台、都督、总管区的地方化。牟发松在《北朝行台地方官化考略》一文中指出，在西魏境内，魏末较稳定之行台区只有“雍州西道”和“荆州南道”，前者成为西魏的首都王畿，后者东西魏初年几次易手，直至“沙苑之战”（公元537年十月）后才为西魏稳定占有，并在此置“东南道行台”。此行台与驻治弘农（后移驻玉壁）的“东道行台”是西魏设置较长的两行台。“东道行台”废罢于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东南道行台”至迟也在废帝二年（公元553年）废罢。此后西魏无行台而仅存“都督”。武成元年（公元559年）正月乙酉，北周明帝“初改都督诸军事为总管”，[83]都督制又为总管制所取代。严耕望在研究“北周总管区”时指出：“总管制实都督制之后身”，“惟总管区远较都督区为稳定，权力亦见增强”。他列举了北周49个总管区、101任总管（包括西魏都督），并指出：“就中有仅总管本州者，即承魏制督本州之制也。而总管三州者多至19任，最为多数，几得全额1/5，此亦北魏盛时三州都督之遗法。”[84]所谓“总管区远较都督区为稳定，权力亦见增强”，实际上说明总管区的地方化较都督区更彻底，因此，总管府所辖之兵也相应地更加地方化了。
北周的总管本改自都督，总管诸州军事与都督诸州军事名异而实同。北周灭齐，改齐行台为总管，正说明齐之行台相当于魏晋以来之都督、北周之总管，均为州以上最高地方机构。[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