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的变化

由现任中央职官兼任的郡国中正，必须是“德充才盛”之士，按中正品第而言，当然是上品即高品人物；[9]而且司徒在任命中正时，还要征求二品人士的意见，[10]也就是二品人士实际上拥有参与推举郡国中正的权力；而获得二品或高品品第的人士，又几乎都是大族名士。这样沿袭下去，品评人士即确定官僚候补资格的大权，自然逐步为世族门阀所把持。

魏明帝中叶以后，随着皇权的逐渐衰落，地方大族势力迅速膨胀。齐王芳正始元年（公元240年）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间，增置州中正（又称“大中正”或“州都”）。[11]州中正的权力很大，除了评定本州人物外，还在一定条件下有委任州主簿和从事的权力；它还取代郡国长吏而拥有向司徒府推举郡、县小中正的职能。[12]

西晋统一（公元280年）后，中正评定的三品，日益不受社会人士的尊重，已经流于“卑品”，只有第二品，才是“上品”、“高品”。在二品中的所谓“精英”，称为“灼然二品”，[13]即货真价实的二品，有时干脆简称为“灼然”。[14]

魏晋之际，寒门庶族升为“上品”已非易事。西晋时期，品第人物高下的依据有了明显变化，不再是德、才和门第家世并重，而主要是依据“家世”，构成“状”的德和才，日益不被中正们所重视，从而出现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5]的状态。(https://www.daowen.com)

西晋时期，中正的评议，已经不仅是官僚候补资格的确定和对各种途径官僚选举的决定性影响；它评论和确定的是士人的带有世袭性质的崇高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从而在士庶之间明确地划定官僚的培养、选拔、任免，以至社会生活、婚丧嫁娶等诸方面的等级界限，并且，为门阀制度的确立，在政治上奠定了基础。因此，九品中正制已经从强化皇权的政治手段，转化成为高门大族取得并维持其政治特权的得力工具。

秦汉以来形成的以世袭皇位为特征的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由于门阀制度的确立，带有世袭特权的贵族门阀群问鼎皇权，使“变态”的官僚政治向“变态”的贵族政治退化，这样就出现了东晋时期的所谓“王与马”、“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共天下”的政治格局，[16]而这一格局中，门阀贵族在政治上的支柱，正是蜕变了的“九品中正制”。偏安江左百年的东晋王朝的官僚群，除少数是因军功起家者外，一般庶族几乎是见不到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