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封爵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封爵制，大致可分为三类：皇室宗亲的封爵，大臣将领的封爵和庶民百姓的赐爵。
（一）皇室宗亲的封爵：曹魏皇室宗亲封爵之制始定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三月乙丑，立长子叡为平原王；弟鄢陵公彰等11人皆为王；甲戌，立爱子霖为河东王。四月戊申，又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至此，文帝诸弟除曹茂外，[400]连同爱子均已封王。同年三月乙丑，“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侯，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401]五年，“改封诸王，皆为县王，”[402]对王国封地作了限制。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二月，明帝对王国封地再一次作了规定：“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作为永制。[403]《唐六典》所载曹魏王国官制即以此为准：诸王，置相1人，二千石，第五品，“职如太守”；都尉1人，“品秩与郡尉同”；傅、保、友各1人，第六品；郎中令、中尉、大农、司马各1人，第七品；家令1人，常侍、侍郎无员，均第八品；谒者大夫及诸署长，第九品；文学，品秩无考。诸公国职员如王国。诸侯国，置相1人，三百石，第八品，职如县令；家令、家丞、傅、监国谒者、庶子、文学，“品秩未详。”[404]曹魏诸王公侯国虽备官属、给兵卒，但当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405]所以，陈寿说：“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406]
西晋时期，皇室宗亲封爵有两次变化。早在司马昭为晋王时，就曾令裴秀等建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除郡公司马孚“邑万户、制度如魏诸王”外，其县公邑1800户，地方75里；男，邑只400户，地方40里。[407]司马炎代魏建晋，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分封宗室27人为王。当时，除“封诸王，以郡为国”，[408]公晋爵为王，县升级为郡外，其他新制，未遑建立，致王国机构官员不完备，武备未修。[409]直至咸宁三年（公元275年），武帝始采纳杨珧、荀勖建议，在“移封就镇”[410]和诸王“悉遣就藩”[411]的同时，对王国制度有了较具体的规定：邑2万户为大国，平原、汝南、琅邪、扶风、齐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中军2000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共兵5000；邑万户为次国，有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等，置上军2000，下军千人，共兵3000；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非皇子不得封王。诸王子除嗣王外，依次按公、侯、伯、子、男递降。公国、侯国，例置一军，兵千一百至千人不等。王、公、侯国均置中尉以领兵。[412]王国置相，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改称内史，[413]“掌太守之任。”[414]王官除傅、保、友，郎中令、中尉、大农三卿和常侍、侍郎外，职官略同于郡。王官“众职”（包括领兵的中尉、治民的国相），均由朝廷任命；王除租调“三分食一”外，“谷帛资实”，亦不得自专。[415]因此，王国军政实权掌握在朝廷任命的官吏手中。所以，武帝末年，刘颂上疏认为：王国“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416]东晋时，除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制王食租调减为“九分食一”[417]外，无大变化。而且，这种只食租调，或者即便就国、亦不治民的宗王制度，基本上沿袭至南北朝。
宋齐诸王封爵之制，多因两晋。唯晋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宋大小国皆置三军。王子为侯，例封千户。[418]孝武帝（公元454～464年）时，海陵王休茂作乱于襄阳，孝武帝力谋削弱诸王。江夏王义恭惧祸，希旨上表：“诸王贵重，不应居边；至于华州优地，时可暂出。既以有州，不须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长史掾属；若宜镇御，别差捍城大将。若情乐冲虚，不宜逼以戎事；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学，足充话言，游梁之徒，一皆勿许。文武从镇，以时休止，妻子室累，不烦自随。”[419]孝武采纳义恭希旨之议，王国禁制极严。
梁封爵大体沿袭晋宋。据《隋书·百官志》上：诸王言曰令，境内称王为“殿下”。公侯封郡县者，言曰教，境内称之为“第下”。自称为“寡人”。相以下，公文上事，皆送典书。如果世子主国，其文书表疏，仪式如臣而不称臣。文书下群官，皆言告。诸王公侯的国官，都称臣。上于朝廷，称陪臣。有所陈诉，称“上疏”；公文称“言事”。[420]这些规定都具有礼仪方面的意义。
陈国小，编户少，王国封户也只能大减。终陈之世，唯有衡阳王昌因殊宠而至5000，其余大国不过2000，小国千户。[421]又规定皇族子弟起家官：亲王起家为侍中；加将军则有佐吏；无则仅有国官。皇太子冢嫡，起家封王，依诸王起家；余子并封公，起家中书郎。诸王子并诸侯世子起家给事中。王公子起家散骑侍郎。[422]
北魏皇始元年（公元396年），道武帝建五等爵。天赐元年（公元404年）减五等爵为王、公、侯、子四等。封王10、公22、侯79、子103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后又增伯、男二等爵。[423]孝文帝行“亲疏世减法”：亲王2000户、始蕃1000户、二蕃500户、三蕃300户。租税：王食半、公食1/3，侯伯1/4，子男1/5。[424]王国官有师、友、文学及中尉、大农、上中下将军、常侍、侍郎等。[425]
北齐爵分王、公、侯、伯、子、男六等。[426]王，位在大司马上；非亲王则在三公下。封内之调，尽以入台，三分食一。公以下，四分食一。王国，师1人，其余官略与晋、宋、梁制同。[427]北周郡县亦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皆加“开国”。授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者，并加使持节、大都督。[428]
（二）大臣、将领的封爵：《通典》卷19《职官·封爵》，曹“魏：王、公、侯、伯、子、男，次县侯，次乡侯，次关内侯，凡九等”。较之《通典》卷31《职官·王侯总叙》所载黄初之制，少亭侯一爵，此乃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二月改定时删。九等爵中，王无异姓，公、侯、伯、子、男，既有宗室，也有异姓功臣，属于交错爵位；而县侯、乡侯、关内侯则异姓功臣及其子弟起家封爵，但都属于“食租税”[429]的一类。
晋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定令“非皇子不得为王”。皇室宗亲有五等爵为公侯伯子男，又有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之别。至于功臣，根据《晋令》，“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亭、乡、关内、关外等侯之爵。”[430]司马睿为晋王，追封顾荣“为公，开国、食邑”。[431]东晋明帝（公元323～325年）时，王敦作乱，其党羽王含、钱凤进逼建康，温峤平乱，“封建宁县开国公。”[432]庾亮以诛王敦功，“封永昌县开国公”，与温峤同赐绢5400匹。其后，追述时又只称“永昌县公”。[433]陶侃子旗，位“郴县开国伯，咸和（公元326～334年）末，为散骑侍郎”。[434]郗鉴弟昙，“少赐爵东安县开国伯，司徒王导辟秘书郎。”[435]王导孙谧，桓玄称楚帝，“封武昌县开国公。”[436]又置“开国”郡公、县公、郡侯。郡侯之制，大约起于东晋，均以封异姓功臣。建制不久，常与原五等爵混称，此制沿袭以至宋、齐。(https://www.daowen.com)
刘宋为功臣设置开国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俗称五等公、五等侯、五等伯、五等子和五等男。但封五等爵者，多在东晋义熙（公元405～418年）前后刘裕执政时。如朱超石为“兴平县五等侯”，[437]臧质为“始平县五等侯”，[438]范晔为“武兴县五等侯”，[439]孟怀玉为“鄱阳县五等侯”，[440]虞丘进为“龙川县五等侯”，[441]向靖为“山阳县五等侯”，[442]刘粹为“西安县五等侯”。[443]以上是五等侯；为五等伯者有：沈文季为“山阳县五等伯”。[444]为五等男者有：袁湛，从刘裕封“晋宁县五等男”，[445]刘湛，为“安众县五等男”。[446]为五等子者有：王彧，宋国建，封“建陵县五等子”；[447]袁豹，义熙九年（公元513年），“追封南昌县五等子”；[448]吴藩，为“丰县五等子”。[449]除此之外，亦有袭五等爵者，如刘道应“袭父爵为晋安县五等侯”，[450]袁顗袭父豹爵为“南昌县五等子”。[451]
梁亦承五等制：“五等诸公，位视三公，班次之；开国诸侯，位视孤亲，重号将军、光禄大夫，班次之；开国诸伯，位视九卿，班次之；开国诸子，位视二千石，班次之；开国诸男，位视比二千石，班次之。”[452]所谓“五等诸公”即“开国诸公”，而“开国诸侯”，也就是“五等诸侯”，“五等”与“开国”实际上是相通的。
陈承袭梁制，除皇室宗亲的郡王、嗣王和藩王之外，“开国郡县公第二品，开国郡县侯第三品，开国郡县伯第四品，开国子第五品，开国男第六品，汤沐食侯第七品，乡亭侯第八品，关中关外侯第九品。”[453]第二、第三、第四品，并视中二千石；第五、第六品，视二千石；第七、第八品，视千石；第九品，视六百石。[454]
北魏天赐元年（公元404年）九月，减五等爵为王、公、侯、子四等爵时，皇子与“异姓元功上勋”一样，都可以封王。[455]景明元年（公元500年）颁布太和后《职令》时，除王外，有开国郡公，正一品；开国县公，从一品；散公，从一品；开国县侯，正二品；散侯，从二品；开国县伯，正三品；散伯，从三品；开国县子，正四品上阶；散子，从四品下阶；开国县男，正五品上阶；散男，从五品下阶。[456]此职令略同于南朝，均称“开国”，不同者五爵有散职。
北齐承魏制而略有调整：开国郡公，从一品；散郡公、开国县公，正二品；散县公、开国县侯，从二品；散县侯、开国县伯，正三品；散县伯，从三品；开国县子，正四品；散县子，从四品；开国县男，正五品；开国乡男、散县男，从五品。[457]较北魏，各降一阶。又公国有郎中令，正七品；大农，从七品；中尉，正八品；常侍，从八品；侍郎，正九品；上中下将军及上中大夫，从九品。侯、伯国亦置大农，从八品；中郎、谒者，正九品。子、男国之大农，从第九品。[458]
北周制，爵封郡县，也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赐爵皆加“开府”，[459]后改《周礼》九命之制，诸侯为外命：公九命，侯八命，伯七命，子六命，男五命。[460]
以上是对元勋功臣、军功卓著将领的封爵，授爵可以食租调，大多可开府置僚佐，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三）庶民、百姓（包括士兵）的赐爵：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文帝定爵制，“又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关外侯爵十六级，五大夫十五级”，均在关内侯之下。“自关内侯，皆不食租，虚封爵。”[461]这种“虚封”之爵，晋也有，即区别于“开国”公、侯、伯、子、男之外的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462]刘宋时，则在开国五等之外；而梁则不入禄秩之列；陈称第七品汤沐食侯之下，为第八品乡亭侯，第九品关内、关外侯。[463]北朝各朝亦同此例。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七月癸丑，“以皇太子立，诏赐民为人后者爵一级，为公士，曾为吏属者爵二级，为上造。”[464]公士、上造，本秦爵。魏晋南北朝赐爵之例虽多，但赏功之实甚少。《晋书》卷99《桓玄传》，桓玄篡晋称楚帝，下诏大赦改元，“赐天下爵二级，孝悌力田人三级”，但《晋书》作者却说：“其赏赐之制，徒设空文，无其实也。”这应该是当时带普遍性的情况。所以王粲早在《爵论》中指出：“今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因此，“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原因在于赐爵“是空设文书而无用也”。[465]赐民爵有时也有些许用途：嘉平五年（公元253年）孙吴诸葛恪围合肥，魏守将张特遣士兵刘整、郑像出城求援，被俘不降而死。六年二月魏帝诏加褒奖：“追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466]封侯可免“士籍”，这倒是点实惠。萧齐延兴元年（公元494）九月癸酉，海陵王诏：“顷者以淮关徭戍，勤瘁于行役”，赐给爵位，“薄酬厥劳”，但“勋状淹留”，迟迟未能执行，现在规定“分遣使部，往彼铨用”，[467]看来在流外卑品小吏选用方面，有爵者较无爵平民稍显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