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官、散官、勋官、清浊官
加官，汉制。是在本官之外另加的一种虚衔。加官有两种情况：一是如列侯、将军或大夫、博士，加侍中、散骑、中常侍或给事中后，就可出入禁中，侍从皇帝左右，实权很大；[324]因此，虽为虚衔，作用甚大。一是对“功德尤盛”的高级官员，加特进、奉朝请等衔，虽免官、退休，仍可以参与朝政。[325]
东汉以后，政制变化迅速，原中朝官侍中、散骑、中常侍等的地位上升。魏、晋时，门下、散骑诸省建立，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不仅是朝廷有定员的决策大臣，而且成为台省的首长。
侍中，“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不主数。”[326]此制，通行于南朝，梁天监初，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兼领军，加侍中；”[327]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袁昂为右仆射，“领起部尚书，加侍中。”[328]加侍中，即可侍从左右，参决朝政。[329]北朝重门下官。北魏置侍中6人，“加官在其数。”[330]加官算入定额，为数自然不多。太武宠爱太常卿崔浩，“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赏谋谟之功。”[331]北齐称侍中一类为“热官”，[332]其制大体沿袭北魏，加官侍中者甚少。弘农杨愔，东魏“武定（公元534～550年）末，以望实之美，超拜吏部尚书，加侍中、卫将军，侍学、典选如故”。[333]
散骑、中常侍作为“加官”有发展。曹魏黄初初，合散骑、中常侍为“散骑常侍”，定员为四。“后以为加官。”[334]不仅曹魏如此，两晋南北朝仍行此制：既是正员官，又可为加官。魏晋时，散骑常侍常超员，超员之散骑常侍称“员外散骑常侍”。晋武帝使员外散骑常侍与散骑常侍通直，称“通直散骑常侍”。刘宋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后废帝以任农夫为骁骑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沈约评议说：“前世加官，唯散骑常侍，无通直、员外之文。太宗（宋明帝刘彧）以来，多因军功至大位，资轻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员外焉。”任农夫属于“资轻”的一类，因此只“加通直散骑常侍”；而同时的黄回，却以南兖州刺史“加散骑常侍”，[335]大概是由于“资重”。北朝亦行此制，北魏孝明帝时，李韶为“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336]李虔，孝庄帝初，授车骑大将军，“加散骑常侍。”[337]源子恭在正光（公元520～525年）时，除豫州刺史，“寻加散骑常侍。”[338]北齐废帝乾明元年（公元560年），独孤永业为河阳行台左丞、洛州刺史，“加散骑常侍。”[339]武平（公元570～576年）初，后主以韦道逊为“尚书左中兵，加通直散骑侍郎；入馆，加通直常侍”。[340]
给事中，东汉曾省，曹魏复置。“或为加官，或为正员。晋无加官，亦无正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孝武帝以顾顗之为“吏部尚书，加给事中”。[341]北魏文成帝即位，源贺以定策之勋，“转征北将军，加给事中。”[342]则南北朝仍以给事中为加官。北齐时，给事中正员60人，[343]是否仍有充加官者，尚待考证。
南北朝时，盛行加戎号。有加都督、左右大都督、征讨大都督的，多为出征或镇讨边境少数民族。如刘宋废帝时，宗悫为宁蛮校尉，“加都督；”[344]北齐天保（公元550～559年）初，皮景和以通州刺史，“从袭库莫奚，加左右大都督；”[345]萧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萧伦讨侯景，以中卫将军，“加征讨大都督。”[346]有太守加将军号的，如刘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宗越为济阳太守，“加龙骧将军；”[347]大明（公元457～464年）时，孝武帝以顾顗之为吴郡太守，“加左军将军；”[348]大明八年，袁顗为襄阳太守，“加辅国将军。”[349]也有刺史加将军号的。北齐大将暴显，东魏武定七年（公元549年），为“郑州刺史，八年加骠骑将军”，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加卫大将军，刺史如故”。刺史、太守加将军号，既管民政，又辖军事，是权力的加强。暴显刺史“秩满”归京之后，“加特进、骠骑大将军，”[350]则是荣誉称号了。
特进、奉朝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种加官虚衔。特进仍然是给“功德尤盛”的高级官员的加官。奉朝请，魏晋刘宋时，无员额，宋孝建初，曾省奉朝请，[351]后复置。萧齐永明（公元483～493年）中，“奉朝请至六百余人。”[352]北齐时，奉朝请240人，比员外散骑侍郎还多一倍。[353]琅邪王敬弘，宋元嘉中，其子恢之召为秘书郎，敬弘请改为奉朝请，并给其子恢之写信，称：“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无竞之地。”[354]很显然，南北朝时的奉朝请，已经不是给“功德尤盛”的高级官僚光荣的加官，而成了“门第高贵”的士族子弟养尊处优的特殊名称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也都成了加官。而“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三公，在南朝多为“赠官”；[355]北魏孝文帝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规定“养三老、五更于明堂”，三老“给上公之禄”，五更“食元卿之俸”。[356]那些作为“赠官”的三公，和只食俸禄的“三老、五更”，都是对德高望重大臣的尊崇之号，与“加官”有相近之处。
“加官”与“散官”也有一定联系。[357]散官之制始于两汉，指的是无印绶、不理事的官员。在隋唐时，与“职事官”相对称。汉之大夫、博士、谒者、郎官，或无专职而参与议论政事，或侍从左右，传达诏命。
特进，魏晋时，以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晋武帝时，太仆羊琇以外戚逊位，拜特进，加散骑常侍，特诏给吏卒。“其余加特进者，唯食其禄赐，位其班位而已”，“无章绶。[358]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置主簿、功曹史、门亭长、门下书佐各1人。南朝袭此制。北魏、北齐，特进“皆以旧德就闲者居之”。[359]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源怀“征为尚书左仆射，加特进”，[360]则特进仍为加官。至隋文帝时，以特进为“散官”，不理事，炀帝即位，“废特进官。”[361]
光禄大夫，西汉无常事、无员。后汉员三，亦“无常事，唯诏命所使。凡诸国嗣之丧，则光禄大夫掌吊”。[362]曹魏以来，无员。转优重，不再用作使命之官。“其诸公告老，皆家拜此位”；在朝显职，以此为加官。[363]两晋分光禄大夫为三等：左右光禄大夫，假金章紫绶。品秩第二；“诸所赐给，皆与特进同”。光禄大夫假银章青绶者，品秩第三。“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内外之职加此者，前后甚众”。光禄大夫，与卿同秩，中二千石，“食奉日三斛”。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给菜田、田驺及主簿、功曹史等。[364]萧齐时，左右光禄大夫，位从公。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者，为金紫光禄大夫；[365]本光禄皆银章青绶，“为银青光禄大夫；”[366]又有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南齐书·百官志》称：“诸大夫官，皆处旧齿年老，重者加亲信二十人。”萧梁时，光禄勋属有“左右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367]北魏前后《职令》都有诸大夫。后《职令》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各为正、从二品；银青光禄大夫与光禄卿同为正三品；太中大夫，从三品；中散大夫，正四品下阶。[368]北齐时，与“特进”一样，“左右光禄、金紫、银青等光禄大夫，用人俱以旧德就闲者居之。”[369]左右光禄，正二品；金紫光禄，从二品；银青光禄，正三品；太中大夫，从三品；中大夫，正四品。[370]北周也有“左右金紫、左右银青四光禄大夫”，[371]皆为散官。
勋官设置的目的，《旧唐书》认为：“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并且认为勋官内涵很复杂，“阶爵之外，更为节级”。勋官起于南北朝时，《旧唐书》以为“出于周、齐交战之际”。[372]杜佑认为：“勋品自齐、梁即有之。”[373]
其实，勋官和散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很难分的。隋初定为四品“散实官”的开府仪同三司，乃是北周第二号“勋官”；隋初仍然是第六等“勋官”。[374]
“仪同”之名起于东汉；“开府”则见于曹魏。西晋时期，开府、仪同三司是一种特殊荣誉和权力，就像刺史、太守加戎号，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一样，是方镇大员、统兵将领如羊祜这样士族出身的将军才能授予的。东晋、南朝和北魏、北齐时期，开府仪同三司，虽已逐步演化成为官号，但它仍然主要是将军和左右光禄大夫的加官，不甚杂滥。但战争繁仍，寒庶将领多立军功，新立戎号以酬军勋，杂号将军纷纷出笼，以致“官品伦褫”，[375]“遂滥清阶。”[376]天监七年（公元508年），梁武帝“以将军之名，高卑舛杂，命更加厘定，”[377]就是企图解决这一问题。按门第二品为标准，位登二品者125号将军，分“二十四班，亦以班多为贵”；“其不登二品，应须军号者”，“凡十四号，别为八班”。又有109号将军，也分为24班，“正施于外国。”[378]位登二品的将军们如果属于流内武职，那么“位不登二品”的“八班”和“施于外国”的将军号，就应该是流外、勋品了。北魏孝文帝时，除九品十八等的流内官外，也有“卑而不载”的“勋品、流外”。[379]这些“小人之官七品”，[380]可以在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源怀的奏章中得到印证。而且，勋品官虽属卑品，仍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权。[381]就在孝文帝划定士人之官九品和小人之官七等之后，仪同三司还是一种受人欣羡的头衔。普泰元年（公元531年），节闵帝“特置仪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尔朱）世隆为之”。[382]北齐亦置开府仪同三司，高欢之子高淹、高浟均曾加此官。[383]魏末之后，加此号的武将淫滥，至北周建德四年（公元575年）十月戊子，武帝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仍置上开府仪同大将军；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仍置上仪同大将军。[384]同时，置勋官11号，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即其第一至第四号。[385]隋文帝时，一方面以“文散官”的开府仪同三司为“四品散实官”；[386]另一方面又降开府仪同三司为11等“勋官”的第六等。[387](https://www.daowen.com)
柱国将军是北魏末年新置戎号。建义元年（公元528年）七月，尔朱荣以镇压葛荣和拥戴之功，特加柱国大将军。[388]尔朱荣败，柱国之号亦废。西魏大统（公元534～551年）中，宇文泰先任“柱国”之职。此后，“功参佐命，声实俱高者”也任此职。到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以前，任此职者有8人。“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荣盛，莫以为比。”[389]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四月癸亥，北周武帝诏称，“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立功者“虽锡以茅土而未给租赋”，“诸柱国等勋德隆重，宜有优崇，各准别制，邑户听寄食他县。”[390]它不仅社会地位崇高，经济利益也得到特殊照顾。可是，“其后功臣位至柱国者众矣，咸成散秩，无复统御也。”[391]到建德四年（公元575年），“初置上柱国、上大将军官。”[392]隋文帝改置勋官11等，“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成了第一至第四等的“勋官”，[393]只是“以酬勋劳，并为散官，实不理事”。[394]柱国将军既是“勋官”，又是武“散官”了。总之，品官与勋官早在萧梁、北魏时已经存在，作为“小人之官”的卑官、勋官，当时可能主要是杂号将军之类。北周时，作为文散官的开府仪同三司降至勋品；隋文帝时，武散官的上柱国、柱国也成为勋官了。
门阀制在职官名称上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清官和浊官。它们又与流内、流外，品官、勋官有一定的联系。官分清浊，大体上起于晋而盛行于南北朝，尤其是萧梁武帝和北魏孝文帝时期。西晋李重《吏部尚书箴序》称：“重忝曹郎，铨管九流，品藻清浊。”[395]韩伯康为吏部尚书，超选吴隐之，“遂阶清级。”[396]说明晋时吏部铨选，需要分辨清浊，官品中已有“清级”。南北朝时，门第有九品，官品有流内九品十八班或者九品十八等，这些都是士人之官，自然属于“清官”。至于“勋品、流外”，那是小人之官，或为“七班”，或作“七等”，当然属于“浊官”。而南朝似乎只有二品清官的提法。张融为“仪曹郎”，元徽（公元474～477年）中，鞭杖僮干50，为左丞所劾：“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397]左丞引此制劾奏张融，说明仪曹郎属于“二品清官”之内。陈后主至德（公元583～586年）初，沈客卿为中书舍人，掌典金帛局。以“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客卿“奏请，不问士庶，并责关市之估”。[398]在这里，“二品清官”是既包括士人，又包括军人的。我认为它指的正是梁天监七年（公元508年）改制时划定的位登二品的“士人”九品十八班官，和位登二品的“军人”二十四班官。北魏孝文帝定《职令》，在士人九品之官中，又有“三清”的区别。我们根据《太平御览》卷229至卷232和《职官分纪》卷18至20保留下的、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500年）颁布的太和后《职令》残文，列表于下：
官 员 官 品 清 级 选举标准
太常少卿 第四品上 第一清 明礼乐，兼（识）天文阴阳者。
光禄少卿 第四品上 第二清 肃勤明敏，兼职（识）古典者。
卫尉少卿 第四品上 第二清 谦约谨正，兼识古事者。
宗正少卿 第四品上 第二清 （忠）懿清和，识参教典者；先尽皇室，无则用庶姓。
大理少卿 第四品上 第二清 思理平断，明刑识法者。
鸿胪少卿 第四品上 第二清 雅学详当，明枢达理者。
司农少卿 （第四品上）第三清 堪勤有才能者。
太仆少卿 第四品上 第三清 坚强敏捷识事者。
太府少卿 第四品上 士人官上 勤笃有干，细务无滞者。
北魏置太常等九少卿。据后《职令》，太常、光禄、卫尉三少卿为一组，在前；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太府六少卿为另一组，稍在后。都在正四品上阶。《御览》《职官分纪》所引《职令》，“廷尉”作“大理”。从现存的同品、同阶九少卿中，“清品”最高的只有太常少卿，“为第一清”；光禄、卫尉、宗正、大理、鸿胪五少卿都是“第二清”；太仆、司农少卿为“第三清”；而太府少卿最低，为“士人官上”。用选举标准来看，太常职务最清闲，清级最高；太仆、司农事多，为“第三清”；而太府事多又杂，要求“勤笃有干、细务无滞”，而清级为“士人官上”。当然，据理推测，还当有“士人官下”之类的清官。[399]的确实现了“职闲糜重，地望清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