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俸制及其变化
秦汉时期，官俸即禄秩，以石计，既表明官位高低，又是官员们的俸禄。另外，还可能有给事官府的役[468]和给人分种的园田，[469]似乎尚未形成制度。
曹魏推行官品制，俸禄也随之变化，两晋南朝种类繁多，时置时废；北魏前期无官俸，孝文以后已有定制，北齐、北周更为稳定。禄给由单一谷米，改易为谷米、绢帛、力役、俸田及公廨田等。
曹魏虽定官品为九，而秩禄似仍行汉制。《通典》不载晋禄秩。据《晋书》卷24《职官志》载：
诸公及开府品秩 食奉日 太康二年（公元281 元康元年（公元位从公者 第 一 5 斛 年）增绢春百匹，秋 291年）菜田10200匹，绵200斤。顷，田驺10人。
特进 品秩 食奉日 春绢50匹，秋绢 菜田8顷，第 二 4 斛 150匹，绵50斤。田驺8人。
光禄大夫与 中二千石 食奉日 春绢50匹，秋绢 菜田6顷，田卿同秩 （官品第三） 3 斛 100匹，绵100斤。驺6人。
尚书令 秩千石（官 食奉月 春30匹，秋70匹，菜田6顷，田品第三） 50斛 绵70斤。 驺6人。
左右尚书 官品第三 食奉月
仆射[470] 45斛——
晋官品与禄秩是不一致的，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品第一，月俸150石；特进品第二，月俸120石；光禄大夫与诸卿、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均为第三品，诸卿、光禄大夫月俸95石，而尚书令月俸50石，左右仆射45石。食奉之外，武帝在灭吴之后第二年（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又增给春、秋绢绵；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惠帝又给“菜田”和“田驺”。则俸禄的内容，就包括谷、绢、绵、田和力役5项，这是汉魏时没有成为“定制”的新变化。
两晋还有按官品高下分别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佃客和衣食客的制度。晋武帝平吴之后，颁有《户调式》，[471]按官品占田荫客数量如下：
官 品 占田数 衣食客 佃客数 附 注
一 品 50顷 3人 50户 （有疑50户为15户之讹误）
二 品 45顷 3人 50户 （同上）
三 品 40顷 3人 10户
四 品 35顷 3人 7户
五 品 30顷 3人 5户
六 品 25顷 3人 3户
七 品 20顷 2人 2户
八 品 15顷 2人 1户
九 品 10顷 1人 1户
大概到东晋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颁布“给客制度”，[472]其具体规定是[473]：
这些佃客、典计和衣食客“皆无课役”，即不向官府纳课、服役，完全是各级官僚的私属。现在官府要求对数量加以限制，但他们作为“客”，“皆注家籍”，“其谷与大家量分”，完全是为官僚耕种所占土地和服其他劳役的依附人口。从广义上讲，这种按官品占有的土地与人口，仍然属于“俸禄”的范围。
东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愤然解彭泽令印而去。晋《职令》，县令六品或七品，5斗米当为日俸，折月俸15石。彭泽有“公田”200亩，渊明嗜酒，150亩种秫，50亩从妻请种粳。[474]此“公田”收获物实为县令私有，既非菜田，又非按品占田，有似后世之“职田”。约以亩收2石计，年400石，按“其谷与大家量分”推算，获200石，也超过年俸的总收入。
总之，按照两晋的常制，官员除月俸之外，有春、秋两季的绢、绵；有菜田、按官品占有的私田和实际收入归官员的“公田”；有服劳役的驺子（田驺）、佃客、典计、衣食客以及很可能是按品赐予的“给使”。[475]这一系列秦汉虽多少存在未成定制的“收入”，其总额远远超过月俸，而且从此之后，南北朝几乎都遵循袭用。至于随人随时之特诏赐予，或官吏违制役使官兵，均属特例，各朝均有，难以评述。
刘宋禄制，大率以晋为准，但因时亦略有增减。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十月戊申，“制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顷。”[476]永元（公元499～501年）初，诏“二品清官以上应食禄者，有二亲或祖父母年登七十，并给见钱”。[477]此均系优待高级官僚和门阀的特制。
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制，官给菜田，“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478]刘宋元嘉（公元424～453年）末之前，“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禄秩，皆入后人；此后去官者，则一年禄秩，皆入前人。”[479]至元嘉末，改此科，“计月分禄。”[480]又刘宋有给僮干之制，此或即晋给尚书令、仆、尚书以“亲信五十人”之定制。晋康帝前，仅尚书令仆给“亲信”，康帝“不为元凯惜禄，其依令仆，给尚书各亲信五十人廪赐”。[481]刘宋给五省（尚书、中书、门下、散骑、秘书五省，较晋又大有扩增）僮干，“不得杂役”。大明（孝武帝年号，公元457～464年）中，官员多使僮干杂役，“坐以免官者前后百人”，孝武帝被迫同意，认为“自顷僮干多不祗给，主可量听行杖”。[482]不过，大明中，对清浊官杖僮干的数量有区别，一般“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483]
萧齐武帝时，禄秩进行过一次整顿。据永明元年（公元483年）正月壬子诏：“郡县丞尉，可还田秩。”[484]永明七年（公元489年）正月戊辰，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可增俸，详给见役。”[485]这些还田秩，增俸、役的规定，可能与豫章王萧嶷的建议有关。[486]他认为“宋氏以来，州郡秩禄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于是在永明初上表称：“郡县长尉，俸禄之制，虽有定科，而其余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习以为常，因而弗变”，“宜使所在，各条公用，公田、秩石、迎送旧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调，尚书精加洗核”，“明立定格”，“永为恒制”。孝武从之。[487]然而事实是另一样。永明十年（公元492年）后，范云为零陵内史，此郡旧制，“公田俸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可见萧嶷“精加洗核”，“永为恒制”，仍属一纸空文。
梁天监（公元502519年）初，诏删定郎蔡法度定职官九品之令，梁武帝于品下注：“一品秩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488]令文虽如此，所给却钱谷任意。武帝即位，有敕给何胤“白衣尚书禄，胤固辞。又敕山阴库钱月给五万，胤又不受”。[489]任昉为义兴太守，“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余石”，任昉是个清官，“五分督一，余者悉原”，以至其“儿妾食麦而已”。[490]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梁武帝以弟萧伟为左光禄大夫，“加亲信四十人，岁给米万斛，布绢五千匹，药直二百四十万，厨供月二十万，并二卫两营杂役二百人，置防阁、白直、左右职局一百人。”[491]同年，征萧景为领军将军，直殿省，“知十州损益事，月加禄五万。”[492]普通（公元520～527年）末，徐勉以尚书仆射加尚书令，“奉禄之外，月别给钱十万。”[493]至大通元年（公元527年）正月，梁武帝下诏[494]：“百官俸禄，本有定数，前代以来，皆多评准，顷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以后，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俸禄由给米，转为给现钱，此为一变化；南方产布，故春秋衣给有绢有布；力役除原有之“亲信”、“杂役”，又有“防阁”、“白直”之类。此又为一变化。
陈时谢贞为王国友，掌记室事，“未有禄秩；”[495]太建（公元569～582年）中，宗元饶为南康长史，曾“以秩米三千余斛助民租课”，[496]梁武帝“长给见钱”之制，似乎又有改变。陆琼至德（公元583～586年）中，为吏部尚书，性谦俭，“四时禄俸，皆散之宗族，家无余财。”[497]禄俸分为“四时”，当系每季一请，其制与北魏太和初定禄制时相似。
北魏前期，百官无俸禄，高允从太武帝至文成帝，为中书侍郎27年。“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家唯“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498]这是身在平城，做官如履薄冰的汉人官僚，那些无所顾忌的鲜卑镇将刺史们则不同，他们在任上，朝廷只问能否上缴一定数量的租调，不管他们如何搜刮和搜刮多少。公孙轨出镇上党，“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499]敲骨吸髓，竭泽而渔。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六月，“始班俸禄”，“禄行之后，赃满一百匹者死。”[500]同年九月戊戌，又诏称：“俸制已立，宜时班行，其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从此之后，百官受禄各有等差。[501]十年十一月，“议定：州郡县官，依户给俸。”[502]州、郡、县所领户口，多少不一，“依户给奉”，则同为州刺史、郡太守或县令，而俸禄就有区别，这与“每季一请俸”一样，都是北魏倡建的新制。赵翼说：后以军兴国用不足，又诏百官禄四分减一以充军用。至明帝时，于忠当国，欲结人心，“乃悉复所减之数。”[503]据《魏书·于忠传》：“百官之禄，四分减一”，事在太和中。曾资生据《魏书·高祖纪》下，推断为太和十九年（公元494年）。[504]而“悉复所减之数”，约在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孝明帝初即位，胡太后摄政，于忠为尚书令，九月曾下《行新政诏》。[505]
官员除俸禄之外，另有公田、公廨田之利。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下诏均田。田令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506]“公田”虽不准买卖，收获物却由在职官员支配，实际上是俸禄的重要补充。所以杜佑认为：“职分田起于此。”[507]宣武帝时，高聪为散骑常侍，媚附茹皓，“皓启请青州镇下治中公廨”及水田数十顷，“皆被遂许。”[508]这种附着于公廨的水田，似即后世所谓“公廨田”。若此，则宣武帝时，州郡镇戍，已拥有实际为现任官支配之“公廨田”。孝庄以后，政制混乱，战争不止，国库空虚，以致“百官绝禄”。
北齐文宣篡位（公元550年），复给百官俸。官为九品，每品有正从。现据《隋志》列表于下：
地方官州、郡、令长吏的俸禄，另有规定，各分上、中、下三等九级，其原则大体沿袭北魏“依户给禄”，即同为郡守，户多者为上，次为中，户少者为下。
北齐还规定，禄率：一分为帛，一分为粟，一分为钱。事务繁重者加一秩（即一季禄），平者守本秩，闲者降一秩，这和魏孝文、梁武帝官俸原则“职闲廪重”有了很明显的变化。“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509]这倒有点按劳付俸的味道。
北齐又规定：自一品以下，至于流外勋品，各给“事力”。一品至30人，下至流外勋品，或以五人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为等。事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闲者降一等。而诸州刺史、守、令以下，“幹”及“力”，皆听敕乃给。其幹出所部之人。“幹”输绢18匹，身放免。“力”则以其州、郡、县“白直”充。[510]
北周分内命、外命，外命之禄不详。内命为王朝之臣，分为九命，以多为上，抄录于下[511]：
三公（九命）万石 中大夫（五命）二千石
三孤（八命）七千石 下大夫（四命）千石
六卿（七命）六千石 上士（三命）五百石
上大夫（六命）四千石 中士（二命）二百五十石 下士（一命）百二十五石
北周还规定，颁俸禄，要根据年成好坏。“亩至四釜为上年，上年颁其正；三釜为中年，中年颁其半；二釜为下年，下年颁其一。无年为凶荒，不颁禄。”[512]
从制度而言，至北朝后期已走上正轨。南朝行政制度松弛，而北朝却较为严格。孝文帝初，李洪之为秦益二州刺史，时“始建禄制，法禁严峻”，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纳”，即被锁押赴京，孝文“亲临太华，庭集群臣数之。以其大臣，听在家自裁”。[513]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十二月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颂，辄兴寺塔，第宅丰侈，店肆商贩”，孝明帝特诏中尉端衡严加禁止。[514]这倒做了一件求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