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用的限制

汉时关于官员任用的限制很多，地方官有“三互”回避法，有中官子弟不得莅民法，还有关于赀产、身份、学历甚至年龄各方面的限制。[515]魏晋南北朝法制紊乱，且南北不时有异制，只能略述其有重要特点者。

汉武帝以后，地方官不得在本籍为长吏，到东汉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称为“三互法”。[516]魏晋南北朝此制未废，西晋末，刘弘为荆州刺史，执政欲以其婿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弘以“旧制不得（姻亲）相监临”为由，加以辞谢，执政从之，乃以皮初为襄阳。[517]东晋末，谢裕迁吏部尚书。时，从兄谢混为尚书左仆射，“依制不得相监”。刘裕执政“启依仆射王彪之、尚书王劭前例，不解职”。[518]上两例一方面说明“姻亲不得相监临”之制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执政既明知夏侯陟为刘弘之婿而以之为荆州属郡襄阳太守；王彪之为仆射、王劭为尚书；谢混为左仆射而谢裕为吏部尚书，破制之例实多。而且“二王、两谢”破制事例，成为“故事”，在宋孝武帝时特诏广为推行：“三台、五省，悉同此例。”[519]北魏孝明帝时，崔光伯为青州别驾。后以族弟崔休为刺史，“遂申牒求解”，灵太后从之。[520]北魏末此制似尚实行。

汉末以来，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牧守临州郡，僚佐为本地大族，几成世袭。魏晋之后，不仅州郡僚佐，其长吏亦有用本籍人者。早在东汉末年，冯翊高陵人张既，以在京兆尹任上“招怀流民，兴复县邑”有功，出为雍州刺史。魏王曹操谓之曰：“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521]此后，事例多见于北朝。毕众敬，东平须昌人，属兖州。从皇兴元年（公元467年）至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两度为兖州刺史；毕众敬死，子元宾又刺兖州，“父子相代为本州，当世荣之。”[522]孝文帝时，高闾以镇南将军、相州刺史从驾南征，屡建功勋。闾，渔阳雍奴人，“每请本州以自效”，高祖不满，诏称：“闾以悬车之年，方求衣锦，知进忘退，有尘谦德，可降号平北将军。朝之老成，宜遂情愿，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劝两修，恩法并举。”[523]北齐高翼，渤海蓨人，当地豪强。孝昌（公元525～528年）末，葛荣兵逼燕赵，“朝廷以翼山东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翼率乡里徙居河、济间，“魏因置东冀州，以翼为刺史。”[524]东魏武定五年（公元347年）高欢死前，密令渤海大族封子绘“衔命山东，安抚州郡”。欢死，子澄以“子绘为渤海太守，令驰驿赴任”。[525]赵郡李元忠，“家素富实”，乡里“敬重”，永安（公元528年）初，“就拜南赵郡太守，”[526]所谓“就拜”，即“就家拜授”之简称。这类事例甚多，都是以州郡笼络豪右，维持乡里的权宜之计，在萧梁、齐、周对立，以及内部纷争尖锐的时刻，不许为本籍长吏的旧制，无法实行。在北周也是一样。武功苏亮，西魏大统十四年（公元448年）出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给路车、鼓吹，先还其宅，并给骑士三千。列羽仪，游乡党，经过故人，欢饮旬日，然后入州。世以为荣。”[527]临洮子城县人刘雄，建德二年（公元573年）为内史中大夫，武帝谓雄：“富贵不归故乡，犹衣锦夜游。今以卿为本州，何如？”雄拜谢，遂为河州刺史。“雄先已为本县令，复授此职，乡里荣之。”[528]北周时，本籍人为本地令、守、刺史之事，不仅不违制例，而且显示“光荣”。

大凡所谓“制度”，莫不因时因情势而定。北朝豪强割据州郡，前有宗主都护之制，后有本籍豪强为本州、郡、县长吏之例。南朝以东晋王敦、桓温、陶侃为戒，以“荆州居上游之地，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刘裕）使诸子居之”。[529]这实际上成为南朝的一项成规。与此相联系的是“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530]大明元年（公元457年），孝武帝以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彭城刘氏有四支，居于彭城县者有绥舆里、安上里和丛亭里三系，合彭城吕县刘延孙一支号为“四刘”；刘裕本居绥舆，与延孙“虽同出楚元王，由来（与吕县刘）不序昭穆”。延孙本非同宗，按例不应居此；但延孙为孝武帝心腹，欲使居京口以防居广陵之竟陵刘文诞，因而“与之合族，使诸王序亲”。[531]这完全是皇族内部争权夺利，一切成例旧制无不可附会牵强。(https://www.daowen.com)

晋官场重内轻外，官僚不喜莅民而乐内职，迫使朝廷发出诏书：“今皆先经外郡治民著绩；然后入为常伯中书郎。”[532]这项规定，可能出自师袭等的建议。《晋起居注》记“太康八年（公元287年），吏部郎师袭、向凯上言：欲使舍入、洗马，未更长吏，不得为台郎；未更吏，不得为主尉”。[533]北朝后期，对外任官也有条格要求，西魏大统十年（公元534年）宇文泰责令苏绰作《六条诏书》，牧守令长若不通《六条诏书》及计账者，皆不得居官。[534]

南朝门阀影响极盛，致使入仕年龄，士庶也有严格区别：“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535]萧衍在萧齐末曾提出异议，似乎曾有所调整[536]。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正月癸卯，武帝正式下诏规定：“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537]这是常制，“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资，”[538]这是特例。总之，它包括了年龄与学历两项标准。几乎就在同时，北魏对庶族入仕的年龄却加以严格限制。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八月己亥诏：“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听入仕。”[539]这大概是孝文帝钦定门阀的余威未散。

除士庶身份区别之外，“士家”、“刑家”、“盗门”也不得入仕。晋赵至因是“士息”，母死不能送葬，父在不能“荣养”，就在于他隐瞒了“士家”的身份当上了州从事，而“士家”是不能入仕的。[540]吴兴沈劲，父充参加王敦之乱被杀。劲“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进”。经过司州刺史王胡之上疏恳请，特诏准以入仕。[541]说明“刑家”可通过军勋入仕。北魏宣武帝时，弘农杨椿为太仆卿，“招引细人，盗种牧田三百四十顷”，永平（公元508～512年）时，为廷尉劾奏，以为“依律处刑五岁”。而尚书邢峦据《正始别格》，奏杨椿罪应除名为庶人，“注籍盗门，同籍合门不仕”。宣武帝以《永平新律》已经颁布，“不宜杂用旧制（《正始别格》），诏依寺断，听以赎论。”[542]可知新律比《正始别格》对门阀贵族官僚更为有利。只有“士家”除了封侯特例而外，想要免掉“士籍”，进入仕途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